“知识改变命运”，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日益广泛且深刻地影响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1]，知识技能学习对多数人而言是改变人生的最重要途径，是个体发展最基础、最关键和最具有决定性的要素^[2]。无论个人还是公司，必须掌握比过去更新、更广的知识与技能才能获得经济上的成功^[3]，知识成为各种生产要素中的决定因素^[4]，知识技能学习也因而成为社会各个阶层群体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相对大学生、技术员工等精英阶层而言，社会基层群体尤其是非正规经营者所代表的流动人群在知识技能学习中面临着更多的困难与障碍，单凭个体力量难以实现全部知识技能的学习获取。因此，大量非正规经营者以血缘、地缘、业缘作为纽带结合成规模化的群体，通过构建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来促成知识在群体内部的流动，从而实现知识技能的群体学习效果，不仅保障了个体的经济收益，而且大大提高了此类微型经济单元脱胎孕育草根企业家的现实可能。

本文研究团队在针对非正规旅游摄影经营者的前期调研中也发现，他们不再表现为松散、无组织的“散兵游勇”，而是借助集体力量推动知识技能的传播流动以达成群体学习的效果。为此，本文选择非正规旅游经营者作为质性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群体学习合作与知识传播流动的特征，力图实现以下目标：其一，归纳非正规经营者的群体学习组织机制。个体的知识传播流动是有限度的^[5]，非正规经营者往往通过“传帮带”的形式实现经营技能等知识学习共享^[6]，本文将从关系网络、群体组织等角度对社会基层群体中“自下而上”的非正式教育学习进行理论解释，以补充完善现有研究的薄弱。其二，梳理非正规经营群体中知识技能的流动特征。现有多数文献关注的是流动性对知识传播的影响，而对于知识要素本身的流动则探讨较少，本文将围绕关系、权力、利益等因素对知识流动方向与效果的影响以及知识流动对于非正规经营群体组织的反作用展开讨论，形成对知识要素流动性研究的丰富与深化。

知识的学习获取主要有正式教育和非正式教育两种流动途径。正式教育是指机构化的、有时段结构（包括从小学到大学的）的层级性教育系统，个人接受的正式教育培训程度越高，越能适应环境变化^[7]。高等教育的正式平台往往使企业家能接触到更多资源和信息，更有利于其发现市场需求、抓取创业机会^[8]；接受正式教育能够帮助移民获得地位较高的职业和更为丰厚的收入^[2]。因此，正式的教育培训是获取知识技能的重要途径，决定了个体的就业优势和职业发展能力^[9]。而非正式教育是正式教育系统框架外，个人在日常生活经历中获得、积累知识、技能、见识等的过程^[10]，更多地源于人与人的交流，知识在利益相关者之间流动，最终达到提高各自知识水平的目的^[11]。由于知识作为经由人的思维整理过的信息、意象、价值等符号化产物存在于拥有者的头脑或记忆中^[12]，其本质上以个体技能的形式呈现出来，知识的学习获取也表现为知识、技能、信息等的流动扩散，知识因而成为流动性研究领域所关注的要素之一^[13]。

学者们普遍认为人员在不同公司、行业和地点之间的流动创造了双向的信息流动，是知识流动的重要机制^[14]。比如，科学家的流动将知识应用到新的环境中，从而有效地创造了知识获取和知识转移的新机会^[15]；大学毕业生通过求职就业实现了知识在空间和劳动力市场上的流动^[16]；借助人力资本转移所产生的知识溢出效应，企业通过招聘引进员工获得了隐性知识和技能^[17]；而外籍工人在促进全球公司网络和城市之间的知识流动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18]。人员的流动推动了知识在不同公司、行业、地区的传播扩散，不仅构建了正式教育的平台，而且产生了非正式教育的多样性机会。但是，作为一种经济要素，知识本身的流动还受到政策、资金、设施等众多因素的影响，因此，加强对知识本身流动的研究探讨将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明晰知识流动与知识学习的内在关联^[19]。

人们往往认为知识学习与知识流动的效果在高科技群体或领域更为显著，因此研究文献更多聚焦于科学家、大学生、企业技术员工等知识禀赋水平较高的“知识工作者”^[20]，例如满足岗位需求价值的综合知识能力构成了大学生求职的核心竞争力^[21]；而知识禀赋水平直接决定了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并为潜在的新企业家扩大机会空间^[22]，普通民众尤其是边缘群体的知识技能学习则少有研究关注。实际上，社会基层群体对于获取知识技能的需求更为迫切，较低的教育水平和匮乏的职业技能被普遍认为是制约农民工进城求职进而完成市民化的重要因素^[23]。虽然学者们强调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对于农民工等流动群体提升职业发展和社会融入能力具有决定性作用^[24]，但相对于我国数量庞大、流动分散的基层劳动力群体而言，借助持续的、制度化的正式教育形成其知识学习的重要途径还面临着巨大的难度^[25]，非正式教育因而成为其学习获取知识技能的主要渠道选择，刘祚祥、胡跃红就发现“群团流动”的组织形式有利于农民工之间的非正式交流，产生了知识溢出效应^[26]。

而在众多社会基层群体中，非正规经营者（informal sector）无疑是典型的弱势边缘流动群体^[25]，他们被定义为那些规模非常小的商品生产者和服务提供者，因大多没有官方登记，得不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而被称为“非正规”^[27]。由于非正规与流动特征，非正规经营被认为是低资金门槛、低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就业类型^[28]，知识技能学习似乎无从谈起。但有学者指出非正规经营也是部分劳动力市场中弱势群体进入正规就业的一个过渡，人们在非正规经营中“干中学”，为进入收入相对稳定、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高的正规就业市场做准备^[29]，甚至通过不断积累知识技能和工作经验最终升级成为企业家。由于旅游业低进入门槛和旅游市场旺盛需求的双重刺激，包括街头小贩、无证导游、人力车司机等在内的非正规旅游经营者已经成为我国非正规经营群体的主流^[30]。虽然非正规旅游经营者的研究文献更多地集中于职业满意度^[31]、生活质量^[32]、社会地位^[33]等问题，但学者们同时也强调非正规旅游经营对低层次劳动者发展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众多个体将非正规经营视为吸取经验以及学习技能的途径，可能是低层次农村劳动力向高层次城市就业者转变的有效职业通道^[34]。因此，围绕非正规旅游经营者的群体学习和知识流动展开分析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命题。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珠三角地区的中心枢纽城市，经济快速增长的广州一直拥有十分庞大的非正规就业群体，近年来受到学者们的持续研究关注^{[28, 32, 34]}。2010年广州电视塔景区对外开放运营，凭借地处城市中轴线、全国第一高塔、独特建筑形态、公共开放空间等优势特征迅速成为城市的标志景观，几乎是所有游客到访广州拍照留念的热点。由于电视塔拍照留念对于取景距离、角度、光线等的要求较高，一些进城农民工、城市失业者迅速捕捉到广州塔带来的商机，他们购买单反相机为游客提供摄影留念服务。2010年至今，这群没有正式登记许可的非正规旅游经营者凭借取景位置熟悉、光线调节熟练、快速打印照片等优势赚取不菲的经营收入并在广州塔公共空间站稳脚跟，从早期的30余人发展到现今的100人左右，以26—35岁的中青年男性为主，妇女占比约30%，绝大部分为全职经营，少数兼职并逐渐形成群体规模（见图 1）。

图 1(Fig. 1)

图 1 广州塔非正规旅游经营群体发展历程 Fig.1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Tourism Groups in Canton Tower

相对于其他非正规旅游经营形式，摄影业务对于知识技能具有更为明确的要求（如表 1）。虽然以农村务工人员为主的非正规经营者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但是现实当中他们通过集体合作实现了对知识技能的共享掌握。因此考虑以下原因：其一，作为典型的非正规旅游经营者，该群体已经呈现出明显的组织属性；其二，旅游摄影所要求的技术标准使得该群体的知识技能学习表现出较强的代表性，本文研究团队将广州塔非正规旅游摄影经营者作为研究对象群体，在2015—2018年期间针对其非正式教育与群体学习行为特征进行了持续跟踪调研。

表 1(Tab. 1

表 1 非正规旅游摄影经营者的知识技能 Tab.1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Informal Tourism Photography Operators

表 1 非正规旅游摄影经营者的知识技能 Tab.1 Knowledge and Skills of Informal Tourism Photography Operators

由于非正规经营者流动性大，防备心重，问卷调查方法难以得到其认同与配合，本文因而采取质性研究方法对其进行分析。2015—2018年，研究团队先后5次采用半结构式访谈和非参与式观察法展开3—5天不等的实地调研工作，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围绕组织发展、群体管理、知识学习等相关信息共访谈非正规旅游摄影经营者26人次^①，访谈时间30—90分钟不等，最终达到信息饱和；又以非参与式观察方法撰写18份观察记录，作为对访谈文本的验证性材料，以保证调研资料的可靠性。

群体组织形成是一个随时间而演变的过程，关注过程中的特殊重要事件是解析事件中关键成员行为意图的有效方法，因此本文同时运用过程—事件方法对研究群体进行时间维度的分析，并探讨关键事件的状态和演变，从而明晰整体成员关系网络与互动行为的特点。同时，研究团队使用QSRNvivo11.0对访谈资料进行内容分析，首先将访谈记录及转换的录音资料集中于TXT文本形式导入软件，对词语、句子、段落进行标记使之成为初始节点；然后按照开放式编码、轴心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的顺序对节点进行编码，在13项初级编码、6项二级编码的基础上归纳形成“关系导向的传授”、“等级导向的规训”、“标准导向的共享”3个高级编码，确立最终的编码表（如表 2）。

表 2(Tab. 2

表 2 内容分析结果 Tab.2 Content Analysis Results

表 2 内容分析结果 Tab.2 Content Analysis Results

正式教育主要由制度保障来实现，传统的正规教育学校有入学文化标准、年龄、学习年限、学习内容等方面的严格限制^[35]，而非正规经营群体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规避制度的约束，因此也很难享受正式制度所带来的教育机会，只能将非正式教育作为获取技能的主要渠道^[36]。但较低的知识禀赋和技能水平决定了个体力量的薄弱，非正规经营者往往会自发组织起来，依靠集体力量实现知识技能的学习共享。本文研究团队在对研究对象的访谈和观察中发现了这一现象，并通过对访谈文本的内容分析梳理出“关系导向的传授”、“等级导向的规训”、“标准导向的共享”三个核心维度，并对此展开分析论述。

由于“非正规”的特殊经营状态，本文关注的旅游摄影经营者不仅存在个体力量的限制，而且还面临着城市监管治理的压力，组织起来发挥集体力量是解决问题的唯一选择。“虽然竞争还是有的，但大家全都认识，一起工作了好几年，和平相处，良性竞争（M10）”。因此，他们在最初期就集合了30人的规模，并不断吸纳新的成员，最终维持稳定100人左右的群体规模，得以在广州塔景区的公共空间持续经营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共同的利益、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愿景促进了成员之间关系的生成，这种相互依存、相互信任的关系不断深化，成为信息流通和资源获取的重要保障^[37]。

关系是建立个体成员在群体中地位的重要因素，只有在已经与某个人建立了关系，并将他们纳入同一群体组织后，成员才会分享传授知识^[38]。这意味着关系在群体内外形成了一种泾渭分明的界限，对于非群体成员具有明显的排他性，阻碍知识的外向流动以保证群体内部的成员利益^[39]。群体成员M20对此深有体会，他在加入群体之前一个老成员都不认识，“游客就那么多，整个广场也就这么大，一个毫无关系的人来，凭什么要帮你呢？……没有人帮你，相机、相纸、相册、打印机各种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没有人告诉……很困难……（M20）”。在利益保护的动机下没有关系的个体因为被排除在外而无法得到知识技能。当然，关系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非正规流动群体存在着通过各种渠道进入群体圈内的可能性^[40]，M20后来通过主动沟通与老成员建立关系加入群体从而拥有了学习渠道，“关键还是人的交流问题……跟这个群体很快融进去，能够接触深一点，那就很容易了（M20）”，关系的建立为成员构建了一种保障机制，使他们能够在这种保障规范之下以长期利益代替短期利益^[37]。

而M23的知识技能学习就显得容易许多，“我跟着我妈妈一起来的，她一直都在这边拍照。我妈妈给我的相机，都已经调好了的，我只要对一下焦距什么的就可以了……实在不会，可以问问我妈，或者那边的哥哥，他们都很愿意教我……（M23）”。亲缘、地缘、业缘是建立在高度信任基础上的强关系，可以减少成员的不确定性，提高知识传授的速度和强度，这是流动人口群体学习中极为普遍的现象与形式^[41]。对比M20而言，M23通过妈妈的引荐加入非正规旅游摄影经营群体，迅速得到群体成员的普遍认同与接受，在大家的帮助下直接略过自我摸索的过程快速学习掌握了摄影技能而有能力独立经营，母女的强关系在其中发挥了重要而关键的作用，使其毫无难度地融入群体关系网络，占据了知识技能流动的便捷路径。

“各行各业的个体行动者都会为了获得交易的益处而组织起来，以提供对抗风险时的相互保护”^[42]，一群人就这样基于自愿原则而主动地结合在一起，通过群体组织的形式将个体的力量聚集起来，为成员们提供合作的机会，最终衍生出远远大于个人力量的集体资本^[43]。皮埃尔·布迪厄用社会资本的概念来界定群体组织网络中实际或潜在的资源总和，强调社会资本能够促进成员的集体行为从而提高组织效率，为个体成员提供集体共有的资本支持^[44]。个体在社会中绝对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处于种种关系网络当中^[45]。社会资本产生于个体间的关系结构，群体组织关系越紧密，个体成员的集体行为就越多，个体与群体的工作绩效也会越好^[46]。因此在缺乏资金、经验、技术、知识等资本要素的情况下，非正规旅游经营者从无序的个体组成有序的群体，是分享群体组织社会资本的最优选择，而这一切实际上建立在群体成员之间反复互动所形成的以情感、认同、兴趣、事业为基础的关系之上^[47]。

知识是群体组织社会资本的关键性资源，知识主体行为嵌入在一个具体的、实时的群体联系系统中，在其中发挥关键驱动作用的就是群体网络发展出来的成员间关系。关系搭建了知识源头与知识接受者之间的桥梁，能够让知识沿着关系导向流动到知识接受者^[48]，在影响非正规经营者群体学习行为的同时还使得知识技能的流动表现出“内外区分、强弱有别”的特点^[49]。而群体中的强关系又进一步降低了知识传授的风险和成本，增强了群体学习和知识管理的数量、质量和效率^[50]。流动中的非正规旅游摄影经营者在广州这样的大都市中始终面临着重构社会关系网络的严峻挑战，亲友、老乡、同行成为他们必然的甚至唯一的强关系选择^[51]，并且在中国特有的关系文化情景中，强关系的调节作用还会推动群体成员在竞争依旧的情况下也乐于互相传授知识技能^[52]，关系导向的知识技能传授正是非正规旅游经营者中非正式教育的内在机制。

在非正规旅游摄影经营群体中，职业技能和知识体系在使每个成员成为具有价值的经济个体同时，也发挥着规训工具的作用使成员能够为集体利益服务^[53]。这一规训不仅取决于集体社会资本的存量，还取决于群体组织中是否存在一个或者若干个领袖或精英人物。他们承担着带头人、主持人的角色，能够有效地影响组织内其他成员的态度和行为，被称为能人现象^[54]。个体能力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其掌握知识技能的多少，具备核心知识技能和经营技术的个体更容易担任知识输出者^[55]，从而逐渐占据群体的核心位置。本文的非正规旅游摄影经营群体就是通过一个掌握摄影技术的能人带动一群小能人，然后小能人又各自带动自身人脉的过程滚雪球般逐步形成群体组织，这些技术能人非常乐意向新成员分享设备选择、摄影技术、经营技巧等知识或经验，“有几个人比较活跃，大家都喜欢跟他们聊天，请教他们（M30）”，于是他们逐步成为非正规旅游摄影经营群体的核心，在集体监督规训中具有较大的支配力和影响力^[56]。M09是群体的第一批核心成员，拥有高超的摄影技术并非常乐意与其他人分享，作为知识流动输出的源头，M09会根据成员接受能力的强弱程度进行知识技能传授，“……有些能力强，一说就懂……那些阿姨的话，我就让她们买和我一样的相机，把模式给她们调好，让她不要动，按快门就好了……（M09）”，从而借助不同内容知识的流动将群体成员划分为核心、次核心、外围的不同等级。

当然，知识的规训也不限于单向，相关的奖惩也是通过知识技能的传授流动来形成规训威慑的。在知识学习和流动中做出分享贡献的成员，群体会通过声誉信任和群体地位的提高对其进行有效的奖励和补偿，例如M21是一名位于次核心的普通成员，他在尝试了不同类型的相纸后向大家推荐了品质较好的新品种，群体成员在使用之后一致决定统一更换成M21推荐的相纸耗材，而M21基于这一知识贡献得到大家的认可与尊重，最终成为群体的核心成员。同时，群体监督中知识的规训还能够给违规成员以惩罚和强制，从而促使其他成员产生联想和威慑，在行为上遵循群体的利益和规范。“之前有个学生说让我们教他摄影技术，让他在这拍几天，拍几天就走……那时候我们看他一个学生嘛，也挺可怜的，所以就给了他一个相册，把打印机借给他用，让他试着跟我们一样去揽客，去做生意……没想到这小子忘恩负义，完全不懂规矩，把游客都抢走了，搞得大家生意严重受损……我们就把他的相册收回来，然后打印机也不借给他，后来他没办法了，只得离开了……（M07）”。群体对违规学生的驱逐并没有采取暴力行为，只是不再让其使用相册、打印机等群体共享技术资源，截断了其与群体的知识流动路径。这一知识的规训不仅让违规学生孤立无援而离开，而且对其他成员形成一种潜在的、不成文的但强有力的威慑，认识到知识规训产生的剥夺社会资本负面效果，每位成员都有充分的激励来遵守群体规范，同时愿意参与对违规者的惩罚。

相互信任依赖的关系是群体组织稳定持续发展的基础，但在自发结合而成的群体尤其是高度不确定的流动群体中，由于缺乏公共权力介入所能形成的强制力，个体成员仍然存在出现机会主义违规行为的较高可能，因而需要制度维持成员持续公平的参与行为^[42]。这种制度往往是群体成员自我制定的，通过“人为设计的约束以结构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互动”，并由群体成员自我执行实现所有成员的共同遵守，以保护集体资本以及固化集体行为，而这种集体社会资本在群体监督机制中又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57]。在福柯（Foucault）眼中，知识作为集体社会资本的关键资源，就是群体监督中规训、控制的工具^[58]，他强调权力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权力的行使就是知识资本的运用^[59]，群体的社会资本越高，其监督力度则越强，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也越发稳定牢靠^[60]。

权力就是一个人或组织对其它人或组织的影响能力^[61]，中国人强烈的等级意识直接促成了非正规旅游摄影经营群体中的“等级序列”^[55]。拥有较多知识技能和经营经验的成员通过知识技能的共享获得权力从而占据核心位置，成为群体决策的制定者，具有发言权和号召力。他们作为知识供应方乐于分享经验，一方面显示自己的能力，而另一方面也能提高和巩固个人的地位^[62]，从而在某一程度上掌握了权力。知识被权力生产出来，随即知识又产生权力功能，从而进一步巩固了权力^[63]，核心成员通过是否传递知识技能以及传递多少知识技能来完成整个群体等级、秩序和纪律的规训。在等级导向的知识规训下，群体等级的形成主要依赖于成员掌握知识技能的多少，而等级形成后又依赖知识技能来对成员进行规训，任何人都必须做到遵守纪律，遵循秩序，成员既可以通过规训而得到回报，又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受到约束，或因各种各样的违规行为而受到惩罚^[64]，群体规训就在知识的传授和流动中得以实现。

标准是一种技术知识的编纂，是技术知识在实践中的一种“惯例”呈现，被认为可以产生“令人快意的学习转化效果”^[65]。非正规经营者的巨大流动性和参差不齐的能力水平给知识的传授学习造成相当的难度^[66]，建立兼顾各方、相对一致的标准化知识体系（如表 3），形成适宜的知识流动环境，可以实现以知识技能为基础的标准导向合作共享^[67]。针对单反相机使用技术门槛较高而成员接受能力偏低的实际情况，非正规旅游摄影经营群体采取了统一硬件设备的标准化策略。“相机、广角镜头，我说好了型号，就让他（新进入者）去买，型号买一样的，操作也差不多，学得就快……哪怕以后出问题，帮忙调整维修啊，买配件啊，都方便容易些……（M14）”。标准化显著降低了知识学习的难度，提高了知识传授的效率，达到快速易学的群体学习效果。另一方面，非正规旅游摄影的经营操作环境复杂而不确定，标准化程序可以降低工作任务的复杂模糊^[65]，群体采取了摄影耗材和打印设备的标准化共享，“……打印照片，相纸质量就很重要……我们先拿一点货试一下, 看这个相纸好不好，褪不褪色，如果好的话，就都用这个……统一购买，还便宜……（M20）”，既提高了旅游摄影经营活动的稳定性，又降低了大家的经营成本。而对于打印照片必不可少的彩色打印机，群体采取了统一购买、共享使用的方式，还安排专人负责设备管理。“有两个老人一直在那帮我们看着打印机”，技术资源的共享大大降低了每个成员的运营成本，通过标准化实现知识资源的整合共享，能够使优化后的知识在群体流动中增加存量，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知识在群体学习中的“溢出效应”^[68]。

表 3(Tab. 3

表 3 非正规旅游摄影经营群体的标准化共享措施 Tab.3 Standardized Sharing Measures for Informal Tourism Photography Business Groups

表 3 非正规旅游摄影经营群体的标准化共享措施 Tab.3 Standardized Sharing Measures for Informal Tourism Photography Business Groups

当个体成员感到从群体获得的社会资本越多，与其他成员的价值和目标感知越一致，那么该成员对群体的依赖和归属感就越强烈，这会激发成员增加集体行为，促使其贡献自己的知识与经验^[69]。知识共享的本质是将个体私有知识上升为群体共有，再使得群体知识为各个成员享用，以达到“个体私有—群体共有—群体共用”的知识共享效果^[70]。人们通过关系结成了群体，但维系群体持续稳定的除了信任关系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利益互惠，成员在群体中不仅可以实现个体经济条件的优劣互补，而且能够分享群体规模效应所带来的增量效益。这意味着群体必须要考虑如何增加成员的利益获得，对于流动性较大的非正规经营群体来说显得更为重要。

非正规旅游摄影经营群体在实践中采取了标准化的策略来实现这一效果。由于非正规经营群体的知识标准化是众多异质性主体参与的复杂、动态建构过程，因此区别于正规企业的全流程标准化，流动性强的非正规经营群体内部标准化显得相对粗放，仅仅针对部分容易操作的知识技能环节形成了统一标准管理^[71]，如相机、打印机、相纸、相册、墨盒等。但即使是局部的标准化共享，也已经显著地减少了知识流动的障碍，提高了知识学习的效率。知识在群体内部被知识输出者传授出去，通过标准化的转化通道到达知识接收者，实现了知识存量的不断积累，群体知识资源被调动为每一个成员服务，大大提升了群体组织应对市场不确定性的生存发展能力^[68]，这种标准导向的集体共享实践促使所有成员为了共同的互惠互利目标进一步达成更加紧密的结合^[72]。

虽然本文的案例群体由于经营摄影业务而具有明显的知识技能门槛，而非正规经营被普遍认为是一个低技术门槛的就业部门，大量显性知识可以通过简单模仿而掌握，但仍有相当隐性知识只能通过人际交往手段得以获取，单凭个体力量难以实现全部知识技能的学习理解。由于非正规经营群体所代表的流动人群在接受正式教育时面临着诸多限制，因此其知识技能学习更多来自于非正式路径，成员间并非通过正规化的层级体系来实施管理，而是以“嵌入家庭、社会、朋友或者族群中的个人关系和网络”为基础规则^[73]。

非正规经营群体以获得就业机会和更好地经营作为共同目标，知识因此成为集体社会资本中的关键要素，群体知识学习表现为个体间非正式知识流动，它嵌入于一定的社会网络结构中，高度依靠关系导向而非组织制度来实现^[74]，从而催生出以信任和互惠为根本支撑的非正式教育运行机制。一方面，信任关系通过界定群体网络边界形成一个排外的知识社区，那些与群体成员没有关系的圈外人因为“内外有别”的信任差异而被隔离在知识流动路径之外，无法获得群体关系网络所带来的任何好处^[75]；另一方面，群体借助设备、耗材等的统一标准化提高了知识流动的效率，在增强知识技能共享效果的同时，还提升了群体的市场竞争力和经营收入，实现集体的互惠，这又成为知识流动的强力保障。这种以群体关系作为运行逻辑的非市场规则“反嵌入”到市场制度之中，能够在正式教育福利不足时提供替代性的运行规则，形成了非正规经济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合理性逻辑。

作为一种经济要素，知识本身的流动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例如，国家政策会对国际知识流动的方向和规模产生重大而持久的影响^[76]；研发经费和人员投入对知识流动具有正向影响^[77]；群体的文化背景以及社会特征的一致性也影响着知识转移的难易程度^[55]；学校、互联网络等基础设施也影响着知识的流动。而知识本身在群体网络内部的流动实质上就是各结点对知识的互相模仿、扩散、整合与创新，这一学习过程受到个体关系结构、关系取向的直接影响^[38]，但知识要素自身的流动同时也形成了对关系结构的反向规范作用。

非正规旅游摄影经营群体通过给予成员不同的知识技能共享待遇，形成一种“核心——次核心——边缘”的垂直权威。知识输出者与知识接受者由于知识势差而存在着差异显著的群体地位。具备知识技能优势的输出者可以决定知识流动的对象、内容、时间和方式，从而拥有更大的权力；当然，为群体做出贡献的成员也能够借助声誉的增加实现地位的提升，而违反群体规范的成员则有可能因截断知识流动路径而被驱逐，这种双向的地位变换保证了非正规群体的秩序公平。在缺乏正式等级结构的非正规群体中，知识技能的流动成为维护群体秩序的管理手段，权力的规训伴随着知识流动而产生，通过知识流动的获取、应用和转移，群体内部形成了等差有序的格局。知识的流动在受到关系网络影响的同时，又借助自身的流动反作用于群体等级结构，这恰恰是非正规群体“自下而上”的群体学习最有力的保障。

虽然非正规经济被看作是处于主流经济外围的边缘化产物，但由于非正规经济的灵活性，它与正规经济还存在着依存共生的合作关系。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中都普遍存在着非正规经济活动，Timothy等甚至指出非正规旅游经济已经是旅游经济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78]。由于我国非正规经营群体数量庞大、人员混杂且过于分散，政府管理资金和人力资源有限，无法做到全面有效的统一管理，而为了维护城市形象规范所实行的严厉治理政策往往导致日益激烈的冲突。本文研究的非正规旅游经营者通过知识技能的群体学习和规范约束形成了内部的有序经营与和谐统一，为非正规经营群体的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此外，大多数研究认为，由于具有小规模、低投入、低门槛等特征，非正规的个体经济除了给结构性失业者提供维持生计、增加收入的机会之外，也以小微企业的形式为社会草根阶层创造了一个逐步成长为企业家的“就业过渡途径”^[79]。那些缺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草根群体可以在非正规的个体经济活动中，借助自下而上的群体学习开启他们的创业之路，实际上这正是中国改革开发以来众多草根阶层的个体经营者成长为民营企业家的真实模式，采取相应措施进一步引导和加速非正规经营者的知识技能传播流动也是本文的研究结论在现实社会经济中的映证与启示。

注释：

① 为了便于后续表述，本文对访谈对象按照M01—M26进行顺序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