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城市圈研究院, 武汉 430079
2. Academy of Wuhan Metropolitan Area, Hubei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乡村休闲是指乡村居民“摆脱外界的束缚而自由追求幸福满足、身心愉悦及自我发展的内心体验和行为方式的总和”[1]，是乡村休闲类型与乡村休闲环境的有机结合。由于城乡地域结构及居民生活方式存在巨大差异，乡村休闲具有不完全相同于城市的特征，研究农户日常休闲变迁及其影响因素能够管窥乡村人地关系变化特征，并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科学依据[2, 3]。
转型与重构背景下的乡村休闲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国际学术界具有乡村休闲研究的“先发优势”[4]，近期关注重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乡村特殊人群休闲活动研究。西方对乡村地域休闲活动主体的关注往往集中在女性[5]、老人[6]、青少年[7]等特殊群体上。二是休闲行为比较研究。研究重点是城乡不同地域间休闲主体的休闲行为比较[8]及乡村地域原住民与迁居者的休闲比较研究[9, 10]。三是休闲影响因素及休闲阻碍研究。居民休闲活动受制于内生休闲能力、偏好与外部环境的多重制约[11, 12]。四是城市因素介入下对乡村休闲的影响研究。乡村休闲企业在城市化和绅士化的影响下被迫调整与适应[13]，乡村居民休闲活动及其空间被弱化和边缘化[14, 15]。五是休闲及其健康效应研究。乡村妇女、青少年的超重和高患病率往往与更低的休闲空间可达性低和久坐不动的休闲习惯相关联[12, 16]。国内的现代休闲研究总体起步较晚，在研究地域上，主要集中于广州[17]、上海[18]、北京[19]等特大城市；在研究对象上，主要偏重中产阶级[20]、中低收入者[21, 22]、女性[23]、老人[24]等城市居民研究；在研究内容上，主要聚焦基于实时数据的休闲时空行为现状研究[25, 26]、休闲期望[27]、休闲影响因素的城乡差异研究[28]；在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统计居多[19]，亦有学者开展活动分析法、时间地理学法的相关研究[29, 30]；学科分布上研究成果大多集中于社会学领域[31, 32]、地理学涉足相对稀缺[33]。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特定人群、特定时段的休闲活动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果，但中西方乡村发展处于不同的背景与阶段，西方实践能给我们以借鉴，却不可以复刻中国实际；城乡地域结构及居民生活方式存在巨大差异，城市及其居民休闲研究的思路与方法在乡村适用范围有限[2]。乡村休闲是农户休闲行为与地域休闲空间的相互作用，当代中国转型与重构背景下的乡村休闲发展对乡村振兴及其可持续发展具有特殊意义，地理学能够为此做出独特贡献。据此，以国家农产品主产区为地域背景、江汉平原为研究案例，沿循类型—空间—模式的研究思路，着重探讨农户日常休闲活动及其空间变迁特征、解析当代乡村休闲发展的影响因素，以期能够为乡村人地关系研究扩展新的视角，为江汉平原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信息支持。
2 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2.1 研究思路与方法（1）以农户的日常休闲内容解析休闲类型。定义休闲活动时长Tij为一定地域农户i从事j类休闲活动一次所花费的时间、休闲活动频次Fij为农户i单位时间从事j类休闲活动的次数，构造休闲类型平衡指数（type balance index，TBI）。基于活动时长和活动频次的休闲类型平衡指数，反映了农户日常休闲类型选择的结构，通过计算休闲类型平衡指数，可以了解到农户休闲类型结构的变化，进而分析农户休闲类型偏好的变化，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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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式中，TBIj为一定乡村地域j类休闲活动类型平衡指数，指数值介于0—1之间，TBIj越大，说明j类休闲活动类型越重要；TBIj越小，说明j类休闲活动类型越次要。
（2）以农户的日常休闲场所解构休闲空间。定义休闲区位时长Tik为一定地域农户i在k类休闲场所一次所花费的时间、休闲区位频次Fik为农户i单位时间在k类休闲场所休闲的次数，构造休闲区位平衡指数（location balance index，LBI）。基于区位时长和区位频次的休闲区位平衡指数，反映了农户日常休闲区位选择的结构，通过计算休闲区位平衡指数，可以了解到农户休闲区位结构的变化，进而分析农户休闲区位偏好的变化，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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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式中，LBIk为一定乡村地域k类休闲场所区位平衡指数，指数值介于0—1之间，LBIk越大，说明k类休闲场所越重要；LBIk为越小，说明k类休闲场所越次要。
（3）以休闲类型与休闲空间耦合解读休闲模式。定义休闲类型—区位时长Tikj为一定地域农户i在k类休闲场所从事j类休闲活动一次所花费的时间、休闲类型—区位频次F ikj为农户i单位时间在k类休闲场所从事j类休闲活动的次数，构造休闲类型—区位耦合指数（leisure coupling index，LCI）。基于类型—区位时长和类型—区位频次的休闲类型—区位耦合指数，反映了农户日常休闲方式选择的结构，通过计算休闲类型—区位耦合指数，可以进行农户休闲模式的归纳，分析农户休闲方式选择的变化，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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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式中，LCIj - k为一定乡村地域j类休闲活动与k类休闲场所的类型—区位耦合指数，指数值介于0—1之间，LCIj - k越大，说明k类休闲场所与j类休闲活动的耦合模式越重要；LCIj - k越小，说明k类休闲场所与j类休闲活动的耦合模式越次要。
（4）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解释乡村休闲影响因素。定义休闲发展指数Y = n*t*s，n、t、s分别为一定地域农户单位时间的休闲频次、次均休闲时间和次均出行距离，Y之大小反映乡村休闲发展水平之高低。构造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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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式中，β0为常数项，Xi (i = 1, 2, ⋯, m)为影响农户休闲的需求因素，Xj (j = 1, 2, ⋯, n)为影响农户休闲的供给因素，βi和βj为回归系数，ε为误差项。
2.2 研究案例及数据江汉平原位于湖北省中南部，是中国传统农区和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京山市地处江汉平原东北部（图 1），是荆门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全市国土面积3520 km2，2017年常住人口56.75万人，其中乡村人口27.01万人、占比46.83%；同期地区生产总值335.3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57.68亿、占比17.20%。作为江汉平原的典型县域，乡村居民在“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农耕文明传统中，形成与劳作节奏相联系和广袤乡土空间相适宜的休闲活动特色。近年来，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的强烈冲击下，乡村地域加速重构与转型，乡村休闲已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解析京山市乡村休闲活动及其空间变迁特征，能够管窥传统农区乡村人地关系变化并为该类地区乡村振兴及其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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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案例地区区位分布 Fig.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Study Areas |
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江汉平原乡村生活空间变化：规律、机制及效应”课题组于2017年11月开展的京山市农户生活空间变化调研问卷。
（1）抽样方案。根据江汉平原为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的主体功能定位，按照江汉平原各县域乡村发展能力等级的划分[34]，兼顾地理条件的代表性，课题组分别选择西南部乡村发展能力属较低等级的公安县、中东部乡村发展能力属高等级的仙桃市、东北部乡村发展能力等级由较高向高等级变化的京山市为抽样县、市；本文重在凸显乡村休闲变化趋势，在研究期内京山市乡村发展能力发生较为明显变化，以京山市为例进行休闲活动变迁研究更具代表性与指示意义。在熵值法评估京山市乡镇综合发展水平梯度差异的基础上，在充分考虑京山市为鄂中丘陵向江汉平原过渡地带的地形特征，西北部乡镇多山地、丘陵与江汉平原不属于同一类型区不予选择的准则下，采用随机抽样和分层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选取京山市东北部罗店镇、东部曹武镇、南部钱场镇及雁门口镇、西部孙桥镇5个乡镇的50个乡村为作为抽样点，根据农户家庭收入、户主核心能力（受教育年限）和家庭就业结构（有无外出务工）的层次性进行具体调研样本的选择。为最大程度的反映乡村居民生活空间变化的真实图景，抽样调查对象均为在村庄生活10年及以上常住农户家庭成员，在传统农区，户主作为家庭生产经营的管理者和决策者[35]，其社会和经济行为在家庭中也更具代表性，因此家庭户主为首选样本，家庭主要决策者为次选样本。
（2）调研实施。调研方式以样本乡镇及村庄负责人座谈会为基础、分组入户访谈为重点，通过对样本农户一对一访谈和问卷填写，获取包括家庭结构、学历、收入等社会经济属性数据和日常休闲类型、地点、频次、时长等休闲时空间数据，其中，10年前（2007年）的相关信息主要通过农户回忆完成（通过该方法获取相关研究信息在国内外均有成功先例[36, 37]）。调研活动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82份、有效率98.2%。
（3）样本属性。农户家庭是构成乡村社会的基本细胞，只有乡村居民家庭行为才具有确定的乡村人居意义[38]。从户主性别看，调研样本中男性户主家庭占97.15%；从户主年龄看，年龄在41—70岁之间占88.18%；从户主学历看，初中及以下学历占81.06%；从户主就业看，兼业与非农就业占58.45%。农户家庭年可支配收入2—4万元和4—8万元分别占样本总量的32.59%和31.16%（见表 1）。总体上，样本农户及家庭信息与座谈会及相关统计年鉴信息来源高度吻合，抽样结果能够代表案例地区常住农户的日常生活及休闲发展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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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京山市调查样本的社会经济属性 Tab.1 The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of the Samples in Jingshan |
在参考已有休闲活动分类基础上[39]，结合京山市实际，将农户日常休闲活动分为娱乐消遣型（包括电视/广播、棋牌/麻将、赶集/逛街）、运动康体型（打球、散步、骑车等体育锻炼）、学习发展型（文艺活动、读书看报、手机/网络）、社会交往型（邻里聊天、走亲访友）4大类9小类。根据各类休闲活动在调研地的兴起时间、存在状态可将娱乐消遣型、社会交往型两类以稳定形式贯穿于研究期农户日常生活的休闲归为传统型休闲；将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推进背景下，逐渐在研究期以各种形式兴起和普及的运动康体型、学习发展型休闲归为新兴型休闲。研究结果表明，京山市农户日常休闲类型总体较为传统，但已呈现出多样化、新兴化变化趋势。京山市为江汉平原典型县域，日常休闲类型总体较为传统与农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变化较为滞后、缓慢相关；多样化、新兴化变化趋势亦与乡村重构、转型背景下乡村休闲活动新发展相符。
从4大类休闲活动类型平衡指数变化看，2007年，休闲类型平衡指数排序为：“娱乐消遣型”（0.687）、“社会交往型”（0.256）、“学习发展型”（0.034）、“运动康体型”（0.022），其中，“娱乐消遣型”和“社会交往型”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两类休闲类型平衡指数加和达到0.944，“运动康体型”和“学习发展型”类型平衡指数加和仅为0.056，京山市乡村传统休闲特色鲜明。2017年，休闲类型平衡指数排序为：“娱乐消遣型”（0.589）、“社会交往型”（0.239）、“学习发展型”（0.133）、“运动康体型”（0.040），乡村传统休闲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新兴休闲有所发展，其中，“娱乐消遣型”和“社会交往型”休闲类型平衡指数加和下降为0.827、较10年前下降12.39%，“运动康体型”和“学习发展型”休闲类型平衡指数加和上升到0.173、较10年前上升208.93%，京山市乡村休闲类型日益向着多元化、新兴化方向发展（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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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7年、2017年京山市乡村日常休闲类型平衡指数比较 Fig.2 Comparison of Type Balance Index of Daily Leisure in Rural Areas of Jingshan (2007, 2017) |
从9小类休闲活动类型平衡指数变化看，2007年，休闲类型平衡指数排序前4位依次为：“电视/广播”（0.581）、“邻里聊天”（0.254）、“棋牌/麻将”（0.099）和“体育锻炼”（0.022），该4种类型几乎囊括京山市乡村休闲活动的全部，其平衡指数加和达到0.956；2017年，休闲类型平衡指数排序前4位依次为：“电视/广播”（0.475）、“邻里聊天”（0.238）、“棋牌/麻将”（0.103）和“手机/网络”（0.097），与10年比较，“电视/广播”和“邻里聊天”仍然位居前两位，但各自下降18.24%和6.30%，“棋牌/麻将”排序和占比保持稳定，“手机/网络”取代“体育锻炼”排位第4，类型平衡指数增长最为显著（增长近6倍），说明信息化已开始影响农户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体育锻炼”、“文艺活动”等新兴休闲类型普遍呈现上升趋势，与“电视/广播”、“邻里聊天”等传统休闲类型的普遍下降形成鲜明对比。对农户日常休闲类型平衡指数的变异系数进行计算，该指标由2007年的1.749下降为2017年的1.400，说明京山市农户日常休闲类型日趋多元化。
3.2 京山市农户日常休闲空间在借鉴关于日常生活内涵界定的基础上[40]，结合京山市实际，将农户日常休闲区位划分为自家、家外村域、村外镇域、镇外县域4类（超出县域范围已不属于日常生活范畴）。研究结果表明，京山市农户的日常休闲空间以“自家”为主要区位，但家外化、远程化特征开始显现（图 3）。传统农区，留守农户年龄结构普遍较大，休闲出行能力有限，尤其是家庭户主往往肩负家庭、宗族多重责任，兼职务农、务工多类就业，休闲时间被压缩，相应的，日常休闲空间以“自家”为主，在村域范围进行；但走出家门，在更多类型、更广空间内开展休闲是乡村发展能力不断提升背景下，农户休闲空间选择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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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17年京山市乡村日常休闲区位平衡指数及变化率比较 Fig.3 Comparison of Location Balance Index and Change Rate of Daily Leisure in Rural Areas of Jingshan in 2017 注：1为自家，2为家外村域，3为村外镇域，4为镇外县域。 |
从休闲区位平衡指数变化看，2007年，京山市农户的日常休闲主要集中于村域范围之内，其中“自家”休闲的区位平衡指数为0.6472、“家外村域”休闲为0.3454，两者合计占比高达0.9874；与此同时，“村外镇域”休闲的区位平衡指数为0.0067、“镇外县域”休闲为0.0007，农户的日常休闲空间选择呈现距离衰减特征。2017年，京山市乡村日常休闲的区位平衡指数排序依次为“自家”（0.6191）、“家外村域”（0.3682）、“村外镇域”（0.0114）和“镇外县域”（0.0013），休闲空间选择“自家”区位主导依旧，但家外化特征显现、村外化增长显著。较之10年前（2007年），“自家”区位平衡指数下降4.34%，“家外村域”、“村外镇域”和“镇外县域”的区位平衡指数分别增加6.6%、70.15%和85.71%，说明走出家门、走向更加广阔的休闲空间已成为京山市乡村休闲区位选择主要变化趋势（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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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7年、2017年京山市乡村日常休闲区位平衡指数及变化 Tab.2 Comparison of Location Balance Index of Daily Leisure in Rural Areas of Jingshan (2007, 2017) |
从休闲出行距离变化看，2007—2017年，京山市农户的次均休闲出行距离由0.33 km增加到0.38 km、增长15.15%，周均休闲出行距离由3.98 km扩展为5.87 km、增加47.79%，表明京山市农户的日常休闲空间仍然相对狭小，但休闲频次增加明显，乡村休闲日趋活跃。
3.3 京山市农户日常休闲模式根据前文分析结果，京山市农户日常休闲类型—区位耦合指数及其变化情况见表 3。总体上，以“电视/广播”为代表的“自家娱乐消遣型”休闲和以“邻里聊天”为代表的“村域社会交往型”休闲始终位居乡村日常休闲类型—区位组合的前两位，该两种组合是研究期间京山市农户日常休闲的主流模式，说明现阶段乡村传统休闲方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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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07年、2017年京山市乡村日常休闲类型—区位耦合指数比较 Tab.3 Comparison of Coupling Index of Daily Leisure in Rural Areas of Jingshan (2007, 2017) |
具体来讲，京山市乡村传统休闲方式趋于弱化，现代休闲方式已经呈现出积极变化趋势。从4个休闲区位与4类休闲类型的15种有效耦合情形看，2007—2017年，基于自家和家外村域区位的“娱乐消遣型”和“社会交往型”休闲活动有所减少，例如“自家娱乐消遣型”类型—区位耦合指数由0.58571减小到0.48363、变化率达到-17.43%，“村域社会交往型”类型—区位耦合指数由0.22502减小到0.21097、变化率为-6.19%；基于村外镇域和镇外县域区位的“娱乐消遣型”和“社会交往型”休闲活动趋于增加，例如“村外镇域娱乐消遣型”类型—区位耦合指数由0.00538增大到0.00952、变化率高达76.95%，“镇外县域娱乐消遣型”类型—区位耦合指数由0.00070增大到0.00105、变化率达50.00%。与此同时，所有区位的“运动康体型”和“学习发展型”休闲活动均显著增加，例如“家外村域学习发展型”类型—区位耦合指数由0.00547增大到0.02760、变化率达404.57%，“村外镇域运动康体型”类型—区位耦合指数由0.00008增大到0.00060、变化率更是高达650.00%。京山市乡村休闲占主导地位的传统休闲方式有所萎缩、新兴休闲方式迅速扩散，类型—区位耦合指数的变异系数由2.3319减小到1.9411，说明乡村休闲方式向着多元化、均衡化发展。此外，传统休闲类型的空间区位变化（远程化）也意味着这些休闲活动已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从4个休闲区位与9种休闲类型的27种有效耦合情形看，2007—2017年，类型—区位耦合指数趋于减少的乡村休闲方式排序前5位分别为：“村外镇域—广播/电视”型（-100.00%）、“家外村域—走亲访友”型（-76.77%）、“家外村域—广播/电视”型（-43.42%）、“村外镇域—走亲访友”型（-34.15%）和“村外镇域—邻里聊天”型（-32.50%）；类型—区位耦合指数趋于增加的乡村休闲方式排序前5位则分别为：“村外镇域—体育锻炼”型（650.00%）、“自家—手机/网络”型（594.66%）、“家外村域—文艺活动”型（460.86%）、“家外村域—手机/网络”型（265.85%）和“家外村域—读书看报”型（137.78%）。由此可知：①类型—区位耦合指数减少排序前5位均为传统休闲方式、增加排序前5位均为新兴休闲方式，进一步印证京山市“传统休闲方式有所萎缩、新兴休闲方式迅速扩散”的分析结论；②“家外村域”区位3种“学习发展型”休闲活动均位列类型—区位耦合指数增长率前5位，说明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成效初步显现；③“自家”和“家外村域”区位“手机/网络”型休闲活动位列类型—区位耦合指数增长率前5位，说明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信息化发展正在逐步改变农户的日常生活方式。
4 京山市乡村休闲变迁影响因素 4.1 京山市乡村休闲变迁的一般分析以农户休闲的时空耦合描述乡村休闲变迁。根据2.1，定义休闲发展指数为Y = n*t*s，其中n、t、s分别为一定地域农户单位时间的休闲频次、次均休闲时间和次均出行距离。根据当代中国乡村发展实际，Y越小说明乡村休闲发展水平越低、休闲方式越守传统，Y越大说明乡村休闲发展水平越高、休闲方式越趋新兴。2007—2017年京山市乡村休闲发展及变化情况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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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7年、2017年京山市乡村休闲发展指数及变化 Tab.4 Comparison of Daily Leisure Development Index in Rural Areas of Jingshan (2007, 2017) |
由表 4可知：2007—2017年，京山市乡村休闲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休闲发展指数从30.2722增长到46.1037、增长率为52.30%；其中，影响乡村休闲发展的支持性因素为休闲活动频次，10年增长3.3416、增长率为27.58%，说明农户的休闲活动越趋灵活；影响乡村休闲发展的限制性因素为次均出行距离，10年仅增长0.0353、增长率为2.59%，农户的日常休闲总体上尚未超出村域范围。另一方面，研究期间京山市经济社会发展快速发展，全市GDP年均增长率达16.57%、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达13.96%，但乡村休闲发展指数年均增长率仅为4.30%，乡村休闲发展具有传统欠发达农区典型特征。
4.2 京山市乡村休闲变迁的计量分析 4.2.1 变量选取以影响乡村休闲的供需结合解析乡村休闲变迁。根据2.1之公式（4），被解释变量为2017年乡村休闲发展指数，解释变量（影响因素）包括农户的休闲需求和乡村地方的休闲供给（乡村休闲空间环境）两个方面[23, 41]。乡村休闲需求是指农户的日常休闲意愿，取决于农户家庭休闲能力和行为个体休闲偏好；其中，农户家庭休闲能力选取户主年龄、学历、职业、年可支配收入表征，行为个体休闲偏好选取休闲主体2007年休闲发展指数表征。乡村休闲供给是指支撑农户日常休闲的设施与条件，取决于乡村地域基础设施和文化环境；其中，地域基础设施建设包括道路交通、信息通讯及商服设施，文化环境建设包括文化设施、文化活动和邻里关系，特别地，本研究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农户的主观满意度刻画乡村休闲供给水平，将农户对乡村休闲空间环境满意度分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较不满意、很不满意5个等级，并分别赋值为5分、4分、3分、2分、1分。相关数据根据“京山市农户日常生活空间变化调研问卷”整理计算得到（详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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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京山市乡村休闲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分析 Tab.5 Regression Results for Effects of Daily Leisure in Rural Areas of Jingshan |
根据公式（4），在SPSS19.0统计软件中对进行村休闲发展水平与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回归分析采用逐步回归以剔除自变量可能存在的共线问题。从拟合结果来看，模型调整R2为0.412，说明模型拟合度较好；F= 87.036，相应的P值是0.000，说明模型显著。具体结果见表 5。
从影响因素与休闲发展的相关性看，休闲能力之户主学历、休闲偏好和文化环境之文化设施满意度与乡村休闲发展指数具有最高的相关水平，其中前者具有显著负相关、后两项则具有显著正相关。可能原因在于，在传统休闲方式主导的乡村背景下，乡村留守人口的高学历、精英化群体往往被赋予更多的家庭和社会责任，常常因从事更具进取的活动而减少日常休闲；乡村文化设施建设能够丰富农户的日常生活，从而可有效增加外出休闲机率；农户的休闲偏好具有相对稳定性，因而对乡村休闲发展具有持续贡献。休闲能力之家庭年可支配收入、文化环境之文化活动满意度和邻里关系满意度与乡村休闲发展指数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其可能解释是，区别于城市丰富多彩的市场化休闲供给，以传统休闲活动为主要内容的乡村休闲主要以花费时间和精力为成本，现阶段富有吸引力的乡村文化活动也相对稀缺；相同于城市生活，市场经济的冲击正在逐渐稀释乡村社区的邻里关系。此外，休闲能力之户主年龄和职业及基础设施“三要素”满意度与乡村休闲发展指数均具有不同程度的正相关，伴随着户主年龄的增长，生活负担减轻、经验增加、能力增强，其休闲能力可能随之增加；相较于无业和务农，兼业和非农就业居民通常具有更灵活的休闲时间、更强的休闲出行能力；道路交通和信息通讯是乡村休闲发展的基础环境条件，商服设施体现乡村休闲的市场化，这些条件的改善理应有利于乡村休闲发展说明这些因素的优化和提升均能够有效推动乡村休闲发展水平的提高。
从影响因素对休闲发展的贡献度看，总体上，乡村休闲需求因素调整R2为0.381，各因素回归系数绝对值加和为0.806（其中户主年龄回归系数为负），乡村休闲供给因素调整R2为0.031、各因素回归系数绝对值加和为0.264，说明前者对江汉平原乡村休闲发展的正向作用大于后者。具体的，比较各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绝对值，按其对农户休闲发展水平影响程度大小排序依次为：休闲偏好（0.608）、文化设施（0.116）、户主学历（0.069）、户主职业（0.068）、户主年龄（0.061）、道路交通（0.053）、信息通讯（0.048）、商服设施（0.047）；其中，农户的休闲偏好具有乡村休闲需求因素的最大贡献份额，说明农户个体休闲“惯性依赖”特征显著；农户文化设施满意度具有乡村休闲供给因素的最大贡献份额——以乡村文化设施建设为抓手、深化乡村休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据此引导培育农户的发展性休闲、激活乡村休闲需求当是实施乡村全面振兴的政策方向之一。
5 结论与讨论 5.1 主要结论乡村休闲活动及其空间变迁是透视当代乡村人地关系的重要视角，现阶段乡村休闲变迁的地理研究尚未获得应有的重视，特别是传统农区农户日常休闲变迁的内容与方法研究[2, 3]。本文立足于微观农户，试图将研究视角转移到乡村休闲活动及其空间变迁；沿循类型—空间—模式的逻辑主线，以日常休闲内容解析休闲类型、日常休闲场所解构休闲空间，以休闲类型与休闲空间耦合解读休闲模式，尝试厘清乡村休闲研究的思路；通过构建类型平衡指数、区位平衡指数和类型—区位耦合指数，尝试探索乡村休闲变迁研究的方法；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尝试归纳影响农户休闲发展能力的因素。
（1）江汉平原乡村日常休闲类型总体较为传统，但已呈现新兴化趋势。案例研究表明：2007和2017年，京山市乡村“娱乐消遣型”和“社会交往型”休闲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其休闲类型平衡指数加和分别高达0.944和0.827，其中“电视/广播”和“邻里聊天”是两种最为主要的休闲形式，其休闲类型平衡指数加和分别达到0.835和0.713。乡村日常休闲类型总体呈现较为传统的特征，这在相关研究中也得到印证[31, 42]，但新兴化、多元化的变化趋势是静态的现状研究所不能揭示的。2007—2017年，京山市乡村“学习发展型”和“运动康体型”休闲得到较快发展，其休闲类型平衡指数分别增长291.18%和81.82%，其中“手机/网络”和“体育锻炼”是两种增长最快的休闲形式，其休闲类型平衡指数分别增长592.86%和81.82%。江汉平原乡村日常休闲活动日益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
（2）江汉平原乡村日常休闲空间以家庭为主要区位，但远程化特征显现。案例研究表明：2007和2017年，京山市农户的日常休闲空间主要局限于村域范围，“自家”和“家外村域”两种休闲空间的区位平衡指数加和分别高达0.993和0.987，其中“自家”是最主要休闲空间，其休闲区位平衡指数分别达到0.647和0.619；2007—2017年，京山市农户的日常休闲空间逐渐向村外空间拓展，“村外镇域”和“镇外县域”两种休闲空间的区位平衡指数加和增长71.62%，其中“镇外县域”是最主要增长空间，其休闲区位平衡指数增长85.71%。江汉平原乡村日常休闲空间的距离衰减特征有所弱化。
（3）江汉平原乡村日常休闲模式以传统休闲方式主导，但多元化趋势显著。案例研究表明：2007和2017年，以“电视/广播”为代表的“自家娱乐消遣型”休闲和以“邻里聊天”为代表的“村域社会交往型”休闲始终是京山市乡村日常休闲的主流模式，两者的类型—区位耦合指数加和分别高达0.811（0.792）和0.695（0.679），其中以“电视/广播”为代表的“自家娱乐消遣型”休闲是最为主要的休闲模式，其类型—区位耦合指数分别达到0.586（0.569）和0.484（0.468）；2007—2017年，以“手机/网络”为代表的“自家学习发展型”休闲、以“文艺活动”为代表的“村域学习发展型”休闲和以“体育锻炼”为代表的“镇域运动康体型”休闲显著增加是京山市乡村日常休闲变迁的主要特征，三者的类型—区位耦合指数加和增长289.40%（563.32%），其中以“手机/网络”为代表的“自家学习发展型”休闲和以“体育锻炼”为代表的“镇域运动康体型”休闲是两种增长最快的休闲形式，其休闲类型平衡指数分别增长267.45%（594.66%）和650.00%（650.00%）①。江汉平原乡村日常休闲方式正在逐步向现代化转型。
（4）江汉平原乡村日常休闲变迁受休闲需求与休闲供给双向作用。案例研究表明：2007—2017年，京山市乡村休闲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休闲发展指数从30.272增长到46.104、年均增长4.30%，低于同期GDP16.57%和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3.96%的年均增长水平。从影响因素与休闲发展的相关性看，户主学历、休闲偏好和文化设施满意度均通过1%显著性检验、与乡村休闲发展指数具有最高的相关水平；从影响因素对休闲发展的贡献度看，农户休闲偏好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608，是乡村休闲需求因素的最大贡献者，农户对文化设施满意度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16，是乡村休闲供给因素的最大贡献者。
5.2 相关讨论（1）乡村日常休闲活动是管窥当代乡村人地关系的重要视角。人类社会已经迈向休闲时代，乡村休闲将逐步成为乡村居民的重要生活方式[40]。作为一种传统而新兴的人类活动类型，乡村休闲的实质是乡村休闲活动与乡村休闲环境的相互作用，通过从类型—空间—模式的研究路径，能够揭示一定乡村地域休闲活动的空间格局及其地理效应、透视当代乡村人地关系变化特征；另一方面，乡村休闲空间总是镶嵌或迭置于一定地理环境，并与乡村聚落体系内在关联，通过乡村休闲的空间分析，能够从一个侧面解读一定乡村地域空间结构变化规律。当代乡村休闲的地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2）江汉平原乡村休闲活动具有中国农产品主产区的一般特征。农户的休闲活动总是交织于日常生活之中。农产品主产区大多具有农村耕地资源丰富、农业生产条件优越等特点，粮食生产的地域主体功能及其与之相适应的农业生产方式基本决定了农户的日常生活方式及其休闲活动特征。从乡村休闲的时空特征看，江汉平原乡村休闲发展总体较为缓慢，传统休闲活动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村域范围仍是主要休闲空间；从乡村休闲的地理效应看，江汉平原乡村休闲要素供给欠账明显，休闲空间环境建设严重滞后，其低水平和依附性的休闲空间属性不仅成为制约乡村休闲发展的主要因素[31, 43]，而且也相对弱化了乡村休闲发展的人地关系意义及其在塑造乡村空间结构中的能动作用。
（3）江汉平原乡村休闲变迁并非当代城市休闲发展的简单复制。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休闲已经成为城乡居民的共同追求。由于自然条件、空间属性、地域文化和发展水平等自然—人文地理环境的显著差异，乡村休闲具有并不完全相同于城市的特征。从乡村休闲模式看，区别于当代城市休闲的“时空溢出特征”（例如双休日外出度假或康体休闲），江汉平原的乡村休闲仍然局限于以娱乐消遣和社会交往为主要内容的日常生活圈之中。从休闲影响因素看，不同于市场化主导的城市休闲环境，家庭收入对江汉平原乡村休闲发展的影响并不显著；由于城乡精英群体的生活理念、工作方式及社会责任差异，个人学历对休闲发展的作用也不尽相同等。推动乡村休闲发展、激发乡村休闲活力可能需要另辟蹊径。
（4）江汉平原乡村休闲研究能够显示明确的公共政策含义。中国是一个总人口和乡村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国家农产品主产区的乡村可持续发展对丰富城市食品供给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独特意义。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乡村居民的可持续生活，乡村振兴的要义是以宜居为核心的乡村全面振兴。基于京山市的案例研究表明：乡村休闲是农户休闲需求与乡村地域休闲供给的有机统一，农户对文化设施的满意度具有乡村休闲供给因素的最大贡献份额，其道路交通满意度、信息通讯满意度和商服设施满意度均与乡村休闲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以乡村文化设施建设为抓手、深化乡村休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培育农户的发展性休闲、激活乡村休闲需求当是江汉平原乡村全面振兴的政策方向之一；此外，积极推动乡村就业非农化发展同样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本文立足农户休闲活动的微观视角，关注的核心空间变量是农户休闲活动区位，意图是揭示农户休闲区位模式及变化，据此，难以进行常规区域研究的空间格局（宏观视角）分析，但如何加强微观农户休闲空间的地理表达，仍应成为作者后续研究关注的重点。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乡村休闲是农户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居住、就业、消费和休闲的有机统一才是农户日常生活的完整图景。乡村日常生活的地理研究是以人为本、透视当代乡村人地关系的有效途径，在分类研究的基础上，加强江汉平原乡村生活空间的综合集成研究当是作者的后续工作重点。
注释：
① 括号内为基于乡村休闲类型小类的类型—区位耦合指数及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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