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国家出口的“爆炸性”增长都依靠少数产品或在少数市场上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实现^[1]。然而高度集中的出口模式使国家极易受到外部经济的冲击^[2]。在此背景下，如何稳定出口增长，是各国实现贸易增长的关键。许多研究聚焦拓展新市场对出口的带动作用。Zahler^[3]将出口贸易的增长分解为新市场、新产品和原有出口的增加，并发现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国外新市场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率是新产品对出口增长的贡献的五倍。开拓新的出口市场还将有助于贸易条件改善、经济韧性的提高以及出口不稳定性的降低^[4-6]。一些研究发现，在秘鲁^[7]、德国^[8]、阿根廷^[5]等国，许多企业虽能快速进入国外新市场，但其中很多也会较快从市场中退出。因此，在关注企业如何进入国外新市场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企业从出口市场退出的行为。为理解由企业出口决策塑造的企业出口地理动态，从微观出发厘清企业为何选择出口、以何种逻辑选择出口市场是重要前提。

对于“企业为何参与出口”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占据主流的一种观点是基于资源理论，强调企业的内部资源、独特的竞争优势形成的竞争力^[9]促使企业为扩大规模经济或达到战略目的，主动参与出口，有计划地实现出口市场扩张^{[10, 11]}。这类研究主要以发达经济体为研究范围，认为企业竞争力越强，越倾向于出口^{[12, 13]}。然而，这些研究结论在被用来解释新兴经济体的现象时，往往会出现不一致或互相矛盾的结果。一些学者从制度的视角切入，尝试得出企业选择出口的另一种解释，他们将制度视作是影响企业出口决策和策略的重要因素^{[14, 15]}。正如制度理论所指出的，在外部制度压力下，企业会采用新的实践方式^[16]，这些实践方式中就包括企业的对外出口，因而企业的出口行为在某些情况下或许是企业应对出口地不完善制度环境的结果。

显然，不同的出口企业，具有不尽相同的出口动机，并至少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其一是扩张导向出口企业，这类企业为了充分利用自身内在竞争力，主动参与出口以扩大规模经济或其他战略目的^[17]。这类企业往往同时保有同样或更为重要的国内市场，它们不会把精力全放在外国市场，因而它们的出口决策具体动机往往复杂而多样^[14]。其二是避害导向出口企业，这类企业往往不具有在国内市场生存的竞争力，无法在应对竞争对手的冲击之余，克服由不健全的制度环境造成的成本给他们带来的额外负担。对成本的敏感迫使这类企业在面对严苛的国内市场环境时，转向出口市场另觅良机^{[14, 18]}。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出口企业主要是“扩张导向”的，只有生产率高、竞争力强的企业才会进入国际市场^[19-21]。然而，有研究发现在新兴经济体中，除了那些扩张导向的出口企业之外，还有大量出口企业（多为中小企业）是避害导向的^[18]。这些企业缺少资源和竞争力，但它们仍会以自己的模式参与出口^[22]，对于它们的出口决策，如何降低成本是最优先的问题，然而它们在文献中往往被忽略^[23]。根据中国发展改革委员会披露的数据，在2006年，中国大约60%的贸易额由中小企业创造，而且在参与出口的企业中，有超过80%是中小企业，并且这两项数据还在不断提高。这表明中小企业是塑造中国企业出口动态的主要力量。而这些企业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不足的竞争力和薄弱的财务状况。这使它们对于制度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成本敏感。基于这一成本关联的视角，本文从企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考虑可能影响企业出口地理动态的关键因素。

企业自身出口活动影响其此后在国际市场的出口动态。不同于传统的研究强调企业可以学习以往的出口经验，实现内在竞争力的提升^[24]，本文从成本视角切入，将企业以往的出口行为视作企业沉没成本的体现。企业出口的沉没成本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欲进入出口目的国而不可避免地获取需求信息、建立渠道、推广产品等环节的成本和企业面临的风险贴现^[25]。相较于进入国外新市场投入的固定成本，企业继续出口付出的边际成本并不多^[26]。对于本就缺少竞争优势的避害导向企业，沉没成本的存在使得企业前期对同一目的国的出口行为对此后的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变得更加重要，也让企业出口在市场选择上显现出路径依赖的特点^{[26, 27]}。对于出口进入，基于Baldwin和Krugman^[28]与Dixit^[29]的假设，不少研究均发现沉没成本对于企业继续在现有市场出口的显著作用^{[30, 31]}。对于出口退出，Krugman^[32]的中心假设就是沉没成本减少了企业从国外市场的退出。Campa^[33]也发现证据表明出口商往往不愿意退出沉没成本较高的市场。这些文献得出的一致结论是：已经出口的企业由于支付了沉没成本，更倾向于在当前市场继续出口，而不愿轻易退出^[34]。另外，由于沉没成本的存在，企业也不能自如地根据出口业务在各出口市场的盈亏，灵活地再配置内部资源^[35]，制约企业迈向国外新市场的步伐。不难想象，在存在大量避害导向的中小企业的中国情境下，企业出口市场选择将在企业以往出口行为的影响下，显现出更强的黏性。

企业出口决策也受到其它出口企业的影响^[36-39]。早期的观点强调企业通过对其他出口企业的学习和模仿，实现从国内市场迈向国际市场的跨越的同时，也提升了出口竞争力；亦或是企业出于战略目的，模仿其他企业进入特定的外国市场^[40]。但最近的研究发现，上述影响往往只发生在同业竞争的企业间^[41]，并且本就缺乏竞争力的避害导向的出口企业，既难以在短时期内通过出口提升足够多的竞争力，也不太可能只是出于竞争策略的考虑就轻易决定进入一个新的市场。对于很多企业而言，它们甚至没有明确的出口战略。不同于大型出口企业更依靠内部资源和联系进行出口决策，中小型出口企业受到能力和资源限制，并没有足够的自信完全依赖自己的知识进行决策^{[42, 43]}，而临近企业的信息溢出就为它们提供了低成本的信息渠道，这使得这些企业更容易也更主动接受临近企业的信息溢出^{[44, 45]}，企业从邻近企业的出口行为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也会降低企业进出市场的沉没成本^{[35, 46]}。因此，本文认为，临近企业的信息溢出效应使得企业进入和退出出口市场的门槛降低，从而使得企业更容易进入和退出国际市场^[5]。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中国企业的出口动态主要由避害导向的中小企业塑造，沉没成本将是理解这一问题更加合适的角度。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空间不平衡，也导致了地区制度环境的巨大差异^[47]。在一些市场化进程较慢的地区，政府仍然在企业行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缺乏透明和相对低效的制度安排和非市场化政商合作都会使得当地能力不足的企业，更有可能因无力应对由制度不完善带来的额外成本而转向出口市场，成为避害导向的出口企业^[14]。政府干预还会通过补贴和减税的形式促使本来竞争力不足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因此本文认为这些政府干预强的地区，也更可能会催生避害导向的出口企业。所以在这些避害导向的出口企业占比高的地区，上述双面性影响将更突出。

此外，本文也对企业异质性和出口市场异质性进行了分类探讨。相较于其他所有制，外资出口商往往不太可能是避害导向的出口企业，这类企业的出口决策与母公司的战略联系密切，可能存在的公司内贸易和更广泛的国际联系^[42]，这类企业不会同避害导向的出口企业一样“成本至上” ^[48]。本文认为这些企业对出口市场的选择也受到出口目的地制度环境的影响，所以高度市场化、制度安排明晰的发达国家市场将会是更佳的选择，企业对于发达国家市场的出口可能面临更低的成本门槛。综上所述，探究成本视角下企业出口活动和外部溢出效应对企业在出口市场上的进入退出动态的作用，并从企业所在地的制度环境异质性出发探究成本驱动下的企业在出口市场上的地理动态的作用机制是本文接下来的主要内容。

本文利用中国海关数据库在企业—市场层面构建面板数据（2003—2011年）。在市场维度上，本文以国家或地区以为单元，数据库共包含214个出口市场单元。本文使用的各国进口数据来源于UN Comtrade数据库，计算城市人均GDP、出口多样性指标等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此外，中国海关库中包含很多贸易公司，在衡量影响企业出口产品的演化时，这类不从事生产企业将对研究结论产生干扰，因此本文基于Ahn等^[49]、Manova和Zhang^[50]的方法剔除了贸易公司。

企业的出口动态可以分为出口进入和出口退出两个方面，图 1和图 2展示了中国企业出口进入率和退出率的两阶段空间动态，其中每个时段的进入率（退出率）以同时段内各年的数据的平均值表示。相较于第一时段，第二时段的出口进入率普遍呈现下降态势，东部地区尤为明显，中西部地区则仍存在一些进入率较高的城市。与出口进入率相比，出口退出率的时空变化不大。总体而言，中国在2003—2011年间的企业出口地理动态呈现出前期比后期活跃，中西部比东部活跃的特点。

图 1(Fig. 1)

图 1 中国企业出口进入率动态 Fig.1 Export Dynamics of the Entry Rate of Chinese Firms 底图来源：国家地图标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1:2200万中国地图（审图号：GS(2016)2880号）。下同。

图 2(Fig. 2)

图 2 中国企业出口退出率动态 Fig.2 Export Dynamics of the Exit Rate of Chinese Firms

结合上述“西高东低”的出口动态特征，本文认为中国企业出口动态的空间差异可能与地方的制度环境和当地企业的出口动机（如避害导向和扩张导向）相联系。以中西部地区为主的一些地方企业在研究期间更频繁地进入和退出出口市场，这直接反映出这些地区的出口企业整体的企业竞争力不足。这些地区往往市场化程度较为滞后，制度的不完善带来的本地市场高成本和政府干预带来的出口价格扭曲，使得这些地区的企业更容易转向国际市场，从而表现出“低效率企业参与出口”的现象。以东部地区为主的地方的企业出口动态则表现出进入率和退出率“双低”的特点，这表明这些地方企业往往能够建立稳定的出口联系，在出口市场上有较高的竞争力；另一方面，这些地区一般都是经济较为发达、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没有不完善制度和强大政府干预对企业行为的扭曲，这些地区的企业更有可能遵循一条更加自然的发展路径，即从国内市场逐渐向国际市场扩张^[18]。

本文关注企业出口活动和临近企业出口溢出对企业出口进入和退出的影响。据此，i企业在t + 1年向j国^①开始出口的概率可以表示如下：

(1)

(2)

其中，“ prob() ”表示事件发生的概率，IN_{ij, t + 1} (OUT_{ij, t + 1})为t + 1年i企业开始（不再）向j国出口的0—1变量；Exp_{ij, t}表示i企业t年向j国之外的市场的出口活动变量，Spilloveri_{j, t}表示i企业所在城市其他企业t年对j国的出口活动，Con tr ol_t表示控制变量，α_k、β_k（k ∈ [1, 2, 3]）分别表示企业自身出口经验变量、其他企业出口溢出变量和控制变量的系数。σ_ij、ρ_ij为企业—市场层面的固定效应，μ_{t + 1}、θ_{t + 1}为时间固定效应。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一对虚拟变量。当i企业在t + 1年开始向j国出口时，IN_{ij, t + 1}取值为1，否则为0；当i企业在t + 1年不再向j国出口时，OUT_{ij, t + 1}取值为1，否则为0。本文关注出口从无到有或从有到无的变化过程，因此参考Koenig等^[39]的处理方式，不考虑企业连续出口或间断出口的情况^②。

解释变量，企业出口活动是指上一年企业对特定外国市场的出口额。本文认为企业上一年的出口行为更应被视作是企业的沉没成本，所以企业以往的出口活动会强化出口商对国外已有市场的黏性，不利于企业开辟国外新市场，但同时也会促使企业向国外已有市场继续出口，甚至出现短期亏损，也不愿轻易退出。临近企业溢出是指上一年除了出口商自身同城市其他出口商对同一市场的出口活动，本文使用这些出口商对特定出口市场的出口额作为代理变量。本文认为临近企业溢出使得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前期沉没成本更低，相对地减弱了企业对已有出口市场的黏性，增加了它们选择其他市场的可能性。此外，我们还设立了外资企业和发达国家市场两个虚拟变量，并构建两者分别与Exp_{ij, t}和Spillover_{ij, t}的交叉项。

控制变量，为控制其他可能影响出口商进入和退出出口市场的因素，本文添加了多个控制变量。

首先，一国的进口额反映了进口国市场对外需的依赖程度，外国市场的需求必然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本文选择各国进口额（ctimp）进行控制；其次，本文控制不同层面上的出口地出口特征，包括城市总出口额（vcity）、人均GDP（pgdp）、出口相关多样性和不相关多样性（revar、unrevar）、市场分散度（Disp）以及中国对特定国家的总出口额（vcountry）。

为消除隐性因素带来的不可预测的影响，我们还考虑了企业—市场的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首先，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自然禀赋将直接影响该城市企业的出口成本，同时也影响该城市对于临近企业溢出效应的实际效果。其次，由于企业联系、企业家网络、企业从属关系等因素，特定出口商与特定出口国之间可能存在特殊联系，从而影响企业出口决策。

通过构建2003—2011年企业—市场尺度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Conditional Logit方法，本文实证分析了2003— 2011年间中国出口商进入退出国际市场的行为与企业自身之前的出口经历和当地其他企业出口情况的联系。考虑到反向因果存在的可能性，本文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由于使用汇总变量对个体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的标准误可能存在向下偏^{[51, 52]}，因此本文在城市层面对标准误进行聚类调整。

从表 1的第一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企业出口活动和邻近企业溢出都对企业出口的地理动态存在显著影响。企业自身出口活动不利于其进入新的市场，而临近企业的出口溢出则能够促进企业开发新的市场。这表明企业以往的出口活动表现出的净效应是企业已付的沉没成本，这些“经验”更可能成为难以忽略的前期投入。对于大多能力和资源有限的出口企业而言，这些前期投入越多，它们越不可能去考虑进入新的出口市场。与此相对，邻近企业溢出则有利于出口企业开拓新的市场。这表明企业确实能够从邻近企业的出口活动中获得积极影响，其原因可能是邻近企业对其持有的国外新市场信息和知识的溢出，降低了企业获取出口信息的搜寻匹配成本，从而使得企业进入国外新市场的门槛下降，增加了企业开拓国外新市场的可能性。仅从出口进入的结果看，并不能排除“企业从邻近企业的出口活动中获得了技术和能力，从而提高了自身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这样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将企业进入和退出两种动态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表 1(Tab. 1

表 1 基础回归结果 Tab.1 The Basic Regression Results

表 1 基础回归结果 Tab.1 The Basic Regression Results

表 1第三列的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出口活动能显著降低企业从国外已有市场退出的可能性，而临近企业溢出则对企业的出口退出存在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结果符合本文的预期，结合第1列的结果，可以发现企业自身出口活动作为沉没成本，不利于企业进入国外新市场，同时这种沉没成本使得企业更难放弃国外已有市场，进而促使企业持续对国外已有市场出口，形成相对稳固的长期出口联系。这种“双面性”的影响，使企业出口活动对企业出口地理动态具有类似“稳定剂”的特征。与之相对，临近企业溢出则对企业出口地理动态发挥着“催化剂”的效果，其对于企业进入国外新市场和退出国外已有市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实证结果表明，企业从邻近企业中获得的主要不是技术和能力，而是能够降低企业进入出口市场所需固定成本的市场需求和渠道信息。前期沉没成本的下降降低了出口商进入和退出门槛，使其对已有出口市场的黏性下降。这帮助大量能力不足、资源有限的企业能够相对“自如”地选择更加合适的出口市场，从而加速了整体的企业出口地理动态过程。

表 1第二列和第四列分别展示了出口目的市场类型和出口企业类型与主要自变量的交叉项对出口进入和退出的影响。从出口市场的差异看，Developed×Experience对于进入和退出都具有显著的正效应，表明当企业出口发展中国家市场时，企业出口活动发挥的“双面性”影响都会被削弱，在相同情况下，企业出口对于发达国家市场的黏性小于发展中国家市场；另一方面，Developed×Spillover对于企业进入也存在正向影响，意味着企业对于发达国家市场的出口能够进一步放大邻近企业信息溢出带来的成本降低效应。换言之，对于发达国家市场出口，企业面临更低的沉没成本。回归结果预示企业，尤其是避害导向的企业，更可能选择发达国家市场进行出口。发达国家相对完善和透明的制度环境使得能力不足的出口企业更容易获取市场信息，降低市场进入和退出的成本，让能力不足的企业更容易做出相对准确可靠的判断。从企业所有制的差异看，Foreign×Experience在进入和退出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而Foreign×Spillover对出口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表明如果外资出口企业更少受到沉没成本带来的影响，这符合我们对外资出口商不是避害导向企业的判断，它们对于沉没成本相对不敏感，这使得它们的出口行为不会像避害导向的企业一样以降低成本为主要决策标准。此外，外资企业往往具有更广泛的外部联系，其出口决策还可能与外国母公司的国际市场战略相关联，具有出口目的多元性，因此其决策过程更加复杂。

本文认为中小型出口企业对成本更加敏感，它们选择出口的动机是为了降低成本。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观点，本文依据出口规模，将样本中的企业分为中小型出口企业和大型出口企业，进行分组回归（见表 2）。可以发现企业出口活动和邻近企业溢出都对两类企业的出口地理动态均存在显著影响，且与基础回归结果一致。通过系数差异性检验，本文发现临近企业出口溢出对中小型出口企业进入国外新市场存在更大的正效应，而企业以往出口活动则对企业退出存在更大的负效应。这表明中小型出口企业拓展出口市场更依赖外部的溢出效应来减低自身的进入成本；由于其有限的内部资源，使其对投入国外已有市场的沉没成本更加敏感，表现为对已有出口市场更强的黏性。因而，不难发现中小型出口企业的出口决策存在更强的成本导向，而不是更为长期和主动的战略导向。此外，回归结果也显示，中小型企业在自身出口活动或临近企业溢出的作用下，更容易向发达国家市场出口。这也能反映完善的市场制度和透明的市场环境对降低中小企业的进入成本发挥的重要作用。

表 2(Tab. 2

表 2 按企业出口规模的分组回归 Tab.2 Group Regression by Export Scale of Firms

表 2 按企业出口规模的分组回归 Tab.2 Group Regression by Export Scale of Firms

除了出口市场的制度环境带来的影响，考虑到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空间不平衡导致的地区制度环境的巨大差异，本文认为出口地的制度环境同样对企业出口决策存在影响。我们预期在中国一些制度环境较差的地区，企业出口决策更可能与成本关联，出现更明显的避害导向，从而使得企业出口活动和邻近企业溢出的“双面性”影响更为凸显。表 3展示了按照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将地区二分的分组回归结果。其中，本文以各年地区非国有企业人数与地方总就业人数的比值的平均数作为衡量市场化程度的指标，以各年地区政府补贴总额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的平均数作为衡量政府干预程度的指标，分别取这两项指标的中位数作为划分地区市场化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的标准。

表 3(Tab. 3

表 3 地方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影响 Tab.3 The Heterogeneous Influence of Loc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表 3 地方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影响 Tab.3 The Heterogeneous Influence of Loc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主要解释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与基础回归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但通过对两组回归变量对应的系数进行差异性检验可以发现，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或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出口活动对企业进入国外新市场、退出国外已有市场都发挥着更强的负效应，邻近企业溢出则对企业进入和退出均存在更强的正效应。这与我们的理论假设相符，制度环境较不完善的地区，企业往往需要支付更多的沉没成本参与本地市场竞争，这使得更多能力和资源不足的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为了降低成本而选择进入国际市场的可能性增加^{[14, 18]}。这使得这些地区出现更大比重的避害导向出口企业，这些企业对于前期投入的已有出口市场的沉没成本敏感使得企业以往的出口活动对其之后的出口决策影响更大，表现出对已有出口市场更强的黏性；同时这些企业缺乏足够的能力获取国外市场的信息，从而表现出对邻近企业溢出更大的依赖。因此，在制度环境较薄弱的地区，企业出口活动和邻近出口溢出对于企业出口的地理动态存在更突出的“双面性”影响。

在表 3的分组回归中，各交叉项系数的符号与基础回归保持一致，但其显著性发生变化。对比组间差异，可以发现这些交叉项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和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普遍存在显著作用，且作用效果与基础回归基本相同。这表明在制度环境相对薄弱的地区，可能存在较多的避害导向的出口企业，它们往往难以负担本地不完善的制度环境带来的额外成本，因此为了降低成本而转向出口市场另觅机会。企业对于成本的敏感同样反映在了对不同类型市场出口时产生的异质性影响，对于制度环境较好的发达国家市场，企业出口面临的成本门槛将被降低。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代表制度环境较差的分组中，企业出口活动的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负效应更强，而临近企业溢出对企业进入和退出的正效应更强，这直接表明在这些地区，企业出口活动与邻近企业溢出发挥的“双面性”影响更为突出。分组回归的结果印证了本文提出的成本视角下关于“制度环境不完善—出现更多避害导向出口企业—‘双面性’影响”的假设机制。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在“高制度环境”的分组中基本都不显著，表明这些地区的出口企业对于前期投入带来的沉没成本较不敏感，这种程度的成本导向已经不足以使得企业在出口发达国家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市场时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影响。

虽然本文控制了时间、企业、市场等维度上的固定效应并使用了滞后变量，较大程度地减少变量遗漏带来的内生性问题，然而这些做法仍不能完全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因而本文也使用工具变量方法对前文分析结果进行检验。本文参考贺灿飞和陈韬^[53]的做法，采用按《南京条约》中的通商城市距离的最小值分组的城市—出口市场维度上的出口额均值作为工具变量纳入回归。根据表 4中一阶段F值大于10的结果可以判断，不存在明显的弱工具变量问题，企业出口经验以及本地企业出口溢出变量仍分别对企业的进入退出存在显著的负效应和正效应。

表 4(Tab. 4

表 4 内生性问题检验 Tab.4 Endogenous Problem Test

表 4 内生性问题检验 Tab.4 Endogenous Problem Test

本文认为中国企业存在大量的中小型出口企业，这些避害导向的中小型出口企业对中国出口地理动态的塑造作用明显，“成本”将会是理解这一问题更加合适的维度。为了验证这一结论的稳健性，本文剔除原有样本中出口额占前20%的大型出口企业，重新进行分析。表 5的回归结果显示，企业以往出口活动和临近企业溢出对企业的进入退出存在与前文一致的“双面性”影响。在表 6的分组回归的结果中，主要变量的回归系数大小和方向与前文一致，个别系数的显著性还出现上升。这印证了本文提出的成本视角下关于“制度环境不完善—出现更多避害导向出口企业— ‘双面性’影响”的假设机制。

表 5(Tab. 5

表 5 稳健性检验——基础回归 Tab.5 Robustness Test—Basic Regression

表 5 稳健性检验——基础回归 Tab.5 Robustness Test—Basic Regression

表 6(Tab. 6

表 6 稳健性检验——地方制度环境异质性 Tab.6 Robustness Test: Heterogeneity of Loc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表 6 稳健性检验——地方制度环境异质性 Tab.6 Robustness Test: Heterogeneity of Loca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本文关注的基本问题是成本视角下的企业内外两股力量，企业出口经验和外部溢出效应，对企业在出口市场上的进入退出动态的影响，并从企业所在地的制度环境异质性出发探究成本驱动下的企业在出口市场上进入和退出的地理动态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本文也探讨了出口市场异质性和出口企业异质性在该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出口活动和邻近企业溢出均对企业在出口市场上的进入和退出动态存在显著的双面性影响。一方面，企业出口活动不利于企业进入国外新市场，但有助于企业继续留在国外已有市场中；另一方面，邻近企业溢出为企业进入国外新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同时加快了企业从国外已有市场退出。本文认为这种“双面性”影响与中国出口企业中普遍存在的成本敏感特征相关联。统计数据表明中小企业是中国出口的主要力量，更是中国企业出口动态的主要塑造者，而这些企业往往不具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54]；另一方面，伴随市场化改革，中国制度体系不断健全，但也产生地区制度环境的巨大差异^[47]，在一些地区，市场化改制相对滞后，非市场的政府干预仍然是主导市场动态的强力因素，这塑造了中国独特的制度和市场环境。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参与出口的主要动机并不是传统观点认为的为了进一步创造规模经济而将国内市场拓展到国际市场；与之相反，这些企业普遍缺乏出口必要的资源和能力，他们选择出口恰恰是由于难以克服地方制度环境造成的额外成本，从而不得不转向出口市场另觅良机^[18]。对于企业所在地制度环境异质性的分组回归进一步印证了本文的判断，在市场化程度较低和政府干预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出口活动和邻近企业溢出发挥的“双面性”影响显著且强烈。这预示着本地制度环境不仅塑造了出口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基本动机，同时影响了企业进入和退出出口市场的决策逻辑和策略。这样的决策逻辑同样还可以拓展到出口市场维度，发达国家市场更完善透明的制度环境能够减少企业获取市场信息的成本，成为许多资源和能力不足的出口企业更加“青睐”的出口目的地。

本文通过“从地方制度环境到企业出口动机，再到企业出口地理动态”这样的“宏观—微观—宏观”的分析逻辑，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以期对新兴经济体的企业出口动态问题进行更有针对性的探讨，实证结果也直接表明中国企业出口地理动态的塑造具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经济体的特点，本文希望这些探讨能够为人们更深入和准确地理解中国企业出口动态演化提供理论和实证支持。

注释：

① 本文中的“国”“国家”等词代指现有的国家或地区。

② 假设2003—2011年某企业对于某个市场的出口情况为“×× √√×××√√”（×表示没有出口，√表示存在出口），那么本文的IN_{ij, t + 1}各年的值为“.01...01.”，OUT_{ij, t + 1}各年的值为“..01.....”。其中“.”表示无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