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旅游业往往生产社会不平等^{[1, 2]}，随着旅游业的扩张，不平等似乎变得越来越明显^[3]，不仅出现在全球尺度上，也出现在旅游地的地方尺度上，例如少数民族权利、妇女和性别等问题^[4]。后结构主义和女性主义也主张更多地关注地方层面的差异与特殊性^[5]。国外研究将旅游系统及其在全球的推广视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其通过私营企业、全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促进私人资本和财富积累^{[3, 6, 7]}。资本、外来文化的进入和政策环境的改变，轻易将一个地方塑造成旅游地，进而可能导致空间资源的不公平分配。这与中国乡村旅游，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旅游发展宗旨是截然背离的。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度重视贫困问题，并相继颁布和实施“全面小康”、“扶贫攻坚”等各种发展战略和政策。在一些贫困地区，由于自然景观和人文习俗保存较好，发展旅游业被视为解决贫困的灵丹妙药^[8]。旅游扶贫的确为贫困地区带来众多经济利益^[9]，但相关研究却揭示了其存在收入空间差异^[10]、经济分配不公正^[11]、发展不平衡^[12]、性别分工差异^[13]，甚至旅游再贫困^[14]等问题。这些研究表明旅游扶贫的研究重点从经济增长逐渐转向公平正义，以促进“有利于穷人的增长”等^[15]。因此，本文关注的是旅游业在担负起帮助贫困地区或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增加收入^{[16, 17]}、提高就业机会^[11]及提高贫困人口地位^[18-20]等责任时，是否亦会产生空间非正义？尤其是在多维贫困的视角下，旅游扶贫效应及其背后关乎空间非正义的结果和过程是什么。

2 理论及文献回顾 2.1 旅游扶贫与多维贫困

鉴于旅游扶贫带来的众多经济效益，世界旅游组织认为旅游是这个时代最具活力的经济活动之一，可以更有效更直接地解决贫困问题^[9]。这里所指的贫困多是指经济层面的绝对贫困。然而自20世纪70—80年代以来，阿马蒂亚·森首次使用权利方法看待贫困与饥荒的产生，并于1999年提出了能力贫困（capability poverty），即一个人自由选择他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基本能力被剥夺^[21]。20世纪80—90年代，经济学家们提出了权利贫困（entitlement poverty），即脆弱性、无话语权、无权势等^[22]。1990年以来，社会排斥被引入以理解贫困，即一个人部分或全部被社会排挤，享受不到人应该享有的权利^[23]。可见，现今学界对贫困的理解是多维的，包括经济贫困、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三方面。因此，为实现贫困人口真正的脱贫，旅游扶贫应当关注贫困的多维面向。

然而，旅游扶贫的目标往往是实现落后地区居民的脱贫致富^[24]，潜在的不公平增加等负面影响经常被忽视^[18]。因此，在旅游决策和利益分配过程与关系中，社区居民通常处于被动、无参与权和边缘化状态^[25]。以往研究运用依赖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认为由于外界经济的介入，贫困地区逐渐依赖于新兴的产业，常处于被剥削的状态^[26]。在旅游社区内部，精英群体通常主导旅游发展并垄断利益，导致村民在旅游扶贫中的收益存在差异^[27]。不平等的旅游资源配置也会产生收益的不平等，甚至产生新的社会矛盾^[28]。因此，鉴于旅游扶贫的消极影响，贫困地区的村民参与旅游产生的剥削、不平等、社会矛盾等关乎公平正义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只关注经济发展的旅游扶贫是否会是其原因之一值得探讨。

2.2 空间正义与旅游扶贫

“正义”一词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主要关注公民在城邦的公正平等，其奠定了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思想基础^[29]，并以社会契约的衍生物和功利主义两种形式存在。伴随着对功利主义的批判，罗尔斯提出了关注分配的正义原则^[30]，但聚焦于个人条件，而忽视了正义的空间性和历史性。正如列斐伏尔说的，人不仅是社会的、历史的，同样是空间的^[31]，空间始终有很强的塑造力。社会与空间之间是辩证的关系，社会关系是通过空间和空间的政治建构来表现，同时也它们也反作用于社会关系^[29]。在批判罗尔斯的基础上，哈维运用“领地分配正义”，将空间作为一个维度来研究社会正义，并定义领地正义为恰到好处的社会分配^[29]。随着社会研究的空间转向，索亚在《寻找空间正义》中，明确提出正义研究的本体论转向，将空间维度提高至与社会、历史同等的地位，即“三维立体”的本体论研究范式，强调空间和社会过程与形式之间的互动^[32]，并提出空间正义是指以公正的空间权利为核心，拒绝空间隔离，反对空间权力、利益、资源的不公平分配^[32]，且“空间正义”与制定空间组织所涉及的制度、政策、话语和实践有关，从而形塑界定公正地理的人类互动^[32]。反之，空间非正义是指违背空间生产、分配和消费中的正义原则，是公民权益在空间资源配置中被剥夺的表现^[33]。不公平分配可能会产生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特征相联系的不均衡的空间发展，最终导致空间非正义^[34]。此外，权利是空间正义研究的重要议题，例如城市权、地役权^[35]，空间隔离^[33]与边缘化^[36]也是非正义的表现形式。总体上，空间非正义涉及三个主题：不公正分配、无权力与决策非正义、空间隔离与边缘化。城市的空间正义问题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37]，但社会空间矛盾已经扩散到全球各个地方，因此，基于城市的空间冲突研究所涉及的空间正义适用于所有空间的讨论，对于乡村场域旅游发展所关乎的空间正义问题如资源分配、参与发展的决策权等值得探究。

贫困问题永远是空间正义研究的主题之一^[38]，这有助于理解多维贫困，即贫困是关乎正义的。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基本能力被剥夺、脆弱性、无话语权、无权势、被社会排挤等均是空间正义的话题^[39]。旅游扶贫也常常被当作实现正义的一种途径^[3]。旅游空间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的建构过程^[40]，正是空间的“关系”属性决定了在旅游空间研究中引入空间正义的必要性^[41]。旅游空间正义旨在实现旅游空间实践中经济、社会和空间权利的协同发展^[42]。伴随旅游发展过程而产生的不同时间、空间、社会和自然环境层面的不均衡或尺度不平等正是空间正义的主题^[43]。在贫困地区，原本具有相对均值性的地方空间，因为旅游介入产生新的内部层级^[44]，在这个过程中，弱势的贫困人口更容易被排斥在集中化与专门化的旅游服务之外^[45]，进而被边缘化、被歧视^[46]。总体上，在探讨旅游公正这一议题上，更多研究强调主体利益，旅游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47]等，而未从旅游存在的空间性、资源重新配置、旅游空间重构等方面去探讨空间非正义的表现及过程。尤其是多维贫困视角下，旅游扶贫是否在创造经济收益、新空间的同时亦产生了空间非正义有待深入探讨。本研究在经济贫困、能力贫困与权利贫困的多维视角下，以国家级贫困县施秉县的喀斯特世界遗产地社区旅游发展为例，探讨旅游扶贫所产生的效应及其空间非正义过程。

3 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案例地施秉喀斯特遗产地位于国家级贫困县施秉县境内，施秉地处中国西南黔东南山区，是一个只有13万人口的农业县，20余年的旅游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2014年，施秉喀斯特成功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地名录，成为中国南方喀斯特系列遗产的组成部分，遗产地面积为10280公顷，缓冲区面积为18015公顷^[48]。施秉喀斯特的旅游发展在中国西南山地旅游发展中具有典型性与代表性，从旅游开发前到成为世界遗产地经历了一系列变迁，包括周边环境的整修、基础设施的修缮，自然与社会空间的重构等。施秉喀斯特世界遗产地有聂家堰、牌楼冲和黑冲三个旅游社区，黑冲社区刚开始发展旅游，聂家堰社区受季节性影响明显，社区旅游主要为所有村民参与商铺经营，而牌楼冲社区更能体现社区参与过程中的空间正义问题（图 1）。牌楼冲社区属于施秉县城关镇云台村下的一个小组，为汉族、苗族聚集区，共38户190多人，位于遗产地缓冲区，沿云台山景区门口主干道两侧分布。

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为主的质性研究方法，深入访谈当地官员、村委会、小组组长、村民等不同群体，收集云台山旅游发展过程中涉及的政府文件等二手资料，调查在旅游发展以及政策性扶持中的土地征收、就业与生计、旅游从业情况和社区参与发展历程等。2017年7月和2018年1月，共收集两次数据，后一次主要是对居民进行更加深入的访谈，以解决尚存在的疑点。两次数据收集共采访24人（不包括重复采访者），受访者包括市镇公务成员2位，村委会2位，组长2位（现任组长及前任组长），其他村民18位。在对访谈数据进行分析时，对受访者按照群体、受访时间进行编码。例如文中“2018—1”则为2018年在牌楼冲社区访谈的第一位村民；“2017政府—2”则为2017年访谈到的第二个政府公务成员。

4 多维贫困视角下的旅游扶贫效应 4.1 施秉喀斯特遗产地的旅游扶贫背景

20多年来，施秉县级的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出开发施秉云台山世界自然遗产地的旅游资源，以“旅游+大扶贫”促进增收致富、精准扶贫，加快旅游资源转变为旅游经济，提高当地经济水平^①。自旅游发展以来，施秉县整体经济快速增长，地区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25629万元上升至2016年的350738万元，其中旅游综合收益从2000年的4300万元上升到2016年的221300万元^②，旅游综合收益占地区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16.78%上升到2016年的63.10%。为深入实施旅游产业扶贫工程，充分发挥旅游业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作用，施秉县相继提出并实施“四大工程”打造全域旅游^③、产业扶贫与旅游产业发展相结合^④、“旅游+”多产业融合发展扶贫工程^⑤、异地扶贫搬迁（生态旅游小镇）建设工程^⑥等政策，借助旅游脱贫攻坚。近年来，施秉县政府明确提出了通过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扶贫产业，带动贫困人口发展农家乐、农家旅馆，促进贫困人口就业，并初步实现了乡村旅游村寨农户收入的60%来自发展乡村旅游产业^⑤。2018年，县政府再一次提出了加快推进“旅游扶贫九大工程”，全力争取旅游产业扶贫基金5亿元以上，支持美丽乡村示范村寨开发乡村旅游，探索乡村旅游扶贫新模式，通过引导贫困户参与项目建设、发展农家乐和乡村客栈经营、从事旅游服务等，带动一批贫困群众增收脱贫^⑤。

4.2 社区村民的收入增加与不平衡发展

在施秉遗产地20多年的旅游发展历程中，牌楼冲部分村民搭上了旅游扶贫的顺风车，逐渐提高经济收入，高峰时期有14户经营农家乐。“九几年就开始，那时候几家人一起搞，十几个人给游客做饭，一个人分了五毛钱。后来搞到自家来搞了，生意最好的时候每天毛收入都有6000块钱，一年净收入十几万，都是靠这个啦，一家人什么都不干，就搞这个。近些年不行了，有好多（农家乐）真是要死不活的，真正生意好的最多不超过5家。（2017—4）”在旅游开发初期，政府大力鼓励村民通过经营农家乐参与旅游发展，相关部门给予有住宿条件的农家乐每个房间500元的补贴，用于购买电视机和风扇等设备；工商局对加入微型企业的农家乐给予价值4万元的农家乐修缮补贴。此外，为打造景区并实现旅游扶贫，相关部门在牌楼冲社区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修建道路、公厕，停车场等旅游基础设施^⑦，增强了景区的可达性，并为村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然而，并非所有村民均能通过旅游业摆脱经济贫困，缺乏条件经营农家乐的家庭，因无其他参与方式，收入不足，最终选择整家外出务工。“这些以前都是我们的地，现在没办法种地了，我们家又不在下面（指主干道两侧临街），没法搞农家乐，只能去外面打工了（2018—6）。”其次，由于距离景区停车场较远的农家乐收入有限，现已有6家农家乐关闭，并选择外出务工。38户村民中仅有8户能在当地以参与旅游的方式维持生计，而其他村民则脱离当地旅游发展，较少直接收益来自旅游扶贫。

4.3 社区村民技能提高与参与能力欠缺

旅游扶贫不仅为贫困人口带来经济方面的收益，也相应地提高部分贫困人口的技能，包括烹饪技能、服务技能等。“像我们去培训炒菜啊，然后就去听啊，学习嘛，怎么接待客人啊，每次还给我们发几十块钱补贴（2018—1）。”从2013年开始，政府每年组织经营农家乐的村民到其他地方的农家乐进行免费培训，并给予村民几十元的补贴，主要内容是观看专业厨师炒菜、学习服务礼仪等。然而，除了政府大力引导的旅游参与方式（农家乐），尚未存在其他自主参与方式，村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方式较单一。正如上面提到的，农家乐收益降低时，村民最终只能选择外出务工，缺乏自主参与旅游发展的能力。“在这里要是不能搞农家乐就只能去外面做活了，这里能搞什么嘛，除了搞吃的也没什么了（2017—5）。”牌楼冲村民是旅游扶贫的主要对象，同时也是旅游发展的主要参与对象，但当地的旅游发展模式与村民参与旅游的方式均是以政府或企业为主导，村民的能力在此过程中并没有得到锻炼或提高。

4.4 社区村民旅游参与机会不平等

村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机会不平等源自权利贫困，在牌楼冲社区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是社区村民与外来者之间的就业机会不平等。尽管云台山景区的林地为牌楼冲村民集体所有，景区成立后，相关部门对林地进行圈围保护并限制村民进入林地，但尚未涉及经济补偿。为了减少村民的不满情绪，国家企业杉木河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杉木河公司）为当地村民提供一定的就业岗位，但只是简单、低薪的保洁工作，较少有高薪的管理职位。

“对于在景区里工作这个我有跟他们说过了，也反映过了，里面那些人，都是外面来的，他们都是2000，3000一个月，我们这里工资是多少呢，是1000，全部是打扫卫生（2018前组长）。”“都是安排外地人在景区里工作，不要我们当地人，我们这里有些人在景区只能打扫卫生，但是工资很低，我们寨子有7个人在里面打扫卫生（2018—6）。”其次是社区内部村民间的就业机会不平等，旅游开发将村民在村落中居住位置的空间差异转化为资源禀赋差异，即位于主干道两侧且临街的住户具有经营农家乐的区位优势，尤其是靠近政府修建的停车场、广场周围的住户。而其他住户被第一排住宅遮挡或者因在山坡上（道路难走），难以吸引游客，缺乏开办农家乐的条件。然而，相关的旅游扶贫惠民政策主要针对开办农家乐的家庭，尚未涉及难以通过农家乐参与旅游发展的村民，强化了社区内部就业机会不平等。

5 旅游扶贫的空间非正义过程

牌楼冲社区展现了在多维贫困视角下社区参与旅游存在积极和消极的不同效应，即经济收入增加但不均衡，村民得以参与旅游发展但参与机会不平等，以及技能提升但参与能力欠缺三方面，而这些现象也是资源分配不公正、村民自主决策权缺失和社区参与边缘化等的空间非正义过程导致的空间非正义结果。

5.1 旅游发展的资源不公正分配

旅游扶贫过程中的资源不公正分配主要体现为土地资源使用矛盾、政策倾斜和就业歧视。

“这些以前都是我们的地（云台山景区门口的大马路、广场和停车场），后来八几年开始搞开发就把我们的地征了，他（政府）需要修哪里的就征哪里的，一开始是八角（一平方），后来也征了几次，还有25（元）一平（方）的，最近一次征是12、13年，47.4（元）一平（方）（2017现组长）。”“当时，划归云台山保护起来，禁止砍伐没给村民补贴，主要由于当时国家政策没有涉及补贴。06年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出台新版旅游新编调整，才出台景区收入多了需要给村民一定补贴。但是，现在云台山收入还不能支持保护管理费用（2018政府— 1）。”“把我们地征去了，没田种又说把我们搬到外面去（指搬到主干道两侧），说了十多年了，十多年还搬不出去。他们这个补贴就是给搞农家乐的嘛，像我们这种没搞的当然没得（2018—8）。”在贫困地区，土地资源（包括田地与林地）与贫困人口的利益息息相关，且旅游发展与土地资源使用两者间存在各种矛盾。旅游扶贫中涉及到的土地征用和林权限制也是土地资源的重新分配，即将原本属于社区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重新分配给“景区”，剥夺了村民原本的生计方式。在旅游业尚未成熟时，旅游扶贫的目标往往被片面理解为大力发展旅游业，提高贫困地区的整体经济水平。这种目标导向下的旅游扶贫，倾向于出台各种有利于旅游发展的惠民政策，包括针对农家乐的经济补贴、微型企业政策，定期技能培训政策，而缺乏经营条件的家庭既难以享受以上的政策，又缺乏新的渠道享受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因此，旅游开发将客观存在的空间差异转换为社区内部的资源禀赋差异，而这种差异亦反作用于社会实践，使得区位条件差的村民难以获得政策优惠。此外，就业歧视主要是指杉木河公司只为村民提供景区内低薪的环卫工作，垄断了较高薪的工作岗位，不仅忽略了村民为景区开发付出的代价（土地被征用、林权受限），而且违背了罗尔斯提出的公正分配的两项原则之一，即对所有人都开放的职业，进一步强化了不公正分配。由于资源的不公正分配，大部分村民难以在当地维持生计，只能选择外出务工，包括6户已关闭农家乐的家庭，共有30户村民外出就业。尽管通过这种空间流动，村民与政府、企业和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空间产生的矛盾或者非正义冲突得以缓解，但这种空间非正义并没有得到消除。

5.2 旅游扶贫过程中的自主决策权缺失

村民在旅游扶贫过程中自主决策权缺失主要体现在地方旅游发展规划与决策、赔偿方案制定几个方面。

“开会什么的都没得，他们来了就说要征地，啥子通知都没得，征到哪家就去哪家，谈好，给钱，这个不同意不行的（2018—9）。”“景区怎么发展啊，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政府要怎么搞就怎么搞，而且这个我们说给谁听嘛，他们也不下来（2018—5）。”“就像以前修那个鱼塘的事情，那个时候我搞组长，我跟他们讲了好多次，他们说是说好好好，但就是不听你的（2018前组长）。”景区的发展规划、当地的旅游发展方式均由相关部门决定，当地村民缺乏参与决策的意识，贫困人口缺乏做决策的智慧被认为理所当然。但在后期的旅游发展中，村民容易与政府产生冲突与矛盾，并认为政府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旅游发展涉及到政府、企业和当地村民等各相关利益主体关于资源和利益的博弈，而村民往往处于弱势地位甚至被忽视，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旅游发展，贫困人口缺乏与之博弈的各种资本。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主要根源于贫困人口的无权力地位，以及村民在土地征收面积、赔偿方案制定、景区发展规划等过程中的决策权缺失。旅游活动涉及到相关部门、企业与贫困人口在旅游地空间上的互动，而村民在决策过程中的缺席也丧失了产生公正地理过程的控制权，处于无权力的状态，导致空间非正义的产生。正如哈维所说的空间正义并不是平均主义，而是要做出对弱势群体有利的不平等安排，以实现最穷居民的财富最大化^[29]。旅游扶贫的目标是通过旅游实现贫困地区或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而村民在此过程中的无权力与自主决策权缺失，不利于政府倾听贫困者的声音和做出对贫困人口有利的安排。

5.3 利于景区发展的社区参与边缘化

为减少我国的贫富差距，政府提出很好的旅游扶贫初衷，但旅游扶贫在实践中因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往往异化成为发展旅游而发展旅游。因此，在利于景区发展的情况下通常造成社区参与边缘化。施秉喀斯特从尚未成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到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的过程中，相关部门不断努力，并加大投资力度，将其建设成更高级别的景区。这样一种利于景区发展的旅游开发模式通常没有将景区与其周边社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发展，且常常忽视了社区村民的利益。牌楼冲村民作为旅游扶贫的对象显然是以贫困人口或者乡下人的身份存在，并没有获得与相关部门或企业平等的地位，被排除在一些社会过程之外。例如：以增强景区的可进入性为目的的基础设施修建涉及到土地征收，但相关部门很少考虑村民的意见；林权限制同样也是基于利于景区发展的前提而产生的，景区门票收益也用于其自身的保护管理，处于边缘化的村民尚未得到任何补偿。利于景区发展的模式是在资本和权力的联合主导下，将景区与周边社区的空间转换为商品，目的是促进资本增值，依附景区发展的社区村民被排除在旅游决策之外，处于边缘地位。此外，旅游扶贫形成的社区内部阶层、空间位置和资源禀赋差异使得社区发展不平衡，社区内部部分群体被边缘化，例如：社区活动或决策往往无意中忽视了外出务工的群体。

6 结论和讨论 6.1 结论

本文通过国家级贫困县施秉县的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社区，透视了旅游扶贫背后的空间正义问题，在多维贫困、旅游扶贫效应与空间（非）正义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图 2）。

（1）在多维贫困视角下，旅游扶贫对地方村民的影响存在积极和消极效应。在经济方面，当地整体经济收入增加、村民经济收益提高但发展不平衡；在能力方面，村民的服务技能提升，但旅游发展能力欠缺；在权利方面，村民得以参与旅游发展，但参与机会不均等。

（2）旅游扶贫的积极效应掩盖了空间非正义的过程。在景区旅游发展过程中，尽管政府给予村民一定补偿或旅游扶持，但在林地、耕地征用、道路修建等旅游空间的组织过程中，更多考虑了利于景区发展的策略，对旅游发展的公共资源存在不公正分配；村民缺乏参与当地旅游发展决策的机会和权利，处于边缘地位。在社区内部，也存在阶层、空间位置和资源禀赋差异带来的内部不平等，政府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无意强化了这一不平等。旅游扶贫的消极效应正是空间非正义过程产生的非正义现象。

（3）通过多维贫困审视的空间非正义过程，是中国传统乡村向旅游乡村转型的经济制度、旅游政策、资本、发展话语与实践的空间再组织过程。在乡村的农业空间向旅游空间转型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博弈、资本和权力的互动、资源的分配和能力的限制等是复杂的、变化的，是旅游空间的再生产现象和过程。

6.2 讨论

鉴于乡村旅游空间重构的复杂性，关于贫困、扶贫与空间正义的诸多问题是值得进一步讨论和关注的：①正如约翰·罗尔斯对公平正义的理解，承认自然环境因素造成的不平等，并通过调和自由与平等的关系，将社会的不平等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30]。在农业乡村向旅游乡村转型的过程中，该如何正视区域内部的自然要素差异带来的不平等问题，通过何种规则，限制在何种范围方为合理，什么才是哈维的“恰到好处的分配”有待进一步探索。②牌楼冲案例展示的空间非正义并未表现出严重的社会冲突和矛盾，其原因是未能参与旅游的村民外出务工，使得村民与政府、企业和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空间可能产生的矛盾和冲突得以缓解，但这种空间非正义并没有得到消除。③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边缘化，“这种将一部分人排除在社会生活的有效参与之外”，被扬认为是一种最危险的行为^[36]，这种边缘化是根植于从未怀疑的规范、习惯和象征中，比如贫困人口本身的能力和智慧受到质疑，即贫困意味着“无能”，这种理所当然的认知可能会增加旅游社区的社会风险和冲突。④本文研究较为关注空间非正义的宏观过程，对于家庭特征、惯习、个体能力等微观尺度未进行探讨，毫无疑问，这些因素也在影响空间非正义的结果。总之，在乡村旅游，尤其是旅游扶贫中，正如哈维所言“正义应该被认为是解决各种冲突的一系列原则”^[29]，而对空间正义过程的寻求才是实现正义的途径。

注释：

①《施秉“十三五”规划纲要（2016-2020）》，来源：施秉县人民政府。

② 根据施秉县统计年鉴（2000-2016年）计算，数据来源：施秉县统计局。

③ 施秉县实施“四大工程”打造全域旅游“精品”，http://www.qdnsb.gov.cn/xwzx/zwyw/201606/t20160623_670828.html。

④ 施秉县“四个结合”抓好产业扶贫工作，http://www.qdnsb.gov.cn/wap/zwyw/201611/t20161103_1450831.html。

⑤ 2018年施秉县政府工作报告，http://www.qdnsb.gov.cn/xxgkml/zfgz/gzbg/201802/t20180228_2291825.html。

⑥ 施秉县举行易地扶贫搬迁（生态旅游小镇）建设工程开工奠基仪式，http://www.qdnsb.gov.cn/xwzx/zwyw/201608/t20160810_1187064.html。

⑦ 2015年施秉县政府工作报告，http://www.qdnsb.gov.cn/xxgk/zdgk/ghjh_28025/201611/t20161107_145625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