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商品链（GCC）、全球价值链（GVC）、全球生产网络（GPN）等理论的发展，学术界关于跨国公司地方嵌入的争论变得日益激烈^{[1, 2]}。然而以往研究相对聚焦于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企业，着重探讨产业联系、技术外溢、社会网络等要素对嵌入过程的影响^{[3, 4]}，而对需要大量非熟练工人的劳动密集型跨国企业并未引起足够关注。尽管GPNs将“劳工问题”视为研究的重要方向，但“与其它研究议题相较，劳工问题的研究始终存在显著差距”^[5]。鉴于此，Coe对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劳工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认为劳工能动性不仅受到全球生产网络的影响，而且根植于特定时期特定地方的“情境”之中^{[6, 7]}。建立在产业联系、技术外溢、社会网络等核心概念基础上的跨国公司地方嵌入分析框架很显然不能很好地解释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原因在于这些框架并未充分考虑地方劳动力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劳工地理学（labor geography）的提出使得经济地理学界开始真正将劳工问题置于研究范畴之中^{[8, 9]}。与将劳动力视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地理学（geography of labor）不同的是，劳工地理学将劳工视为与资本一样具有“空间修复（spatial fix）”能力的社会和地理行动者，并将行动者置于所在区域的生产和再生产情境之中，通过适应/弹性（如旷工、迁移等）和抗议（如投诉、上访等）等方式塑造新的劳工经济地理景观^[10-12]，这种认识促进了全球生产网络、地方劳动力管控理论与劳工地理学的对话^[13-15]。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和经济组织模式由“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也使得人力资源柔性管理成为企业的战略重点，部分传统雇佣方式逐渐让位于灵活的和基于契约任务的合同方式，因此劳动力空间流动性和时间弹性变化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16]。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分析劳工能动性如何受制于地方“情境”的影响，这将有助于重新理解特定时期特定地方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

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地理研究通常关注由于跨国公司地方嵌入而引发的经济升级（如价值链升级、产业链延伸、区域产业结构转型等），然而劳工地理学发现，经济升级不一定会导致社会升级（如工作机会增加、劳工福利提升、劳动环境改善等）^[17]，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升级不仅受到企业自身属性的影响，而且受制于政府宏观政策、区域劳动力特征、劳工中介/职业学校等其它社会主体的共同作用^{[18, 19]}。然而Selwyn指出，经济升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促进社会升级，但需要合适的“制度”充当媒介^[20]。目前，中国由于经济结构转型而导致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成为次要劳动力市场（区别于核心正规部门的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主体，也已成为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所考虑的关键要素之一。然而如何保证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并实现与区域发展（经济升级、社会升级等）的协同发展，还需从跨国公司全球生产网络专业化分工的“纵向维度”（需求层面）和国家及区域制度背景的“横向维度”（供给层面）进行综合考虑^{[21, 22]}。本文带着对此问题的思考，基于地方劳工市场深入分析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过程及机制，并力图通过“地方典型经验”为理解跨国公司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关系提供有效“均衡解”。

跨国公司地方嵌入并非是自主选择行为的结果，更多的受到投资地各种社会、经济、文化、制度等因素制约，是多元主体互动博弈的结果。基于地方劳工市场的跨国公司地方嵌入具有主体众多、尺度综合、关系纷繁、过程复杂的特点，不应仅考虑跨国公司地方嵌入的劳工供需要素，还需重点研究中国特色劳工管控体制对跨国公司地方嵌入的影响，除此之外，劳工能动性的空间尺度及对区域劳工经济地理景观的影响也需纳入到研究视角之内（图 1）。

图 1(Fig. 1)

图 1 基于地方劳工市场的跨国公司地方嵌入的研究视角 Fig.1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Local Embeddedness of TNCs Based on Local Labor Market

劳动力市场对于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学界的重视，但需要指出的是，劳工能动性不仅受到全球生产网络的影响，而且根植于特定时期特定地方的“情境”之中。对劳工能动性与全球生产网络关系的认识，实质上取决于GPNs研究对劳工的定位。理论上，劳工能动性可以体现为劳工机构在特定区域的多元嵌入，强调在价值创造、权力产生的过程中劳工代理机构如何根植于特定区域，并突出劳工机构及其它社会要素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生产和再生产作用^{[23, 24]}。实际上，劳工在GPNs中的能动形式及效应^[25]、劳工基于特殊位置所获得的生产权力和市场权力^[20]、生产分包情景下劳工空间分散与工人/工会力量的削弱^[26]等典型案例都很好地契合了相关理论问题。然而相关研究认为劳工机构只是通过工会进行集体行动的工人组织，其目的只是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改善工作条件^[27]，因而亟需对“资本—劳动”关系进行重构，并倡导“劳动力回归”^[28-30]。诚然，劳工在GPNs中的生产权力和市场权力需通过集体行动才能发挥作用，但能否实现还要依赖于地方劳工体制^[31]，如Isabel和Carlos利用2010—2017年英国的劳工数据研究了难民、移民与原著居民劳工市场的差异，发现劳工迁移意愿及能动性重构不仅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还深刻受到地方劳工管控体制和劳工自身条件的制约^[32]。而在中国特色劳工体制下，工人能动性的形成又有所不同，大量研究主要通过劳动管理机构、企业、工人之间的整合关系来强调民间社会组织在多元地理尺度背景下如何作用于劳动治理过程^[33-35]，这都充分说明劳工能动性深受国家体制和地方条件的限制。总之，劳工能动性与空间尺度存在相互作用的关系，劳工能动性发挥有助于创造空间再生产，而不同尺度的空间融合则有助于塑造劳工能动性重构。

Herod于1997年提出的劳工地理学区别于关注劳动力空间差异的劳动力地理，突出了作为社会行动者的工人对经济地理景观的塑造作用^{[8, 9]}。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影响下，劳工地理学提倡将劳工看成与资本一样具有“空间修复”能力的社会行动者，通过适应/弹性和抗议等方式重新塑造新的劳工经济地理格局，重点关注劳工经济地理格局重塑的具体方式和影响机制^[36]。劳工地理学的研究视角极大地影响了国际经济地理学界对劳动力要素的重新认识，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和持续响应^{[37, 38]}。劳工地理学对劳动力要素的重新理解在本体论上获得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自治学派的支撑^[39]，研究方向主要包括了工会、集体行动和尺度政治，社区—工会跨阶层联结，个体化工人的社会实践，劳工地理学的政策涵义等问题^{[40, 41]}。在全球生产网络发展情境下，制造转包和劳动代工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典型现象，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尤其是与全球经济紧密联系的劳工面临的短期合同和竞争上岗，意味着承包商有意愿被迫削减员工工资和降低工作标准^[42]。基于此，部分学者认识到劳工及相关机构的发展情景和空间修复始终是跨国公司空间区域重新分配和地理位置延展的主要考虑要素，因此对工人选择工作形式和空间去向的决策过程研究得到了普遍关注^{[43, 44]}。同时，资本的全球流动促使地方政府和企业组织鼓励劳动力寻求新的工作场所来解决劳工空间实践与跨国公司发展的“悖论”，使得在“固定空间”从事经济活动的工人有机会实现权力和价值捕获^[27]。总之，由于资本、劳工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联动在阶级、性别、种族和认同中的重新深化，都迫切需要研究者采用新理念和新视角拓展和强化相关研究内容^[45]。

跨国公司实施地方嵌入主要是为了实现捕获市场占有率、优化劳动力成本和方便资源获取性等战略目标^{[46, 47]}。然而以往跨国公司地方嵌入因素研究多考虑产业联系、技术外溢和社会网络等^[48-50]，相对忽视了对地方劳工市场景观的内在机制分析。国内经济地理学主要基于新古典经济学视角，将劳动力空间分布与流转迁移作为一种区位因素优势，分析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如跨国公司地方嵌入的“推—拉”模型将本地劳动力资源基础及劳工空间迁移的目的导向看成是“自然资源寻求型跨国公司”实现地方嵌入的必要拉力因素之一，然而不稳定的劳动资源供给却强化了跨国公司地方嵌入的“松脚性”^[51]，如富士康在中国大陆的阶段性转移就是典型案例^{[52, 53]}。在此基础上，部分学者尝试从劳动力市场二元结构出发，解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所造成的特殊劳工景观，继而为跨国公司在地方嵌入过程中对劳动力价值的捕获进行分析^[54]。但上述研究只考虑到区域地方特征、政府作用、国家发展阶段等供给要素，并未立足于跨国公司自身属性，即缺少了对劳动力市场需求要素的分析。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研究将劳动力资源“普化”成为一种外生经济现象，劳工迁移格局、劳工成本分异、劳工价值捕获等虽然成为学者重点关注的议题，但对于如何形成此类劳工“景观”的内部机制并未展开深入研究。

19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政策实施和生产方式由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转变使得劳工管控组织及体制遭到了削弱^[55]，部分传统的雇佣方式逐渐让位于灵活的雇佣方式，短期临时合同、周期性迁移、高低峰分流等模式使得工作场所和雇佣关系显得若即若离，并不存在以往研究重点关注的劳工群体的地方依恋和组织归属，可以将其称为“碎片化”^[56]，虽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困境，但却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工会产生消极作用，没有条件组织正常的集体工会活动^[57]，部分学者将其结果称为“社区—工会主义”的消极能动性^{[58, 59]}。劳工管控组织及体制对跨国公司地方嵌入的影响主要基于博弈手段，而如何通过谈判、合作等方式实现劳工供需主体的战略平衡是其主要目的。具体到经济地理学研究中，通常是指典型区域中的经济主体通过有目的地组织与协调区域资产，从而与全球生产网络主导者（跨国公司）实现价值捕获和权力提升的互动效应^{[60, 61]}。如针对亚洲的发展经验，Yeung认为跨国公司地方嵌入机制主要取决于跨国社团组织的出现、劳工管控组织的变化、亚洲国家的主动出击以及全球生产网络动态等方面^[62]。遗憾的是，虽然劳工资源与管控组织被认为是跨国公司地方嵌入的一个重要机制，但从根源上来讲，由于劳工问题在GPNs研究中与其它议题相较始终存在显著差距，因此在实证分析中无疑处于弱势地位，如Liu在揭示核心变量如何影响地方嵌入主体的博弈过程和议价能力时，重点关注了跨国社团组织出现、亚洲国家主动出击与全球生产网络动态变化的互动作用，唯独缺少了对劳工管控组织的研究^[63]。近年随着劳工问题在GPNs研究中的逐渐深入，其对地方嵌入的影响作用也引起部分学者的关注，如Balázs和Rikard基于劳工管控体制和跨企业劳工网络分析了企业如何嵌入到区域发展^[64]，Elena基于地方劳工管控体制研究了塞内加尔的园艺产业与区域发展的嵌入模式等^[65]。总之，虽然劳工管控模式决定了全球生产网络与典型区域发展之间关系的性质和内容，但相关实证和演绎分析时仍存在一些不足。

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地理研究通常关注由于跨国公司地方嵌入而引发的价值链升级、产业结构转型等经济问题，相对忽视了对工作机会、劳工环境、“劳—资”关系等社会问题的分析。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梳理和述评，本文认为基于地方劳工市场的跨国公司地方嵌入应重点关注以下几方面议题：

（1）如何识别劳工供需因素对跨国公司地方嵌入的影响机制。采用贝叶斯因果网络和博弈树方法，从公司属性、区域劳动力特征、政府及中介作用和国家力量及发展阶段四个要素甄别跨国公司地方嵌入机制。考虑在供需要素合作博弈情况下，如何建立需求要素与供给要素相契合的合作机制，在供需要素非合作博弈情况下，如何探究企业属性与地方劳动力特征间的博弈过程及有效化解区域劳动力流动与企业劳工需求的“时空错配”问题，如何探究企业属性与政府/中介机构的博弈过程及把握企业从追求劳动力数量向质量转变过程中政府政策的可实施性等。

（2）如何剖析特殊劳工管控体制下劳工空间实践与能动性的关系。在中国特色工会体制下，劳工采取那些策略解决地方资本、管控体制及劳工能动性的的逻辑关系？工人社会空间实践（包括罢工停产、劳资争议、个体抗争等）对地方劳工市场、投资环境、产业转移的影响以及对工人工作和生活等地方劳工经济景观存在什么影响？中国典型区域的地方劳工能动性如何嵌入其特定制度（户籍制度、就业政策等）、经济（劳工供需、技术升级等）和社会关系（关系网络、社交媒体等）之中？地方资本、劳工管控体制和能动性是否存在悖论，如何理论化其内在关系？

（3）如何刻画跨国公司地方嵌入对区域劳工经济地理景观的影响。通过对典型企业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客观把握其劳工结构特征、空间流动特征及行业选择特征，分析地方劳工网络的建构过程及结构。通过绘制事件—状态网络图，重点关注典型企业所经历的关键事件，揭示地方劳工对典型区域的空间修复过程，分析在跨国公司特色体制下工人采取那些社会空间策略改善自身的再生产条件以及公司的相关响应措施，劳工个体和团体如何通过适应/弹性、重制等方式塑造新的劳工经济地理景观。

（4）如何总结跨国公司地方嵌入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模式。运用扎根理论和实证演绎等方法，从生产网络区域化、劳动市场弹性化和劳工网络动态化等视角探讨实现战略耦合路径，并进一步讨论政府、企业等机构采取那些措施鼓励劳动力在基于个人效用最大化的流动决策基础上实现跨区层面和区域内部的自由流动；劳工在对区域空间修复过程中，如何通过适应/弹性、重制等手段作用于地方劳动力网络的动态变化；生产网络区域化和劳动力市场弹性化如何有效互动从而实现地方劳工网络新的动态平衡等。

基于地方劳工场的跨国公司地方嵌入致力于结合劳工能动性的空间尺度和跨国公司的地方嵌入，促进全球生产网络、地方劳动力管控理论与劳工地理学的对话。它重点关注在特定地域条件下地方劳工市场如何应对和挑战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的资本积累逻辑以及由此造成的对劳工景观的潜在影响，为重新理解跨国公司地方嵌入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参考。

（1）突出地方劳工市场对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的关键作用，并以此重构和拓展跨国公司地方嵌入的理论研究。在劳工地理学、新经济地理学等学科背景下，基于传统跨国公司地方嵌入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国家力量与发展阶段、区域劳动力特征、公司属性、政府/中介/学校为基础要素，建构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的研究框架。这不仅能有效弥补GPNs视角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对劳动力市场作用的忽视，而且有助于为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的地方嵌入提供理论指导。

（2）将劳工视为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对典型区域空间修复的主体，探讨地方劳工网络对区域劳工经济地理景观的影响，将有助于重新理解特定时期特定地方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劳工地理学将劳工视为与资本一样具有“空间修复”能力的社会行动者，而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的劳工通过集体行动与空间策略、社区—工会的地方跨阶层联结、个体化工人的社会行动实践以及相关的制度政策等手段作用于典型区域的劳工经济地理景观，这为重新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提供了新的参考视角。

（3）尝试厘清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地方劳工嵌入与区域发展的逻辑关系，通过“地方典型经验”为理解战略耦合关系提供“均衡解”。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和其它“重型”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通过地方嵌入实现与区域发展战略耦合的机制不同，其实现嵌入的主要途径更多是通过地方劳动力市场完成的，同时政府体制及相关在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与区域发展的战略耦合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基于典型案例剖析劳动密集型跨国公司地方嵌入机制，为实现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耦合提供决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