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人口、资金的流入是农村空间商品化的重要外部驱动因素[1]。城市化和全球化等更广泛的结构性趋势[2]作为“外部”需求,支撑农村土地功能改变,农村土地用于农、林业等的传统功能(生产价值)相对减少,生产功能被轻视[3, 4]。同时,农村自主内生的更新改造与政府职能调控加速了农村结构改革进程[5, 6]。农村工业与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农村产业呈现多元化。在外援—内生驱动机制作用下,农村工业与乡村旅游的发展推动了农村的变革,发展与变革打破了农村以农业产业(自然资源与第一产业)为生的历史,激发农村更多活力,农村空间由单一生产功能转变为生产、消费功能。农村产业多元化促进农村空间功能的完善。西方后生产主义理论重申了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使得生产功能更加丰富,同时增加了空间的保护功能,如保存农村景观、维持物种多样性,旨在留住乡愁与维持生态系统平衡。
农村强烈的、持续性的、整体性的变化减少了其与城市的不平等[4]。随着市场关系向农村活动不断地推进,农村符号,如农村具象资源、社会氛围、文化与印象、土地与空间,以农村土地为物质载体、以多维充盈且饱满空间为容器,成为可供商业开发的商品[7],农村空间不断地被商品化,特征日益显著。农村空间商品化的概念是指通过诸如旅游活动和非农人员的房地产投资、农村产品销售、利用农村印象推销农产品和其他商品的方式,达到“销售”农村资源的目的[4]。农村空间商品化认为,农村的各类“商品”向市场开放[8],势必导致农村要素发生变化,即乡村性的商品化[9]。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实现路径较为多样,涉及农业、工业和服务业。概念中包含的“投资”、“销售”、“推销”、“商品”等字眼表明,以后生产主义与农村多功能性理论为基础的农村空间商品化强调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即经济重构。
近年我国乡村地理学得到空前发展,农村经济转型实践与学术研究取得一定成绩。我国乡村地理学学者从农村或城乡视角对农村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多维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虽然当代农村凋敝囊括了经济衰退、生态破坏和道德滑坡等社会生活诸多层面问题的系统性困境。但就我国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基本国情来看,目前“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深挖农民增收新空间、突破农业产业本身与积极探索多路径转型是首要任务。农村空间商品化是农村空间生产转型的主要驱动力[10],其框架内的基础理论、实现路径及问题等研究较为缺乏,因此本文旨在捋顺西方农村发展理论脉络,并在已有农村空间商品化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商品化的实现路径,最后针对实践路径中可能暴露的问题提出建议。
2 农村空间商品化的理论基础西方农村社会实践的发展与学者理论认知的提升能为我国农村空间商品化道路提出前瞻性的理论指引。在面临生产主义为国际社会带来的物价高涨、农业生产过剩以及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引起环境衰退[11, 12]等负面问题时,后生产主义理论出现。后生产主义从过分强调初级资源生产转向更加强调多样化的经济活动,并贯穿价值观念和经济活动[13]。农村生产方式向农产品低消耗、农村景观保存、维持物种多样性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14]。随着消费者需求向多样化趋势发展,政府开始资助利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活动[15],然而,Argent指出虽然后生产主义的概念极具吸引力,但是其在澳大利亚农村的研究中几乎没有实际或概念上的应用[16],Evans等人通过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质疑后生产主义是无所不包的术语并广泛的不加批判的使用现象,批判论证了后生产主义的无效性[17],且“生产主义与后生产主义”二元论在农业政策制度中过于简单[14]。
Marsden和Wilson认为推动农村变革的核心动力并非后生产主义,而是多功能性,在澳大利亚如此,在富裕社会中也更为普遍[18, 19]。Holmes认为生产、消费、保护三个驱动力作为农村变革的力量,促成了农村资源利用的多功能性,并增加了空间异质性[9],提出更具普适性的“多功能农村转型”概念。在挪威,由于公众、国家和农业行动者的支持,多功能农业在保护主义背景下蓬勃发展。然而,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的实证研究导致该理论的普适性遭到质疑。尽管多功能农业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政策,但其在澳大利亚的评价却相对较低;在对西班牙乡村发展趋势的分析中,学者认为西班牙农村不存在经济多样化、专业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和消费主义,旅游业并没有改变农村[20]。后生产主义与农村多功能理论对农村发展的普适性存在诸多争议。
Lefebvre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开创性地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21]。空间是容器,亦是物质的,可凭借生产和消费的实践不断被制造与再制造[22],空间再生产过程中不同行为者的行为表现与想法存在差异[23]。近年行动者网络理论在实证分析中常作方法使用,其研究对象加入了非人类因素[24]。因其能够发现异质性事物之间的关联及相互作用的过程,常被用来分析农村发展现象。城乡不可分割,研究农村问题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城市因素。城乡连续图谱[25]用来解释新的城乡关系。该理论认为现实中可从典型农村、城郊区与城乡交错区及典型城市排成一个连续谱[26]。片面强调经济效应可能造成环境损害,生态现代化作为一种替代的社会理论和一种表征新政治的手段得到发展[27, 28],生态现代化保留了生产的中心地位,同时认识到生产关系的流动性和市场性质的变化,常被认为是“生态重构”的同义词[15],少数学者在分析农业变化时采用该理论。
西方乡村地理学由外生性、内生性理论孕育出综合式乡村发展理论,其强调相关城市理论的解释作用,同时开启了致力于解决区域问题(发展中国家发展问题、乡村发展问题等)的新模式。以上理论为“重构”中国农村、“商品化”农村空间提供了依据。当“食品安全”提上日程,环保、健康的生活理念在居民的思想观念中萌芽,多药多肥的普通农产品生产消费升级为无公害产品、地标农产品;乡村旅游热潮导致部分地区农村产业更迭,农村土地消费功能显现并加强;空间(再)生产以资本化入侵推动了生产方式的过渡,多样化的农村生产方式促进了农村地域多功能的逐步实现;城、乡本为一体,以城乡关系演变视角分析农村社区类型差异、农村社会生活空间变化及相关问题更具科学性;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平衡问题为农村转型发展将面临的环境问题划出底线。
凭借经济活动与地域功能多样化、空间再生产、主客行为主体参与、城乡关系及生态保护等农村转型理论的诸多契合关联,根据农村改革初期“农村空间商品化侧重经济重构,而空间重构、社会重构作为对经济重构的补充得以完善”[29]的实践认知,本文从以下初级农产品生产等方面探讨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实现路径。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 3.1.1 地理标志农产品数据地理标志数据来自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查询系统(http://www.anluyun.com)与博雅特产网(http://shop.bytravel.cn)。我国地理标志农产品认证及保护管理体系分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农产品,因此该部分数据包括以上三类地理标志农产品。为与加工业区别,该部分数据仅限于未经加工的初级农产品生产,包括种植、养殖与畜牧业,不包括白酒、酱油、醋等加工农产品(数量较少)。其中种植业共计4228条数据,水产业197条数据,畜牧业354条数据。
3.1.2 淘宝村数据淘宝村数据来源于阿里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2018)》、《2016年度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包括淘宝村地址、数量与特色产品等属性。截止2018年10月,我国淘宝村达3202个、淘宝镇达363个。
3.1.3 贫困地区与乡村旅游数据贫困地区数据选取2012年国务院扶贫办划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689个县,其作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基本覆盖了全国绝大部分贫困地区和深度贫困群体。乡村旅游数据包括美丽休闲乡村与特色小镇。美丽休闲乡村推介由农业农村部负责,从2014年至2018年,每年一批,五批共计670个农村,包括特色民居村、特色民俗村、现代新村、历史古村四种类型。由住房城乡建设部负责的特色小镇包括2016、2017、2018三年公布的403个乡镇。
3.1.4 农业农村部定点农产品批发市场数据该数据来源于农业信息网、农业局及全国城市农贸中心联合会等部门。定点市场的申报及审批工作自1995年开始,于2011年初暂停(新一轮定点市场的调查、认定、复查工作于2018年4月份展开),共批准了15批农产品定点市场。结合农业农村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编著的《中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报告2010》收录的基础数据相关属性,共得766条有效数据。农产品批发市场按所处地理位置分为产地、销地、产销(中转地)批发市场。一般而言,产地、产销批发市场位于农村,带动农村经济发展作用相对较大。结合具体地址与产销属性等推断,该处所指“农村”应包括三种类型,即现状、市场建设之初、市场近域辐射地区为农村或乡镇用地性质。鉴于研究需要,本文选取其中的509条产地、产销市场数据作为研究数据。
3.2 分析方法采用ArcGIS空间分析与可视化功能对全国农村空间商品化路径样本点进行统计分析。本文借助方向分布(标准差椭圆)空间统计方法,测度乡村旅游分布点的中心趋势、离散和方向趋势。采用核密度估计空间分析法,对农村空间商品化的专业市场路径空间分布热点进行探测。
4 农村空间商品化路径分析 4.1 路径与模式的关系在系统梳理农村空间商品化概念、相关理论及系列文章的基础上,重点参考关于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具体表现形式[30, 31],结合我国农村发展背景,以三次产业与农村空间三大功能为基础,亦参考了农村发展转型[32]、村镇建设与农村发展[33]等研究方向的发展模式(表 1),概括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实现模式与路径,从两个角度描述、总结农村经济发展多元化现象,实质均是从根本上将农村转型发展的内在实践精炼为普遍发展规律。字面意义上讲,路径是指通向某个目标的具体方式或运行轨迹。模式是从不断重复出现的事件中发现和抽象出的规律,是解决问题的经验总结,强调典型形式。二者相比,路径较为灵活,兼容并包,允许某一空间内存在多种商品化方式;而模式则着重非此即彼的排他性,为利于统计分析,将某一地区所占比例较大的经济转型类别归为典型。在对微观区域,尤其是村级、乡镇级,进行深入机理研究时,采用路径探讨更易获得预期目标,并且注重学术与事实的严谨性。
农村空间商品化更多地聚焦农村农民经济,主体以追求利润为动力。随着自然资源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可用于经济多样化的地方资产[2],农村经济从以开发自然环境为主向以开发农村审美情趣转变[34],其核心特征可能是从相对重视商品向强调非商品产出转变[35]。已有关于农村空间商品化的研究,重点大多集中在非物质效应方面,即旅游者的审美消费,包括农村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方式和附着农村印象的产品以及正在被新群体开发利用的其他农村资源[4, 36, 37]。与休闲旅游娱乐有关的变化也成为近几十年来农村地区最显著的变化[38]。旅游休闲业的发展是农村空间商品化进程的基本驱动力之一[3, 4, 39]。农村的单一农业生产功能扩展为多元多功能,但农村空间的生产与消费功能并不互斥,部分农村空间兼具以上两种功能,同一地域空间或可同时实现多种路径。
除初级农产品生产、休闲旅游业外,农村空间商品化实现路径还包括:农村(加)工业+互联网、(农产品)批发市场及商贸等专业市场、纳入城市建设拓展区、城乡一体化基础建设与景观、环境保护与管理与政府自上而下实施的农村土改[29] (图 1)。需要特殊指出的是,结合我国国情与实践,土地制度改革在促进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方面作用显著,其赋予了农村空间商品化的色彩,如2015年启动的“三块地”改革。2018年底,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完成阶段性目标任务,但当前试点范围较窄,时间较短,实践经验可待深入探讨,且并未进行立法规范,因此本文暂不对“政府自上而下实施的农村土改”路径做相关分析。从全国宏观范围来看农村发展,前四条路径更为普遍,且数据可获性较强,研究视角可大可小。因此,本文着重探讨前四条路径空间分布及其与农村空间商品化之间的关系。
农业是乡村性最有效、持久的标志之一,农业的利益应优先考虑。中央将国家粮食安全放到经济工作的首要位置,体现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就农村经济而言,农业及其相关产业和服务仍占主导地位[4],农产品初级生产,包括种植业、养殖业、水产业,强调健康有机及多样性。传统农产品成为商品,传统农业表现出多功能性,不仅通过产品多样化,更关键的是通过将消费和保护价值嵌入资源使用的生产模式[8]。农业地标品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40]。地标农产品兼具较高的经济附加值,并发挥传播地域乡村文化、社会价值的作用。地标农产品的资源条件、质量规范、安全检测等方面均有严格要求,以保障食品安全。地标品牌效应可有效缩短消费者的认知过程[41],产品独特性等特征为地区农业产业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42]。集聚程度达到产业化的地标农产品生产更易形成区域竞争优势[43]。
以县(区)域为统计单位的地理标志农产品空间分布如下图(图 2)。我国地理标志农产品分布较为普遍,与土地资源制约下的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分区基本一致。以胡焕庸线为界,西北半壁的西藏、青海、新疆、甘肃均较少,东南半壁更为密集,最集中的区域为山东、湖北、辽宁、重庆四省。在地标农产品集聚农区,建立地标品牌优势、实现多样化产品的产业化发展,可有效推动以初级农产品生产为路径的农村空间商品化进程。东北农区粮食类地标农产品丰富,地标类别较少,应采用高科技手段促进种植转型,提高单位经济效益。西北及长城沿线、青藏区自然本底资源较差,地标农产品总数少,以养殖业为主,如何降成本提质量、并建立统一冷链配送产业链等配套服务设施是突破地标养殖业高效推动空间商品化进程的关键。此外,地标农区政企合作,推动茶、花、中药与旅游结合,促进多元化发展;依托多维网络宣传地标产品的文化传承,开展体验活动等等均可提高当地农村空间商品化的效率。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指出,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农民增收应培育一批家庭工场、手工作坊、乡村车间,鼓励兴办环境友好型企业,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农村工业化包括农村发展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工业化,农副产品加工业也是农村工业的重要发展模式。农产品加工业与农村一、二、三产业交叉融合发展已作为农业农村部促进农民增收和精准扶(脱)贫的规划政策。
在新形势下强势兴起的各种“淘宝村”具备一定典型性,淘宝村经营的产品遍及工业生产、农副产品加工业和传统工艺的传承与创新,2018年十大淘宝村集群特色产品多为小商品、服饰鞋帽、家具家电、五金汽配等(表 2),农村(加)工业特点突显,农副产品加工业未能上榜。2018年全国淘宝村已由2009年的3个增长至3202个,分布在全国330多个区县,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的浙江、山东、江苏、广东、福建等地(表 2),发达地区的农村率先成为淘宝村,并逐渐向中、西部扩散,表现为裂变式扩散与集群化发展两个显著的特点。淘宝村网销与淘宝村产业进一步带动了当地的发展,引领了乡村振兴①。此外,“淘宝村”的推广有助于本地传统文化的延续,特色产品往往拥有悠久的历史,传承中华文化的精粹(表 3)。相对于其他路径,发展加工业的农村地区更应注重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治理问题。
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实现路径,增加了实现区域发展的可能性。随着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城市氛围充斥着焦虑、复杂、多变,城市人迫切逃离压力、放空疲惫。此时,文化旅游已由高雅艺术品视觉消费扩展到参与当地活动,融入、吸收乡村古朴、怡然的慢节奏氛围[44]以及品尝当地食物的体验中[45]。成功的乡村旅游产品,除具备历史或遗产景观资源,交通便利、地理区位适宜等特点,本地居民及其生活方式皆被视为旅游产品的关键组成部分[46]。依托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效果较好,且利于民族文化传承及地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47]。
21世纪初,我国乡村旅游业替代乡镇工业成为农村经济与产业研究的“新宠”,国家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重塑了新时代农村新形象,提升了城市对农村文化的认同感与农村居民的自信力,使得城乡要素流动更加活跃。在多路径研究中,乡村旅游路径最为广泛。自2014年开始,政府积极鼓励开发建设美丽休闲乡村、特色小镇、乡村旅游模范村② (图 3)。乡村旅游带来了人流量与经济收入,乡村旅游能有效提升当地农户的生计资本[48],成为旅游扶贫攻坚重要路径[49]。
图 3所示,美丽休闲乡村与特色小镇集聚地区确实部分与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重叠,部分地区发展乡村旅游确能显著提高当地农村农民收入。而未在标准差椭圆内的西藏、滇川陇青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大兴安岭南麓山区及六盘山区青海、乌蒙山区四川、云南等地的乡村旅游资源特色虽然亦较为显著,但乡村旅游点较少,政府建设投入有限,且受交通等条件限制,贫困山区全域走发展乡村旅游路径来实现发展转型的可能性较小。然而,资源禀赋不突出的农村亦纷纷效仿,繁华的背后应是我们的冷静考虑:是否所有农村地区都适合发展旅游业?同质化、无特色、无旅游规模的旅游项目成本收益率、实效性如何?外来资本入侵条件下,农民得利如何?如何避开“传统多元生计转为单一旅游生计”陷阱[50]?
4.2.4 产(销)地农产品批发市场依赖于大城市实现农村空间商品化部分农村地区依托区位优势和相关产业基础,发展商贸、集贸、农产品批发及小商品(批发)市场。专业市场路径较其他路径更依赖于城乡基础网等城乡融合发展的现有基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不论城市居民,抑或农村居民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大幅释放,消费要求更趋多元化、绿色有机化,因此,农产品流通成为农村经济最活跃的产业之一。农产品批发市场具有农产品集散和交易的基本功能,是农产品流通的主导模式。历经30多年发展,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已成为带动农业、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坚实力量。
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建设与完善极大地带动了地方经济的繁荣,如运输、仓储、餐饮、邮电通讯及金融等行业的发展。经济方面,人均收入提高、就业增长,经济形式多样化,为区域发展创造新基础;社会方面,市场引力作用下,人口流动与迁移不断加速,区域人口数量增加,改变了地区的社会文化景观,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发展;环境方面,人地互动的方式得以改善,尤其是在后生产主义倡导下,健康有机观念深入人心,大量化肥和农药使用情况出现减缓趋势[7]。
相对于城市,农产品批发市场对农村地区的影响更为深远和彻底,其建设发展大大提升了农村在区域内的经济地位。农产品批发市场辐射地区的经济、人口、环境、体制政策不断融合,实现了区域角色再造转变。随着农业产销区域专业化与商业化的发展,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东强西弱”格局得到改善,市场逐步向城市特别是区域中心城市转移[51]。产地、产销市场分布多集中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西北半壁数量较少(图 4),与全国人口宏观分布呈高度正相关。并且,市场分布契合城市群效应十分明显,如环渤海与东陇海地区。表明即便是产地、产销市场亦是依附于大城市布局,分布在较近的相关农村地区,通过区位、交通优势,加速实现农村空间的商品化过程。
在我国,以上路径不仅更加普遍,且突出“农村空间商品化”强调“经济重构”与“生产空间”转型的内涵。农村空间商品化实现路径的抉择及效率与农村要素重构的关键主体有关,即劳动力、土地、产业、资本、技术与制度,二者相互影响。农村空间商品化实现路径均以一定的历史、产业、交通、地势条件为基础。集聚、规模、产业化及创新是农村空间商品化实现路径持续推动商品化长远发展的根基,实践调研中,个别地标农产品已有被相邻区域可替代产品掩盖趋势,如满城草莓;农产品批发市场由于政府解疏、管理不善等原因,原址影响力不及邻域非定点市场,如北京锦绣大地农副批发市场、保定工农路果蔬批发市场。
地标农产品、农产品批发市场、(部分)乡村旅游村镇具备一定产业基础,通过国家相关部门的认可、评定和投资坚定发展路径,更强调自上而下的管理建设;而淘宝村与其余部分乡村旅游村镇则更强调通过村镇能人与社会企业带动,彰显自下而上的组织力量。由国家主导的系列项目所推动的农村空间商品化,前期依赖政府投资扶持的农村新业态更易出现不可持续问题,非可持续的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该地区商品化的长远发展。激发农村发展活力、发动农村社区自组织建设可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该类问题。
4.2.5 其他农村空间商品化路径纳入城市建设拓展区路径是指,在城镇化进程中,城市边缘或者某些特殊区域的农村,通过主动或被动出让土地而成为城市建成区,村民身份转为市民,土地的经济效益增强,推动了农村人民的非农转型和农村空间重构或转换。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城市房地产业的发展,农村集体土地上兴建的“小产权房”得到更多的社会关注,虽然国家明确规定“小产权房”不受法律保护,但因其具有买卖性质,使得农村空间具有了商品性质,所以该路径的研究对象不仅包括纳入城市建设拓展区的农村空间,还包括“小产权房”的载体农村空间。农村空间商品化重视经济与生产,同时关注公共设施、环境保护和管理。城乡一体化基础建设,是指在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作用下,农村的教育、医疗、交通、供水供电供暖等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居民生活方式要求实现城乡一体化,在此过程中,农村空间改变农业生产的原始单一方式,促进了空间多元化实现。景观、环境保护与管理路径强调农村景观、环境、生态的保护与管理,将保护与管理理念嵌入“生产空间”,促进农村空间商品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可持续性。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通过农业农村发展研究的侧重点分析,以及农村空间商品化概念和内涵分析,结合“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根本的现实需求,梳理了农村空间商品化的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①西方农村地理学农村发展理论可作为我国当前农村空间商品化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探讨。文章厘清了包括后生产主义、多功能农村转型、空间生产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城乡连续图谱与生态现代化等理论的要点,捋顺了理论间的更迭发展之路。以上理论为“重构”中国农村、“商品化”农村空间提供依据,并为农村空间商品化实现路径指明方向。②提出了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多种实现路径。分别为初级农产品生产、发展农村(加)工业、发展休闲旅游业、发展(农产品)批发市场及商贸等专业市场、纳入城市建设拓展区、城乡一体化基础建设与景观及环境保护与管理。讨论了初级农产品生产等四条路径在全国的空间分布,及其如何推动农村空间商品化的进程。对比归纳了四条路径的农村空间商品化条件、组织模式、路径的共有特性与差异性特点。
5.2 讨论在人才支撑、用地保障、资金投入等多项保障机制的作用下,“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均衡”的突出问题将有所缓解。在乡村振兴战略指导下,农村农业得到重视、农业技术得以提升,农民教育与技术培训、非农管理系统与经验引进延伸并拓展了多元经济的深度和广度。农村多元经济发展与城乡资源要素交流的加快更是促进了农村非农业就业。无形中,农民的生活方式与公共服务设施诉求向城市标准靠近。然而,在学术与实践中,我们应冷静求实:①在发展农村多元经济过程中,竭力避免由“多元”生计转为“单一”生计而加剧地方经济发展脆弱性的陷阱;②在外来自由资本下乡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让中,应时刻警惕务必将保护农民土地的基本权益放到紧要位置,为进城失败返乡农民安身立命保留最后的退路;③在农村空间商品化推进与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格外重视农村住宅区空心化与无序扩张并存问题,及其引起的耕地流失问题的解决方案。此外,定量诊断农村空间商品化经济的可持续性意义重大。虽然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提高农民收入,但应本着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农村空间商品化进程中各个环节、方面的问题都应得到重视。
注释:
① 淘宝村是指活跃网店数量达到当地家庭户数10%以上,且电子商务年交易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村庄。本部分数据来自《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2018)》。
② 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中提到至2020年,全国建成6000个以上乡村旅游模范村。截止2018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国家级特色小镇数量分别达到671、403个,省级特色小镇数量超2000个。
[1] |
Halfacree K. Rural space: Constructing a three-fold architecture[M]//Cloke P, Mardsen T, Mooney P. 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2006: 44-62.
|
[2] |
Markey S, Halseth G, Manson D. Challenging the inevitability of rural decline:Advancing the policy of place in northern British Columbi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8, 24(4): 409-421. DOI:10.1016/j.jrurstud.2008.03.012 |
[3] |
Cloke P. The countryside as commodity: New spaces for rural leisure[M]//Glyptis S. Leisure and the Environment. London: Belhaven Press, 1993: 53-67.
|
[4] |
Woods M. Rural Geography Processes Responses and Experiences in Rural Restructuring[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imted, 2005: 42-71.
|
[5] |
Cloke P, Goodwin M, Milbourne P. Rural Wales:Community and Marginalization[M]. Cardiff: University of Wales Press, 1997.
|
[6] |
冯健. 乡村重构模式与创新[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11-18. [Feng Jian. The Mode and Innovation of Rural Reconstruction[M].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2012: 11-18.]
|
[7] |
Duckers N, Davies H. A Place in the Country[M]. London: Michael Joseph, 1990: 87.
|
[8] |
Woods M. Performing rurality and practicing rural geography[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0, 34(6): 835-846. DOI:10.1177/0309132509357356 |
[9] |
Holmes J. Impulses towards a multifunctional transition in rural Australia:Gaps in the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6, 22(2): 142-160. DOI:10.1016/j.jrurstud.2005.08.006 |
[10] |
Whatmore S. Sustainable rural geographies?[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993, 17(4): 538-547. DOI:10.1177/030913259301700408 |
[11] |
Burton R J F. Seeing through the good farmer's eyes:Towards developing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social symbolic value of productivist' behaviour[J]. Sociologia Ruralis, 2004, 44(2): 195-215. DOI:10.1111/j.1467-9523.2004.00270.x |
[12] |
Grigg D. An Introduction to Agricultural Geography[M]. London: Routledge, 1998: 3.
|
[13] |
Reed M G, Gill A M. Tourism, recreational, and amenity values in land allocation:An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the postproductivistera[J]. Environment & Planning A, 1997, 29(11): 2019-2040. |
[14] |
Bjørkhaug H, Richards C A.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in policy and practi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Norway and Australia[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8, 24(1): 98-111. DOI:10.1016/j.jrurstud.2007.06.003 |
[15] |
Potter C, Tilzey M. Agricultural policy discourses in the European post-Fordist transition:Neoliberalism, neomercantilism and multifunctionality[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5, 29(5): 581-600. DOI:10.1191/0309132505ph569oa |
[16] |
Argent N. From pillar to post? In search of the post-productivist countryside in Australia[J]. Australian Geographer, 2002, 33(1): 97-114. DOI:10.1080/00049180220125033 |
[17] |
Evans N, Morris C, Winter M. Conceptualizing agriculture:A critique of post-productivism as the new orthodoxy[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02, 26(3): 313-332. DOI:10.1191/0309132502ph372ra |
[18] |
Marsden T. Rural futures:The consumption countryside and its regulation[J]. Sociologia Ruralis, 1999, 39(4): 20. |
[19] |
Wilson G A. From productivism to post-productivism… and back again? Exploring the (un)changed natural and mental landscapes of European agriculture[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2010, 26(1): 77-102. |
[20] |
Hoggart K, Paniagua A. What rural restructuring?[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1, 17(1): 41-62. DOI:10.1016/S0743-0167(00)00036-X |
[21] |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Blackwell: Oxford, 1991: 21-29.
|
[22] |
Halfacree K. Trial by space for a 'radical rural':Introducing alternative localities, representations and live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7, 23(2): 125-141. DOI:10.1016/j.jrurstud.2006.10.002 |
[23] |
Galani-Moutafi V. Rural space (Re)produced-practices, performances and visions:A case study from an Aegean island[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3, 32(4): 103-113. |
[24] |
LatourB. Reassembling the Social:An Introduction to Actor Network Theor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65-174.
|
[25] |
Cloke P. Changing patterns of urbanization in rural areas of England and Wales, 1961-1971[J]. Regional Studies, 1978, 12(5): 603-617. DOI:10.1080/09595237800185551 |
[26] |
Mormont M. Rural nature and urban nature[J]. Sociologia Ruralis, 2010, 27(1): 1-20. |
[27] |
Hajer M A. The Politics of Environmental Discourse: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Policy Proces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231-297.
|
[28] |
Mol A. Ecological modernizatio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form[M]//Redclift M, Woodgate G.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London: Edward Elgar, 1997: 138-49.
|
[29] |
樊立惠, 王鹏飞, 王成, 等. 中国农村空间商品化与乡村重构及其研究展望[J]. 地理科学, 2019, 39(2): 316-324. [Fan Lihui, Wang Pengfei, Wang Cheng, et al.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spaces and rural restructuring and their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in China[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39(2): 316-324.] |
[30] |
王鹏飞. 论北京农村空间的商品化与城乡关系[J]. 地理学报, 2013, 68(12): 1657-1667. [Wang Pengfei. A study on commodification in rural spa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Beijing city[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3, 68(12): 1657-1667. DOI:10.11821/dlxb201312006] |
[31] |
Perkins H C. Commodification: Re-resourcing rural areas[M]//Cloke P, Marsden T, Mooney P H. Handbook of Rural Stud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 243-257.
|
[32] |
李二玲, 胥亚男, 雍雅君, 等. 农业结构调整与中国乡村转型发展——以河南省巩义市和鄢陵县为例[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5): 698-709. [Li Erling, Xu Yanan, Yong Yajun, et al. Agricultural structure adjustment and rural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Taking Gongyi city and Yanling county as examples[J].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8, 37(5): 698-709.] |
[33] |
屠爽爽, 龙花楼, 李婷婷, 等. 中国村镇建设和农村发展的机理与模式研究[J]. 经济地理, 2015, 35(12): 141-147, 160. [Tu Shuangshuang, Long Hualou, Li Tingting, et al. The mechanism and models of villag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J].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12): 141-147, 160.] |
[34] |
Overvåg K. Second homes and maximum yield in marginal land:The re-resourcing of rural land in Norway[J]. European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2010, 17(1): 3-16. DOI:10.1177/0969776409350690 |
[35] |
Mather A S, Hill G, Nijnik M. Post-productivism and rural land use:Cul de sac or challenge for theorization?[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6, 22(4): 441-455. DOI:10.1016/j.jrurstud.2006.01.004 |
[36] |
Marsden T. Economic perspectives[M]//Ilbery B. The Geography of Rural Change. Harlow: Pearson Education, 2003: 13-30.
|
[37] |
王鹏飞, 王瑞璠.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农村空间商品化——以北京市麻峪房村乡村旅游为例[J]. 地理学报, 2017, 72(8): 1408-1418. [Wang Pengfei, Wang Ruifan. Actor network theory and commodification in rural space[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8): 1408-1418.] |
[38] |
Hall D, Mitchell M, Roberts L. Tourism and the countryside:Dynamic relationships[J]. New directions in rural tourism, 2003, 3-15. |
[39] |
Fløysand A, Jakobsen S E. Commodification of rural places:A narrative of social fields, rural development, and football[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07, 23(2): 206-221. DOI:10.1016/j.jrurstud.2006.09.012 |
[40] |
郑宝华, 晏铃. 以农业地标品牌建设推动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快速发展[J]. 云南社会科学, 2017(3): 80-86. [Zheng Baohua, Yan Ling. Promoting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agriculture with plateau characteristics by building agricultural landmark brand[J]. 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2017(3): 80-86.] |
[41] |
商世民. 大力推进农产品地理标志工作[J]. 宏观经济管理, 2011(6): 51-52. [Shang Shimin. Vigorously promo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s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J]. 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2011(6): 51-52.] |
[42] |
吕生全, 王文庆. 甘肃"张哈"片省级扶贫开发示范区产业扶贫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5, 36(5): 115-122. [Lv Shengquan, Wang Wenqing. Analysis of industry poverty alleviation of "ZhangHa" provi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demonstration district in Gansu province[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5, 36(5): 115-122.] |
[43] |
邰秀军, 杨慧珍, 陈荣. 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化的减贫增收效应——基于山西省110个县的实证分析[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7, 38(6): 144-149, 225. [Tai Xiujun, Yang Huizhen, Chen Rong. A study of poverty-reduc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producion industrialization:Based on the data in the 110 counties, Shanxi province[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7, 38(6): 144-149, 225.] |
[44] |
Richards G. Cultural Tourism in Europe[M]. Oxford: Cab International, 1996: 99-115.
|
[45] |
Bessière J. Local development and heritage:Traditional food and cuisine as tourist attractions in rural areas[J]. Sociologia Ruralis, 1998, 38(1): 21-34. DOI:10.1111/1467-9523.00061 |
[46] |
Kneafsey M. Tourism and place identity:A case-study in rural Ireland[J]. Irish Geography, 1998, 31(2): 111-123. DOI:10.1080/00750779809478623 |
[47] |
赵兴国, 张东强. 特色小镇乡村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施甸摆榔金布朗风情小镇的实证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8, 39(10): 164-170. [Zhao Xingguo, Zhang Dongqiang. In-depth exploitation of rural tourism resources of characeristictown:Based on the small town of golden blang ethnic group in Shidian county[J].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2018, 39(10): 164-170.] |
[48] |
崔晓明, 杨新军. 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与社区可持续生计发展研究——以秦巴山区安康一区三县为例[J]. 人文地理, 2018, 33(2): 147-153. [Cui Xiaoming, Yang Xinjun. A research on farmers' livelihood assets an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A case study of Ankang in Qinling-Bashan mountainous area[J]. Human Geography, 2018, 33(2): 147-153.] |
[49] |
银马华, 王群, 杨兴柱, 等. 区域旅游扶贫类型与模式研究——以大别山集中连片特困区36个县(市)为例[J]. 经济地理, 2018, 38(4): 215-224. [Yin Mahua, Wang Qun, Yang Xingzhu, et al. Research on the types and modes of regional tourism poverty alleviation:Take 36 counties (cities) in contiguous poverty-stricken areas of dabie mountain as an example[J].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38(4): 215-224.] |
[50] |
李燕琴. 反思旅游扶贫:本质、可能陷阱与关键问题[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8, 38(2): 99-104. [Li Yanqin. Reflections on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tourism:Essence, possible traps and key issues[J].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8, 38(2): 99-104. DOI:10.3969/j.issn.1672-433X.2018.02.021] |
[51] |
李泽华. 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现状与发展趋势[J]. 中国农村经济, 2002(6): 36-42. [Li Zehua.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wholesale marke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China[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02(6): 36-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