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国方略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政治学、行政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1]。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仅仅依赖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已无法实现高效的社会治理，社会组织作为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媒介，在调和社会矛盾、规范社会治理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 3]}。社会组织是为满足社会需要而建立的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非营利性组织，我国过去称为“民间组织”，2007年正式更名为“社会组织”，在国家民政部门正式登记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和基金会三种类型^[4]。社会组织在提供差异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低效”等方面所起的作用愈来愈突出^[5]。

国外学者对“非政府组织”①的研究包括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评估^{[6, 7]}以及角色与功能定位^{[8, 9]}等。如Coston^[10]运用模型和类型学的方法来评估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联系，Betsill和Corell^[11]对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环境谈判中的角色进行了分析，Ito^[12]等采用定量分析方法考察了非政府组织对尼泊尔当地居民森林管理观念的影响。在地理信息技术的推动下，研究内容扩展至非政府组织的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如Galway^[13]等利用GIS和多元回归方法研究了玻利维亚地区非政府组织的分布和影响因素。国内学者对社会组织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集中于其内涵类型、发展历程、特征及影响因素等方面^[14-22]。如齐久恒^[14]对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规模、分布结构及发展困境进行研究，苏晓慧和杨艳花^[16]探讨了近十年来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变化特征，王玉珍和王李浩^[21]认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到经济、市场化水平、人口、对外开放等因素的影响。从研究方法来看，大多数学者采用的是传统的描述统计、对比分析以及简单相关等^[23-26]方法，如刘玉华^[23]运用统计学方法对河南和全国的社会组织总量进行了对比分析；赖先进等^[24]基于中国31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李国武和李璐^[25]利用多元回归方法对社会组织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地区差异显著，致使社会组织总量及各分类型的发展也都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这也开始引起学者的关注，但目前研究数量很少，特别是基于GIS空间分析的研究更少。本文以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区为研究对象，运用泰尔指数、标准差椭圆以及面板数据回归等方法，分析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由于2003年以前民政部门将基金会数据统计在社会团体中，与2004年以后的口径不一致，故本文基于2004—2017年民政部门公布的中国社会组织及其分类型数据进行研究。

1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1.1 研究方法 1.1.1 泰尔指数

泰尔指数^{[27, 28]}最早用于测算各国之间的收入水平差异，后被广泛用于衡量国家间、地区间经济、人口、环境等方面的差异。本文结合Theil^[29]的泰尔指数分解方法，探究社会组织总数分布的空间差异，并按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结构分解。计算公式为：

(1)

(2)

式（1）测算的是社会组织总数的泰尔指数S、区域内差异S_a和区域间差异S_b，其中O为各省份社会组织数量之和，O_i为各省份社会组织数量，G为各省份国民生产总值之和，G_i为各省份国民生产总值；式（2）表示区域内各省份社会组织的泰尔指数S_ai，其中O_j为各区域社会组织数量之和，G_j为各区域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j = 1、2、3分别代表东、中、西部三大区域。

1.1.2 标准差椭圆

标准差椭圆运用转角、沿长轴的标准差、沿短轴的标准差来描述地理要素的总体分布特征^{[30, 31]}，采用标准差椭圆能较好揭示社会组织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及时空演化过程。其中，长轴为社会组织分布的主趋势方向，短轴反映了社会组织的分布范围。计算公式为：

(3)

式中：x'_i和y'_i表示各点距离区域中心的相对坐标；(x_w, y_w)为(x_i, y_i)的平均中心；θ为椭圆方位角；w_i为权重；δ_x和δ_y分别表示沿x轴的标准差和沿y轴的标准差。

1.1.3 面板数据模型

文中社会组织面板数据是经过取对数处理后所得的包括时间、截面和变量三维信息的数据，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等作为解释变量，改进后的面板数据模型^{[32, 33]}如下：

ln Y_it = α_i + β₁ ln X_1it + β₂ ln X_2it + β₃ ln X_3it + β₄ ln X_4it + β₅ ln X_5it + e_it式中：Y_it表示第i省份第t时期因变量的观测值；α_i为截距项；X_1it、X_2it、X_3it、X_4it、X_5it分别表示第i省份第t时期各解释变量的观测值；β为回归系数；e_it为随机误差。

1.2 数据来源与处理

社会组织分省份、分类型数据来源于民政部《民政统计年鉴（2004—2017）》。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年末人口数量、对外开放程度等数据出自《中国统计年鉴》。市场化水平用樊纲等人^{[34, 35]}的市场化指数测算，受数据限制，参考韦倩等人^[36]的研究，引入国有单位职工占就业人数比重作为解释变量，拟合得到2008—2016年各省份市场化指数，将2008—2016年市场化指数与樊纲等人测算的2004—2007年市场化指数相结合来反映各省份的市场化水平。

2 中国社会组织时空格局演变分析 2.1 时间维度的演变特征 2.1.1 社会组织总数的时间演变

2004—2017年中国社会组织的总量稳步增长，2017年正式登记在册的社会组织数量达到76.2万个（图 1）。从发展过程来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2004—2010年，社会组织的增长率累年下降，从2005年的10.73%下降为2010年3.48%。这一时期由于政策试行和管理的不规范，阻碍了社会组织增长的速度；2011—2014年，社会组织总量的增长率快速增加。2009年以后各省份相继建立了促进民间公益组织发展的公益孵化器，此外政府于2013年出台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部分类型的社会组织可直接提出登记申请，从而加快了社会组织的发展；2015—2016年，增长率又有小幅下降，表明社会组织的发展还存在资金、人才等多方面的制约因素；2017年开始，社会组织总量的增长又开始回升，从2016年的6.04%增长到2017年的8.55%，社会组织的发展渐趋成熟，整个社会对社会组织的接受度和满意度逐渐提升。

2.1.2 分类型社会组织的时间演变

2004—2017年三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均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其中，基金会的数量远低于其他两种类型，2017年基金会的数量达到6307个（图 2）。但基金会的增长率一直高于其他两种类型，从2006年开始始终在16%—20%之间波动。社会团体的增长率变化与社会组织总量完全一致，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回旋式波动，2005—2010年社会团体的增长率持续下降，从2005年的11.76%下降为2010年2.51%；之后增长率开始上升，2014年达到7.27%；2014—2016年又有小幅下降；2017年又开始上升，增长率达5.65%。民办非企业的增长率也具有“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特点，但变化的拐点在2011年。可见，社会团体数量及其变化对社会组织成长的贡献最高，而基金会的发展较为独立。

2.2 空间维度的演变特征

选取2004、2008、2012、2017年四个年份研究中国大陆31个省份社会组织总数及其三种分类型的空间格局演变，借助Arcgis10.1软件对其进行可视化，并利用自然断裂法划分为高水平、较高水平、中等水平、较低水平、低水平五种类型。

2.2.1 社会组织总数空间格局演变

（1）各省份社会组织数量均显著增加，但始终呈现“东多西少”的空间格局

图 3显示，2004年山东处于高水平，社会组织总量达到43269个；四川、浙江、江苏、广东4省处于较高水平，除四川外，高水平和较高水平全部位于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社会组织数量较少，西藏的数量不足山东的百分之一。2008年，社会组织“东多西少”的总格局未发生变化，其中黑龙江、江西由2004年的中等水平降为2008年的较低水平，两省份社会组织的成长主要受制于资金短缺、社会需求的不足。2012年社会组织开始从东部向中部地区扩展，中部的湖北、河南、湖南、安徽等社会组织已达到较高水平，陕西、云南均由2008年的较低水平发展为中等水平，其中湖南省社会组织数量从2004年的9789个发展到2012年的19318个，增长了近2倍。2017年，虽然从类型上来看，处于高水平、较高水平的省份数量在下降，但从绝对数量来看，属于高水平的江苏省，社会组织数量已达到87024个，是2004年处于高水平的山东省的2倍，且处于中等水平的中部地区的社会组织数量均近25000个。但总体来看，社会组织仍集中分布在东部地区，“东多西少”的空间格局始终没有改变。

（2）社会组织数量区域差异逐步缩小后又加大，东部地区省际差异最大

从图 4可知，2004—2017年中国社会组织的泰尔指数先降后升，变化幅度较大。2005年泰尔指数较2004年小幅上升后，到2008年基本稳定。2008—2012年泰尔指数持续下降，5年间降幅36.56%，表明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区域差异在缩小，中西部地区增长较快。但自2012年起泰尔指数又开始持续上升，区域间差异拉大，究其原因是2012年起公益孵化器的正式运行以及社会组织直接登记政策的实施，促使东部地区的社会组织快速发展。2004—2017年，三大区域内的泰尔指数均高于区域间的泰尔指数，且区域间泰尔指数变化幅度较小，表明近15年来，我国社会组织数量区域差异的变化主要是由区域内各省份差异变化引起的，区域内泰尔指数对我国社会组织泰尔指数的贡献率均值为63.81%，两者的变化态势也基本一致。从三大区域泰尔指数变化来看，东部地区始终远大于中西部地区，且其贡献率保持在30%—60%的水平，表明东部地区各省份间社会组织发展差异最大，这也是造成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空间差异变化的主要原因。

2.2.2 分类型社会组织的空间格局演变

（1）社会团体由东、中部地区团状分布向条带状演变2004年，除四川外，社会团体发展规模大的省份在山东、中部地区成“6”字型分布，包括东部的辽宁、河北、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以及中部的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等省，社会团体均超过5000个，四川、山东、江苏、浙江更是超过8000个。但被“6”字型包围的安徽、江西省社会团体数量偏少，处于中等水平。2017年各省份的社会团体均稳步增长，近1/2的省份社会团体已突破10000个，形成“鲁—苏—沪—浙—闽—粤”和“川—甘”两个条带状分布格局（图 5）。

（2）基金会数量最少，在苏—浙—闽—粤—湘呈现“V”字型分布

在社会组织的三种类型中，基金会的规模最小，但却是最有活力的。基金会的发展集中于东部地区，2004—2017年，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的基金会数量分别增长了12.84、5.76、17.33、4.93、5.99倍。除北京外，基金会发展水平最高省份集中在苏—浙—闽—粤—湘，呈现“V”字型分布，且这一分布格局基本没有变化。

（3）民办非企业实现由点及面的迅猛发展

2004年，山东、浙江、广东、四川4省的民办非企业数量最多，形成“四足鼎立”形态，之后由4省向相邻地区扩展，至2012年，民办非企业已经在东、中部半壁形成团状规模分布。2017年，超过2012年高水平等级的省份有13个，遍布于中国的三大区域，实现由点及面的迅猛发展，其中江苏的民办非企业已达51225个。

2.2.3 社会组织空间格局的离散趋势

2004—2017年中国社会组织的标准差椭圆位于东、中部地区，范围有所增大（图 6）。标准差椭圆逐渐南移，重心从2004年的114.32ºE，33.17ºN位移至2017年的113.63ºE，32.17ºN，即河南省中部南移至河南与湖北的交界处（表 1）。从转角的变化来看，经历了先增大后减小的过程，由2004年的34.42º增加至2008年的35.88º，此时社会组织整体上呈现东北—西南分布格局。此后转角逐年减小，2017年减小至30.40º，表明社会组织的东北—西南分布格局正在弱化，中部地区快速发展且在全国所占比重逐渐增大。在Y轴方向上，前3个时段的值在1041—1046 km之间波动，2017年Y轴标准差下降至1006.64 km，社会组织在东北—西南方向上具有极化效应；X轴方向上的标准差先增后减，但相较于2004年的822.80 km，社会组织在X方向上出现扩散效应。

分类型来看，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的标准差椭圆均集中于东、中部地区，相较之下，民办非企业在X轴方向更为集聚（图 7）。2004—2017年社会团体的标准差椭圆分布范围及方向与社会组织总量的分布基本一致，在空间上具有东北—西南倾向。沿Y轴呈现逐年减小的趋势，2004—2016年下降了5.02%，沿X轴呈现逐年增大的态势，由2004年的880.55 km增加至2017年的942.76 km，其中江苏、浙江、甘肃社会团体的发展在X轴方向的扩散效应最为突出（表 2）。2004年基金会转角达到131.05º，呈现西北—东南分布格局，且X轴方向达到1041.65 km，Y轴为934.72 km；2008年开始，基金会的空间分布转向偏正北方向，转角下降了94.31%，椭圆重心从湖北北部转移到河南南部，且2004—2017年间基金会沿X轴的标准差逐年减小，沿Y轴的标准差逐年增加。民办非企业沿X轴的标准差和沿Y轴的标准差均呈先增大后减小的发展态势，表明在X轴和Y轴方向均开始由分散向集中发展。

3 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因素分析

社会组织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因素多重作用的结果。赖先进^[24]等研究得出经济发展、市场化、对外开放与社会组织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李国武^[25]提出社会组织发展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局限，同时还受到人口、城市化、市场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以社会组织总数（Y₁）、社会团体数量（Y₂）、基金会数量（Y₃）、民办非企业数量（Y₄）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地区年末人口（X₁）、地区生产总值（X₂）、市场化指数（X₃）、外贸依存度（X₄）、自治组织数量（X₅）作为解释变量，探究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因素。因数据限制，以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首先将全部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运用Stata13软件对所确定的样本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并对方程进行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卡方统计值为17.8，因此本文最终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来进行解释（表 3）。

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均与社会组织发展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解释变量分别通过了1%、5%的显著性检验，但地区人口规模、对外开放水平和自治组织数量与社会组织发展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且与被解释变量存在负相关关系。为保证回归结果稳健性，通过控制其他因素后了解人口、经济、市场、对外开放等对社会组织发展影响，得到方程5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 4）。

（1）经济发展水平

以地区生产总值（X₂）表征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组织总量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经济发展水平每增加1个百分点，社会组织总量增长0.16。如江苏、广东、浙江等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份社会组织总量远远领先于其他省份。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的发展同样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结果表明，经济每增加1个百分点，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数量增长分别为0.44、1.24、0.63（表 5）。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人们的社会需求更加多样且公民从事公益性事业的意愿更强、自觉性高；另一方面，因规范管理的规定，只有达到一定规模和标准的社会组织才能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经济发展水平也成为社会组织发展的一道基础门槛。

（2）市场化程度与对外开发程度

市场化程度（X₃）对社会组织总量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市场化指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社会组织总量会随之增加0.09个百分点，此外在方程3—5中市场化指数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均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作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中间媒介，社会组织能够弥补政府和市场功能的不足，充分发挥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市场化程度对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市场化指数每增加1个百分点，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会分别增加0.10、0.23个百分点。而市场化程度对基金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在市场化发展过程中，市场失灵和过度竞争现象突出，企业捐赠的动机发生扭曲，导致我国公益捐赠水平低，基金会的发展资金受阻，从而抑制了基金会的发展。对外开放程度（X₄）对社会组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资金、技术和发展机遇方面的支持，其中以对基金会的影响最为突出。回归结果显示，对外开放程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基金会增加0.04个百分点。

（3）自治组织数量

自治组织是指为公民提供自治和服务功能的专门机构，分为村委会和居委会两种类型，广泛存在于城市和农村的各个区域。回归结果显示，自治组织（X₅）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具有抑制效应，自治组织每增加1个百分点，社会组织总量会减少0.10个百分点，如前所述，我国社会组织的增长率由2014年10.7%下降至2016年的6.04%，与自治组织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关系。当前阶段，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还没有实现质变且主体性弱，因此，当自治组织满足了居民自我管理和服务的需求后，社会对于社会组织的需求就会相应的减弱，从而减缓了社会组织的发展。

（4）其他因素

首先，相关法律政策的日益完善，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如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的提出，激励基金会始终保持高速增长；2013年《关于对四类社会组织实行直接登记的通知》、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并健全社会组织管理的制度等，都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其次，2009年各省份相继建立民间组织发展公益孵化器，促进社会组织总量在2010—2014年间的增长率累年增加，人们参与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和自觉性都大大增强。再次，四川、湖南等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不是很高，但社会组织数量却居全国前十，与频发的自然灾害使居民对社会组织的需求更加强烈且获得的政府及非政府援助更多有关，促进了社会组织的发展。

4 结论及建议

（1）我国社会组织数量总体处于快速增长态势，按增长率的走势，可分为2004—2010年持续下降、2011—2014年累年增加、2015—2016年小幅下降、2017年开始回升4个阶段。基金会的增长率一直高于其他两类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的增长率均呈现“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回旋式变化，社会团体与社会组织总数的变化趋势吻合度最高。

（2）2004—2017年社会组织均呈现“东多西少”的空间格局，社会组织总数的泰尔指数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趋势，东部地区内部省际间差异最大，但近年来西部地区各省份的社会组织发展差距逐渐拉大。分类型来看，社会团体发展较早，由东、中部地区团状分布向条带状演变；基金会数量最少却最具活力，集中于东部地区，呈“V”字型分布；民办非企业由山东、浙江、广东、四川“四足鼎立”的点状形态向相邻地区扩展。

（3）2004—2017年社会组织总数的标准差椭圆位于东中部地区，覆盖范围先扩大后缩小，总体上有所增大且重心逐渐南移。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的标准差椭圆均集中于东中部地区，相较之下，民办非企业在椭圆的X轴方向更为集聚。

（4）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均与社会组织发展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社会组织可看作经济的伴生物；自治组织的发展对社会组织具有“挤出效应”。此外，社会组织的发展还受到相关政策、自然灾害频发等因素的影响。

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及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的社会组织增长显著，社会组织的发展日益成为政府及社会关注的重点，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社会组织的改革，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要充分利用网络及大数据，增强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实现社会组织的自治和秩序。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在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社会组织及其分类型“东多西少”的分布格局，加大中西部慈善资源的投入，进而缩小省域间的差距。本文对影响社会组织发展的因素进行了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揭示出经济水平及市场化程度与社会组织的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今后的研究中，仍需进一步分析对外开放、人口规模、公益文化等因素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影响，以期更有针对性地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

注释：

① 文中的“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均属于社会组织的范畴，为了尊重原文并没有对其进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