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西安外国语大学 旅游学院, 西安 710128
2. School of Tourism,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20世纪中后期，西方的经济衰退和社会矛盾激起了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女性贫困研究随之兴起。Diana Pearce率先发现了美国贫困人口构成呈现女性化的趋势，并提出“贫困女性化（feminization of poverty）”的概念，即贫困人口中女性的比例不断上升，贫困家庭中女户主家庭的比重也不断增大[1]。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女性贫困的内涵得到拓展：一方面指女性或女户主家庭在特定时刻总体处于更高的贫困程度；另一方面是一种动态概念，即“贫困女性化”，指女性贫困相较于男性贫困随时间变化愈发严重[2]。
尽管全球贫困正逐渐得到缓解，但女性维持生活水准的能力仍然处于相对劣势。1995年联合国首次在《人类发展报告》提出，贫困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别差异，全世界13亿贫困人口中女性占70%。同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了《北京行动纲领》，明确指出全球贫困人口中大多数为发展中国家的女性。随后女性贫困群体，尤其是老年妇女、单亲母亲、失业或非正规就业女性、残疾女性、少数族群女性、农村女性、受灾女性等日益受到学界和政府的特别关注[3-11]。
第二次女性主义运动还冲击了人文地理学研究，有学者认为其忽视人地关系中女性的空间行为和体验，并开始对地方与空间开展社会性别视角分析，女性主义地理学日渐兴起，主要关注女性与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探讨女性在城市空间和地方塑造过程中的作用与机制[12]。女性贫困作为一个纷繁复杂、涉及领域广泛的社会问题，也开始受到部分国外地理学者的关注。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决打好精准脱贫的攻坚战。贫困女性是精准脱贫的重要对象，有必要将性别因素引入精准脱贫的理论与实践中，特别是结合性别与空间因素探讨女性贫困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国内基于地理学视角的女性贫困研究匮乏，本文基于CiteSpace引文分析软件，利用计量方法，分析国外女性贫困研究文献，重点关注地理学领域的女性贫困研究热点，并探讨总结女性贫困框架体系，为中国女性贫困研究及精准扶贫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2 研究分布概况检索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SSCI和SCI-expand收录文献，时间跨度为2002—2017年（SSCI数据库从2002年始被收录进），文献类型为“论文（article）”与“综述（review）”，检索内容设置为主题词=“female poverty” OR “women poverty” OR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OR “feminisation of poverty”，共筛选出符合条件的文献6042篇。女性贫困的研究热度正持续上升，相关文献数量逐年稳步提升，2002—2017年全年发表量从近200篇提升至近600篇（图 1）。
|
图 1 女性贫困研究文献按年份数量分布 Fig.1 The Number of Female Poverty Articles |
女性贫困研究由美国学者主导（图 2）。除了美、英、加等西方发达国家，受到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潮和“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研究热潮的影响，非洲、亚洲、中美及拉丁美洲等地区和国家的经验也逐渐受到重视，开始在女性贫困研究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
图 2 女性贫困研究文献按国家数量分布 Fig.2 Main Source Countries of Female Poverty Studies |
女性贫困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图 3）。在前15位热门研究领域中，医学相关领域占了7个，其中公共环境职业健康（public environmental occupational health）居于首位。其次，基于经济学角度研究女性贫困状况与特征，基于社会学角度研究女性贫困深层机制亦是热门研究领域。
|
图 3 女性贫困研究文献按研究领域数量分布 Fig.3 Main Research Field in Female Poverty Studies |
将研究领域设置为地理学（geography）、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人口学（demography）以及规划发展（planning development），对6042篇文献进一步筛选至618篇，以文章关键词作为节点，构建女性贫困的科学图谱（图 4）。
|
图 4 基于关键词的女性贫困共现网络分析 Fig.4 Key Words Coexistence Network of Female Poverty |
女性贫困关键词共现网络包含338个节点，节点越大表明对应的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归纳关键词，发现研究热点集中在三方面：①基于空间差异的女性贫困研究（如Africa、Bangladesh、development country、Latin America、United States等）；②基于社会剥夺的女性贫困研究（如health、education、employment、vulnerability、mobility等）；③女性减贫的政策建议研究（如policy、welfare、empowerment、microfinance等）。
3.1 基于空间视角的女性贫困研究 3.1.1 区域尺度20世纪后期，贫困女性化在西方国家几乎普遍存在，但由于与普通贫困成因不同，两者本质上分属不同的社会问题[13]。在加拿大，女性更有可能且长期作为弱势群体被排除在劳动力队伍之外[14]。在北欧、欧洲中东部和盎格鲁—撒克逊的城市，影响女性面临经济危机的主要因素是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程度，而对于其他欧洲大陆和地中海城市的女性则主要取决于教育水平和家庭结构[15]。
同样，部分发展中国家呈现女性贫困的特征。20世纪90年代以来，哥斯达黎加的女户主家庭在贫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16]。南非女户主家庭贫困风险远高于男户主家庭，且差距逐渐增大，收入贫困差距略大于多维贫困差距，但女户主家庭中较少两者同时出现的情况[17, 18]。在卢旺达农村，女性的收入比从事相同工作的男性少20%[19]。坦桑尼亚女性主导的家庭更可能生活在农村地区，且家庭规模较小，男性较少，没有收音机和足够的食物[20]。在埃塞尔比亚农村，男户主家庭相对容易脱离贫困，但又容易重新陷入贫困。女户主家庭陷入贫困的情况更少，但一旦陷入贫困就难以脱离；而在城市，两者脱离贫困的可能性相近，但男户主家庭更容易重新陷入贫困[20]。
并非全球所有地区都存在女性贫困现象。在拉丁美洲，虽然女性的贫困水平更高，但贫困女性化并未广泛存在[21]。尼加拉瓜和泰国的男性主导的家庭在多维贫困上比女性主导的家庭表现得更贫困[22, 23]。由于生命历程及家庭财政收入上的优势和男性伴侣国际迁移的流行，以及日益增多的优秀女性主导家庭，墨西哥女户主家庭的人均收入水平与男性相近或更高，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更低[24]。由于婚姻、家庭、健康和教育等的改善，非洲女户主家庭的比例越来越高，且其减贫速度普遍比男性更快[25]。
性别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不仅因国家而异，在国家内部也可能有高度差异。土地和财富的性别差异在国家内和国家间都表现出强烈的空间异质性。沿河岸与沿海地区之间、海岸距离不同的地区之间，以及海拔高度不同的地区之间，都有证据显示性别间的贫困特征存在差异性[26]。
3.1.2 社区尺度在邻里社区层面，研究主要关注女性贫困与社区环境的影响。由于社会经济特征会限制家庭的居住选择，女户主的贫困家庭往往居住在条件极端不利的社区，反向影响社区和家庭社会资本的发展和维持，从而使其难以离开贫困邻里，并可能面临患抑郁症、儿童虐待以及青少年暴力行为等问题[27-30]。此外，由于获取资源能力有限，女性受邻里建成环境如可步行性、安全性等的影响程度更加显著，减少了参加社会活动和体育锻炼的机会，导致其运动水平较低并且健康状况较差[31-34]。
总体来说，不同地域及不同空间尺度女性贫困特征并不一致。基于宏观尺度以国家为研究单元的研究居多，研究主要基于经济社会环境与地理环境实行精细化的女性贫困识别与特征分析，而未来研究重点应从国家尺度逐渐转移至区域尺度，关注国家内部不同地域女性的贫困差异。在微观层面上，研究基于邻里环境对女性贫困进行研究，目前该尺度研究较少，未来可继续从性别视角关注邻里效应，探讨邻里社会及建成环境影响与贫困女性贫困之间的的相互作用机制。
3.2 基于社会剥夺的女性贫困研究女权运动推动女性地位不断提升，但教育、职业培训以及土地和住房所有权、城市内部流动、个人安全、参与政治活动等多方面的不平等，以及服务与设施的供应不足、家庭带来的时间负担等因素，构成女性面临不同剥夺（deprivation），限制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导致女性更容易陷入贫困[35]。
3.2.1 健康剥夺女性在营养和健康方面拥有独特需求，尤其在怀孕和哺乳期间，导致其更容易面临身体健康剥夺。生育与职场的双重负担也使女性更容易产生心理压力。水电和卫生等基础设施的不足、狭窄不通风的住房等生活环境，也会对女性的健康造成极大的影响[36]。并且女性更容易受建成环境影响而缺乏运动从而处于不健康的状况[37]。学者目前主要在营养健康、孕产妇保健、艾滋病等方面对贫困与女性健康的关系进行研究。
南非小农场主中，男户主家庭的粮食安全性比女户主家庭更高，且两者在农村地区的差距大于城市地区[38]。印度农村贫困普遍存在营养陷阱，尤其对女性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37]。
贫困女性受教育程度低，性知识与生育知识欠缺，导致其早产几率更高[38]。此外，由于恶劣的道路条件、地形和到保健中心及医院的距离过远，受到教育、财富和健康等剥夺的女性大部分在家中分娩，接受产前、分娩及产后护理的可能性更低[39-41]。
在南非，年轻女性感染艾滋病毒可能性更高，尤其是作为家庭户主的女性[42]。除此之外，拥有自主权的女性更了解避孕知识，因此贫困女性感染艾滋病的可能性更高[43]。
贫困可能通过体育活动、睡眠不足、不吃早餐和某种形式的父母监视间接影响女性肥胖[44]。此外，对固体燃料的依赖使贫困群体更容易面临呼吸系统的健康问题的影响，尤其是作为家务主要承担者的女性[45]。
3.2.2 人力资本与就业剥夺人力资本中的性别差异与教育、职业培训和技能相关，不仅影响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和整体经济增长，还影响女性自尊和发挥作用的能力。全球教育的性别差距逐步缩小，但由于落后地区的父母不能理解女孩受教育的重要性，或对劳动力的需求迫使女孩从小从事无偿家务或家庭生计活动，女性仍大约占据全球成人文盲的三分之二，完成教育（特别是中等和高等教育阶段）的女孩比男孩更少。此外，贫民窟生活的女孩缺乏进行学习所需的空间、光线、和平环境或基础设施，可能会加剧其学习压力从而影响人力资本的获取[35]。
较低的技能和工作经验水平，加之部分空间对女性使用的限制，以及启动资金的获取机会有限等原因，导致女性在有偿劳动力市场上并无与男性同等的机会，且多受雇于非正规行业或低端职位。尽管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导致劳动力市场出现劳动力女性化[46]，但男性主要承担“生产性”创收工作，女性则在生育、照顾、无薪劳动中扮演主要角色，性别社会角色分工并无发生本质变化。再者在工资方面，女性面临三种性别歧视：①工资歧视，即使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没有歧视；②工作专业化导致的隐性工资歧视，即行业内任务分配产生的性别偏见；③与机会成本相关的工资差异，男性在工资就业（移民）中有机会成本，而女性则没有，其主要选择是在农业中作为无偿家庭劳动[47]。
3.2.3 时间与空间剥夺女性为保障家庭生计，不得不同时参与家庭活动及社会经济活动，在长时间工作的过程中经历多重贫困，其中贫困女性尤为严重[35, 48]。巴基斯坦女性的时间贫困存在城乡差异，农村女性比农村男性在时间上受到剥夺的可能性更高，城市地区情况则相反[49]。
此外，女性进入不同城市空间的限制性大于男性。家庭劳动力再生产侵占女性从事家庭外活动的时间和能力，加之父权文化的限制与对女性得体表现的要求（如服装），某些象征性空间禁止女性进入，社会交往行为受到一定的限制[35]。
道德和社会规范对女性空间流动的限制，以及生殖关系对女性的要求，导致女性倾向于在家附近寻求职位，通勤具有时间短，以步行为主的特征。但交通规划在高峰时段优先考虑从城郊到城市中心的行程，忽略了女性在非集中地区的家庭、非正式、兼职工作、非高峰旅程，以及女性在家庭和护理负担方面的主导地位对多用途、多停留的短途行程的需求。同时，低收入女性在交通成本和时间负担方面也面临着挑战[35, 50]。此外，若交通站点位于偏僻或灯光昏暗的地区，或公共交通内拥挤不堪、工作人员不足，女性面临言语、性和身体上的骚扰或人身攻击的可能性更高，为女性带来身心伤害和对在城市内活动的恐惧[35]。
3.2.4 资产剥夺女性在全世界土地和财产所有者中占比不足15%，她们往往通过丈夫或父亲获得土地和财产，且控制的土地质量较差，土地使用权也难以获得有效保障[35, 51]。男户主家庭平均拥有的资产财富比女户主家庭多13%，拥有的农业用地多303%，但资产财富不平等地区和土地所有权不平等地区并无相关性，呈现出两者错配的特征[26]。除质量与总量的差异，土地所有权的发生率与分布、土地的分布、平均地块的大小等也存在巨大的性别差异[52]。在土地市场参与方面，坦桑尼亚女性卖主在动员必要的资本上存在困难，并面临着特有的土地销售限制[53]。
总体来说，女性贫困研究不断深入，已从关注单纯的物质贫困转向多维贫困或多重剥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健康、就业、时间、空间、人力资本及以土地为代表的资产等多方面的剥夺研究中，深化了女性贫困的内涵，有助于更清晰全面地反映贫困女性在社会上所处的劣势。其中研究以女性身心健康的剥夺最受关注，就业剥夺、资产剥夺和人力资本剥夺与物质贫困关系紧密也已拥有较为系统的研究，其他维度如时间、空间的剥夺，由于相对难以测度且属较隐性的社会问题，目前受到的关注并不多。
3.3 女性减贫的政策建议研究作为社会问题研究，女性贫困的理论研究最终都回归于社会政策建议研究，为女性减贫提出科学合理的政策建议。女性减贫政策研究涉及措施包括：经济手段（例如补贴），提供服务（例如医疗保健），项目（例如小额信贷项目），以及促进和赋能（例如组建团体或当地卫生支持网络）[38]。
首先，研究认为政府应提供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改善服务的可获得性和道路条件[41]。水电、卫生、交通、住房等设施和服务的保障能为女性减少生育劳动负担，推动教育增长，降低健康成本，女性的生产力将得到提升，从而为家庭创造收入，并提高购买食品和支付服务费用。随着家庭地位的提高，女性还可参与决策过程。其次，需完善教育、住房、医疗等社会保障的建设，并通过进一步措施避免实施这些政策的结构性偏见。政策制定过程中需加大女性的参与力度，关注女性的独特需求。此外，应根据女性的地理位置和种族差异，考虑文化背景和生活传统，以不同方式处理不同地区的贫困战略[54, 55]。
在金融手段上，不少研究提出采用针对女性和家庭的小额信贷方法。获得贷款能有效刺激女性的创业精神和家庭食品消费，但目前不是所有贷款项目都产生显著效果[56]。
然而，不少学者开始反思，认为推动女性效率和公平获取的倡议，普遍通过反贫困项目的“女性化”，导致女性责任的增加，而没有相应的回报，难以让女性摆脱家庭贫困的重担，甚至会加重其负担。为了改变在家庭生存上责任和义务女性化的现象，需调整“贫困女性化”理论，使之能更好地反映投入与收入，不仅强调女性的贫困程度和比例，还应强调问题的责任和根源，特别需要男性、雇主和公共机构在劳动力和无报酬的照顾工作中给予更积极的支持[57-59]。
总体来说，研究者提出的措施建议主要涉及提供社会福利保障、经济支持，以及对女性赋能授权，但不少措施仍缺乏充分论证。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以女性减贫为目标的项目受到了“反贫困”的女性化的批判。未来研究应在深入探讨女性贫困问题的责任和根源的基础上，提出合理的政策依据，并开展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研究。
4 研究框架体系社会性别是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之一。生理性别是男女的生物属性，而社会性别是一种文化构成物，以生理性别为基础，通过社会作用发展而成的男女之间的角色、行为、思想和感情特征差别。女性的从属地位是社会文化歧视形成的一种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性别压迫体制：人们因性别决定劳动分工、工作待遇及行为方式，男性比女性得到的机会和资源、掌握的权力更多，社会性别差异最终导致了社会性别鸿沟和社会性别歧视，即在社会、经济各方面的男女不平等[60, 61]。而在女性主义地理学领域，学者认为居所和人地关系是一切日常生活得以展开的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对于性别气质的社会建构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62]。
基于社会性别理论和女性主义地理学，结合上述研究热点，本研究提炼出地理学领域女性贫困的研究框架：以女性或某一类女性贫困群体为研究主体，发掘女性贫困群体剥夺的时空演化特征，探寻其内在和外在的影响因素，并基于此进行女性减贫政策的应用研究。其中，内在因素为性别的生理差异，它使女性面临独特的健康卫生需求，也是性别关系与性别角色分工的根源。除生理差异外，女性贫困还受到经济发展、文化规范、社会政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产生社会性别差异，这是地理学领域的重点研究内容。在生理性别差异和外部环境塑造的社会性别差异共同作用下，形成对女性不同的剥夺，不同类型的剥夺之间也可能相互影响（图 5）。其中，外部环境的作用如下：
|
图 5 女性贫困研究框架 Fig.5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Female Poverty Studies |
（1）经济环境通过直接或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结构作用于女性贫困
贸易开放提升女性获得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机会，并增加发展中国家女性劳动力的参与，尤其在工业和农业领域，但减少了工业化国家劳动女性的比例，同时增加了发达国家服务业女性的数量[63]。外商直接投资和关税改革监管壁垒的减少提高了坦桑尼亚人的薪酬水平，但技术不娴熟和参与非商业服务的员工获益较少，因此女性处于劣势[64]。经济发展带来科学技术水平的提升，同样影响社会中的性别关系。有研究表明移动电话的普及非但不是一种女性的赋权工具，还可能加强已存在的权力关系和世俗的社会结构，从而导致工作生活中出现更多的不平等和奴役关系[65]。肯尼亚的移动货币改变了家庭的金融行为，尤其是女户主家庭。它提高家消费配置的效能，并使部分女性从农业领域转移到商业领域，从而增加收入摆脱贫困[66]。
（2）文化和社会规范通过直接影响性别关系与性别角色分工制约女性的社会地位
宗教通过对教育、生育能力和女性劳动力参与间接影响财富[67]。在传统文化背景下成长的女性受制于父权关系、部落主义和社区关系的主导地位，参加劳动和找工作的可能性较低，尤其是服务部门和正规工作，难以融入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并且被迫早婚[68, 69]。孟加拉国土著群体无社会和文化限制，允许当地女性更自由地参与劳动，再加上非正式的再分配机制，因此当地女性较少面临粮食不安全问题[70]。
（3）国家制度和社会政策建立不同意识形态下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女性贫困群体产生不同的效用
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政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异性很大，福利制度的设计对社会性别关系有重要的影响。北欧民主主义国家提供家庭和儿童津贴、住房津贴和社会救助、工作保护、带薪休假、儿童看护等多方面的社会保障来促进女性就业，有效减少女性贫困，使各方面的性别差异较小。自由主义福利体制国家的贫困女性及其家庭通常被看作是贫困群体的一部分，仅能获得基于资产调查的低水平救助。保守主义国家的福利政策受相关文化传统影响，对女性的影响也不尽相同[71]。同样，针对单亲母亲的社会政策在欧洲并没有获得显著的效果，甚至在控制普遍的社会政策时反而呈现显著的负面影响，福利普遍主义则能更有效地减少单亲母亲的贫困[5]。在发展中国家，不健全的福利制度无法为贫困人口提供足够的社会安全保障，女性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更大。
可见，无论是否最终表现出“贫困女性化”或女性是否面临着更高程度的贫困，贫困在性别上的差异表现都是当地经济、文化、政治的一种折射，这是地理学领域女性贫困研究的核心。
5 总结与启示国外女性贫困研究的热度持续上升，尽管仍由西方国家主导，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逐渐受到重视。研究主要基于不同的地理空间及社会剥夺，解析区域女性贫困特征或辨析贫困女性化的现象，探究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并开展相关政策研究。根据提炼的研究框架，女性贫困主要由外部环境形成的社会性别差异与内在生理性别差异共同影响，产生身心健康、人力资本、土地和住房等资产、时间负担、空间流动等多方面的剥夺，使女性容易在贫困上处于劣势。未来研究还需要进一步围绕该框架，从宏观区域精细化识别和微观社区邻里效应入手，对薄弱的研究内容开展研究。
目前国内女性贫困研究处于起步阶段。根据现有研究发现，中国女性贫困群体主要有下岗失业女性、低收入在职女性、流动女性、失地女农民、女户主单亲家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老年妇女、受灾女性[72]。女性农村贫困人口在西部欠发达地区相对集中，在发达地区占比较小，呈现“小集中、大分散”的特征[73]。相比于男户主家庭，农村女户主家庭持有的资产相对较少，更容易遭受风险的冲击[74]。
尽管国内女性主义地理学已对城市女性流动人口的家庭地位、女性就业地理、女性人才地理、女性旅游地理、女性社会融入、女性主义下的住房供给等方面开展了广泛的研究[3]，在贫困地理学上也开展了基于全国、城市、邻里等不同尺度上从收入贫困到多维贫困，从城市到农村的空间特征、空间模式及机制研究[75-80]，但将性别与时空要素同时纳入贫困的研究缺乏，仅有少数基于个别地区开展的研究[74, 81-83]，且主要是基于现象揭示及对影响因素进行简单探索的定性研究，深入的机制剖析欠缺。
中国疆域广阔、文化多元、区域发展不平等，决定了女性贫困问题的空间异质性与独特性并存。基于国外的研究进展和提炼的研究框架，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研究建议：
（1）基于时空视角，关注不同空间尺度的性别贫困状况，总结女性贫困的动态变化及空间分异特征，探究贫困的性别差异及是否存在“女性贫困化”特征。研究不能忽视女性贫困群体的内部差异，并需从物质贫困拓展到不同维度剥夺的研究，从而对贫困女性的处境有更全面的认识。
（2）基于中国独特的经济、文化、政治环境，关注女性贫困影响因素，总结女性贫困影响机制，探究其与其他国家的差异，中国是否存在独特的女性贫困经验，并关注时空差异，探究国内不同外部环境的地区是否存在影响机制的差异。
（3）基于特征与机制研究，进行因地制宜的贫困战略研究，完善女性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精准扶贫提供科学建议。研究需基于女性贫困问题的根源，避免因减贫措施的提出反而增加女性的责任与负担。
由于国内现有以性别划分的数据的欠缺，未来应结合人口普查和抽样数据、地理信息数据，借助传统统计分析、质性分析以及GIS和大数据等新技术，对中国女性贫困特征进行高精度识别。
| [1] |
Pearce D. 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Women, work, and welfare[J]. Urban & Social Change Review, 1978, 11(1): 28-36. |
| [2] |
Medeiros M, Costa J. Is there a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in Latin America?[J]. World Development, 2008, 36(1): 115-127. DOI:10.1016/j.worlddev.2007.02.011 |
| [3] |
Ajibade I, Mcbean G, Bezner-Kerr R. Urban flooding in Lagos, Nigeria:Patterns of vulnerability and resilience among women[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3, 23(6): 1714-1725. DOI:10.1016/j.gloenvcha.2013.08.009 |
| [4] |
Albert J R, Mori S, Reyes C, et al. Income disparity among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ssessed by education and sex:Accentuated gender difference found in metro Manila, the Philippines[J]. The Developing Economies, 2015, 53(4): 289-302. DOI:10.1111/deve.12090 |
| [5] |
Brady D, Burroway R. Targeting, universalism, and single-mother poverty:A multilevel analysis across 18 affluent democracies[J]. Demography, 2012, 49(2): 719-746. DOI:10.1007/s13524-012-0094-z |
| [6] |
Flato M, Muttarak R, André Pelser. Women, weather, and woes:The triangular dynamics of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economic vulnerability, and climate variability in South Africa[J]. World Development, 2016, 90: 41-62. |
| [7] |
Kaida L. Ethnic variations in immigrant poverty exit and female employment:The missing link[J]. Demography, 2015, 52(2): 485-511. DOI:10.1007/s13524-015-0371-8 |
| [8] |
Karamba R W, Winters P C. Gender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Implications of the farm input subsidy program in Malawi[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5, 46(3): 357-374. DOI:10.1111/agec.12169 |
| [9] |
Magidimisha H H, Gordon S. Profiling South African gender inequality in informal self-employment[J]. Journal of Gender Studies, 2015, 24(3): 275-292. DOI:10.1080/09589236.2013.841569 |
| [10] |
Nygard M, Hartull C, Wentjarvi A, et al. Poverty and old age in Scandinavia:A problem of gendered injustice? Evidence from the 2010 GERDA survey in Finland and Sweden[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7, 132(2): 681-698. DOI:10.1007/s11205-016-1313-6 |
| [11] |
Van Aelst K, Holvoet N. Intersections of gender and marital status in accessing climate change adaptation:Evidence from rural Tanzania[J]. World Development, 2016, 79: 40-50. DOI:10.1016/j.worlddev.2015.11.003 |
| [12] |
姚华松, 黄耿志, 薛德升. 国内外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述评[J]. 人文地理, 2017, 32(2): 9-15. [Yao Huasong, Huang Gengzhi, Xue Desheng. Reviews on feminist geographical studies[J]. Human Geography, 2017, 32(2): 9-15.] |
| [13] |
Brady D, Kall D. Nearly universal, but somewhat distinct:The feminization of poverty in affluent western democracies, 1969-2000[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08, 37(3): 976-1007. DOI:10.1016/j.ssresearch.2007.07.001 |
| [14] |
Fang T, Gunderson M. Vulnerable groups in Canada and labour market exclusion[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power, 2015, 36(6): 824-847. DOI:10.1108/IJM-02-2014-0052 |
| [15] |
Kasearu K, Maestripieri L, Ranci C. Women at risk:The Impact of labour-market participation, education and household structure on the economic vulnerability of women through Europe[J]. European Societies, 2016, 19(2): 1-20. |
| [16] |
Chant S. The 'feminisation of poverty' in Costa Rica:To what extent a conundrum?[J].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2010, 28(1): 19-43. |
| [17] |
Rogan M. Poverty and headship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1997-2006[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3, 113(1): 491-511. DOI:10.1007/s11205-012-0107-8 |
| [18] |
Rogan M. Gender an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South Africa:Applying the global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MPI)[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6, 126(3): 1-20. |
| [19] |
Bigler C, Amacker M, Ingabire C, et al. Rwanda's gendered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A mixed-method study on the rural labour market, wage gap and care penalty[J].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017, 64: 17-27. DOI:10.1016/j.wsif.2017.08.004 |
| [20] |
Katapa R S. A Comparison of female- and male-headed households in Tanzania and poverty implications[J]. 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2006, 38(3): 327-339. DOI:10.1017/S0021932005007169 |
| [21] |
Bigsten A, Shimeles A. Poverty transition and persistence in Ethiopia:1994-2004[J]. World Development, 2008, 36(9): 1559-1584. DOI:10.1016/j.worlddev.2007.09.002 |
| [22] |
Altamirano Montoya Á J, Teixeira K M D.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Nicaragua:Are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better off?[J].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7, 132: 1-27. DOI:10.1007/s11205-016-1387-1 |
| [23] |
Klasen S, Lechtenfeld T, Povel F. A Feminization of vulnerability? Female headship, poverty, and vulnerability in Thailand and Vietnam[J]. World Development, 2015, 71: 36-53. DOI:10.1016/j.worlddev.2013.11.003 |
| [24] |
Villarreal A, Shin H. Unraveling the economic paradox of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in Mexico:The role of family networks[J].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010, 49(3): 565-595. |
| [25] |
Milazzo A, Walle D V D. Women left behind? Poverty and headship in Africa[J]. Demography, 2017, 54(3): 1119-1145. DOI:10.1007/s13524-017-0561-7 |
| [26] |
Fisher B, Naidoo R. The geography of gender inequality[J]. Plos One, 2016, 11(3): e0145778. DOI:10.1371/journal.pone.0145778 |
| [27] |
Coster S D, Heimer K. Neighborhood disadvantage, social capital, street context, and youth violence[J]. Sociological Quarterly, 2010, 47(4): 723-753. |
| [28] |
Freisthler B. A spatial analysis of social disorganization, alcohol access, and rates of child maltreatment in neighborhoods[J]. Children & Youth Services Review, 2004, 26(9): 803-819. |
| [29] |
Kim J. Neighborhood disadvantage and mental health:The role of neighborhood disorder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0, 39(2): 260-271. DOI:10.1016/j.ssresearch.2009.08.007 |
| [30] |
Quillian L. How long are exposures to poor neighborhoods? The long-term dynamics of entry and exit from poor neighborhoods[J]. Population Research & Policy Review, 2003, 22(3): 221-249. |
| [31] |
Cummings J L, Jackson P B. Race, gender, and ses disparities in self-assessed health, 1974-2004[J]. Research on Aging an International Bimonthly Journal, 2008, 30(2): 137-167. |
| [32] |
Bahrainy H, Khosravi H. The impact of urban design features and qualities on walkability and health in under-construction environments:The case of Hashtgerd new town in Iran[J]. Cities, 2013, 31(2): 17-28. |
| [33] |
Cunningham-Myrie C A, Theall K P, Younger N O, et al. Associations between neighborhood effects and physical activity, obesity, and diabetes:The Jamaica health and lifestyle survey 2008[J]. Journal of Clinical Epidemiology, 2015, 68(9): 970-978. DOI:10.1016/j.jclinepi.2014.08.004 |
| [34] |
Althoff T, Sosič R, Hicks J L, et al. Large-scale physical activity data reveal worldwide activity inequality[J]. Nature, 2017, 547(7663): 336. DOI:10.1038/nature23018 |
| [35] |
Chant S. Cities through a "gender lens":A golden "urban age" for women in the Global South?[J].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013, 25(1): 9-29. DOI:10.1177/0956247813477809 |
| [36] |
Tibesigwa B, Visser M. Assessing gender inequality in food security among small-holder farm households in urban and rural South Africa[J]. World Development, 2016, 88: 33-49. DOI:10.1016/j.worlddev.2016.07.008 |
| [37] |
Jha R, Gaiha R, Sharma A. Calorie and micronutrient deprivation and poverty nutrition traps in rural India[J]. World Development, 2009, 37(5): 982-991. DOI:10.1016/j.worlddev.2008.09.008 |
| [38] |
Shearer D L, Mulvihill B A, Klerman L V, et al. Association of early childbearing and low cognitive ability[J]. Perspectives on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2002, 34(5): 236-243. DOI:10.2307/3097822 |
| [39] |
Mohanty S K. Multiple deprivations and maternal care in India[J].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2012, 38(1): 6-14. DOI:10.1363/3800612 |
| [40] |
Falkingham J. Inequality and changes in women's use of maternal health-care services in Tajikistan[J].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 2003, 34(1): 32-43. DOI:10.1111/j.1728-4465.2003.00032.x |
| [41] |
Gage A J, Guirlène C M. Effects of the physical accessibility of maternal health services on their use in rural Haiti[J]. Population Studies, 2006, 60(3): 271-288. DOI:10.1080/00324720600895934 |
| [42] |
Shisana O, Rice K, Zungu N, et al. Gender and poverty in South Africa in the era of HIV/Aids:A quantitative study[J]. Journal of Women's Health, 2010, 19(1): 39-46. DOI:10.1089/jwh.2008.1200 |
| [43] |
Bloom S S, Griffiths P L. Female autonomy as a contributing factor to women's HIV-related knowledge and behaviour in three culturally contrasting states in India[J]. 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2007, 39(4): 557-573. DOI:10.1017/S0021932006001623 |
| [44] |
Lee H, Gordon-Larsen H P. Life course perspectives on the links between poverty and obesity during the transition to young adulthood[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09, 28(4): 505-532. DOI:10.1007/s11113-008-9115-4 |
| [45] |
Owusu B K, Kuitunen M. Factors affecting the choice of cooking fuel, cooking place and respiratory health in the Accra metropolitan area, Ghana[J]. Journal of Biosocial Science, 2006, 38(3): 403-412. DOI:10.1017/S0021932005026635 |
| [46] |
Pimlott-Wilson H. Parental responsibility for paid employment and social reproduction:Children's experiences in middle-class and working-class households in England[J]. Environment & Planning A, 2015, 47(9): 1892-1906. |
| [47] |
Ramírez E, Ruben R. Gender systems and women'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the salmon industry in Chiloé, Chile[J]. World Development, 2015, 73: 96-104. DOI:10.1016/j.worlddev.2014.11.003 |
| [48] |
Kim K. Revisiting the 'feminisation of poverty' in Korea:Focused on time use and time poverty[J].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015, 25(2): 1-15. |
| [49] |
Saboor A, Manzoor M, Khan A U. Time use poverty and gender inequality:Empirical evidences from Punjab[J]. Quality & Quantity, 2016, 50(1): 1-18. |
| [50] |
Pojani E, Boussauw K, Pojani D. Reexamining transport poverty, job access, and gender issue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J]. Gender, Place & Culture, 2017, 24(9): 1323-1345. |
| [51] |
Perez C, Jones E M, Kristjanson P, et al. How resilient are farming households and communities to a changing climate in Africa? A gender-based perspective[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5, 34: 95-107. DOI:10.1016/j.gloenvcha.2015.06.003 |
| [52] |
Kieran C, Sproule K, Doss C, et al. Examining gender inequalities in land rights indicators in Asia[J].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16, 46(S1): 119-138. |
| [53] |
Wineman A, Liverpool-Tasie L S O. Land markets and land access among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in northwestern Tanzania[J]. World Development, 2017, 100: 108-122. DOI:10.1016/j.worlddev.2017.07.027 |
| [54] |
Jørgensen S H. Some perspectives on the geographies of poverty and health:A Ghanaian context[J]. Norsk Geografisk Tidsskrift-Norwegian Journal of Geography, 2008, 62(3): 241-250. DOI:10.1080/00291950802336010 |
| [55] |
Parikh P, Fu K, Parikh H, et al. Infrastructure provision, gender, and poverty in Indian slums[J]. World Development, 2015, 66: 468-486. DOI:10.1016/j.worlddev.2014.09.014 |
| [56] |
Attanasio O, Augsburg B, De Haas R, et al. The impacts of microfinance:Evidence from joint-liability lending in Mongolia[J].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1, 7(1): 90-122. |
| [57] |
Arora-Jonsson S. Virtue and vulnerability:Discourses on women, gender and climate change[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1, 21(2): 744-751. DOI:10.1016/j.gloenvcha.2011.01.005 |
| [58] |
Bradshaw S. Engendering development and disasters[J]. Disasters, 2015, 39(S1): 54-75. DOI:10.1111/disa.12111 |
| [59] |
Chant S. The 'feminisation of poverty' and the 'feminisation' of antipoverty programmes:Room for revis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08, 44(2): 165-197. DOI:10.1080/00220380701789810 |
| [60] |
杜洁. 女性主义与社会性别分析——社会性别理论在发展中的运用[J]. 浙江学刊, 2000(2): 94-98. [Du Jie. Feminism and gender analysis:The application of gender theory in development[J].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2000(2): 94-98. DOI:10.3969/j.issn.1003-420X.2000.02.019] |
| [61] |
刘霓. 社会性别——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中心概念[J]. 国外社会科学, 2001(6): 52-57. [Liu Ni. Gender:The key concept of Western feminist theory[J]. Social Sciences Abroad, 2001(6): 52-57. DOI:10.3969/j.issn.1000-4777.2001.06.009] |
| [62] |
周培勤.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人地关系——国外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进展和启示[J]. 人文地理, 2014, 29(3): 63-68. [Zhou Peiqin. The man-land relationship from the gender perspective:A summary and analysis of feminist geographic research abroad[J]. Human Geography, 2014, 29(3): 63-68. DOI:10.3969/j.issn.2095-0446(h).2014.03.010] |
| [63] |
Bussmann M. The effect of trade openness on women's welfare and work life[J]. World Development, 2009, 37(6): 1027-1038. DOI:10.1016/j.worlddev.2008.10.007 |
| [64] |
Latorre M C. A CGE analysis of the impa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ariff reform on female and male workers in Tanzania[J]. World Development, 2016, 77(1): 346-366. |
| [65] |
Kim Y. Mobile phone for empowerment? Global nannies in Paris[J].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6, 38(4): 525-539. |
| [66] |
Suri T, Jack W. The long-run poverty and gender impacts of mobile money[J]. Science, 2016, 354(6317): 1288-1292. DOI:10.1126/science.aah5309 |
| [67] |
Keister L A. Conservative protestants and wealth:How religion perpetuates asset povert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8, 113(5): 1237-1271. DOI:10.1086/525506 |
| [68] |
Atasoy B S. Femal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Turkey:The role of traditionalism[J].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 2017, 29(4): 1-32. |
| [69] |
Gökovali U. Everyone's own poverty:Gendering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in Turkey[J]. Women's Studies International Forum, 2013, 41(41): 65-75. |
| [70] |
Mallick D, Rafi M. Are female-headed households more food insecure? Evidence from Bangladesh[J]. World Development, 2010, 38(4): 593-605. DOI:10.1016/j.worlddev.2009.11.004 |
| [71] |
Casper L M, Mclanahan S S, Garfinkel I. The gender-poverty gap:What we can learn from other countries[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4, 59(4): 594-605. DOI:10.2307/2095933 |
| [72] |
张雪梅, 李晶, 李小云. 妇女贫困:从农村到城乡, 从收入贫困到多维贫困——2000年以来中国"妇女贫困"研究评述与展望[J]. 妇女研究论丛, 2011(5): 99-105. [Zhang Xuemei, Li Jing, Li Xiaoyun. Women poverty:From rural to urban and rural, from income poverty to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Evaluation of studies of "women poverty" in China since 2000[J]. Collection of Women's Studies, 2011(5): 99-105.] |
| [73] |
闫坤.我国女性贫困特征及致贫原因[N].中国妇女报, 2017-01-18(B03). [Yan Ku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female poverty in China[N]. China Women's News, 2017-01-18(B03).]
|
| [74] |
张颖莉, 游士兵. 贫困脆弱性是否更加女性化?——基于CHNS九省区2009年和2011年两轮农村样本数据[J]. 妇女研究论丛, 2018(4): 33-43, 121. [Zhang Yingli, You Shibing. Are women more vulnerable to poverty? Based on the CHNS rural data of 9 provinces in 2009 and 2011[J]. Journal of Chinese Women's Studies, 2018(4): 33-43, 121.] |
| [75] |
陈果, 顾朝林, 吴缚龙. 南京城市贫困空间调查与分析[J]. 地理科学, 2004, 24(5): 542-549. [Chen Guo, Gu Chaolin, Wu Fulong. Spatial analysis of urban poverty in Nanjing:A survey method[J].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04, 24(5): 542-549. DOI:10.3969/j.issn.1000-0690.2004.05.005] |
| [76] |
刘玉亭. 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的社会空间[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Liu Yuting. Social Space of Urban Poverty in Transitional China[M]. Beijing: Science Press, 2005.]
|
| [77] |
刘艳华, 徐勇. 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地理识别及类型划分[J]. 地理学报, 2015, 70(6): 993-1007. [Liu Yanhua, Xu Yong. Geographical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rural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6): 993-1007.] |
| [78] |
刘彦随, 李进涛. 中国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与优化决策[J]. 地理学报, 2017, 72(1): 161-173. [Liu Yansui, LI Jintao. Geographic detection and optimizing decision of the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1): 161-173.] |
| [79] |
袁媛, 古叶恒, 肖扬. 中国城市的"中心-外围"贫困格局及影响因素[J]. 人文地理, 2017, 32(5): 40-47. [Yuan Yuan, Gu Yeheng, Xiao Yang.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driving forces of poverty between central-cityand outer-suburb in China[J]. Human Geography, 2017, 32(5): 40-47. DOI:10.3969/j.issn.1674-3237.2017.05.004] |
| [80] |
袁媛, 吴缚龙, 许学强. 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J]. 地理学报, 2009, 64(6): 753-763. [Yuan Yuan, Wu Fulong, Xu Xueqia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poverty and deprivation in transitional Chinese city:Analysis of area-based indicators and individual data[J].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09, 64(6): 753-763. DOI:10.3321/j.issn:0375-5444.2009.06.012] |
| [81] |
李武斌, 薛东前, 邱婴芝. 西安市单亲女性的生活质量及贫困化研究[J]. 西北人口, 2015, 36(4): 61-67. [Li Wubin, Xue Dongqian, Qiu Yingzhi. The impoverishment and the QOL of the single women with children in Xi'an city[J]. Northwest Population, 2015, 36(4): 61-67. DOI:10.3969/j.issn.1007-0672.2015.04.011] |
| [82] |
柳建平, 刘咪咪. 甘肃省贫困地区女性多维贫困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4个贫困村的调查资料[J]. 西北人口, 2018, 39(2): 112-120, 126. [Liu Jianping, Liu Mimi. An analysis to the integration obstacle on basic medical insurance for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Gansu province[J]. Northwest Population, 2018, 39(2): 112-120, 126. DOI:10.3969/j.issn.1007-0672.2018.02.015] |
| [83] |
王增文. 农村老年女性贫困的决定因素分析——基于Cox比例风险模型的研究视角[J]. 中国人口科学, 2010(1): 75-83, 112. [Wang Zengwen. Determinant factors of China's rural old age impoverished female:A application of Cox proportion risk model[J]. Chinese Journal of Population Science, 2010(1): 75-83, 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