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期以来，全球化下的新国际劳动分工促进了中国人口的大规模流动，一方面是高端人才向欧美等主要发达地区流出；一方面是部分发达地区出现大量城乡流动人口，城市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研究成为热点，涉及地理学、人口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的交叉学科领域。进入新世纪，伴随沿海地区产业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以及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战略的推进，东部城市吸纳劳动力的“拉力”减弱，人口回流现象明显。尤其自2015年以来，全国流动人口规模由持续上升转为缓慢下降，呈现“由东向西回流”的空间格局；2017年约22.8%的流动人口回流，而且超七成的回流人口表示不愿再外出^[1]。2015年至今，国家先后下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关于进一步推进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下乡创业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对人口回流尤其是返乡创业予以重点关注。

具体而言，流动人口的迁移呈现三种趋势：在流入地定居、持续流动、回流^[2]。随着农村户口福利增加、乡村建设持续推进以及市场配置作用增强，农村户口价值不断提升，流动人口倾向于保留农村户口^[3]。回流已经成为流动人口的重要选择之一^[4]。第二，回流效应正在逐步显现。回流人口将流动积累的资金、技术、经验等带回乡村地区，改变了回流地的发展环境，促进了乡村地区创业精神，对推进实施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意义重大^{[5, 6]}。在此背景下，中国流动人口回流研究愈发重要，对已有文献的整理和回顾十分必要。因此，本文拟采用CiteSpace软件对中国知网（CNKI）核心期刊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全面梳理我国流动人口回流研究的发展脉络，评述研究的主题演化、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以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同时，我们也系统收集和整理了Web of Science（WoS）等SCI、SSCI期刊上的相关文献，吸收了相关理论观点或技术思路，辅助本文聚焦于中文文献所做的研究。

人口流动是一个动态过程^[7]。长期以来，人口流动多被视为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8]。人口回流，特别是从经济较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回流，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理论中的“永久迁移范式”^{[9, 10]}。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际移民及其回流现象引起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回流被定义为返回“原籍国家”并重新定居^[11]。国内流动人口回流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从回流机制、再就业等角度在安徽、四川、河南等地开展了大量实证，认为中国流动人口的回流多是一种非永久性回流行为，是个体为应对充满不确定性、不完全市场化的社会环境的理性选择^[12]。事实上，中国特有的农村土地制度为流动人口回流创造了条件，不过回流可能只是人口流动的一个阶段，并不一定意味着流动的结束。因此，中国的城乡“流动人口”概念不同于西方理论中的“移民”概念。

国内对回流的定义多从空间（流入或回流地）、时间（外出或回流时长）角度切入，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界定。在空间方面，多将回流界定为离开户籍所在县城或城市，再回到原籍省份、城市或村镇；时间上多以6个月、8个月、9个月或12个月以上为界限。例如，Wang和Fan将曾离开本村3个月以上，并返回原籍村庄9个月以上的行为称为回流^[13]。自2010年以来，我国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从省际迁移转向省内为主、省际为辅^[14]，从城乡迁移转向从城市主城区向郊区小城镇迁移^[15]。进入新时代，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已经不同于既有理论认识，省内迁移、城城迁移将更加普遍，回流的界定也会有所调整。

就机制而言，流动人口回流受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传统移民研究采用“成功—失败”的二分法分析流动决策，强调流动人口人力资本的弱“生态位”和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认为被动回流是在城市中竞争失败的结果，主动回流则是“成功”者对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环境变化所做的有利应对。但是，我国的流动人口并非传统移民，大部分人的目的不是定居城市，而是通过流动积累资本、改善生活^[16-18]。总体上，可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流动人口回流分为三类：①制度因素驱动的被动回流。在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受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有企业改革等影响，政府出台了户口限制、临时居住证等一系列限制进城政策，导致部分流动人口被动回流。②经济因素（市场萎缩）驱动的被动回流。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海外市场的急剧萎缩导致大量企业倒闭，近50%的流动人口因失业而被动回流^[19]。③经济因素（国家经济结构调整）驱动的主动回流。伴随近年经济转型升级，部分流动人口主动回乡创业或就业。

以“人口回流”或“返乡”或“回乡”为主题，对知网核心期刊进行检索，对检索结果进行清洗，去除文摘、会议通知、工作动态等非研究型文献，得到1992—2018年间与人口回流高度相关的文献1009条^①。我国流动人口回流研究主要出现在1992年之后，2009年出现爆发式增长（见图 1）。研究可分为两阶段：①起步阶段（1992—2006），此阶段的年文献量在20篇以下，多通过定性分析和描述性统计分析回流群体的个体特征以及国家政策对回流的影响。②发展阶段（2007—至今），年发文量较上一阶段有较大提升，并在2009年达到顶峰。这一阶段的研究将回流置于新型城镇化、经济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以人口普查和大规模问卷数据为基础，采用计量分析建立因果机制，探讨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再就业倾向。

图 1(Fig. 1)

图 1 流动人口回流研究的年度发文量（1992—2018） Fig.1 The Annual Number of References on Return Floating Population (1992—2018)

从学科构成看，主要涉及经济学（642篇）、人口学（215篇）、教育学（91篇）、文学（53篇)、社会学（44篇）等领域，近年来部分地理学者对此也有所关注和研究。不过，很多文献同时隶属多个学科，跨学科特征明显，作者和期刊分布也相对离散。总体上，我国流动人口回流研究的主要特征是：第一，研究视角多样化，主要集中于社会科学领域，缺乏深入的实地调研。第二，大量研究侧重于回流倾向方面，较少关注回流的空间特征及回流对流入地的影响等。第三，已有研究以群体尺度为主，缺乏个体尺度的深入实证。

使用CiteSpace软件将所采集的全体文献（1992—2018年）以3年为单位分区，选取分区中出现频次最高的30个关键词，剖析研究主题的演化。通过将一些意义相近或反映特定意义的关键词进行集中处理，如“返乡、回乡”等以“返乡”表示，“福州、福建”等以“福建”表示，最终获得有效关键词（节点）160个，连接关系468个，Modularity Q为0.50，Mean Silhouette为0.54（图 2）^②。研究采用对数似然率算法从施引文献的“关键词”提取聚类标签词，图中节点颜色及大小反映关键词出现的年代及频次，节点间连线代表知识流向，时间线颜色则表示该聚类相对集中出现的时间。其中，“返乡创业”是我国流动人口回流研究的最主要关键词，也是研究的关键转折点。

图 2(Fig. 2)

图 2 关键词时间线图 Fig.2 The Timeline of Keywords

结果表明，已有研究可聚类为返乡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农民工、乡镇企业、新媒体、安徽省、人力资本、财政金融8类（表 1）。具体而言：①在2000年左右，有关乡镇企业的研究兴起，但近期热度有所下降。研究聚焦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化、乡村城镇化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等。②财政金融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2008年左右，关注金融危机下回流人口的就业、创业。③近期研究（2010年之后）关注返乡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等。面向新农村建设、城镇化等国家战略需求，研究主题正向人力资本、县域经济等经济维度和社会资本、生活满意度、心理健康等社会维度以及文化维度拓展，研究对象也从农民工向新生代农民工延伸。

表 1(Tab. 1

表 1 流动人口回流研究的主要方向 Tab.1 Main Study Fields of Return Floating Population

表 1 流动人口回流研究的主要方向 Tab.1 Main Study Fields of Return Floating Population

人口回流研究的重要关键词展现了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表 2）。其中，中心度较高的关键词有返乡创业、农村、新生代农民工等，词频较高的有返乡创业、创业、金融危机、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等，突发度较高的有金融危机、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因素等。返乡创业、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回流原因等是核心话题，印证了近期研究聚焦于返乡就业创业、回流机制的特征，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研究对象的兴起。此外，宏观经济如2008年金融危机等宏观因素促进了研究发展。

表 2(Tab. 2

表 2 重要关键词信息③ Tab.2 Information of Popular Keywords

表 2 重要关键词信息③ Tab.2 Information of Popular Keywords

研究主要涉及乡村发展、政策制度、社会问题、倾向选择、群体差异等主题（表 3）。

表 3(Tab. 3

表 3 流动人口回流研究主题的演化 Tab.3 Evolution of Research Topics of Return Floating Population

表 3 流动人口回流研究主题的演化 Tab.3 Evolution of Research Topics of Return Floating Population

具体而言，乡村发展主题自1990年代兴起，关注城乡二元背景下国家战略对人口流动的影响，但对人口回流的地方效应研究较为薄弱。20世纪80年代，乡镇企业快速发展，这种自下而上的乡村工业化催生了乡村城镇化以及“离土不离乡”或“离土又离乡”的乡村发展模式。这一时期，苏南、珠江三角洲、温州等地的小城镇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受乡土情结、城乡比较以及户籍制度等影响，部分流动人口“逆潮回归”，推动了中西部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乡村工业化^[20]。2000年以来，快速城镇化为流动人口的城乡转移带来持续动力，人口进一步向沿海地区城市集聚，城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大城市，呈现“重城轻乡”的学科格局。近年中央“一号文件”持续关注乡村发展问题，研究积极响应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强调人口回流及其带动的返乡经济有望成为地方政府摆脱发展困境的新战略^[21]。总之，该主题强调流动对人力资本增长的正向作用，侧重回流对乡村经济的影响，较少涉及地方政治、社会、文化等，相对忽略回流对城乡联系尤其是城市发展的影响。不过，对跨地区流动人口建构城乡联系的过程与形成机制的研究有待加强。

政策方面的研究主要涉及户籍、社会保障、企业用工、政府利农政策及财政、金融支持等对回流意愿的影响。早期研究侧重户籍、社会保障、政府利农政策对回流的作用：强调户籍是突出的制度障碍^[22]；低水平的社会保障是循环流动的原因^[23]；政府利农政策对流动人口“回流”具有促进和抑制的双重影响^{[24, 25]}。近年来，户籍制度逐步松动、作用逐渐减弱，市场要素的影响日益增强。多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非正规的企业用工制度（参加社会保险、签订劳动合同等）造成流动人口的高流动性^[26]。此外，伴随国家愈加重视创新创业，创业支持话题也受到较大关注。家乡政府给予借贷等返乡创业支持，有利于增强流动人口回流，甚至成为回流创业的关键因素^[27]。研究多关注政府力量对回流决策的影响，强调中西部地方政府在引导人口回流中的重要作用，对企业用工、产业制度等市场要素的研究有待进一步拓展。

社会问题方面主要关注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城市融入、社会流动等。经济状况、生活状况、精神感受是影响流动人口回流的重要维度^[28]。虽然社会网络、社会认同、生活满意度、幸福感、社会融合可以巩固流动人口定居城市的意愿，但“低幸福感、高居住意愿”现象明显^{[29, 30]}。部分流动人口自愿或非自愿地被锁定在城中村、工厂宿舍区等贫困、低质量的“移民飞地”，面临“留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的窘境^{[31, 32]}。另一方面，部分乡缘社区为流动人口提供了融入城市、实现上升性流动的社会流动机制^[33]。此外，也有部分流动人口通过回流实现了从经济精英向政府管理者的转变^[34]。已有研究聚焦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以及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强调社会力量也是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但上述研究重城市而轻乡村，对回流人口在回流地的日常生活、社会再融入等微观层面的研究有待加强。

倾向选择研究涉及回流就业创业、回流意愿、回流地选择等话题。就业安置是流动人口回流研究的核心话题之一。早期学者强调回流的消极作用，认为失业导致的被动回流具有一定突发性，不利于回流人口再就业^[35]。近期研究表明，回流人口大多从事或打算从事创业活动^{[36, 37]}，回归农业的可能性逐渐减少^[38]。有关回流影响因素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人力资本、劳动力市场等经济层面^{[17, 18, 39]}和社会依恋、社会融入等社会文化层面^{[40, 41]}。回流地收入—消费水平、家乡发展环境可以吸引流动人口回流^{[4, 42, 43]}；外出积累的人力、社会、经济资本有助于激发创业精神^{[5, 44]}。就空间而言，省会城市比中小城市更有吸引力^[45]；原籍村镇、县城是主要回流目的地，乡镇和县城是回流创业的首选区位^{[46, 47]}。总之，流动人口面临复杂的迁移动机，就业机会、家庭需求、社区和生活方式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48]。但已有研究多采用问卷调查方式考察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回流意愿而非实际回流行为，不利于追踪考察人口回流过程及其空间模式；多从经济收益、人力资本、职业等单一维度探讨回流决策，对生命历程、家庭等因素考察有限。因此，综合集成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人口回流行为的综合理论框架与形成机制方面的研究有待加强。

群体差异研究详细刻画了新生代、“农二代”大学生、返乡创业者等群体，揭示了异质群体间的异同，如性别差异、代际差异^[49-51]等。2000年以来，流动人口内部分化日趋显著，新生代以及新旧流动人口的比较研究成为热点^{[52, 53]}。两代流动人口在社会认同、生活期望以及未来期望方面有显著差异^[54]。新生代的城市融入度更高，社会网络在空间上拓展，但未发生从循环流动向城镇定居的根本性转变^{[55, 56]}。“农二代”大学生由于“身份标签”和相对较高的人力素质，被视为服务乡村建设、消解“阶层固化”的生力军，研究也关注了这一群体的心理健康、返乡创业等^[57]。此外，回流存在明显性别差异，女性更易受家庭照料需求的影响^[49]。研究多采用定量方法进行整体分析，加强民族志方法的应用可以促进对不同回流群体的深入刻画；多关注性别、代际差异，但不流动/持续流动/回流/、劳动型/智力型/投资型等不同群体间的比较有待进一步研究。

主要研究进展包括：第一，刻画了回流群体的人口学特征及社会经济学特征；第二，从个体、家庭、社会、市场等维度揭示了流动机制；第三，揭示回流时机和回流效应，主要与宏观社会经济环境变化和乡村发展等国家战略相联系（图 3）。研究也面临一些挑战：第一，普遍聚焦乡城迁移、省际迁移，对省内迁移关注较少。第二，主要在北上广等流入地开展实证，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尤其是小城镇地区关注少；缺乏对有回流倾向流动人口的持续跟踪。回流意愿并不完全等同于回流行动，不能直接反映实际的回流行为^[58]。第三，聚焦流入地的劳动型流动人口，对智力型、投资型流动人口关注较少；重视群体水平研究，缺乏个体水平的深入实证；较少涉及家庭、社会、市场对回流影响的探讨，对回流的空间特征关注不足。第四，聚焦回流对乡村发展的影响，对城乡联系影响的关注较少。尚未建立对回流决策、回流影响的全面分析框架。

图 3(Fig. 3)

图 3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回流的研究脉络 Fig.3 Trend of Return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回流作为人口流动的一种倾向选择，主要延续了移民理论中的迁移理论。一方面，经济与制度因素是塑造中国人口流动模式的主要力量，“新古典经济理论”和“结构主义理论”是贯穿我国流动人口研究的理论热点。新古典经济理论最早关注人口流动现象，认为在市场成熟的前提下，流动的根本动因在于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预期）城乡收入差距是影响流动的核心因素。差异化的人力资本导致流动性差异^[59]：部分流动人口通过流动积累经济、人力资本，在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时选择回流；更多的流动人口是在发展“失败”之后被迫回流。该理论从个人视角解释流动动因以及回流决策过程，对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学特征解释有限，对家庭、社会等因素考虑不足。结构主义理论则强调城乡二元社会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构性和制度性的限制阻碍了流动人口对资源的获取^[60]，尤其是户籍制度降低了流动人口享受流入地社会福利和安全保障的“机会”^{[61, 62]}以及获取成功的可能性，增强了流动人口在家庭需要时的回流倾向^[13]。该理论强调流动人口的被动、无权，但流动人口并非制度的“被动客体”，而是“能动的主体”^[63]。他们既受制于户籍、社会保障等国家制度，也灵活应对，如“休个长假”、“回家避避风头”等。制度因素对人口流动的影响逐渐减弱，职业、发展环境等市场机制愈加重要^[64]。

第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流动决策的基本单元从个体逐渐转向家庭，并向社区延伸。“新迁移经济理论”是对“预期收入理论”的延伸，强调在市场不完善的前提下，流动动因不仅是个人预期收益最大化，更是家庭收入风险最小化^[65]。流动是家庭规避生产、收入风险的重要策略，承担了赡养父母、补贴家用等家庭保障功能^[66]。但流动总是伴随压力和风险，对风险厌恶程度较高的家庭倾向于回流^[67]。另一方面，流动是基于家庭在流出地的相对贫困地位，而非传统理论所假设的绝对贫困。社区剥夺对家庭迁居决策有显著影响^[68]。回流并不完全是为获得更高收入，而是通过回流改变参照群体以及个体在参照群体中的相对经济地位以降低相对剥夺感、提高相对满足感^[69]。新迁移经济理论解释了预期收入增加在不同语境下对流动的差异化作用，尤其是主动回流。我国家庭内部成员之间是一种天然的“利他主义”，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决策更符合我国的社会文化语境^{[66, 70]}。

第三，近期研究尤其关注生命历程、社会网络、女性主义等新视角^{[71, 72]}。“生命历程理论”将流入地、流出地视作一个相互拓展但统一的独立站点，流动人口经历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如学习、工作、婚姻、生育等都可能诱发战略性流动^[73]。回流是流动人口生命周期的一个特殊阶段^[74]，婚姻、生育、子女上学是影响回流的重要事件^{[13, 75]}。“社会网络理论”强调社会资本对流动的影响，被广泛应用于流动决策、城市融入和城市生活研究。研究认为，社会关系网络是流动人口选择流入地的主要原因^[76]，对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具有正向作用^{[77, 78]}。回流人口通过对家庭、社区社会资本的整合可以获得明显收益^[25]。“女性主义理论”则强调家庭内部性别结构和劳动角色分工对流动的影响，着重解释流动的性别差异^[79]。

定量化趋势明显。2000年以前的研究以定性分析为主，强调回流对乡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方法的科学性稍显不足。2000—2010年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对人口普查数据和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刻画回流群体的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201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采用统计或计量分析建立人口回流的因果机制模型。例如，Logit模型、Logistic模型等与定量研究相关的关键词主要出现在2010年、2016年。在此期间，国家统计局、国家人口计生委加强了对流动人口的监测，并建立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库及数据交换与共享平台，大大增加了研究数据的丰富性和可获取性。

近年来，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快速发展^[80]，推动回流机制与空间要素研究的新突破。一方面，多数回流机制研究的结果仍是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只能为机制分析提供线索，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仍离不开定性分析。例如，采用民族志研究方法加强对个体的实地调研，深入挖掘流动人口回流的多维度影响因素以及回流对地方产生的综合影响，尤其是社会空间效应，建立对流动人口回流的深层次认识。另一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稠密数据、大数据等为中国地理学研究提供了新机遇^[81]。社交媒体数据、手机信令数据等个体数据的挖掘，提供了更加开源、丰富的空间数据，对个体的把握更为精确。例如，采用社会地理计算研究回流群体的居住与就业空间分布，追踪回流群体的空间流向以及日常生活实践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流动人口回流的规模化吸引了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等诸多学科的关注，回流研究范式逐渐成型。早期研究聚焦于回流群体的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描述，以及国家体制、宏观经济环境对回流的重要作用，强调回流就业对乡村经济、社会稳定的重大意义。近年来，流动人口的主体性受到重视^[82]，学者对回流主体流动的主动性、选择性愈加强调，出现乡村发展、政策制度、社会问题、倾向选择、群体差异的多元化研究主题（表 4）。

表 4(Tab. 4

表 4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回流研究 Tab.4 The Study on Return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表 4 中国城乡流动人口回流研究 Tab.4 The Study on Return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hina

具体而言，研究涉及：①回流群体的基本特征，多采用描述统计方法刻画回流群体的人口学特征和社会经济学特征；②回流动力，通过计量模型分析城乡收入差异、就业机会、人力资本、家庭需求、国家体制等对回流决策的作用，尤其是基于个人视角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解释；③回流时机，揭示金融危机、经济结构转型等宏观市场要素，以及生命历程等对回流的影响；④回流影响，尤其是对乡村经济发展的影响。对比西方移民研究，国内流动人口回流研究侧重人力资本、国家体制对回流决策的影响，较少关注家庭、市场、社会等维度，缺乏回流对城乡发展的综合影响研究；较少关注回流的空间特征，未展现回流对人口地理的重构作用；重视群体水平研究，缺乏个体水平的深入实证。因此，未来应重视回流空间格局、回流机制、回流与城乡发展的互动等主题，加强回流人口的“微观化”、“生活化”研究^[83]。

随着人口流向和流动动机的日趋复杂，学者们从不同尺度、不同学科视角开展了迁移理论构建，未来在跨学科理论建构和研究范式创新方面依然任重道远。建议未来中国城乡流动人口回流研究围绕社会空间、城乡联系等核心话题拓展地理学的研究视角：①人口回流的机制研究。综合集成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围绕个人—家庭—社区—地区、国家—市场—社会构建多层级、多维度的人口回流动力模型。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纵向追踪调查，聚焦流动人口的实际回流行为，并结合主观回流意愿进行研究。②人口回流的空间模式研究。通过对国家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手机信令等大数据、开源数据的应用，刻画国内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探究其演变原因和形成机制。③人口回流与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的关系。采用民族志方法、手机信令数据等捕捉回流人口的日常生活实践，从空间、社会、经济等角度考察人口回流对乡村重构的重要影响；从动态视角揭示人口回流对城市、乡村地区的综合影响，为城乡融合、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提供科学支撑。

注释：

① 数据下载日期为2018年11月28日。

② 原提取关键词（节点）191个，连接关系519个，Modularity Q为0.55，Mean Silhouette为0.58。

③ 舍去的关键词依次为农民工、返乡农民工、返乡、农民工返乡，词频分别为238、137、6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