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读段义孚，首先关心的是读懂，我觉得，还是首先“不求甚解”为好。
先读，先别解读。读书，一般是三种追求：意思，意义和意境。明白意思，其实简单，花功夫即可，与解题是一个道理。把握意义，相对难些，因为得从书的时空背景以及纵横比较才可得。达到意境，非常难得，若能同情同感，感同身受，身临其境，他我一体，则意思与意义都可抛开。所以，读书，尤其读段先生的书，关键是进入情境，非得调动身心，全力投入不可。然后，把他的情境转化为我的情境，此为要领。
2 何以解暑天气阴晴不定，虽然偶有几天凉爽，但酷暑模式毫无疑问到来。在这时间节点，因缘际会，认识了一些有志于读义孚著作的同道，可喜可叹。喜的是竟然还有人持续地研读和热衷讨论义孚的著作，还都是中学老师；叹的是本应成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主流阵地的大学，这几年鲜有发声。我们已经无暇读书了，更别提义孚的“闲书”。这是另一种更严重的“酷暑”，谁或什么剥夺了人们的闲暇与精神享受？（或者人们甘于被剥夺或自己剔除）
义孚说“好生活的核心是成长而非接受命运”，这句话从平静淡然的义孚口中说出，颇值得思量。因为不接受命运而成长，需要的是不屈不挠的斗争，绝非轻易之事。义孚从转向人文主义地理学到被广泛认可，其实经历了一个艰难过程，他也曾面临人生的酷暑与严寒；一个人坚持50多年著书立说，这个学派若只提一个人或只属于一个人，那毫无疑问是他。
正如他的名字、样貌和声音，义孚是亲切的，从容自然的，他心底的波澜也已诉诸于文字。义孚又是唯美唯真的，是一个踽踽独行者，写作是他对抗或消解孤独的方式。其实，也许我们多数人都是孤独的，只是我们（觉得）不像他那么善于思考和言说。在如何读之前，是为何读的问题。
今日，我们为何读义孚呢？既是因为我们也是孤独的，更是因为可以欣赏和学习像他那样排解孤独。因此，就眼下而言，让我们取出书架上久违的义孚的书，回味那一份久违的平静与从容。不是为了读懂，只是为了解暑。
3 用情至深读书其实是在读人。人生有万千种样态和活法，书写不尽。最核心的却是一个“情”字。作者有情，读者有情，才有情投意合的可能。无情者难懂有情人，情浅者难解深情事。义孚是一个情感丰富而敏感多思的人，人文主义地理学是将热烈的情感注入看似冰冷的地理现象的学问。
即使一个相处几天的学生，义孚也会感到难分难舍，进而感叹命运；他的感情是真挚、细腻和脆弱的，就像他的外表，有点文弱书生的感觉。但是，读他的著作，逃避、依赖、恐惧等这些人们往往避而不谈的情感话题，竟被他大胆、周密而广泛地演绎。他是强大的，时空在他笔下没有隔阂，天南海北信手拈来，随意挥洒却井然有序。他的逻辑和风格在那儿，独属于他，并非一般人可以琢磨清楚和习得。相比其他流派，人文主义地理学是有很强独特性的，这不应被回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学问对很多人关上大门，普罗大众照样可以喜欢他。因为虽深浅不一，倾注对象不同，但人皆有情。人们也许读不懂他，也许只是怀着各种好奇关注他，研究他，但他们或多或少地感受到他的感情，并由此感受到地理学与感情关联的重要性。
人文主义，说到底，就是一个“情”字！义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也许可以用很多词形容，但首先应该是：用情至深。
4 静水流深“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既仁且智者，非地理学家莫属，因为山水本就是地理的代表，但还需注意的是，“乐”的境界很少有人达到。不仅是后天的努力，还需要天性和禀赋。义孚虽然天性爱好哲学，但16岁时就下定决心学地理，是想从实际经验的角度探寻抽象复杂的人生意味。其后10年，虽经历名校，并有名师熏陶点染，获得了地貌学博士学位，但义孚并未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荣之路。直到30岁以后，岁月渐渐淘洗去这个看似柔弱不堪的年轻人脸上的稚嫩，潜伏多年的哲学情结逐渐浮现并占据主导，促使他做出重大转变。也许只是一小步，毕竟还在地理学内，但在实证主义大行其道的196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思想无疑是异类。
1968年，义孚在多伦多大学地理系出版《水循环与上帝的智慧》（The Hydrological Cycle and the Wisdom of God），虽然没引起多大反响，却是当时少有的从价值观、宗教角度研究自然地理的作品。水，既可以洗刷乃至冲垮旧有的东西，也可以慢慢地渗透乃至蔓延开去，可说是自然界中最强大的力量，老子也用“上善若水”来比喻道的最高境界。义孚也许参透或暗合这个道理。他是真正具有水一样个性的人：至柔弱与至刚强。他的语言和文风是“水无常形”，却具有极强的渗透效果。自1968年成为明尼苏达大学的教授之后，事业也是“顺风顺水”，接连发表数部人文主义地理学的重量级作品，势若洪水，冲垮实证主义地理学的旧堤岸。1980年代后，则化为涓涓细流，渗入到其他学科并影响大众。义孚说“水只有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时候才有生命”，这是他对自然与文化的领悟，也许也是其人生的一个注解。“静水流深”是他的生活写照。他的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究自然与其象征的关系。透过繁杂的象征，回到生活，也许根本没有什么仁者与智者，只有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义孚最后想告诉我们的也许只是这一点。
5 含英咀华含英咀华，既可以指我们读义孚著作的方法，也可以指义孚擅长吸取各种文章之精华为己所用，同时还含有他深得英语与（中）华文化的精髓之意。这是义孚及其著作的最大特点，也是其“成功”的秘诀。“英”与“华”之间交织的人生经历，既使义孚写出了许多人文主义地理学美文，同时也带来了永远的身份归属问题。“我是谁？”，这一问题始终萦绕心头，他后来也专门出版了以此为题的一本书。早在1970年，作为明尼苏达大学地理与东亚研究的教授，义孚正式出版了第一部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地理学著作——China（中译本名为《神州》），勾勒中国历史地理概貌并简述其景观变迁，可说是“含英咀华”的开始。这是面向大众普及区域与景观地理的丛书的一本，在“英”（西方）对“华”了解还不够充分甚至有偏见（尤其是文化方面）的情况下，此书也算是“及时雨”了。尽管给予一定程度肯定，但Keith Buchanan认为，相比中国的历史来讲，此书还是不够丰厚（也许这也是“偏见”之一种）。该评论者没有理解丛书的目的和作者初衷是写一本“不落窠臼、将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学和艺术贯通”的书。
在“英”与“华”之间，义孚的感情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他坦承“除了外表已经不是一个中国人了”；另一方面，他“一直想表达对故土的敬意”。10岁就离开了中国，75岁时才短暂返回一次，如果按照义孚所重视的“经验”方法来讲的话，他缺失了对这片快速变化的土地的切身体验。不管是口头还是书面表达，不能熟练运用汉语，对他这种非常讲究语言的人来讲无疑是一种痛苦，因为，“家园就是能够自如地运用语言的地方”。在语言和地方经验上，对“华”的疏离与丧失成为他的终身遗憾。这并非他所愿，或许也是命运的安排，哪有那么完美的人和人生呢？相比之下，他对英语的运用却超过绝大多数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他的英语优美、典雅、考究和精致。然而，毕竟“华”是他的身份与文化渊源，与不能用中文进行交流和写作的现实相反的是，他的作品游刃有余地在“英”与“华”之间切换。
在2017年给《China》的中文版序里，义孚期望中国地理学者真正实现“历史与人文、经济与社会并重”。也许还可以再加上一条，“英”与“华”并重。所谓含英咀华。
6 家园如梦动荡年代再加上流离辗转的早期生活经历，使义孚变得敏感、脆弱甚至缺乏安全感，同时也使他包容、善思和敏锐。在流动的空间里渴望地方，在稳定的地方，他的思维又延伸到千载万里的时空。不能改变的出身和早期流离飘荡的经历，使他对身份问题一直倍感困惑，以致于以“地球”来回答别人对其家乡的询问（也许此处的earth一词还有“尘归尘，土归土”的涵义）。这是带苦笑但也豁达的幽默。童年的记忆，至关重要的地方经验给他打上难以磨灭的“中国”烙印；成长和成年却靠着英语或西方文化的滋养，他对此也有强烈的认同。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经历也丰富了他的空间经验和认知，博大的心胸开始养成。最后选择定居于美国，是渴慕自由的缘故。美国这个多元文化的大熔炉，或者如他所说，是一个广阔的“空间”与“地方”兼在之地，成就了他，同时，他也成就了美国地理学。然而，家园问题还是绕不过去。
对“地球作为人类家园”这个地理学的永恒命题，他说他最看重的是“家园”一词，这是人文主义地理学者与其他地理学家的根本区别。2007年，他根据早先返回并访问中国的经历，出版了Coming Home to China（《回家记》），从题目可见他的家国情怀。然而，文章的自如反衬出现实的尴尬：家园易逝易变，语言的生疏与家乡的疏离感也是一致的。情怀或情结仍在，却不知赋予何处，“更与何人说”？这家园，因此种种，竟是不可能再返回了！
义孚的经历也许是特殊的，但他的问题是普遍的。我们漂泊无依的命运，个人如此，人类又何尝不如此呢？！尽管存在各种迷离，但我们最终得回到家中。在书的最后，义孚一方面为终于回到麦迪逊的家中而感到心安理得，另一方面也提到了他的中国之旅宛如一场美梦，在这里，家园与梦想被联系在一起。也许，人类共同的梦想只是回家，而在家中，却做着各种梦。家园与梦想，哪个更真实一些呢？也许千年之前，庄子梦见的那只蝴蝶，名字就叫“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