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影响日益深刻的背景下，全球范围内城市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1]。强调城市间联系的城市网络成为全球和区域城市体系研究关注的焦点^{[2, 3]}。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逐渐成长为全球经济运行的主体，其分支机构间的联系，也成为城市间经济联系的主要表现形式^[4]，并作为当前城市网络研究主要手段^{[5, 6]}。同时，随着全球化影响程度的加深，以发达国家为代表的国家城市体系也由等级规模结构向网络化结构转变^[7]。但当前世界城市网络研究主要关注全球尺度下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变迁，只有少数学者对全球化影响下的国家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特征进行了研究。如对巴西国内外银行空间策略共同作用下的国家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的研究发现，该网络同时表现出空间极化和扩展的双重特征，即圣保罗等顶级城市的控制功能和国家门户城市地位得到强化的同时，中小城市的网络连接度和地方门户功能也得到发展^{[8, 9]}。总体来看，当前对于国家城市网络，特别是对正经历经济服务化和全球化转型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城市网络空间结构演变过程的研究较少。

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长期以来是国内地理学者关注的重点。计划经济时期的国内城市体系受行政因素影响较大，城市之间的交流和联系较少，城市体系的规模—层级特征明显^[10]。改革开放以来，在全球化力量与市场化改革的双重影响下，中国经济的服务化和金融化特征日益明显，国内外力量共同作用下的城市体系也随之由等级结构向网络结构转变^{[11, 12]}。当前，国内学者基于企业分支机构网络数据，对全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进行了大量研究，既有基于多个行业的综合分析^{[13, 14]}，也有基于以银行业为代表的单个行业样本的分析^[15-17]。相关研究主要发现中国已基本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广深—成都为核心节点的骨干城市网络，并且网络的东西部差异明显。但当前研究主要探讨单个年份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关于国内城市网络空间结构演变的研究鲜有涉及^[18]，并且基于有限数量样本企业的分析，也很难完整反映特定行业影响下的中国城市网络整体结构。少数学者对以长三角为代表的区域性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演变进行的研究，发现区域性城市网络的扁平化和网络化趋势^{[19, 20]}，并且地方性商业银行的区域扩张，对区域性城市网络也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21, 22]}。总体来看，对于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还有待进一步揭示。

本文基于21世纪以来国内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的时空变化数据，探究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转型背景下，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中国的银行业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国有银行体系，其发展也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和市场化转型过程相伴随。改革开放以来，本土和外资银行的规模快速增长，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国内银行业的商业化和股份制改革进一步深化，对外资银行在华经营的限制也逐步放开^[23]。随着中国银行业市场化和全球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国有银行^[24]、股份制商业银行^[25]、城市商业银行^{[22, 26]}以及外资银行^[27]的空间布局和空间管理策略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因此，中国商业银行的发展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转型的一个缩影。对基于国内商业银行机构网络变化的全国性城市网络进行研究，有助于揭示和理解转型期中国城市网络结构的演变过程。

1 研究范围、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范围

为揭示中国银行分支机构网络的时空变化过程，选取了2001、2006、2011和2016四个年份。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是中国银行业发展和改革的关键时期，而所选的这四个年份也是中国银行业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重要时间节点，因此其前后中国银行机构网点布局的差别也更为显著^{[22, 24]}。考虑到国内商业银行的异地分支机构设置主要集中于地级及以上城市，本文在研究范围上，选取四个年份国内所有的地级市和直辖市。城市名单来自各年份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公布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列表。2012年以来设立的三沙、海东、日喀则和昌都四市商业银行分支机构较少，因此未纳入研究范围。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省的银行体系与中国大陆银行体系差异较大，联系也相对较弱，因此未纳入本研究。

1.2 数据来源

研究选取所有在中国大陆具有法人资质的商业银行（不包括农村商业银行以及新近批准设立的民营银行），银行名单来自原中国银监会公布的2016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名单（http://www.cbrc.gov.cn/chinese/files/2017/ED590BB7E63E4D119C72095DD35A3D39.pdf）。银行总部和分支机构成立时间、地点、等级划分等信息，主要通过查询各银行网站信息、年报、统计年鉴等方式获取，并对部分缺失或不确定的信息通过搜索互联网综合信息进行补充和印证。在此基础上对银行信息进行筛选，剔除没有异地分支机构的银行，共得到拥有有效数据的银行137家，其中国有大型商业银行5家、股份制商业银行12家、城市商业银行87家、外资银行33家。截至2016年12月31日，这137家银行共在288个地级市设立了3329家总行和分支机构。

1.3 研究方法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城市网络研究一般采用Peter Taylor等提出的链锁网络模型分析方法^[5]。但该方法提出的算法所得出的城市网络密度过大，因而不适合利用社会网络分析的各项分析手段进行分析^[28]；并且，并非所有行业的各级分支机构之间的联系都是跨越等级的相互联系^{[29, 30]}。本文在此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商业银行空间管理的等级性特征，对其进行了部分修正。根据中资商业银行总行—一级分行（直属分行）—二级分行—支行的四级管理架构，各机构间的联系表现为上下级机构间的指令性关系，各等级间的联系值由高到低分别赋值为3分、2分和1分。由此直接建立城市间联系的一模矩阵，避免了链锁网络模型中二模网络向一模网络转化过程中的信息丢失问题^[29]。通过对单个公司网络的加权，得到整体的有向加权城市网络。对有向加权网络的分析，能够更好地体现和测度城市联系中的非均衡和非对称性特征^{[31, 32]}。在此基础上，通过计算以下指标来分析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演变：

（1）城市的网络出度与入度。根据Hennemann和Derudder提出的分区核心连接算法^[33]，以及赵渺希等对其进行的改进^[34]，将公司j在城市a的分支机构对其位于城市b的分支机构的指令性联系记为，则城市a到城市b的单向控制性联系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1)

式中，C_{ab, j}表示公司j由城市a发送到城市b的指令性联系。同样，可计算城市b到城市a的控制性单向联系。与之和构成了城市a与城市b之间的联系值C_ab。通过对城市a发出的指令性联系进行加权，得到城市a的出度OD_a，该指标反映了城市a在整个城市网络中的控制性功能。通过对城市a接收到的联系进行加权，得到城市a的入度ID_a，该指标反映了城市a在城市网络中的资源吸引和配置能力。城市的出度与入度之和即为其总体连接度。

（2）城市的中介中心度。该指标用于判断城市在网络中的中间控制能力，以及整个网络的多中心性特征。加权网络的中介中心度计算时，需要对网络矩阵进行二值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2)

式中，C_Ba为城市a的中介中心度，G_jk表示城市j与城市k之间存在的捷径数目，G_jk(a)表示城市j与城市k之间穿过城市a的捷径数目。

（3）城市网络的中心势。该指标用于判断城市网络的总体集中程度，中心势数值越大，表明网络的集中度越高。计算公式为：

(3)

式中，C_C为城市a的连接度，C_max为所有城市中连接度的最大值。

2 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演变 2.1 网络的总体空间结构演变 2.1.1 城市网络结构不断完善，骨干城市网络基本成型

新世纪以来，以国内主要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为核心节点的全国性城市网络，以及以省会城市为门户的区域性城市网络，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城市的平均连接度由2001年的24.35增长到2016年的57.86。2001—2016年间，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核心城市之间的联系值由1159增加到2176，增长了0.88倍；同时，区域性城市联系值也增长了1.04倍，各层级城市联系的密度和强度都有所提升，城市网络结构不断完善（图 1）。其中，京津—沪宁杭—广深—成渝—福州为核心节点的城市网络，基本上囊括了国内城市网络中最重要的联系；并且，这10个城市之间的联系值，在2001和2016年占全国跨区域联系值的比重分别达到38.72%和32.76%，构成了我国城市网络的骨干网络。

2.1.2 城市网络连通性有所提升，跨区域联系增长较缓

中国城市网络的早期结构，主要表现为以北京和上海等为全国中心，其它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为区域中心的轴辐结构为主。2001年，以上城市发出的联系，占所有城市联系的99.94%；其中北京和上海发出和接收的联系占总联系值的30.48%，以及跨区域联系的86.38%，充分体现了少数中心城市在全国城市网络和区域城市网络中的控制地位。到2016年，各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发出的联系占总联系的比重下降为90%；同时，北京和上海占总联系和跨区域联系的比重分别降至23.96%和65.34%。虽然少数中心城市仍然占据绝对的控制地位，城市联系不再仅限于核心城市之间以及核心城市与一般城市之间，一般地级市之间的联系数量由2001的1条增加到2016年的450条，由此推动了中国城市网络向连通性更强的链锁网络演进。尽管如此，中国国内商业银行联系的增长主要来自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网络的扩展，数量众多的城市商业银行仍以地方或区域性经营为主，跨区域经营较少，这也导致中国商业银行网络的跨区域联系增长较缓。

2.1.3 城市网络的极化特征进一步显著

从图 1可以看出，尽管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覆盖范围和空间密度不断提升，但网络连接度增长较快的城市主要是区域性中心城市、省会城市和沿海发达城市，中西部的一般地级市增长较缓。总体来看，2001—2016年间，全国性城市网络的出度中心势由7.145增长到7.64，入度中心势由0.554增长到0.669，表明北京、上海等少数核心城市在网络中的控制和服务功能都进一步得到强化，国内城市网络的极化特征进一步强化。

2.1.4 城市网络的多中心趋势日益明显

城市商业银行的跨区域扩张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上的扁平化，使得一般性城市的跨区域联系不断增多，这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北京、上海等城市在国内城市网络中的中介地位。天津的中介中心度2011年跃升为首位。中介中心度排名前三的城市的度数总和占国内所有城市总量的比重，由2001年的37.5%下降到了2016年的24.3%。包括北京、深圳等在内的全国性节点城市，以及大连、青岛、南京、杭州等区域性节点城市，中介中心度2011年后都呈下降趋势或者增长放缓（图 2）。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沿海地区的一般地级市，如烟台、宁波、台州、临沂等，以及广大的中西部城市，普遍呈上升趋势，网络的多中心化特征增强。

2.2 中国城市网络的区域性特征演变 2.2.1 城市连接度的地区差异进一步拉大

2001年，东部地区城市的出度占总体比重达到56.39%，并且其出度值在稳步增长的同时，所占比重也不断上升，2016年达到58.88%（图 3）。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市出度占比大致相当，但2001—2016年间二者的出度占总出度的比重都有所下降；东北地区城市的出度值最小，但所占比重略有增长。入度的地区分布差异较之出度要小。东部地区占比超过40%，并且比重不断上升；而中部、西部所占比重均超过了20%，且西部地区的入度值要高于中部地区；东北地区的入度值占比也超过了10%。但后三个地区的入度值占比均呈下降趋势。

这一变化特征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内的银行联系大多来自东部，并且其银行网络的空间扩张也多出现在区域内，以及与中西部和东北的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之间。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网络联系增长部分来自东部地区银行全国扩张所带来的跨区域联系，并且主要以本地城市商业银行省内扩张带来的联系为主，城市网络联系增长有限。

2.2.2 区域内外联系强化，各区域城市网络发展差异化明显

从图 4可以看出，国内的区域内外联系以及区域内的省内外联系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加强。2001—2016年间，各区域联系值的增幅都超过了150%，其中长三角和山东的增幅达到250%。跨区域城市联系主要来自京津冀、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区域，2001年三大区域间联系占国内跨区域联系的比重达到了97%，2016年这一比重降为88.48%，在展现三大区域作为中国城市网络发展核心区域的重要性的同时，也显示了我国城市网络的空间扩散和去中心化趋势。此外，各区域的跨区域联系空间格局也在发生变化。京津冀地区2001年的区域外联系值为780，是排在第二位的长三角地区的1.75倍；到2016年，虽然京津冀的区域外联系值仍居首位，但其相对于第二位的长三角地区的优势下降为1.27倍。此外，得益于兴业银行的国内扩张，福建省的跨区域城市联系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在区域内跨省城市网络发育上，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发展也最为完善。2001年，得益于北京在国内银行网络中的绝对中心地位，京津冀区域内的跨省联系值为914，领先于其它区域。长三角虽然早期区域性城市网络发育比京津冀稍弱，但其网络联系发展更快。2016年长三角区域内的跨省联系值达到168，是京津冀地区跨省联系值的两倍，高居首位，区域一体化已达到较高水平。此外，近年来，东北、西南等地区的区域性城市网络也开始有所发展。

省内城市网络发育方面，广东的发展程度最高，2001年广东省内城市间联系值为217。到2016年，广东的省内城市间联系值增长到414，仍居所有省、自治区的首位，但与山东、浙江等省份的水平已十分接近。中西部地区各省份的省内城市间联系也大多得到显著提升，并且省内城市联系的增长成为当前其区域内城市网络发展的最主要形式。

2.3 各城市网络连接度演变 2.3.1 核心节点城市连接度提升较为稳定

从网络连接度前十位城市的变化来看，主要年份网络中的核心城市变动较小。北京、上海和广州的连接度稳居前三位，但北京对上海之间的差距由2001年的2.37倍降低到2016年的1.42倍；而上海相对于广州的优势则由2001年的1.11倍增长到2016年的1.6倍；广州与第四位城市之间的差距则逐渐缩小，这也体现了北京和上海在城市网络中的极化趋势。其它城市中，南京和杭州凭借高度发达的区域性城市网络，连接度也逐渐赶超深圳、成都等城市，位于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后。其它连接度较高的城市基本为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等高行政等级城市。

2.3.2 各城市出度和入度的差异在不断缩小

2001—2016年间，所有城市入度的标准差由9.54增长到21，出度的标准差由55.35增长到89.59，可见当前基于商业银行的中国城市网络中的控制功能更为集中，并且城市控制功能和服务功能的集中性还在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拥有出度的城市数量由2001年的38个增加到2016年的95个，反映了我国城市网络的空间扩展和结构的不断完善。从各城市出度与入度的回归结果来看（图 5），拟合系数由2001年的0.3578增长到2016年的0.456，反映了各城市出度与入度不断均衡化的趋势。

广州、天津和深圳先后占据了四个年份入度排名的首位，成为国内对商业银行最具吸引力的城市。而在出度上领先的北京和上海，入度则相对较低，这也反映了虽然其发达的市场和金融中心地位对于外地银行来说是一项重要的吸引因素，但其发达的银行业同样也令一些规模相对较小的外地银行望而却步。入度较高的城市大多为直辖市、省会城市和沿海经济发达城市，体现了城市的行政等级和经济发展水平在国内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的重要影响。并且，2001—2016年间，新增拥有入度的57个城市中，43.86%为东部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且均为一般地级市，其新增入度值占新增总入度值的61.1%；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新增拥有入度的城市，绝大多数也是直辖市和各省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因素对于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影响的增强。

3 结论与讨论

21世纪以来，在全球经济力量和以高级生产性服务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力量的推动下，中国城市体系的网络化发展趋势明显，并且城市网络结构经历了较为明显的变革。研究发现：①中国城市网络在以国家和省会中心城市为核心节点的轴辐网络基础上不断强化，网络的连通性不断增强，在全国性菱形骨干城市网络的基础上结构不断完善；②中国城市网络的结构由等级化向扁平化发展，虽然网络联系不断向少数城市集中，但网络的多中心性的特征也更加明显；③中国城市网络发展的区域性特征明显，以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山东省和福建省为主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区域性城市网络发展程度较高，并不断完善。广大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区域性城市网络发展相对较缓，城市联系多局限于各省内城市之间，但跨区域的城市联系在不断增多和增强；④大多数城市的出度高于入度，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也逐渐缩小，这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经济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对于中国城市网络产生的新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发现，中国的城市网络以主要节点城市间联系构成的骨干网络与各省内城市网络一起，构成了轴辐结构。在此基础上，骨干网络不断得到强化，同时区域性和地方性城市网络发展也在不断完善，由此形成结构更加完整的全国性城市网络体系。在经济转型背景下，全球化和市场化要素在中国发展的空间差异性还较为明显。虽然一些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区域性城市网络已发展较为完善，并且结构开始呈扁平化发展趋势^{[19, 20]}，但全国性城市网络结构的极化趋势一定程度上仍在不断加强。随着国内经济的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特别是对于信息依赖程度较高的银行业而言，信息化所带来的网络银行等新的空间组织形式的出现，也将推动其空间管理的扁平化和空间布局的去中心化；并且，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加深，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受全球化经济的影响也将更加深刻，在此影响下的中国城市网络的多中心化和扁平化特征也将更加明显。

通过对中国银行业全行业企业总部和分支机构间的有向指令性联系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网络的指令性联系和服务性联系之间还存在较大差异，即大多数城市属于商业银行服务接收城市，指令发出的功能尚集中于少数区域中心城市或经济发达城市。但这种高度集中的局面随着更多地方性商业银行向区域外甚至全国的扩展，正在逐步被打破。一些重要的服务接收城市，如天津等通过对国内商业银行资源的配置，在全国性商业银行网络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这也为国内城市银行业发展战略的制定以及提升在国内银行网络中的地位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国家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是一个不断演变和完善的过程。全球化和市场力量对国家城市网络的影响日益明显，并且其影响下的城市网络的空间极化与多中心化特征并存^[8]。但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的演变特征表明，行政因素和国家政策对于国家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同样存在重要影响。城市行政等级较大程度上影响其在城市网络中的地位，进而强化城市网络的等级性特征；而经济欠发达地区高行政等级城市对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的吸引作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城市网络的空间极化效应；同时，行政区划界线和政策管制的存在，也阻碍了城市网络的跨区域扩张^[22]。而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力量影响力的增强，行政和政策因素影响的弱化，也将对中国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产生新的影响。关于中国城市网络空间结构演变的影响因素，未来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