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国民休闲的纵深发展，由旅游带动的多种形式的消费流动成为城市中的重要现象。老年人对健康、社交、生活环境转换以及自我实现的需求日益增长，退休后向温暖的“阳光地带”（Sun Belt）或长寿地区季节性移居，成为传统的居家养老之外的生活方式选择^[1]。对于老年“候鸟”，流动不仅意味着生活场景的变迁，也激发了新的生命体验与个人—家庭—社会关系，在此处与彼处、暂时的家与永久的家的转换中，流动性重塑了中国传统的家的观念。中国的退休流动现象产生于转型期多元化的社会因素中。传统文化背景下，老年人对于家的完整性和根基的依赖性仍然显著^[2]，但是为了减轻子女照顾负担、保持健康和独立，开始向温暖的南方探索，体验“候鸟”似的退休人生。对家的圆满性的追寻和对远方的向往同时体现在“候鸟”身上，这种情感上的紧张感是推动老年人在迁移的过程中不断创造家的想象和重建的原始动力。

家是文化地理学中的重要概念^[3]，虽然家的研究在西方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但这个被中国人视为生命根基^[3]、儒家文化“仁”、“礼”与孝道的道德规范根源^[4]、政治治理基础单元的概念^[5]，并未获得充分的研究关注。老龄化、全球化、流动性的发展推动家的实践与地方想象的持续变动，老年人在赋予多个家不同的地方认同和情感认知的同时，也在协商多元朝向的地方依恋，形成季节性迁移的多地居住体验。基于家的辩证性存在和持续性构建，本研究聚焦讨论季节性退休流动背景下老年人家的地方依恋的特殊性，借助地方依恋的概念模型剖析退休流动对中国传统的家与家庭观念的影响，关注迁移者在常住居民和第二居所居住者的身份转换过程中家的地方体验和有关“回家”的叙述，以及在多处住所（multiple dwelling）之间循环迁居的情感、认知和行为，进一步推动家的地理学的本土化进程。

近20年来，流动性“范式”与流动性“转向”快速发展^[6]，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由静止、固定的地方转向动态的流动过程^[7]。流动的个体在流动过程中调动知觉、投入情感、建立各种社会关系、探寻深层次意义^[8]，他们在两个或多个地方之间的持续迁移携带了对地方体验和感知的基因，重构居住、生活与工作的物质环境，也不断塑造对多元地方的体验、态度和看法^[6]。流动作为系统的过程，重塑了个体的生命历程、个体与家、地方与地方之间的联系。

“家”被认为是一个缺乏精准定义的概念^[4]，包含物质文化空间，以及开放的、可渗透的、充满情感的地方或跨地方的节点。后现代世界中，家作为普世的、稳定的、与具体的地理界限相联系的概念，正不断受到挑战。正如Said认为，“在世俗的和充满变数的世界里，家永远是暂时的。那些为我们带来安全感的熟悉的事物所构成的疆界，同时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牢狱”^[9]。寻找“家外之家”的宏观背景来源于覆盖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全球化过程，并引发人们对“家在哪里”的追寻。除了生产导向的流动性与政治领域的迁移之外，旅游与游憩活动大量发展，推动“愉悦的边缘地带”（pleasure periphery）人口增长，“流质化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快速演进^[10]，工作、休息和娱乐的实践与空间分化变得模糊，旅游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此外，由异地养老、旅居养老带来的季节性迁移和多元居所现象持续萌发，旅游激发的多样化流动为中国情境下的家的体验带来新的变量。

国内关于老年人口家的地理研究探讨了健康、个体因素和生活环境的交互作用、养老政策、宜居环境、社区互动、日常活动等话题^{[11, 12]}，关注家的物质建构、公共空间属性和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路径，而私人的、内部的、微观的家，以及全球化、流动性变化中家的实践与地方想象、与家有关的地方感的研究仍然十分匮乏^[13]。在旅游地理研究中，对家作为微观的社会互动场域的理解，以及从地方依恋的视角对人、地方和家的关系的探讨相对不足，需要进一步研究解析。

地方感是以地方为媒介产生的特殊的情感体验，是人与地方不断互动的产物^[14]；而地方依恋的本质是个体与有意义的地方之间的联结^[15]。从人本主义的角度，地方暗示了家的存在，是美好回忆与重大成就的积累与沉淀，能够给予人稳定的安全感与归属感，这种情感上的依恋逐渐成为了家的概念形成中最关键的元素。家与地方依恋概念的内在联系，奠定了研究的基本起点。

早期的地方依恋研究主要以建成环境为对象，从20世纪90年代，研究开始关注居民对资源和旅游依赖性社区的依恋、居民对附近的特殊地方（special places）的依恋、旅游者对游憩和旅游目的地的依恋，以及第二居所拥有者的地方依恋情况^{[16, 17]}。一些研究认为，流动人口不容易发展出对临时性居所的强烈依恋情感，流动性是减弱与地方的联系的力量，产生无根感，消减地方差异，降低当地的独特性^[18]。然而另一些研究指出，游憩型第二居所的使用通常是与特定地方发展持续关系的一种途径，通过多年的季节性居住，人们可以深度赏析地方的物质特性，如地理、气候、基础设施和邻里等，形成与地方相关的体验和情绪^[19]。虽然移民分析将常住居所和第二居所视为两极，但在多个居所之间的互动是与生命周期相关的复杂现象^[20]。家被认为是形成深厚的地方依恋中的一种地点^[21]，同时家的情感可以延伸至单一地点之外，运动在家的概念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离开和返回家的日程化行为是建立家的持续过程。

地方依恋的概念虽然被用于解释人地关系的复杂现象，但仍存在界定不清、维度划分多样等问题，例如旅游中常使用Williams等^[22]提出的二维法包括地方依赖（place dependence）和地方认同（place identity）两个维度，其他还有三维、四维、五维的衡量体系。Scannell等对地方依恋的概念进行理论综合，提出地方依恋的三维框架（即PPP framework），包括人—地方—心理过程三个维度。人（people）是地方依恋的主体，解释了个体和群体赋予地方的意义；地方（place）是地方依恋的客体，关注地方的社会和物质特性；心理过程（psychological process）是人与重要环境的心理互动的性质，包括情感、认知、行为三个层面^[23]（图 1）。该框架综合了地方依恋的零散概念，具备一定的可衡量性和可操作性，并且与Oswald等提出的有关老年人的家的意义探索性研究框架^[24]具有较好的理论联结，成为本研究主要的概念框架。

图 1(Fig. 1)

图 1 地方依恋的三维框架 Fig.1 PPP Framework of Place Attachment

海南三亚是中国唯一的热带岛屿城市，具有“东方夏威夷”的美誉，享有温暖舒适的冬季气候、优越的养生资源、多元的海洋与森林景观。近年来三亚走过一条以海滨旅游业和房地产业为先导的跨越式发展道路^[25]。房地产业快速膨胀，岛外市场导向性凸显。在新建住房销售中，海南岛外购房者占90%，主要来源东北三省、蒙新陇高寒地区，京沪等高房价溢出地区，浙江、苏南等长三角地区以及成都、重庆等西部城市^[26]。旅游和住房市场的繁荣吸引了大量以康体养老为目的的老年人口，“候鸟”聚居区快速发展，产生特殊的旅居养老现象。

本研究借鉴Scannell等^[23]地方依恋的三维框架发展中国退休流动性背景下的概念框架。基于中国特殊文化情境的退休流动者的家的地方依恋是多元动态、双重朝向的——在不断重构与家相关的地方感中，依恋主体的“人”（包括个人/群体）经历了常住居民和第二居所居住者的身份转换，被依恋客体的“地方”（包括物理环境/社会关系）也发展了“永久居所/故乡”与“第二居所/他处”的双重认知朝向，迁移者对家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心理过程”构建了依恋主体和客体的联结，表达了退休流动者的地方依恋的内在体验。研究者结合深度访谈和观察的方法，理解“候鸟”在目的地的迁移行为、居住体验、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以及家的地理体验和地方想象的发展过程。

研究者分别于2014年1月8日—24日，2015年1月17日—2月10日两次前往三亚调研。其中，第一阶段采用随机抽样方法，通过口音和询问辨识“候鸟”并抽取样本。访谈的主要区域包括海湾、沙滩和滨海旅游景区（三亚湾、大东海、亚龙湾、海棠湾），城市公园（海月广场、白鹭公园），大型“候鸟”小区（碧海蓝天、清平乐、东方卓达巴哈马、凤凰水城、公主郡等），城中村和租赁住房区（港门村、商品街、下洋田、月川社区、南海边及水居巷、鹿回头村、东岸村等）。在第二阶段的调研中，三亚市异地养老老年人协会为研究者接触代表性人群提供了重要的可进入性。在协会负责人推荐下，研究者重点访谈了熟悉三亚情况、长期维持迁移养老生活方式、具有深刻生活体会的关键人物，并通过关键人物引荐，滚雪球式地接触其他“候鸟”。总体来看，研究共获得43个深度访谈样本，年龄介于58—82岁之间，受访者涵盖了不同的来源地、教育背景、工作背景和迁移同伴情况，对异地养老群体具有较好代表性。此外，研究者采用摄影、录像、笔记记录等方式对“候鸟”户外活动、社交互动、群体行为等进行参与和非参与式观察，并将相关信息转录成为文本语言，结合访谈记录进行数据和资料分析，根据研究框架进行主题提取、检视、分类，并对质性资料进行解析，建立主题间的联系。

每年在三亚过冬的“候鸟”达到40万人^[27]，每年10月开始迁往南方，次年4月返程，具有显著的季节性迁徙特征。多处住所的发展形成从一元的“家”到多元的“地方”的变化，离家的老人不再局限于户籍的单一地点，而是同时面向两个甚至多个地点，发展出不同的生活轨迹、地方体验和身份认同。流动者家的地方依恋的特殊性在于行动主体根据差异化空间形成的地方想象和意义建构。

地方的维度是地方依恋概念的中心，包括物理和社会两个层面^[23]。在地方体验的物理层面，目的地特征如舒适物、支持个体目标的资源等，创造了地方依恋的初始引力。大部分受访者都提到景观和舒适物，如温暖气候、自然景致、舒适环境和开阔海滨，是三亚作为适宜的养老地的物理环境基础。灿烂的阳光和旅游目的地的休闲氛围带来日常生活的度假体验，营造了充满新奇和异域体验的家的物理环境感知。例如受访者A02说道：“退休后我几乎每年冬天都到三亚租房住三至四个月。三亚气候好，东北太冷，冬天灰霾严重，我的哮喘病年年发作，来到三亚后居然自己好了，连药都不用吃，还节省了药费”。访谈中发现，三亚独特的地理和区位条件延续一些度假者的迁移经历。例如，调研过程中一对老夫妇（A15、A16）提到，因为子女都在美国定居，他们经常在迈阿密、夏威夷等城市居住，三亚与夏威夷温暖的海岸有相似之处，“三亚的气候环境舒适，城市也比较干净，我们每年来往北京和美国，也想在三亚安个家，每年来这里住上两个月，在这里帮女儿带孩子，小孙女自己在海边也找到了很多乐趣”。总体来看，物理环境因素是老年人选择安身地方的首要考虑，三亚气候、景观形成的健康、养生环境影响了“候鸟”安居的决策，形成了家的地方依恋的基础。

社会方面，退休流动者采取多种行动策略，发展目的地的社会空间和身份认同。社会层面的家的构建是融入目的地社会的重要途径，包括两方面的行动：其一，再就业和政治磋商，适龄者通过获取政府管理部门工作岗位，在城市发展、社区治理和养老服务等方面表达“候鸟”的需求；“候鸟”通过人大代表提案、请愿报告等方式与当地政府协商，推动三亚市政府在部分“候鸟”聚居区实施社会治理的试点改革。其中一个典型案例是吉阳镇清平乐社区流动人口自治管理行动。清平乐冬季高峰时入住约4000人，80%人员为60岁以上离退休老干部，属于典型的候鸟型流动人口社区。在“候鸟”的大力呼吁和与政府的多次协商下，海南省和谐社区建设研究会最终建立与清平乐社区的合作，共同建立全省首个流动人口和谐社区建设示范点，于2011年3月正式挂牌运行。三亚市民政局老龄办科长C13在访谈中介绍：

“我们，包括省民政厅也想把这个地方（清平乐）当成一个试点。我们从建立起就已经赋予了“候鸟”政治参与的权利，他们可以参与居委会工作人员的竞聘和选拔，资格要求不高，第一要有产权；第二居住时间，就是每年居住五个月以上，满三年；第三是年龄，60周岁以下。试点只限于清平乐小区之内，其他小区的“候鸟”不是选民……设立这个流动社区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就是要给他们选举权，就是想让他们融入这个城市、有归属感，不要只当这个城市的过客”。

“候鸟”认为需要建立政治参与的正式渠道，表达流动人口对城市民生、养老、福利的期望。他们将三亚视为第二故乡，希望增强在公共空间中的主体性，获得社会认同，建立社会融入感。

其二，建立公共团体。2013年12月27日以哈市老年基金会海南养老项目办事处为主体，经三亚市民政局批准，“候鸟”奔忙多年的“三亚市异地养老老年人协会”正式成立。养老协会的宗旨即是让“候鸟”安家、构建目的地的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这种社会层面的内部感（insideness）形成了老年人以地方为基础的家的社会感知的重要部分。养老协会综合部部长A35介绍道：

“三亚是个好地方，来养老的人越来越多，都快超过本地人口。那么多外地人来到三亚，给政府造成很大负担……候鸟要融入这里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也有很多的不便。因为有这些情况，就需要有组织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难题，所以成立了这个协会……（在这个团队里）你没有友爱精神是不行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奉献精神，发挥“余热”。我做这项工作，能服务大家，心里头满足”。

协会为“候鸟”提供生活和情感辅助，形成老乡之间互帮互助、自理自治的理念，培养了以地域为基础的熟悉感，进一步稳定其在三亚生活的信心。

目的地的家不断发展的同时，“候鸟”依然葆有对熟悉的常住地的地方依赖。访谈中，“候鸟”认为故乡的家是“出生地”、“故乡”、“根”、“责任”、“熟悉空间”，能让其保留控制感和安全感，是维持常住地的地方依恋的物质基础。例如受访者A08提到：

“故乡的家是生命的根，是我最熟悉的地方。落叶归根，等老到走不动，我就回家不走了”。

在常住居所中，血缘关系如子女、亲人是地方依恋的社会关系主体。其中，子女是“候鸟”在身体恶化或异地生活遭遇困难时的依靠，是老年人购买或租赁住房的主要资助者，也是推动“候鸟”异地养老的鼓励者；老人笃信“子女在、家便在”，维持“我依然有家”的信念。虽然路途遥远，但是通讯技术的发展缩短了空间的距离^[28]，让退休流动者实现在子女、亲戚和老朋友日常生活中的“在场”，从而维持对常住居所的家的熟悉感，延续了对遥远的家的地方依恋。

地方依恋三维框架中，“人”的维度在个体和群体两个层面体现，前者主要涉及个体与地方的关联；后者主要由集体共享的地方象征性意义组成^[29]。与第二居所相关联的个体经验体现在健康体验和自我实现两方面。对于老人A29来说，充分放松的健康生活是塑造家的地方感的重要因素：

“第七年来这里过冬，深刻体会到这里是我的家！60岁以前我无法想象我的生活会像现在这样日日沐浴在海岸阳光之中，这就是我的生活，充实、自在而自知……我非常享受现在这样的状态”。

海边的户外活动融入了生活的日常，并成为家的体验的重要部分。受访者A29被三亚的气候和阳光吸引，并逐渐发展本地的认知和情感，慢慢安居。在时间作为催化剂的推动下，迁移成为了一种惯常的规律，重新导向了家的认知。

在群体层面，家的地方体验体现在以休闲为导向的生活方式、基于地缘联系的同乡支持、社会网络的异地复制三个方面。第二居所的生活被认为与寻常的日常生活不同，原因在于脱离了制度化的日常安排和生活责任，如固定的工作时间、照顾家庭的结构化工作等。一些“候鸟”认为第二居所是“日常生活的天堂，远离城市和烦恼”，提供了与常住的家不同的生活安排，如娱乐、健身的机会和与同伴相守的时光。“候鸟”可以舒适地体验前所未有的“模糊化”，而不需细致地计算时间。例如受访者A14提到：

“每天都很忙，忙着出去玩，时间主要都花在户外活动上……就我和老伴两人，不像以前要花很多时间张罗一家人的衣食住行”。

“同乡”是“候鸟”出门在外重要的交友对象，例如“东北老乡”是高辨识度的集体名词，同乡之间具有天然的亲近感，有相似的习俗、方言、舞蹈，容易发展紧密的情感。如访谈者A16提到在三亚同乡交往：

“我们经常会遇到东北的老乡，东北人之间会更亲近些，每年回来大家会打电话看看熟悉的朋友回到没有，约着一起去跳舞……和本地人是点头之交，很少发展更多的联系”。

基于地缘联系的社会网络被异地复制，重建了熟悉、安全的社会联系，并形成候鸟社会运行的基础规则。再造社会联系的结果强化了同乡的群体认同和互动策略，形成了“候鸟”非官方渠道的社会支持、社区治理和运行秩序。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占据重要角色的地缘关系在消费导向的流动性社会中再次发挥影响，填充流动的“候鸟”社会中政府城市治理的空白，创造群体互助和社会支持环境，推动社会层面家的地方依恋的发展。

“候鸟”在享受第二居所的丰富人生时，也在不断强调常住地家的延续性。在个体层面，一方面“候鸟”认为家是具有责任和义务的地方，“义务”由传统的中国家庭文化所涵化，是沟通个体与宗族、远古与现世的物质根基。另一方面，由于旅游者在寻找未知，而非寻找异常^[30]，“候鸟”希望将异域差异控制于可延续的个人经验之内，稳固的家确保了生活的规律性和稳定性，保留了生命的最终归属之地。

在群体层面，常住的家延续了以工作、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与亲人朋友共享的生活社区和长期生活积累的生命历史，持续刺激“候鸟”遥远的乡愁和思乡的情怀，不断激发对常住地的地方依恋。访者A16提到：

“前往未知的地方养老就像是探险，没有安全感……故乡是我打拼了一辈子、经营了一辈子的地方，我还是盼望冬天快点结束，在这里，其实没有一个老人是不想回家的”。

地方依恋的心理过程涉及情感、行为、认知三个维度^[31]，维度间的交错关系形成“候鸟”多元居住（multiple dwelling）中心理的张力。在情感维度，旅居生活中的舒适环境、健康体验、自我实现机会给大部分“候鸟”带来积极的情感评价，而“感到快乐”的情绪是发展第二居所的情感依恋的心理基础。在行为维度，“候鸟”开启全新生活模式——多元户外运动、休闲主导的生活日程、同乡朋友频繁互动等，带来崭新的生活体验。例如访谈中，部分候鸟表示“三亚的家让我重拾生活规律”（A23）、“三亚的家让我尝试新的事情”（A19），显示重新调整生活规律，是养老环境下发展的地方化行为，带有消费导向流动的生活方式烙印。在认知维度，虽然“候鸟”依赖三亚的自然和气候条件，但是在目的地低度的文化卷入和社会融入，又造就了“环境过客”的微妙心态，疏离感明显。渴望回归的纠结心态反复出现在“候鸟”中，尤其是对于年老、体衰、情感受创的老人，在他乡居住的无奈、孤独、担忧甚至恐惧，使第二居所反而成为了孤单、寂寞、痛苦的地方。

“候鸟”对家乡事务的缺位、与家乡的距离形成了另一个跨地域的困境。如前文所述，由于中国家庭文化根深蒂固，认知上守土、恋家，情感上牵挂故乡，年迈时为了身体健康不得不季节性的迁移，是一项情感挑战。“候鸟”怀揣乡愁，例如受访者A09描述：

“我来三亚主要是为了身体健康，给子女减少负担，但我也很想家，春节孩子们来到三亚团聚，家里人齐齐整整地聚在一起过年，是我最大的盼望”。

行动上，每年开春后至三月末，便是“候鸟”收拾行囊、回家的日子。重返家乡的行动，让“候鸟”总结并回忆度假生活中不寻常的过往，同时也让他们回归流水绵长的家乡生活，回归根基的所在。

情感、行为、认知的多维度交错形成了“候鸟”在他乡生活的心理体验，与常住地日常的、稳定的居家生活形成反差，体现了家作为日常化的生活体验和非常态化的旅游体验的两面性同时存在，这样的模糊性不断激发个体在常态化的家和流动性的家的物质环境和心理体验之间不断转换，塑造并形成了双重朝向的家的地方依恋。

综上所述，基于多个家的地方认同形成的多元朝向的地方依恋重构了基于固定地点的地方依恋的三维框架，研究对“地方—人—心理过程”三个维度进行重新建构，进一步发展了“家”作为“地方”的一种特殊的人地关系的建构过程，如图 2所示。

图 2(Fig. 2)

图 2 双重朝向的家的与地方依恋的三维框架的互动 Fig.2 Interactive Framework for the Dual-orientated Home Place Attachment

研究借鉴了Scannell等提出的地方依恋的三维框架^[23]，分别从地方—人—心理过程三个维度探讨了旅游流动性背景下，退休老年人口在度假氛围下的第二居所和日常化的常住居所间循环居住所形成的人地关系和情感、体验。研究在消费导向的流动性快速发展的社会中批判审视根植于儒家传统文化的家的意义，理解老年人对于家的概念解读，揭示中国流动性社会情境中“双朝地方”的行动者家的意义和内在张力，形成了家的地方依恋的分析框架。

研究发现，退休流动者在不断前往他处追寻日常生活之外的体验、寻找家上之家（home plus home）、建构第二居所的理想生活和社会模式的过程中，也从未放弃对常住居所的依赖和认同。在常住居民和季节性住客的身份转变中，流动者实现了双重朝向的家的地方依恋。这种双重朝向的家，一方面指向了退休后由更充裕的休闲时间和可支配收入带来的流动机会，涵盖了健康、自主、自我实现、理想远方的新生活方式隐喻，是新奇、可控、以自我为中心的，与家相关的地方被认为是“养老地”、“舒适环境”；基于地缘联系的“同乡关系”在异地被重新发展，构建了“候鸟”藉以栖身的社会网络，通过目的地多元的社会参与、参政议政，不断尝试新事物、扎根新地方。另一方面，家指向了根植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家庭理念，“候鸟”笃信家与传统、宗族、根基等密不可分，具有责任、义务、需要关照；常住地的家被赋予了“来源地”、“熟悉空间”的地方意义，根植生命历史，不能舍弃；血缘关系是“候鸟”在故乡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并通过跨地域的通讯延续，激发遥远的乡愁和思乡的情怀，形成了老年人在常住地和第二居所之间钟摆式流动的持续动力。中国退休人口的季节性流动和扎根异地生活的体验既是全球化洪流中深度卷入的结果，也是后现代社会中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家的文化被不断重构的真实体现。

研究对于流动中的个体在时空流动性、仪式化和例行生活日程间的实践，形成了对现有的家、流动性和地方依恋研究的理论贡献。家的地方依恋不是辩证体验家在“此处”或“彼处”，而是演化为一种具身化的过程——通过将多元的地方融合进入迁移者的生命体验之中，从而使地域超越了固定的、熟悉的地方并成为环绕个体的不可触摸的存在。在家与离家并非完全反向的概念，因为个体可以在新的地方不断重塑他们的家；营建家外之家的实践穿透了个体与家的界限，使得家与他处的边界也变得相互渗透。家就是在这种相互辩证、持续发展的过程中被不断地重塑、体验并赋予意义。流动并非将个体连根拔起的过程，家持续存在于辩证性的对比和动态化的建构之中，赋予全球化背景下家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