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随着内地县域经济的发展，农民工流动出现了大规模回流趋势。从空间上看，农民工外流和回流均为农民工在空间位置上的变动，当本地具有就业岗位且能取得合理的工资性收入后，或者外流时不能取得工作岗位后，农民工就会选择回流至家乡或本地就业。一般而言，本地一般包括户籍所在地乡镇或者县域。全国农民工监测数据显示，2016年度本地农民工的增长率较2015年加快了0.7%，而外出农民工的增长率较上年却下降了0.1%，当年新增农民工中，本地农民工占比达88.2%，而外出农民工中跨省流动者较上年却减少79万人^[1]，实际上，2011年以后各年本地农民工增幅均已高于外地农民工，空间回流态势已开始出现并明朗化。大规模的农民工空间回流，对农民工原就业地和回流地产生了双重效应。尤其是，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农民工成为农区城镇化的骨干群体，农民工在务工地的市民化和回流后在本地的城镇化，成为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关键因素。目前，我国农民工空间回流规模正处于上升阶段，规模庞大的农民工回流正在改变农民工流动的空间格局。空间回流必然伴随回流区位的选择，开展对空间回流及区位的研究是理解回流过程的重要内容。同时，对中国农民工空间回流及区位的研究，也顺应了国际地理学界对行为地理研究的潮流^[2]。本文基于从CNKI、百度学术、谷歌学术等数据库和检索工具获取的文献数据，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对农民工务工空间回流及其区位研究进展进行梳理，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改革开放后，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大规模流入城市。然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沿海地区的外向型制造业造成重大冲击，迫使大批农民工返乡和回流。近些年来，随着产业转移的推进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农民工返乡和空间回流现象愈演愈烈，相关研究也时有发表。纵观这些成果，有关空间回流及其区位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农民工空间回流动因复杂多样，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概括起来可分为宏观、微观和中观三个层面。

在宏观方面，农民工空间回流主要是经济原因导致，与国家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南部和东部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企业，由于订单的大量减少，导致工作岗位稀缺，大批农民工被迫回流^[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为使国内东西部平衡发展，号召东部企业向中西部转移以加快中西部发展，特别是在2010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2014年又再一次明确了推进产业转移的具体政策措施，这些举措均有效地促进了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经济环境的改善以及县域经济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在本地就业，导致农民工的大规模回流。农业税的取消和对农业及土地的补贴政策使农民的土地收益有所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励了农民的回流行为^[4]。社会保障也对农民工回流产生了重要影响^[5]，城市长期社会保障缺失形成的推力以及农村长期社会保障逐步完善形成的拉力，均强化了农民工的回流意愿和决策。

在微观方面，农民工的回流行为是自身决策的结果，受到人力资本、个人特质、家庭状况、社会网络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人力资本匮乏的农民工、已婚和年龄偏大的农民工以及家庭中儿童较多和老人较少的农民工，回流的概率较大。农民工选择回流的概率还与外出务工的时间存在关联，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倒U型分布^[6]。在社区范围内，精英人物及与其有亲密关系的农民工留守或回流，与农民工的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有关^{[7, 8]}。人力资本居中的劳动力相对人力资本较高的劳动力而言，外出务工后难以在务工城市稳定生活，更容易产生回流行为。家庭中的子女过多使得外出务工者更容易产生回流行为^[9]。父亲文化程度低、务工者本人健康状态不好和教育水平较低均可使外出务工者产生回流行为的意愿增加^[10]。外出务工者的回流决策与赡养老人、家人团聚等家庭因素有关^[11]。外出务工者家庭经济资本的增加会成为其返乡回流的阻力，家庭人力资本以及家庭自然资本对外出务工者的回流具有一定的影响，回流的概率随着二者的增长而增大，但在达到某个阈值后开始下降^[12]。婚姻和生育等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对回流具有重要影响^[13]。

在中观层面，家乡和村庄及务工地因素对农民工空间回流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大中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居住成本以及底层的职业和工作状态，推动着农民工被迫回到户籍地附近地区就业和生活。户籍地的互联网和移民网络为进城务工的农民带来方便，但是户籍地的交通不便会增加其回流的概率^[9]。务工地点与城市的距离和外出劳动力回流的概率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距离越远则回流概率越大，从而导致部分务工者重新回到农业就业^[10]。外出务工者的回流决策受到户籍地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11]，同时受到外出务工者自身经济因素的影响^[14]。外出务工者户籍所在的社区为其普通社区成员提供较高且稳定的收入，成为吸引农民工回流的重要原因^[7]。户籍地非农就业机会多，经济活动区位距离县城越近，其外出务工者越倾向于做出回流决策^[6]。

仅有个别文献涉及到回流空间问题，认为回流地点主要为县城、小城镇及乡村，但缺乏对其特征和原因的深入分析。回流劳动力的首要回流地是其户籍所在村，而另一个重要的空间选择则是其户籍所在的县城^{[15, 16]}。本村、本乡镇中心地和本县城是省际流动农民工回流区位的主要选择地^[17]。还有学者认为，农民工回流区位更偏向于选择小城镇，但该偏好并没有完全占据绝对优势。

不过一些成果对农民工的定居意愿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多数认为大中城市为其主要意愿地，但由于住房和就业等困境，现实选择主要是返乡和小城镇。在定居意愿地选择方面，由于案例数据的差异，不同学者得出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一些研究认为，大中城市为其主要意愿地，而另一些观点认为农村为其主要意愿地。关于农民工的定居意愿是偏向大城市、中小城镇还是农村，目前并未形成共识。外出务工者的定居意愿明显偏好于大城市以及省内城市，在与一般的中小城市权衡对比后，省会城市更能吸引务工者做出定居的空间选择^[18]。外出务工者在做出回流空间选择时对大中城市具有明显的回流意愿，但实际上，这种区位选择仍然有较大的难度，外出农民工的城市化呈现出强烈的矛盾性，其意愿的城镇化层次越高，实现的预期却越低^[19]。与大城市相比而言，出于对居住成本和居住适应能力的考虑，外来务工者中的绝大多数在市民化的实际选择依旧是中小城镇，新生代外出务工者对于中小城镇的适应能力表现出明显的优势^[20]。同时研究表明，居住意愿的选择同家庭、个人特征、社会资本等有关^[21]。收入水平较高和主事者年龄较大的家庭更愿意回流至户籍所在地而不是大城市，但是，社会资本以及外出务工者的家庭自评等级对回流决策产生明显影响，资本累积越多和自评等级越高的外出务工者家庭，越倾向于做出在县城及以上的大城市定居的决策^[22]。

空间回流对务工城市和农村区域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尤其是对于务工源地而言，影响的方向性并没有形成共识。对于外来务工者流入的城市而言，农民工回流给城市造成的劳动力价格上涨，导致部分城市出现民工荒现象，使其城市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遇到阻力^[23]。对于务工源地而言，多数研究认为，农民工回流带回了技术、资金，其市民化行为有利于促进中小城镇发展，尤其是回流农民工的创业行为有利于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实证研究表明，外出务工者积累了大量的技术和人力资本，在空间上选择回流不仅能够促进当地非农产业的发展，而且可以推动不发达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24]。大多数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会选择永久性迁移到务工地点周围的中小城镇，表明农民工就近转移或者就地转移未来应成为我国实现农民工城镇化的重要途径^[25]。调查发现，购房驱动型及创业驱动型成为主动回流的主要动因类型，其中，创业项目与回流前所从事的工作有关^[26]。回流的外出务工者并非是外出务工的“失败者”，反而表现出更强的工作能力，主要是因为他们在务工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回流后从事创业项目，不仅增加了农户家庭收入，且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多元化^[24]，实现了在中小城镇市民化的目的。

但是，也有研究认为，空间回流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实施回流决策的农民工，可能加剧人地之间的矛盾，影响社会安定，遏制农业生产，阻碍现代化进程，重拾农业碎片化经营模式，使农业产业化进程速度减慢^[23]。返乡农民工的工资过高会导致增加企业的转移成本，不利于东部产业转移，将大量低端产业转移到中部地区可能产生滥占耕地，甚至会产生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劳动力成本的问题。此外，还有研究认为，相比那些仍旧外出务工的农民来说，农民工的回流行为多数是负向选择的结果，回流对农村经济的贡献并非像多数的研究那样乐观^[11]，回流行为是职业福利降低的结果，是对职业损益的一种理性反应^[27]。

在国际人口迁移流动的相关研究中，务工移民空间回流现象作为人口迁移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国际上对回流移民的研究历史较长，文献也较多。但和国内不同的是，回流移民大多为国际移民，而对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回流移民研究相对较少。最早的回流移民研究可追溯至1885年拉文斯坦的研究，其曾对反迁移（counters streams）进行过论述。20世纪60年代对劳动力回流的研究已经开始，在此之前国际上少有文献论述回流迁移，但到了70年代，文献开始增多，其主因是全球范围内经济的复苏。早期相关回流研究既关注回流对母国经济的影响，也关注务工者回流的动机及其预期。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强调回流存在着不同的模式，同时也强调务工回流对母国经济的贡献^[28]。总的来看，研究重点主要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在国外的相关研究中，一些理论试图对空间回流动因进行解释。这些理论在早期主要有推拉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后来，结构主义，跨界社会网络理论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对回流成因进行了相关解释^{[29, 14]}，同时这些理论也对回流移民、回流者、回流者动机、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等方面均有涉及。推拉理论认为，迁入地和迁出地都具有使迁移者生活条件改善的推力和拉力因素，当城市拉力高于农村拉力时，迁入城市就会发生，否则会回流至农村^{[30, 31]}。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外出务工者之所以发生空间流动的最主要原因是追求务工收益的最大化，而务工者做出回流决策并产生回流行为，主要是在迁移成本和务工收益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32]。当务工者在务工所在地所获取的收入低于预期或预期收入目标未能实现时，则会返回务工来源地，进而发生回流^[33]。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认为，务工回流是移民在获得足够的资产和知识回到母国进行投资的特殊阶段。务工者选择外出务工主要是为了获取收益，当通过务工达到预期收入目标时，务工者也倾向于选择回流，由务工地返回来源地^[34]。结构主义方法论认为，回流不仅仅是参照务工者个体的务工经验来分析，而且应当参照务工者母国的社会和制度因素^[29]，地方性因素对务工者的回流也具有重要影响^[35]。对于跨界社会网络理论而言，主要是强调社会关系网络对外出务工回流产生的影响，而该网络主要是指外出务工者与移民输出国之间的关系网络^[29]。整体上，劳动力回流不仅是一种人口空间流动现象，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经济现象。总之，在已有的研究中，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人口学等相关学科均对劳动力回流现象进行了相关理论研究，学者们都尝试解读务工回流这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在这些研究中，经济学理论最早论及劳动力回流现象，到目前为止，其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

近些年来，随着对务工者回流研究的逐渐深入，回流迁移的影响因素仍然被关注，涉及到个人、家庭、社会网络、经济收入、心理、文化融入等因素。有研究发现，务工者发生回流的决策与其自身素质相关，反映了务工者个体的选择性，一般情况下，务工者掌握技能较高者往往具有相对较强的迁移动机^[36]。同时，劳动力之所以选择回流，一方面是由于务工者自身年龄较大、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与所从事工作相关的必要技能等^[37]。迁移可以被视为是一种个人决策的结果，亦即追求家庭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并减少家庭收入变化^[38]，一定程度上是对工资差异的一种消极反应^[39]。一些研究认为个人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回流的主要原因^[40]，也有研究认为回流决策也与务工者的家庭因素密切相关，诸如家庭联系、社会关系网络等^{[33, 41]}。在可能对务工回流产生影响的因素方面，务工者在外务工的时间越长，其越趋向于选择回流；而在务工所在地所获得的工资越低，务工者越容易回流^[42]。与此同时，心理和社会因素^[43]、生命周期^[44]、与母国的联系^[45]、高失业风险及低收入^[46]等也被认为对回流迁移产生着重要影响。有学者以阿尔巴尼亚务工移民为例进行研究发现，随着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的改善，在2001年之后，大概有50%的外出务工者发生了务工空间流动，最后回流至原输出国^[47]。有学者对于在欧洲的摩洛哥移民回流意图的分析发现，劳动力市场的参与、教育和回流国家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对回流意图的影响并不显著，投资、与摩洛哥的社会联系与回流意图正向相关，接收国的社会文化整合则与回流意图负向相关^[48]。此外，务工来源地的家庭和社会联系、在务工输入地的工作机会、语言适应程度等对流动者的去留也产生着影响^[49]，当务工者在流入国具有较高的社会文化融入程度时，其回流意愿相对较弱，反之则具有较强的回流意愿^[41]。同时，母国的经济发展影响着务工者的潜在回流意愿^[50]。有学者基于对本地回流务工者和区际回流者的对比分析认为，回流到本地的务工者多从事农业，而回流到其他地方的务工者多从事非农产业^[51]。

空间回流作为务工者个人决策的结果，可能是正向选择，也可能是负向选择，由于务工者个体决策的不同，回流之后所产生的区域影响也会存在差异，学术界对此并没有较为一致的看法。对于回流者，一些学者认为回流是负向选择的结果，可能带来负面影响，回流很大程度上是不成功的人口迁移，对于男性务工者而言，回流往往是由于流入国恶劣的就业市场环境，而女性务工者回流则是由于婚姻的结束^[52]。有学者对于墨西哥的分析也证实回流所产生的消极影响^[53]，在美国务工的墨西哥移民，当务工者的人力资本程度相对较低时，更倾向于回国，多做出了负向选择^[54]。与此相对应，有案例研究表明，回流也可能是正向选择的结果^[55]，务工者在海外务工所获得的工资性、技术性收益是回流移民在回流之后进行职业选择的决定性因素^[56]，在这种情况下，外出务工所得收益较大且积蓄较多的回流者，在回流至原输出国以后，有较大的可能性在原输出国创业^[47]，这类外出务工者，不仅获得了资金收益，还在一定程度上积累了人力资本，回流时一方面可以带回其在外出务工时所从事相关行业的工作技能和经验，另一方面也可以带回在其外出务工时所积累的资本和储蓄^{[33, 57]}，对母国经济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和影响^[58]，亦可作为“桥梁”将知识从跨国公司总部传递给本地为其工作的员工^[59]，而海外务工储蓄、海外务工停留时间则可加大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务工者回流创业的可能性^[57]。此外，也有研究认为对于务工回流现象，政府应当建立专门机构对务工者的回流和再整合进行管理^[60]。另有研究关注到了熟练工人的回流和人才回流^[61]。

人口回流作为人口流动的重要过程，在国内外均得到相关学者的重视。国外的研究历史较早，因为人口回迁是和人口迁移相伴的，但和国内不同的是，这种回迁是跨国界的，而非国内各地区之间的迁移，其频率也是较低的。当前，国外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回流动因的理论阐释、回流影响因素、回流评价和区域影响等方面。推拉理论、新古典经济学、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结构主义、跨界社会网络等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空间回流动因进行了解释和讨论。个人因素、家庭因素、社会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均对空间回流决策和意愿产生重要影响。跨国回流可能是回流者的正向选择，也可能是负向选择，回国之后产生的区域影响也存在明显差异。国内的研究主要关注到了回流动因与机制、回流地及回流意愿地空间特征、回流的区域影响等方面。回流的产生是宏观因素、中观因素和微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人口回流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形势密切相关，但回流决策的制定和实施则是个人行为，与个体人力资本、个体特质、家庭状况有关，此外，村庄和务工地等中观因素对农民工回流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在回流地空间特征方面，对实际的回流地空间分布研究较少，但关于回流意愿地点的研究相对较多。在回流的区域影响方面，回流对务工城市和农村区域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尤其是对于务工源地而言，影响的方向性并没有形成共识。不过，从我国农民工流动趋势来看，回流正在成为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夙愿正在逐步变为现实。

对比国内外研究可以发现，国内外均对空间回流的影响因子较为关注，且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均认同经济因素、个人及家庭因素对空间回流的重要影响。对空间回流的区域影响国内外学者存在分歧，共识还未形成，但回流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具有存在合理性。在回流区位选择问题上，国内少数文献有所涉及，乡镇中心地和县城是正向回流的主要区位，村庄则为主要的负向区位。但不可否认的是，国内在空间回流区位的理论建构上尚较薄弱。出于现实需求，国内在期望回流区位和定居意愿方面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多数认同高期望与低实际的并存现实。

关于农民工空间回流及区位的研究，目前存在的不足和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般性空间回流研究的成果较多，而对回流的空间区位研究的较少，需要加强研究。纵观国内外的研究，对回流成因、回流影响、回流创业、回流意愿研究的较多，这些成果多来自经济学和社会学，但是对空间回流的实际区位及其动因研究的很少。目前中国的城镇化如火如荼，新农村建设更是波澜壮阔，作为未来城镇化主体的农民工，如何选择定居和工作区位？对城镇化进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新农村建设影响如何？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第二，目前国内理论研究成果较少，对空间回流的解释也多引用国外的理论，而在回流区位方面，国内外基本上缺乏理论解释。结合目前中国大规模农民工空间回流的潮流，开展农民工回流区位选择的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例如，可从区位黏性理论角度，对该问题进行深入探索。第三，由于缺乏农民工流动的详细数据，目前对农民工空间回流及区位的研究并不精细。下一步如何获取农民工回流的具体地点、具体时间和动因数据，然后以此数据开展精细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可对典型地区进行务工回流者的调查，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入研究，然后再进行归纳和总结。最后，目前对回流区位的研究，采用一般统计和质性分析的成果较多，而模型量化和地图空间分析方法的成果比较少，今后应加强数学模型、数学方法和空间分析等方法的应用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