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遗产化（heritagization），是指一项历史遗存被官方认定为遗产并加以保护、利用和管理的过程，以及从本质遗产（heritage in essence）到认知遗产（heritage in perception）的过程^[1]。由于遗产化或非遗产化是由掌握话语权的叙事者所决定的^[2-5]，因此遗产化是“少数人的价值观通过各种途径输出，成为多数人的价值观，最后成为法定保护机构的价值观的过程”^[6]。现在，为世人所知的遗产并非父辈遗赠的原生遗产，更多的“遗产”是“遗产化”的产物^[7]，是在国家、地方、社会各种力量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结果^[8]，这一过程是重要的权力博弈场。鉴于遗产的建构与权力的紧密关系，目前关于遗产化的研究主要关注其权力关系与结构^[9-11]，但对于这种权力结构或者行动者如何相互作用与行动，却没有相应的回答。

所谓旅游化（tourismification），比利时学者Jansen-Verbeke称之为将各类文化资源转变旅游景观（tourismscapes）的过程^[12]，Salazar则称之为由旅游者的活动引起的综合现象（touristification）^[13]。从遗产化与旅游化的目的来看，两者的本质关系是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相互作用关系演变的探讨。众多研究表明，世界遗产申报能促进或部分促进当地旅游发展^[14-16]，即遗产化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旅游化，有助于平衡遗产保护与旅游发展的关系^[9]。但也有研究表明，世界遗产申报并不一定能促进旅游发展^[17-20]，即遗产化不一定促进旅游化，更多是作为一种目的地营销策略而不是遗产资源的保护途径^[21]。当然，不少研究表明旅游化既是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模式之一^{[22, 23]}，也是威胁文化资源的重要因素之一^[12]。可见，遗产化与旅游化的关系复杂多样，相关研究结论并未取得一致性。

因此，本文拟以云南元阳哈尼梯田为例试图回答遗产化与旅游化的关系问题，具体包括：①遗产化与旅游化过程中的各行动者的角色与功能是什么；②遗产化与旅游化二者关系如何随着时间演变；③关键施动者在遗产化与旅游化关系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核心区位于云南省元阳县，因其独特的文化景观价值，2013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文化景观项目。红河哈尼梯田是一个典型的遗产化与旅游化同时起步、相互交替作用的遗产地。早在2000年哈尼梯田开始启动申遗时，区内由村民自主经营的箐口民俗村正式对外接待游客，随着申遗进程加快，地方政府于2008年引进旅游企业经营管理梯田景区；申遗成功后，元阳哈尼梯田被评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从遗产化的角度来看，红河哈尼梯田经历了遗产甄别、价值论证、遗产申报、遗产认定及其后来的遗产管理保护过程。从旅游化的角度来看，红河哈尼梯田经历了旅游从无至有、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为方便识别，本文仅将研究范围聚焦于世界遗产地的核心区范围——元阳哈尼梯田，并在后文统一使用该名称。

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习惯于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或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对事件中的群体关系进行研究^[24-30]。该分析框架往往集中于核心利益相关者，围绕“利益”对相关者进行分类，并且较少考虑非人类行动者。另一方面，该方法多用于对某一时间节点截面的相关者进行分析。鉴于本研究旨在从历时态角度分析遗产化与旅游化行动者的角色功能及其相互作用关系，根据Greimas的“有限的几个施动者就足以阐明一个微观结构”思想^[31]，本文采用其“施动者模型”作为分析框架。该模型将“行动者”（包括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按照角色功能分为三组“二元对立”的施动者（图 1），分别对应了以下三种基本模式：①欲望（l'axe du désir）行动，包括主体和客体两个行动者，主体是追求目标的行动者，客体是主体欲想追求的对象，客体的存在形式或具体或抽象^{[32, 33]}。②交流行动（l'axe de la communication），包括发送者和接受者两个行动者，发送者发送信息激发主体产生欲望并采取行动追求目标，而接受者是主体实现寻求客体“欲望”的受益者^{[34, 35]}。③帮助或阻碍行动（l'axe du pouvoir），包括辅助者和反对者两个行动者，辅助者帮助主体实现欲望，而反对者阻碍主体寻求客体^{[34, 36]}，两者是主体的愿望投射点，客体则处于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是交流的内容^[37]。

图 1(Fig. 1)

图 1 格雷马斯的“施动者模型” [38] Fig.1 The Actantial Model of Greimas

自2014年起，本研究对案例地的遗产化与旅游化过程进行了广泛的数据收集，历时两年多。第一阶段以网络收集数据为主（2014年10月—2016年2月），主要通过图书馆、谷歌学术、知网、Taylor & Francis等数据库以及相关官方网站收集关于遗产化、旅游化的二手资料。第二阶段以实地调研为主（2016年2月16日—2016年4月17日），借助在元阳红河州哈尼梯田旅行社两个月的实习机会，与当地居民同吃同住，以笔录、观察、摄影、访谈等多种形式收集哈尼梯田申遗与旅游发展的相关资料。第三阶段以网络收集数据为主（2016年5月—至今），实地调研补充数据为辅（2016年12月30日—2017年1月4日），同时借助第二阶段在案例地建立的社会网络关系及社交工具，与多个行动者保持联系，持续完善研究数据。

本研究参照Hébert处理“施动者模型”数据的方法^[35]，整理出关于哈尼梯田的遗产化和旅游化过程的重要行动者与事件内容的资料集，进而将与模型相关的行动者归类。其中，人类行动者包括组织团体与个人共有58个（表 1），非人类行动者共有4个。最后，在筛选出的数据中，根据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的功能与角色，建立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过程的施动者模型（图 2）。

图 2(Fig. 2)

图 2 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的“施动者”模型 Fig.2 The Actantial Model of The Heritagization and Touristification of Yuanyang Hani Terraces

表 1(Tab. 1

表 1 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过程的人类行动者 Tab.1 The Human Actors in the Processes of Heritagization and Tourismification of Yuanyang Hani Terraces

表 1 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过程的人类行动者 Tab.1 The Human Actors in the Processes of Heritagization and Tourismification of Yuanyang Hani Terraces

在哈尼梯田遗产化过程中，不同行动者在三种行动模式中的角色和功能分别是：①欲望行动中，遗产化的客体即目标是将哈尼梯田成功申报世界遗产，使其遗产价值重现，在这一过程中以学者史军超为代表的申遗专家组是追求哈尼梯田遗产化的目标的主体。②交流行动中，促使主体产生申遗欲望和行动的发送者是哈尼梯田文化景观自身具有的突出普遍价值的刺激与地方政府的委托，遗产化实现的受益者是可以共享这笔珍贵的文化遗产财富的当地居民、普通大众乃至全人类——接受者。③帮助或阻碍行动中，哈尼梯田的遗产化过程得到摄影师、专家学者、地方权力部门、村民参与、地方文化精英、国际组织等辅助者的支持，但同时也受到外来商人、当地居民、旅游企业、生态环境破坏与污染等反对者的阻碍。在这个过程中，鉴于其在申遗中的启动、倡导和推动者的角色，以史军超为代表的申遗专家组是欲望行动的主体，但离不开多方行动者的参与和互动支持。在13年的遗产化过程，哈尼梯田的世界遗产申报形成了“中央—省—州—县—村”五级联动协作、“县—乡镇—村委会—村民”四级共同保护以及文物、建设、农业、林业、环保、旅游、梯田管理局等多部门协作的工作机制，同时纳入了国内专家学者、社会组织、大众传媒及艺术工作者等多方参与和监督的合作机制，有效地促进了遗产化进程。

在哈尼梯田旅游化过程中，不同行动者在三种行动模式中的角色和功能分别是：①欲望行动中，旅游化的客体是追求遗产资源转为可利用的旅游资源、促进当地旅游发展的目标，地方旅游局是追求这一目标的主体。②交流行动中，以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具有的旅游利用价值与元阳县政府作为发送者，确定旅游化目标并委托旅游局作为主体追求目标，当地居民和大众游客是旅游化的受益者，即接受者。③帮助或阻碍行动中，旅游化的主体受到外来商人与当地居民、旅游企业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等反对者的不利影响，但在摄影师镜头宣传、专家学者指引、地方权力部门支持与配合、村民参与、旅游企业专业开发管理和媒体宣传等辅助者的多方力量推动下，旅游局不断推动地方旅游发展，完善基础设施和相关规章制度，旅游景点的开发建设也逐渐增加，使得元阳梯田旅游地逐渐形成，增加当地居民收入来源的同时也丰富了游客的旅游体验。

对比两个过程发现，哈尼梯田的遗产化与旅游化过程密切相关，两者启动社会背景基本一致、时空基本相同，作用的对象都是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但各自的施动者所承担的角色与功能却不尽相同。如遗产化的主体是申遗专家，追求的客体目标为了将其申报为世界遗产，使其价值重现；而旅游化的主体却是地方旅游部门，追求将其利用并转化为旅游资源，使遗产地成为旅游目的地。这种主体与客体的区别为日后遗产保护与利用奠定了基本格局。目前，哈尼梯田的遗产化已结束，但其旅游化仍在进行。

从施动者角度对元阳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过程分析发现，二者关系经历了以下演变阶段（图 3）。

图 3(Fig. 3)

图 3 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过程的事件时间演变特征 Fig.3 The Tempor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eritagization and Tourismification of Yuanyang Hani Terraces

20世纪80年代开始，部分报纸杂志开始报道哈尼梯田，同时大批摄影爱好者、背包客、自助旅游者进入哈尼梯田拍摄专题作品。其中，法国摄影师YANN Layma于1993年以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和民族风情为主题的《山的雕刻者》系列艺术作品引起轰动。随之，国内外专家学者赴哈尼梯田进行考察并开展学术研讨活动，逐渐认识到哈尼梯田的价值。1995年，法国人类学家JEAN Eugène博士在考察元阳勐品梯田时建议将哈尼梯田景观申报世界遗产。受此启发，学者史军超萌发了关于元阳哈尼梯田申遗的构想。1998年，史军超第一次提出将“哈尼梯田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愿望并得到了省市领导的关注。

2000年，红河州政府、元阳县政府决定发展梯田文化旅游同时申报世界遗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在遗产化方面，2001年史军超被正式任命为申遗专家组组长，大量艺术创作者进入元阳进行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等文艺作品创作，同时，各级政府还出台各种政策保护地方民族文化与梯田景观（表 2），这些行动大大地提升了元阳梯田的知名度，刺激了旅游发展。在旅游化方面，2000年10月元阳县政府投资兴建“箐口哈尼族民俗文化生态旅游村”正式对游客开放，并于11月成立旅游局，梯田旅游开发步入“政府主导、社区参与”时代。县政府先后完成了地方旅游发展规划及其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表 2），还开发了“勐品彝族歌舞文化村”、“哈播民族饮食文化村”、“民族文化旅游节暨元阳哈尼梯田旅游节”等旅游产品。这些文化旅游产品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遗产申报工作。

表 2(Tab. 2

表 2 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过程的制度安排 Tab.2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n the Processes of Heritagization and Tourismification of Yuanyang Hani Terraces

表 2 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过程的制度安排 Tab.2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in the Processes of Heritagization and Tourismification of Yuanyang Hani Terraces

2008年，元阳县政府引进云南世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世博公司），梯田旅游进入企业经营时代，居民与企业、外来商人的矛盾由此开始。首先是外来企业与本地居民的矛盾。世博集团进入后，原民俗村的门票收入不再由村委会而是由世博集团进行分配，分配规则问题引起部分村民抗议，部分人在自家梯田另搭台收费以示对抗，矛盾一度激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元阳梯田申遗工作进程。其次是外来商人与本地经营者的矛盾。随着外来住宿经营者的进入，区内住宿业竞争更激烈，当地居民采取了断电断水等手段阻挠外地商人的正常经营，双方矛盾不断激化。双方这种敌对关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当地政府的遗产申报工作。第三是服务与生产设施建设同梯田生态系统保护之间的矛盾。世博集团进入后，启动大型旅游设施建设，对梯田水系产生威胁。同时，2009年启动的核心区扶贫项目，支持村民以不同方式改造哈尼传统古村落、建设民俗旅游特色村、经营农家旅（餐）馆、饲养小龙虾等等。

经过13年的努力，元阳哈尼梯田于2013年正式登录世界遗产名录，游客接待量从2001年的8.21万人次到2013年突破了百万人次，增长了约12倍并保持持续增长的态势。国际组织对红河哈尼梯田景观价值和保护状况给予充分肯定。受此影响，元阳哈尼梯田景区被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确定为全省2013年度10个旅游标准化试点项目之一，元阳县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旅游标准化政策以促进旅游发展（表 2）。同年10月，元阳县政府借助哈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的品牌优势，计划投资2亿元打造旅游服务综合体——哈尼小镇以集中展示哈尼族梯田文化，致力于将哈尼梯田建成“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知名生态旅游目的地”，使其成功登录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元阳发展旅游的新动力。

从两者相互关系的演变历程来看，各行动者在整个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图 4）：

图 4(Fig. 4)

图 4 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的相互作用及其行动者影响因素 Fig.4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Heritagization and Tourismification of Yuanyang Hani Terraces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ir Actors

在旅游化启蒙遗产化阶段，推动旅游化启蒙遗产化的关键行动者是摄影爱好游客。20世纪80至90年代，大量摄影游客进入元阳，以梯田为主题创作的摄影作品使得元阳梯田风光进入大众视野，尤其是法国摄影师YANN Layma的作品使得哈尼梯田被法国报刊评为“1993年度新发现的世界七大人文景观之一”。这些旅游摄影活动不仅吸引了背包客、自助旅客的到访，也引起了国内外专家学者实地考察和学术研讨的兴趣，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专家学者对哈尼梯田遗产价值的发现和认可，使其萌发了申遗的想法。

在遗产化与旅游化相互促进阶段，推动两者相互促进的主要行动者是政府权力部门、专家学者、大众传媒。2000年，史军超、李克忠等学者撰写的《元阳哈尼梯田申报世界遗产实施方案》直接推动了遗产申报；红河州政府、元阳县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旅游发展与申报世界遗产提供政策支持。此外，申遗过程中，大量专家、学者、地方精英都积极为宣传哈尼梯田文化与价值进行努力，大大地提高了哈尼梯田的知名度与旅游影响力。

在旅游化阻碍遗产化阶段，使得旅游发展阻碍遗产化的主要行动者是社区居民与旅游企业及外来商人之间的矛盾、生态环境问题、地方贫困。其中，贫困行动者因素影响尤为重要，元阳县受交通闭塞、基础设施薄弱、地少人多等条件限制^[39]，长期以来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致使大量年轻人外出务工、哈尼族传统村落人口老龄化加剧、梯田耕种面积减少、居民传统生活方式转变，同时也影响了遗产价值。

在遗产化促进旅游化阶段，起关键作用的行动者是地方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申遗成功后，地方政府安排哈尼梯田保护专项经费并出台《关于加强世界遗产红河哈尼梯田保护管理的决定》，同时加快启动遗产地旅游标准化工程、“美丽家园”行动计划及传统村落改造工程以推进梯田旅游发展。此外，景区经营企业和其他外来投资者对遗产的旅游利用以及当地社区居民的旅游参与，这些都成为遗产化后旅游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遗产化与旅游化的关系是一对紧密关联的复杂关系。本研究运用格雷马斯的施动者模型，从分析遗产化与旅游化过程中的关键行动者入手，理清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及其关键行动者在其中的作用。结论认为：①元阳哈尼梯田的遗产化与旅游化过程背景基本相同，但各自的施动者所承担的角色与功能却不尽相同，其中施动主客体的差异为二者日后关系奠定了基础。②元阳哈尼梯田的遗产化与旅游化关系先后经历了“旅游化启蒙遗产化、遗产化与旅游化相互促进、旅游化阻碍遗产化、遗产化加快旅游化”四个阶段。③元阳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过程中，“摄影师”、“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大众传媒”、“社区居民与旅游企业及外来商人之间的矛盾、生态环境问题、地方贫困”、“地方政府、旅游企业、社区居民”等关键行动者分别依次发挥主导作用，推动了二者关系的交替演进。总体来看，遗产化旅游化是一个交织在一起的复杂过程，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离开发展阶段来讨论遗产化促进旅游发展或者旅游化阻碍遗产保护都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的困境。

厘清遗产化与旅游化的关系，对于旅游发展与遗产申报和保护工作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从本研究结论来看，简单地认为申遗必然导致旅游大发展，或者旅游大发展必然影响遗产申报的看法都是不严谨的，需要根据遗产化或旅游化的不同阶段，以及不同阶段的关键行动者的互动关系来进行分析与诊断。与已有的研究成果相比，哈尼梯田遗产化与旅游化过程的“施动者”模型可以为分析两者互动关系提供方法论指导，并且能够明确参与两个过程的行动者及其角色功能关系，为协调不同行动者的不同利益诉求，为实现利益共赢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当然，本研究以元阳梯田为案例地，遗产化与旅游化的时空范围基本重合，是否适用于一些申遗范围与旅游发展时空范围不一致的案例，仍需要进一步检验。目前，哈尼梯田遗产化过程已结束，旅游化过程仍在继续，申遗成功后如何正确处理保护与开发的关系、如何认识遗产化与旅游过程中哈尼梯田的社会构建和民族文化传承关系、时序不同的遗产化与旅游化的互动作用机制各有哪些差异等，都是值得学者未来持续关注和深入探讨的问题。另外，随着新时代下社会消费、空间、产业的不断旅游化以及文化与旅游的不断融合^[40]，遗产化与旅游化的社会现象和实践问题也迫切需要新理论的探讨、解释和指引, 建立理论上的新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