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口的跨境流动伴随着文化扩散和交融，正在重塑着不同城市的空间、景观和社会文化。20世纪以来，全球移民图景呈现出女性化趋势，Nancy认为，近30多年国际移民研究的过程是一个从只研究男性移民、到“发现”和研究女性移民、再到移民研究的性别化过程^[1]。女性移民不再仅限于扮演尾随男性的配偶角色，更成为了独立的国际劳动力移民，但女性边缘化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使其成为脆弱的移民群体中的更脆弱者^[2]。传统的女性跨境流动多以婚姻的形式进行，边境地区存在大量跨国通婚现象，缺失合法身份的女性在日常生活尺度的场域中往往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3]，同时在多重不平等性的社会结构中难以获得医疗资源和法律援助^[2]。因此，相比于男性，跨境流动的女性在冲破本国家庭空间到达另一个国家后，其生存生活的空间会受到更多的制约。在跨境流动的背景下，部分女性移民摆脱了依附者形象，作为独立的劳动力移民，在迁徙过程中对家庭、输出和输入两个社会的贡献不断被识别，女性在迁徙过程中能动性、自主性得以增强^[4]。身份具有流动性，多样性和情境性，而国际跨国空间与东道国社会空间的交叉，丰富了身份建构^[5]。跨境流动给女性形象塑造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其植根于地方空间联系，也为迁出迁入地的城市建构创造机会。

性别研究与女性主义运动有着密切关系，20世纪60年代以来，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开始反思女性的家庭、工作和日常生活的问题^[6]，女性主义地理学由此产生^[7]，研究身体、工作场域、家空间、公共空间^[8-10]等女性与空间的相互作用的话题。Tim Cresswell所述的“规范地理学”（normative geography）认为“地理被本能地赋予一种基本的功能，其将特定的文化价值和行为与特定的地方或空间联系在一起” ^[9]。基于此，人类社会往往被划分成为二元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和私密空间（private space）^[11]。女性主义学者认为社会性别（gender）是以生理性别（sex）为基础的社会建构，个人并没有天生的性别认同，社会性别认同是社会化的产物^{[12, 13]}。关于工作中两性的差异，McDowell强调“工作”并非性别中立，而是被赋予性别气质，基于性别差异的工作划分构成并维系整套“男尊女卑”的父权制话语实践^[14]。就职业而言，女性从事的工作被限定和刻板化，如保姆、护士被理所当然看作是女性工种，且女性被限制进入领导岗位^[15]。而从工作场域来看，咖啡馆、精品店、零售商场、宴会等地，这些空间的提供者绝大部分是男性，女性的空间活动必须遵从父权制社会规则和秩序^[16]。可见，女性更多地被限定于私人领域，并由此导致了其更低的家庭、社会地位和价值。自由主义理论家认为，每位公民都有置身公共场所的同等权利，但女性主义指出这项权利实际遭到否认，许多女性被排除在最宽广的公共空间之外。主流文化将女人建构为经济上和道德上都依附男人，或是建构为次等人，以此减少她们在公共空间中的自由权利^[17]。

女性主义地理学关注空间中的社会性别关系，空间本身能成为一种限制女性流动的形式，同时也是一个女性化实现的场所^{[18, 19]}。女性意识的觉醒让女性走向平权抗争，并重构着空间的权力关系^[20]。在战争年代，女性不得不“走出家门”，去承担“男性气质”的工作，逐步形成了工作场域的“去性别化”^[21]，实质上是女性在工作中的异化，但也是女性走向独立的过程^[22]。女性移民劳工在参与异国城市建设的空间实践使得她们的身份与权力得以重构，并成为了城市的重要记忆。因此，从能动性的角度去探讨女性移民如何能在受约制的环境中抗拒协商就显得重要，否则女性移民更容易被赋予弱者的标签^[23]，尤其是在城市规划与社区建设中遭到忽视^[24]。

然而，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跨境流动女性打破空间二元关系和工作的性别气质的同时，成为文化资源作用于城市文化上，促进城市营销的品牌形成。“城市品牌”是由城市各类资源组合形成的产品，并传播给目标受众^[25]，背后发生着文化资本引导的空间生产，即城市进行“排他性”地吸纳稀缺的文化资源^[26]，将表征的符号塑造成城市品牌。城市品牌是各城市建构城市形象，提升知名度和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以此吸纳市场投资、发展旅游^[27]。文化遗产资源是城市的重要文化资源，政府通过对符号的挪用和再造，引领资本的流动，为遗产资源创造话语^[27]。女性移民的空间实践在城市尺度上发生地方文化与记忆的重构是鲜有的，恰是这种特殊的历史文化资源，将对城市品牌构建、提升城市形象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将跨境流动到新加坡的三水妇女“红头巾”为案例，研究女性在迁移两地的空间实践，分析其如何渗透到城市品牌的构建之中以及两地在品牌构建成效上差异，以期对女性空间实践的研究与城市品牌构建路径提供借鉴。

2 研究案例和研究方法

本文研究对象是20世纪20-50年代在新加坡从事建筑行业的广东三水籍华人妇女劳工群体“红头巾”。根据《三水大事记》的统计，三水县在20世纪上半世纪，就有11次水灾或旱灾的灾害记录^[28]。自然灾害和战乱导致三水农业凋敝、民不聊生，促使三水妇女出外谋生。新加坡对妇女和儿童的宽松移民政策吸引了不少三水妇女的前往，轮船公司为招徕客源，对女乘客实行半价优惠，于是在水客的极力鼓动下，妇女出洋人数增多^[28]，形成了女性移民数量大于男性的特殊现象。抵达新加坡的“红头巾”成为新加坡建筑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对城市建设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参与建造的尚存建筑有南洋大学、“亚洲大厦”和著名的“高等法院”等。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红头巾”选择回国，部分留在新加坡。“红头巾”的空间实践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被运用到了两地城市品牌的构建中。

本文主要采用了实地观察法和深度访谈这两种方法。首先，笔者搜集了1986年至2015年期间关于“红头巾”报道的相关历史文献，主要包括《飘逝的红头巾》、《三水县华侨志》和报道“红头巾”的报刊等。在此基础之上，笔者对“红头巾”的形成及发展进行了详尽的梳理。其次，笔者于2017年9月至11月期间前往佛山三水进行实地调研，走访了三水的城区和乡镇，观察其城市建设如何利用“红头巾”文化。同时，笔者访谈了三水当地部分民众、旅游景区负责人、政府工作人员等共20人，征询了受访者对“红头巾”文化历史、宣传以及利用等的看法。此外，笔者于2018年3月前往新加坡做补充调研，了解“红头巾”的相关宣传，并到唐人街访谈当地华人。共对14人分别进行了深度访谈或者半结构式访谈，访谈时间从10-60min不等，以期充分全面地了解当地民众对“红头巾”的认知及其情感链接。下文将以此为基础对“红头巾”在三水、新加坡两地城市的空间实践及城市品牌构建的差异进行详细地分析。

3 跨境流动女性的空间实践 3.1 “红头巾”与新加坡城市建设

性别不仅是关于个体身份的自然属性，同时映射了社会变革^[7]。受到水患灾害影响，大批三水妇女被迫流移到新加坡谋生，脱离了“家”的空间，在“水客”的引领下聚居在大坡牛车水区，以建筑工的身份加入到新加坡的城市建设之中，进入更广阔的公共空间^[29]。无论是英殖民者在新加坡修建城市设施时期，还是在1959年后独立的新加坡政府推动城市重建，不怕劳苦的三水妇女弥补了当时劳工短缺的困局，在城市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位居住在牛车水的80岁华人说道：

“‘红头巾’的工作很辛苦，当时很多人不愿意做建筑工，她们真的很能吃苦。我们以前跟他们一起住在牛车水，她们晚上会出来和大家聊天乘凉。”

“红头巾”在建筑工地从事男性气质的工作，并重构了她们独立的理念和新的社会活动区域。“父权制度”下，“红头巾”们受到“家”空间的限制，承受着“他者化”的封建礼教。当她们流移到新加坡，进入公共空间时，打破了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庸的“父权制度”话语规训，在公共空间中实现自由的权利。不同于将女性“物化”的依附型、被动型的移民，“红头巾”多为主动型移民^[30]，是为了生计而自愿出洋谋生的妇女。这一行动实质上改变着当时社会所建构的女性气质，逐渐摆脱依附男性的“弱者”标签。跨境流动的“红头巾”实现了公共与私密空间、工作性别气质的跨越，逃离“父权”话语的束缚。

3.2 “红头巾”对三水的“反哺”作用

与原乡土紧密的血缘联系，是乡土社会特有的文化心态^[31]。跨境流动是文化精神传承的实践，承载着地方精神与情感。三水妇女到达新加坡后在新的空间进行实践，同时与后靠地三水保持联系，为其夫家与娘家提供生活补贴。对于三水而言，“红头巾”在海外工作是一种“反哺”的策略，寄钱回乡成为“红头巾”海外生活的重要内容。居住在牛车水的陈婆婆从小随着父母来到新加坡，对“红头巾”比较了解，她说：

“大多数‘红头巾’几十年来拼命工作，省吃俭用的积蓄，基本都寄回家，用于给家乡建新屋，或帮儿子娶媳妇，有些丈夫过世的妇女甚至还会继续赡养夫家。”

“红头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空间里建构了她们的身份。“反哺”彰显了她们作为华侨工人的使命，努力打工挣钱不仅是为了自身的生存，更是对整个家族的扶持。敢于出走家庭，离开三水前往新加坡打工赚钱的“红头巾”们表面独立，但思想深处依旧被传统封建父权夫权思想禁锢。在女性主义者眼中，社会空间因为性别不平等而产生了中心和边缘的区分，表现为“在所有社会里，男人通常占据舞台中心，而女人局限于边缘”^[15]。“红头巾”的勇敢实践，仍旧没有完全打破女性在社会空间中的边缘地位，她们的命运是中国近代历史和社会制度使然。

跨境流动的“红头巾”为新加坡城市建设贡献力量，参与到公共空间的实践之中，同时也在“反哺”自己的夫家和乡土，维系着地方的情感，但边缘化的“女性”标签在三水乡土社会中让这种“反哺”不能很好地被人们所记住，也不如广东其他地区华侨的影响力。回国后的三水妇女也不再戴着红头巾，缺少了象征性的物质符号，其精神价值得不到良好彰显。

4 两地“红头巾”的符号运作与城市品牌构建

城市符号是城市品牌塑造过程中的最基本元素，城市品牌的构建过程中必然存在一系列的符号运作^[32]。城市符号能够表征城市文化，具有传承价值，给人以深刻印象或让人引以为豪，是城市精神与文化的载体^[33]。“红头巾”兼具女性和移民劳工的双重身份，凭借其头戴红头巾的高辨识度形象而成为新加坡和佛山三水两座城市独特的文化资源，被运用于城市品牌的构建。两地构建城市品牌时，都运用了“红头巾”这一具有辨识性的符号，但在符号构建和运作上存在差异。

4.1 新加坡的“红头巾”：建国英雄

在新加坡，“红头巾”是三水妇女参与建设城市所建构的文化符号。戴红头巾并不是三水的习俗。三水的妇女之所以在新加坡形成戴红头巾的习惯有两种说法：一是为适应新环境，用于遮风防尘；二是为了便于群体区分^[28]，是移民实践的产物。新加坡城市在打造城市品牌的过程中，弱化了“红头巾”作为移民、女性的身份标签，强化了其劳工、艰苦勤奋品质的论述，并冠以“建国英雄”的称号，与国家历史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倡导着新加坡“国家与社会为上”的核心价值，融入国家认同之中。因此，头包红巾，身着蓝衫黑裤，脚穿用旧轮胎自制的“皮屐”的形象便成了三水妇女的标志，她们在新加坡形成具有地缘、血缘、族群认同的服饰表征，并受到了新加坡政府认同，成为极具辨识度的城市符号^[27]。

在符号的运作上，新加坡政府不仅利用城市存留的物质环境，还通过举办文化活动、建设文化设施、塑造艺术景观等方式彰显“红头巾”在城市中的符号象征。尽管“红头巾”的数量锐减甚至消失，但“红头巾”参与建设的著名建筑依然保留着原貌，成为了承载着“红头巾”历史记忆的物质空间。新加坡城市规划展览馆1999年在其馆前设立“红头巾”石像肯定了她们对城市建设的贡献。在新加坡，“红头巾”雕塑和涂鸦有很多，如在丹戒巴葛地铁站壁雕上有“红头巾”群像；圣淘沙蜡像馆内塑有“红头巾”蜡像；在早期华人聚集区牛车水建设的牛车水原貌馆门前设立显眼的“红头巾”雕像和广告牌；在牛车水中心地带的牛车水大厦周边有“红头巾”涂鸦。据当地华人介绍道：

“这些涂鸦由新加坡学生志愿者自发组织画的，主要是给游客看，向大家宣传城市特色。”

有意象和上镜特点的城市形象更易于传达给外界^[34]，而“红头巾”的女性形象恰好能代表美丽、勤奋、拼搏的美好意象^[35]，其女性身体被重新铭刻于都市地景中^[36]，融入于城市品牌当中。

除了物质景观的打造，新加坡政府还通过旅游开发、数字媒介进行品牌营销和传播。在新加坡官方旅游网站上，其“历史”板块中以“红头巾”雕塑作为新加坡城市规划展览馆这一游览点的封面，凸显地方性特色；其“社论”板块有以牛车水“红头巾”画廊介绍新加坡唐人街的内容。1999年，新加坡邮政局出版纪念“红头巾”的邮票，缅怀她们的历史事迹。新加坡旅游局还开发出众多的“红头巾”旅游纪念品，放置于游客中心中出售，通过被制作、购买、携带、收藏以及馈赠的一系列流通过程中扩散到更远的空间领域^[37]。媒介与城市之间是有互动的，影视媒介能展开对城市的想象与塑性，在传播中成为隐定的城市记忆^[38]。1986年，新加坡广播局拍摄了电视连续剧《红头巾》，其收视率高居榜首，隔年还进行重播，“红头巾”的形象愈发深入人心。

此外，新加坡民众也参与到对“红头巾”文化宣传之中。在新加坡国庆庆典和华人新年“妆艺”巡游的花车曾经展示着“红头巾”的巨幅画像，“红头巾”代表穿戴着当年的行头在花车上接受新加坡民众的致敬，迈入老年的“红头巾”无法持续参加庆典活动，有年轻人扮演“红头巾”加入游行队伍。节庆活动为市民塑造并对外宣传城市荣誉提供了一个平台和机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感受，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培养民众作为城市居民的自豪感和对城市的归属感^[39]。新加坡牛车水有设立“红头巾”协会做相关的文化研究；新加坡中学教科书中载有《豆腐街与红头巾》文章，小学教科书里亦有《红头巾》课文；2002年，新加坡民间收藏家陈来华自发策划了《历史的回味—向红头巾致敬》的展览活动，得到了民众的支持；三水会馆作为新加坡华人地缘社团，在其成立100周年和125周年纪念的系列活动中都有关于“红头巾”的特刊及展览……民间对“红头巾”文化的传承使历史记忆持续在新加坡集体记忆中不断“重现”。新加坡政府在打造“红头巾”品牌之初，便聚焦于当地文化的价值，使其具有一定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特定时期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

“红头巾”作为女性代表深刻地影响新加坡城市公共空间的建设，是历史性的时代烙印。伴随着“红头巾”的衰老和离世，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居住在牛车水的老一辈新加坡华人们表示：

“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太愿意听以前的故事，他们也不会主动跟子女或者其他人聊起‘红头巾’，有人问起才会说到。”

但是，新加坡通过“红头巾”的符号运作，将其深深烙刻在城市景观之中，也记录在了旅游、教育、数字媒介之中，使得其历史文化和集体记忆得以保存，实现跨越时空的传播，使得城市品牌焕发持续活力。

4.2 三水的“红头巾”：独立坚强的华侨女性

在城市品牌的构建上，三水相比新加坡在时间上则推迟得多。从符号表征上，“红头巾”形象与新加坡有相似之处，但在三水其符号所指的是坚强勇敢的华侨妇女形象，是地域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更多地跟城市文化相联系，不仅强化其归侨的形象，还凸显其女性形象的特质，以此作为一种优秀的文化传递下去。“红头巾”是归侨文化中独特的一支，反映了三水人民勇于开拓的精神。一位三水市民说：

“现在我们讲“红头巾”就知道她们是以前很艰苦的女人，生活很困难，所以要下南洋去新加坡谋生，在那个年代的女性算得上很勇敢很坚强了。”

总的来说，三水对“红头巾精神”内涵的称颂可概况为“四自”精神即自重、自爱、自立、自强^①。在艰难困苦之际，大批三水妇女选择下南洋，争取生活的希望，体现中国妇女独立和坚强的精神，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符号运作上，三水缺少了“红头巾”空间实践所遗存的物质空间，只能通过了对分散的物质资料的搜集，重塑纪念场所，以将“红头巾”符号嵌入城市建设中。佛山三水作为“红头巾”的故乡，从2007年才开始宣传“红头巾”文化。三水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收录了“红头巾”文化；打造“红头巾”的文化设施，如三水荷花世界旅游区内建有30组“红头巾”雕塑，且有一个新品种荷花以“红头巾”命名；三江水韵公园设有“红头巾故事广场”；三水文化公园以文化长廊形式介绍“红头巾”历史；三水政协委员在提案中提出建设三水“红头巾”纪念馆，打造“红头巾”文化旅游项目，创建“红头巾”文化教育研发基地的想法。同时，三水开展了有关“红头巾”的文物收集，“红头巾”的侄女廖婆婆将其使用的红头巾捐赠到三水区博物馆^①，新加坡侨胞“红头巾”后人刘凤珍女士向广东华侨博物馆捐赠红头巾服饰和资料^②。

在城市品牌的构建和传播上，政府首先自上而下地开始对“红头巾”文化开展了宣传。如借助社会参与，尝试挖掘“红头巾”精神，三水区委宣传部发起全球范围内寻找“红头巾”的活动；三水区文化馆创作了女子群舞《远去的红头巾》；三水区宣传部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了三集纪录片《飘逝的红头巾》；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官网上的焦点新闻栏目中可见，三水政府于2018年确立“红头巾”为三水“十大文化名片”之一。

然而，其宣传力度及宣传效果与新加坡有着较大的差距。访谈发现，三水人对“红头巾”群体了解较少，对“红头巾”的历史故事也很少在代际交流中被提及。一位居住在三水40多年的李阿姨说：

“不过现在时代变了，我们也很少讲这些过去的事情了”。

对于相关的宣传活动也鲜有关注，三水荷花世界旅游区内建的大批“红头巾”雕塑，现今由于园区改造被荒废在一旁，且该景点亦没被标注在游园指南中；新建的“三江水韵”公园虽设有“红头巾故事广场”却鲜有人至；纪录片《飘逝的红头巾》的关注度也不高。对于三水的人们来说，“红头巾”文化在城市空间感知与情感链接上难以产生共鸣，更不会主动参与到文化宣传之中。

5 城市品牌构建的问题及其启示

城市品牌不仅是城市资源的整合，还是能够让人们对城市具象景观和抽象精神文化对应的符号^[40]。符号意义所指的不同，与“在地化”的空间实践有密切联系。“红头巾”在跨境流动中打破社会性别的限制，在新的地域里参与到城市空间实践当中，重构了地方意象与文化，但“反哺”行为也在维系着乡土的地方联系，得以成为两地独特的文化资源。然而，两座城市在符号运作和城市品牌营销路径存在差异，最终导致了其宣传效果大相径庭。

5.1 “红头巾”空间实践的历史积淀

作为跨境流动输入地，“红头巾”参与新加坡城市建设，拓宽了活动空间，不断通过提升经济实力逐渐实现自我赋权，同时她们的空间实践融入了城市历史之中，留下了丰富的城市遗迹，在符号运作上有着更加丰富的资源，使得营销路径趋于多元化，也更容易与民众产生情感共鸣。

而三水作为“红头巾”跨境流动中的后靠地，缺少了女性空间实践的载体，精神传承难以通过“他者”建构的新城市空间实现。三水在进行符号表征时，需要建设新的纪念景观，但这些景观缺少地方的记忆与情感，所以鲜有人关注和难以获得经济效益，资金困难阻碍了宣传空间的拓宽。作为非遗项目缺少了活态传承的个体和机制，无法展开传承活动。

地方品牌总是在具备传统性和地方性的特定地域空间中生成，并依附于这个地域空间，而地域空间所承载的历史传统又是提升地方品牌价值的文化基石^[41]。精神遗产需要通过文化的实践空间作为载体，三水这座城市地域空间里缺乏她们的实践，难以为弘扬“红头巾”文化建造稳固的基础。

5.2 集体记忆与公众参与

地方品牌不仅仅是由标志构成，而是由相关利益者的相互作用共同创造它的意义^[42]，城市品牌的生成包括了打造和传播的“建构”和受众的接受、认同和诠释的“解构”过程^[43]。“红头巾”在两地的群众认同度上存在着差异。

“红头巾”在新加坡的空间实践留下了物质的纪念空间和集体记忆，新加坡在各类节庆中都有“红头巾”群体的参与或替代性参与，电视剧也红极一时，“红头巾”载入课文体现新加坡对其历史意义的重视，在耳濡目染中将“建国英雄”的精神扎根于人们的心中。所以，新加坡的群众对“红头巾”品牌有着强烈的认同，并积极参与到城市品牌的打造中。

三水的宣传多是政府“自上而下”开展，“红头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请、群舞《远去的红头巾》的创作和纪录片《飘逝的红头巾》的拍摄皆是政府决策，缺少民众的主动参与，三水民众对“红头巾”群体及其相关活动认同不高，阻碍了城市品牌的生成。因此，城市品牌必须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同与支持才能有效开发，需要居民在各个阶段的参与。

5.3 城市的文化治理

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ance）是政府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以拉动城市经济增长的治理方式^[44]，其目的是通过文化软实力推动城市竞争力的提升^[45]，城市品牌是文化软实力的一部分，文化治理水平决定了城市品牌构建的成效。

对于新加坡而言，在打造“红头巾”城市品牌时不仅打造城市的物质景观，还辅以无形的文化活动进行强化。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新加坡政府将文化、历史性质的观光景点斥资重建，强化“红头巾”的媒体宣传，形成观光产业。女性移民作为建筑女工的城市空间实践活动被翻转为讲述国家过去历史的例证，使得移民“在地历史”能够用于教育与传播，并构成新加坡“城市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新加坡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国家，城市品牌的打造有更多的国家考量，用于构建共同的民族记忆。

三水则是在区域一体化整合的背景下构建品牌寻求城市振兴。三水尝试打造了新的物质景观以纪念“红头巾”的历史，并开展一系列的文化活动。但在2015年最后一位“红头巾”离世后，承载记忆的身体再难以表征历史文化，只能在零散的口述、历史记录、遗存物质等对“红头巾”品牌进行构建，塑造精神遗产。与此同时，文化建设与旅游开发没有紧密结合，导致旅游景点的打造与文化资源相互脱节，“红头巾”没有融入城市精神。此外，三水政府主要开展固定的展览宣传，“红头巾”文化难以实现跨越时空间的传播。

6 结语

本文以女性主义地理为视角，以跨境流动的三水女性“红头巾”作为案例，发现“红头巾”在新加坡建国之初积极参与到城市空间建设，并因其独特的装扮而成为城市具有标识性符号之一；同时，“红头巾”用劳动收入“反哺”三水的夫家，维持乡土联系，逃脱家庭空间的女性依然没有脱离“父权制度”的束缚，但作为独立勇敢的华侨妇女成为三水宝贵的精神遗产。所以，“红头巾”的空间实践为输入地新加坡和输出地三水两地提供独特的文化资源。

面对同样的文化资源，两地却有着不同的符号运作和城市品牌构建路径。对于新加坡而言，“红头巾”被标榜为“建国英雄”，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对“红头巾”有高度认同，不少民众自觉参与到“红头巾”文化的宣传中，同时新加坡采用多样的城市品牌构建策略，将“红头巾”女性主义的品牌共情同步城市文化消费者对本地互动的热情之中。作为后靠地的三水近年也重视“红头巾”的宣传，但由于空间实践与集体记忆的缺失，“红头巾”符号得不到公众认同。城市品牌构建的基础与“红头巾”在两地的空间实践有关，城市品牌的构建仅凭文化嫁接无法实现。

从理论意义来看，本文以期在跨境流动女性移民对城市品牌塑造作用的研究上有所贡献。已有研究关于跨境流动的女性研究聚焦于女性婚姻，女性常常被塑造成男性的附属者而成为被动移民的角色。而本文则选取“红头巾”作为研究对象，展现了女性移民主动跨境迁移的形象，她们突破空间限制，对公共（男性）与家庭（女性）之间的二元关系进行了解构，并实现自我赋权，成为跨境迁入城市的符号。更重要的是，对于移民的研究，女性跨境流动的作用不囿于全球/地方尺度，公共/私人空间尺度，在城市尺度上也发现其对城市文化的影响。

从实践意义来看，在存量规划的城市更新背景下，寻求新的文化资源以实现后工业时代的产业转型是各城市治理的常用策略，从新加坡和三水案例的女性跨境流动对城市品牌的构建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启示。城市的消费转型需考虑地方文化积淀，挖掘文化要素进行整合，并建立本土族群及其空间实践，重构文化意象和符号，构建城市品牌的文化多元性。

注释：

① 来源于：http://www.ss.gov.cn/gzjg/ssqwxcb/sswh/fwzwhyc/201808/t20180823_7185771.html。

② 来源于：http://www.gdhqbwg.com/cn/news/201212/216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