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深港一体化在中央及省级政府层面一直处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08）。《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自2004年实施以来，不断扩大合作的范围，有效增强了两地的经济合作，刺激了香港和深圳之间的跨界人数持续增长，使该区域成为全球范围内跨界人口流动和互动强度最大的地区之一。根据香港规划署调查，2015年往来香港及内地的过境人数达到平均每日64.88万人次，近十年来增长了32%。平均每星期至少跨界一次的人数达到87.59万人，其中超过半数是往返香港和深圳的跨界人口^[1]。香港和深圳作为两个毗邻的边界城市，频繁的跨界流动对跨界者的个人生活经验存在什么影响？居民对边界另一侧的城市有什么样的地方感？地方感与跨界流动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这些均是本文主要探讨的问题。当前对深港跨界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区域经济合作^[2-6]和城市跨界的发展和融合^[7-9]，近年来对交通^{[10, 11]}和跨边界旅游流^[12-14]关注较多。以上研究对认识粤港澳区域融合发展做出了有价值的工作，本文围绕边界的社会文化意义，试图继续推进这一研究领域，为流动性增强背景下跨界意义的学术争论提供案例支撑和深化理解。

传统上，边界被认为是流动和交流的障碍，如今则显示了边界作为桥梁和互动地点的潜力^[15]。例如，跨界流动消减了云南中越边境两侧的经济差距，对边民民族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建构产生积极的作用^[16]。另如瑞士西北部、阿尔萨斯和南巴登的跨境三角区域，这个区域的文化相似性被认为有利于跨境身份的形成^[17]。在中国和老挝边境的案例中，跨境对重塑阿卡和西双版纳傣族农民的身份认同起着重要作用。通过跨境橡胶种植劳动，彼此之间形成了积极的地方联系^[18]。然而，学者对香港和内地关系的研究则表明，流动性的增加不一定会对另一个地方产生积极的地方感^[19]。频繁地遇到“他者”实际上可能激发他者化（othering）过程而非自下而上的整合^{[20, 21]}。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边境虽然耗资巨大，修建道路连接西班牙和葡萄牙，试图促进一体化，但是在边界群体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必然得到增强^[22]，甚至有时候是相反的^[23]。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跨界流动影响人们对另一侧城市的地方感，影响了跨界居民的身份建构和日常生活实践，强化或消减了边界两侧的差异，但跨界流动对人和区域带来的影响结果仍然存在诸多争论。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本研究将以深港边界区域为案例地，以深港跨境居民为研究对象，试图对跨界流动、地方感和跨界意义感知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讨。一方面，深港边界两侧具有复杂的历史、经济和社会文化关联，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跨界流动最频繁的区域之一，对这一案例地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化对边界的理解。另一方面，已有研究利用定性方法分析了边界区域跨界居民的感知，但缺乏对变量之间的系统考察。本文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跨界流动、居民对边界另一侧城市的地方感、跨界的个人意义以及跨界的区域意义这四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综合研究，以期揭示内在的互动关系。

2 数据来源和模型建构 2.1 数据的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居住在深圳或香港的跨界人口。首先，收集了2003年—2015年深港跨界统计数据，对研究区域跨界流动的宏观背景进行了初步了解，也为下一阶段访谈对象的选择和问卷发放提供了参考性依据。其次，在问卷调查之前，首先对频繁跨界的深圳和香港居民进行了12人次的深度访谈，每人访谈平均时长为50分钟左右。以深度访谈为基础设计问卷，问卷内容包括跨界深港居民的人口特征、跨界行为、对边界另一侧城市的地方感以及对边界感知。地方感和边界感知的测量采用6分李克特量表，1—6分表示调研对象对陈述同意或不同意的程度（1＝强烈不同意；2＝不同意；3＝不太同意；4＝有点同意；5＝同意；6=强烈同意）。抽样地点选择在深圳和香港之间的四个主要关口：深圳湾口岸、福田口岸、皇岗口岸和罗湖口岸，这四个关口的样本量相差不大。在进行大规模抽样前，首先进行了83份问卷的预调查，最终共收集833份，有效问卷831份。根据调查对象目前的居住地划分，在香港居住的样本307份，在深圳居住的样本为480份，在深港两地居住的样本为44份。在抽样过程中，对问卷发放的时间进行了控制，既包含节假日，也包含工作日。问卷采用SPSS 19进行分析和统计，并导入AMOS7.0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2.2 路径模型

国内外已有学者对边界地区居民地方感和跨界影响感知这两个方向进行了相关研究，探讨了地方感或跨界影响感知的影响机制。但是，现有研究多侧重对感知的描述或影响机制的定性分析，未能阐明各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不仅能揭示变量之间的单一线性关系，最重要的功能在于揭示不同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适合本论文的研究目标。本研究主要应用结构方程模型中的路径分析方法，通过路径图和效应值来分析跨界频率、地方感、跨界对个人的意义感知以及跨界对区域的意义感知之间的互动关系。效应可以分解为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体效应，每种效应代表各变量之间的不同作用效果。

跨界对个人的意义已经在多个边界地区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指频繁跨界对个人产生了什么影响。欧洲案例表明，人生活在“无边界的世界中”是一个政治辞令，边界依旧存在，它体现在边界是如何影响感知和社会表征，因此影响人们对自我的看法，尤其是住在边界地区的人。Amante对葡萄牙和西班牙边界地区的研究表明，“去边界另一边”已经变成一种最重要的身份特征^[22]。对国家来说，边界是分隔线，但是对边界居民来说，边界是一种“生活方式”，影响着个人生活质量^[24]。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₁：跨界频率对个人意义感知具有显著影响，并结合对深港居民的深度访谈，用跨界身份、人生经历、社会网络、工作优势和个人自由来测量个人意义感知。

跨界行为同时可能影响边界两侧区域的关系。边界既可以是流动和交流的障碍，也可以是互动和接连点^[15]，促进边界两侧居民之间的交流。已有研究表明，虽然精英阶层持续推动区域一体化的话语，但是居民并不一定感知到一体化的进程^[25]。因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₂：跨界频率对区域意义感知具有显著影响。用深港居民交流和深港一体化感知这两个变量来测量区域意义感知。

在地方感的影响因素研究领域，发现划界机制（bordering）^[26]、在特定社会、政治和经济框架下的个人经历^[27]以及地方特质^[28]等均是影响地方感的重要因素。地方感并不能仅仅通过个人的日常经历来解释，还必须考虑社会、文化和经济背景。在深港边界地区，边界是重要的划界机制，跨界流动也是深港居民主要的个人经历（可能会是地方感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提出假设H₃：跨界频率对地方感具有显著影响。地方感这一概念及测量已经得到广泛应用。本文对地方感的量表设计主要依据Jorgensen^[29]的量表，同时参考吴莉萍和周尚意^[30]以及唐文跃等^[31]的研究量表，结合本文研究案例地特征，设计出6个观测变量（表 3）。

地方感是将人类、文化和环境结合的一种关键方式，它从本质上决定了人们与地理区域的连接^[26]。更重要的，人类不仅仅是将自身“置于”地方，而且是通过地方感来定义自身的身份。因此，“我们是谁”与“我们在哪儿”紧密关联，地方感位于个人身份构建的核心地位^[32]，同时与群体关系、文化资本、物质环境态度、公共空间和服务的使用相关^{[33, 34]}。地方感与身份的关系并非只是简单地相互联系，从更深层次上来来讲，地方感是身份的内在构成^[35]。因此，地方感往往能重塑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并且借助不同的方面体现出来^[36]。在对旅游地研究也发现，居民地方感对风景区旅游发展支持度产生重要影响^[37]，地方感也影响游客对世界遗产地的保护态度和行为^[38]。在对边界地区的研究中，发现对边界另一侧的地方感影响到跨界居民对自我^{[16, 22]}、对边界区域的认知^{[18, 39]}。除了地方感以外，个人感知到的跨界意义也会影响其对一体化的感知^[5]。基于以上研究文献，本文提出假设H₄—H₅。

因此，基于已有研究、实地调查以及对深港频繁跨界居民的深度访谈，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并建构跨界频率、个人意义感知、区域意义感知和地方感的路径模型（图 1）。

假设H₁：跨界频率对个人意义感知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H₂：跨界频率对区域意义感知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H₂₁：跨界频率通过影响个人意义感知继而对区域意义感知产生影响；

假设H₃：跨界频率对地方感具有显著影响；

假设H₃₁：跨界频率通过影响地方感继而对个人意义感知产生影响；

假设H₄：个人意义感知对区域意义感知具有显著的影响；

假设H₅：地方感对个人意义感知具有显著的影响；

假设H₅₁：地方感通过影响个人意义感知继而对区域意义感知产生影响。

3 深港跨界居民的地方感以及跨界意义感知 3.1 跨界人口和流动特征

跨界的深港居民在人口特征和流动特征两方面的差距都很明显。样本中，大多数的香港跨界居民年龄较深圳群体大，受教育程度比深圳跨界居民低，且香港跨界者以男性居多。在深圳居民的样本中，73%的受访者年龄低于35岁，仅有10%是超过44岁的居民，而香港群体分别是44%和38%。可以看出，香港的跨界者是在社会中工作和消费等方面竞争力并不强的群体，而深圳的跨界者则相反。

大多数深圳跨界者在香港几乎没有朋友和亲戚，仅有14%的人跨界目的为探亲和访友，而以探亲和访友为主要目的的香港居民却占30%。深圳居民去香港最主要的目的是休闲购物。不同的跨界目的也反映在跨界频率的类型方面。探亲访友的比例（深圳：14%；香港：30%）与一个月以上一次跨界频率的比例相似（深圳：15%；香港：29%），以休闲为目的的跨界者比例（深圳：50%；香港：36%）与每个月跨界1—4次相一致（深圳：53%；香港：40%），工作/出差的比例（深圳：36%；香港：35%）与每周跨界数次的比例相似（深圳：32%；香港：31%）（表 1）。总体而言，深港跨界居民的跨界频率较高，跨界目的也较为多元。本文抽样调查结果和香港规划署的调查结果基本一致^[1]。

3.2 个人和区域的跨界意义感知

信度检验（Reliability Analysis）结果显示，个人意义感知测量的克朗巴哈系数为0.807，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区域意义感知测量的克朗巴哈系数为0.640，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从表 2的均值结果可以看出，深港居民最为认同的是，往返深港两地丰富了跨界者的人生经历，其次是带来更多的个人自由和社会网络。深港跨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香港跨界者认为往返深港两地对社会网络的正面影响大于个人自由，而深圳跨界者则持有相反的观点，更为认同个人自由（表 2）。总体而言，深港跨界者对跨界身份、人生经历、社会网络、工作优势和个人自由这五个方面的感知较为一般，对区域变化感知更为强烈。例如深港受访群体均认为香港和深圳居民之间的交流和一体化程度有所增强，深港一体化的感知大于居民之间关系的感知。

3.3 深港居民对边界另一侧城市的地方感

信度检验（Reliability Analysis）结果显示，香港和深圳居民地方感的克朗巴哈系数（Cronbach Alpha）分别为0.875和0.894，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从表 3的地方感均值结果可以看出，深圳居民对香港的地方感，以及香港居民对深圳的地方感均比较低。但相对而言，被调查的香港居民对深圳的地方感更强烈。从跨界目可以看出，香港居民以探亲访友为目的的跨界比例远远高于深圳居民，而深圳居民以休闲和工作为主要跨界目的，社会网络对地方感的影响大于功能性的地方接触，因此香港居民更易于发展积极的地方感。具体而言，香港居民更认同“深圳这座城市适合我这样性格的人”，相反地，深圳居民则不认为香港适合他们的性格，“香港能够给我提供机会”这一选项认同度最高，“香港给我家一样的感觉”得分最低。

4 跨界居民地方感和意义感知之间的互动关系 4.1 香港跨界居民的路径分析

为了更好地对香港和深圳跨界者进行对比，将总体样本分为港深圳两组居民，分别建立模型进行分析。通过建立初始模型进行反复试验和修正，得到最终两个模型（图 2和图 3）。其中，香港居民组最终模型的卡方值为177.5，自由度为（Degrees of freedom）69，卡方值和自由度的比值等于2.573，最终模型与最优模型十分相近；进一步分析模型的拟合指标，拟合指数RMSEA值为0.072（小于0.08），CFI值为0.94（大于0.9），两项指标均说明所拟合的模型是可行的^[40]。

结构模型检验的结果表明，香港居民的跨界频率对个人意义感知和区域意义感知的总体效应分别为0.33、0.07。其中直接效应分别为0.26、-0.15，且均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跨界频率对个人意义感知及区域意义感知均有显著的影响，假设H₁和H₂成立，相较之下，对个人意义感知的影响更大。跨界频率越高，跨界经历的正面影响感知越强烈。频繁地往返深港两地，丰富了香港居民的人生经历，带来了更强大的社会网络和个人自由，对工作带来好处，甚至成为深港跨界居民的身份认同。其中，跨界的频率对人生经历感知的影响最大，其次为社会网络。总体来说，跨界频率对个人意义感知具有显著性的正向影响，而跨界频率对区域意义感知则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跨界频率越高的香港居民，越倾向于认为频繁跨界不利于深港居民之间的交流，并没有促进深港之间的一体化。

个人意义感知对区域意义感知的直接效应为0.66，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个人意义感知对区域意义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H₄成立。认同频繁跨界给个人带来好处的居民也倾向于认同频繁跨界促进了深港居民的交流，促进了深港一体化。进一步的分析发现，跨界频率还通过个人意义感知继而间接影响区域意义感知，且间接效应为0.22，说明假设H₂₁成立。

香港居民跨界频率影响其对深圳地方感的总体效应为0.14，直接效应为0.14，在0.0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跨界频率对地方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表明假设H₃得到证明。也就是说，香港居民的跨界频率越高，他们对深圳的地方感越强烈。其中，对“深圳给我加一样的感觉”和“我愿意为深圳的美好未来做出贡献”影响最大，对“深圳能够给我提供机会”影响最小。进一步分析发现，跨界频率通过影响地方感，间接影响个人和区域意义感知，间接效应分别是0.07、0.22，说明假设H₃₁成立（表 4）。

图 2检验结果还表明，地方感对个人意义感知的总体效应是0.48，直接效应为0.48，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地方感对个人意义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假设H₅成立。地方感对区域意义感知的总体效应为0.32，通过影响个人意义感知继而影响区域意义感知，间接效应为0.32，假设H₅₁成立。相较之下，地方感对个人意义感知的正向作用大于区域意义感知。也就是说，对边界另一侧的地方感也影响跨界者对边界的感知。地方感越强，对边界个人意义的正面感知越强。对深圳具有积极地方感的香港居民，越倾向于认为往返深港两地对自己的影响是积极的，尤其是对“人生经历”和“社会网络”感知的影响最大。

4.2 深圳跨界居民的路径分析

通过建立初始模型进行反复试验和修正，得到深圳居民组的最终模型卡方值为202.3，自由度为69，卡方值和自由度的比值等于2.932。最终模型与最优模型十分相近；进一步分析模型的拟合指标，拟合指数RMSEA值为0.064（小于0.08），CFI值为0.950（大于0.9），两项指标均说明所拟合的模型是可行的^[40]。

与香港跨界居民的研究结果相同，深圳居民的跨界频率对个人意义感知和区域意义感知均具有显著性影响（图 3），直接效应分别为0.12、-0.12，假设H₁和H₂成立。但是对个人意义感知是正向影响，而对区域意义感知是负向影响，说明跨界频率越高的深圳居民，倾向于认为跨界对个人产生积极作用。但也认为频繁跨界不利于深港居民之间的交流，对促进深港一体化具有负面作用。个人意义感知对区域意义感知的直接效应为0.51，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个人意义感知对区域意义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假设H₄成立。认同频繁跨界给个人带来好处的居民也倾向于认同频繁跨界促进了深港居民的交流，促进了深港一体化。进一步分析发现，跨界频率还通过个人意义感知继而间接影响区域意义感知，且间接效应为0.12，假设H₂₁成立（表 5）。

检验结果还表明，深圳居民跨界频率对地方感具有正向的显著性作用，直接效应为0.28，假设H₃得到证明（表 5）。也就是说，深圳居民的跨界频率越高，他们对香港的地方感越强烈。地方感越强，对边界个人影响的正面感知越强。对香港具有积极地方感的深圳居民，越倾向于认为往返深港两地对自己的影响是积极的。以上结论与对香港居民的调查结果一致。可见频繁地跨界流动使居民对另一个地区更了解，对一个地方越熟悉，地方感越强烈。对地方特质的熟悉感（familarity）和个人经历是地方感的基础，这与地方感的相关研究一致^{[27, 28]}。但是，深圳和香港居民受影响的程度并不相同，最显著的差别是跨界频率对地方感和个人意义感知的作用。深圳居民地方感受跨界频率的影响比香港居民更显著，而个人意义感知受跨界频率的影响弱于香港居民。

总体而言，跨界流动强度对个人意义感知是正向的，但是对区域意义感知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跨界越频繁的人越不认同跨界对边界地区居民交流和一体化的影响。可见随着跨界流动的增强，跨界者感知到的是两地之间的差异和两地居民之间隔阂。访谈结果也显示，深港频繁跨界者对上述差异的感知较为强烈。随着跨界次数的增加，以及对两地了解的增多，对差异的感知反而更强烈。正如Newman所言，并不是每个边界地区都能够创造融合（hybrid），边界非常难以协商，以致于在边界另一边工作的人常常感受到难以逾越的差异和“他者”化^[16]。

5 结论

本文基于深圳和香港跨界居民的调查数据，分析了跨界频率、地方感、个人意义感知以及区域的意义感知之间的交互作用。研究发现跨界流动的强度显著影响到跨界居民对边界个人和区域意义的感知。其中跨界频率对个人意义感知是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与其他边界地区的研究一致，例如唐雪琼等对云南边民的研究，就发现边民利用中越两国之间的差异，通过跨界活动而获得经济和社会资源以及社会网络，但是并没有明显地形成跨界身份，反而增强了对各自国家身份的认知^[16]；葡萄牙和西班牙边境地区的居民甚至反对基础设施一体化的行为，因为这会消减边界为他们带来的个人发展机遇^[22]。深圳和香港这两个城市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仍然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为跨界的人带来了生活方式、社会网络和工作等方面的机遇，跨界频率越高的居民越能够感知到这种变化。相对于人生经历和社会网络等方面，跨界身份的感知并不强烈，跨界频率对跨界身份感知的影响最小。

在地方感方面，研究发现跨界频率越高，居民对边界另一侧城市的地方感越强。在深港案例中，这种积极的地方感尤其体现在对深港两个城市功能性的感知（如发展的机会），以及对城市未来的支持意愿。研究结果也发现，深港居民对彼此生活城市的地方感出现显著的不对等性。深圳居民对香港的地方感远低于香港居民对深圳的地方感，尤其表现在城市性格和家的感觉两个方面。在访谈中，较多在香港工作的深圳居民表示并不适应香港的工作和生活观念，缺乏归属感。对在香港工作的内地精英移民研究也阐明了同样的结论^[19]。同时，地方感对边界的个人意义感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地方感直接影响居民的个人意义感知，但是对区域意义感知的影响是间接效应，通过个人意义感知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总体而言，地方感对人具有重大意义，构建了个人的身份和塑造了生活方式以及影响对区域感知。感知是行为的前提，对旅游目的地的研究表明，居民的地方感影响区域旅游发展和政府相关政策的支持程度^[37]，同样地，人们对深港城市的地方感可能影响他们个人和区域的感知，从而影响对边界和深港一体化的微观行动。可见，地方感处于较为核心的地位，如何提升深港居民对边界另一侧城市的地方感，除了增进跨界流动，还需要进行更深入地研究，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方向。此外，从个人意义到区域意义的尺度提升也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这是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解读一体化更为重要的切入点。深港之间频繁的跨界行为不仅仅影响深港居民个体的身份、人生经历、社会网络、个人自由和工作，还对深圳和香港这个边界区域产生了影响，其中个人意义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个人意义感知直接影响了居民对区域意义的感知，对其作用机制的揭示有待通过定性研究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