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性女性”泰语词是กะเทย，读音为grateai。英语词是kathoey，这一词相对笼统，泛指任何违反性别角色期望的男性和各种性别不符合。ตุ๊ด（读音为tut）和แต๋ว（读音为teaw）属于对“变性女性”的不雅用词。医学中使用英语词ladyboy界定“变性女性”为“有两种性别身份的人”或“扮演女性角色的男性” ^[1]。泰国目前是世界上“变性女性”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2000年前后进入快速增长期，其人口占比从1990年代中期的1:3000^[2]到2000年代初期1:300^[3]，目前大致为1:110^[4]，且其文化程度、职业期望及经济收入都不断提高。同时，依据2014年泰国马哈沙拉堪大学的统计^[5]，“变性女性”的接受者存在大众化和低龄化趋向，且比例和结构变化均比西方国家要高许多^[6]。

有很多泰国的和其他国家的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学者都曾对泰国“变性女性”的生存延续进行过地域性研究。回顾以往研究成果，泰国“变性女性”是什么时候兴起的未见明确记录的证据，然而“人们相信其从古代就开始了”^[7]，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演变于印度阐人，同时也有研究认为产生于泰国本土。但是，为什么早期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都曾有过的“变性女性”不再如此延续了^[8]，而只在泰国有较大发展？而且为什么无论泰国社会经济形态如何变化，各种身份的“变性女性”始终是其不可或缺的鲜明要素？对此，人文地理学被赋予更多期望。

泰国“变性女性”地域性研究首先是从基因（或Hormone）主题开始的，目标是论证“变性女性”的遗传基础。上世纪90年代前泰国“变性女性”的研究者主要是医生，其将“变性女性”界定为一种病人^[9]。较为经典的是澳大利亚亨利王子医学研究所关于“跨性别”原因的揭示^[7]，依据112个志愿者的DNA检测发现其遗传结构（基因）及激素睾酮功能与同性恋癖近似，又经258个DNA集比较发现其雄激素受体基因比一般人更长且激素睾酮更少，由此推测该基因特质导致婴儿成长过程的异化。亨利王子医学院研究代表Lauren Hare^[10]的研究还发现这些志愿者的大脑功能结构与女性相似，基此“确定他们的基因跟普通人不一样，控制基因的异常导致激素睾酮的功能步骤异常，自他们在母亲子宫的时候即开始了性的改变步骤”。另一位代表Vincent Harley^[11]甚至针对不同观点指出：“大部分普通人经常误会，认为‘变性女性’是一种变态者，但是这项研究表明是遗传结构异常导致其性别身份转变”。

进一步研究又将泰国“变性女性”话题聚焦于生命“过渡历程”（transition process）以及生物学基础上的体型、性格等。为揭示其童年或青年时期的跨性别认同和行为，Sinnott^[12]、Blanchard^[13]和Winter^[14]均大量研究泰国儿童变性过程，证明在MtF（Male to Female，男性向女性的变性）中某种出生顺序影响了“过渡历程”，提高了跨性别“发病率”。另外，Totman^[3]和Feng^[15]分别报告了关于体型和性格的生物学识别：泰国男性的体型特征看起来更像女性，且其性格特征表现为内向细腻、慢声细语和礼貌微笑等，这些与很多国家不同。

但是直至今日仍无法确认泰国“变性女性”的确切遗传原因，泰国医学界也开始否认“变性女性”是“病人”或“变态者”的观点。新世纪以来社会学者开始深度参与相关研究，与基因学研究形成鲜明对立的是Andrew Matzner^[16]的“跨性别”研究成果，其大部分可以通过TransgenderASIA集团网站（http://transgenderasia.org/）阅读，叙事/定性与量化研究兼备，重点是对泰国“变性女性”个体职业选择和复杂生活等方面进行养育环境以及宗教影响的揭示，由此认为他们的性别角色认知可能会发生变化。Winter^[17]进一步追溯到个人生活史，特别是其与父母、朋友、老师、爱人的关系等方面，认为披露和转换性别身份是不可脱离时间、地点的行为过程。从中可见，社会学重点考察他们在不同社会情景下的权利以及感知、披露自己性别身份的方式。

后结构主义学者在分析性别差异以及性别自我认知方面有独到之处，如Stein^[18]提出一种“长期的现在”递归模式，用于看待过去习惯的延续和行为的无限重复，基此认为跨性别者在某种习惯方式引导下不可避免地扩展自己的选择，这与优化或最大化生命质量有关也无关，创造了不断强化和延长的重复作用，由此将这种时间主义的长期性状态定义为重复存在行为，即在与时间的关系中将重复形式继承下来。现在看来，在一定程度上是重复行为校准了性别身份的认知和性别角色的选择。

综述以上泰国“变性女性”产生原因的研究可见，现仍缺乏对其生存延续地域性基础的综合解释。尤其是近年来“变性女性”演艺持续繁荣，已凸显为一种具有神秘魅力的“浪漫东方文化”奇观^[19]，在促进其生存延续中的作用尤为值得重视。回顾“变性女性”地域性研究从生物学主导向社会学主导的演变，本文采用情景自传式深度访谈附以生活（职业）状态跟踪以及网站跟贴信息解读等，调查了19名“变性女性”样本，对其生存延续的地域性基础进行人文地理学综合分析。

依据前述社会学关于“变性女性”个体现象的“质性”表现研究，借助情景自传式深度访谈^[20]方法，按现实-过程-未来的逻辑顺序，关注行为表现—内心活动，分个人与他人2个视角编制出包含5个领域的访谈大纲：①身份特征：年龄、现生活地点、家庭及照顾者、生活安排和幼儿时期家庭经济状况、教育背景、目前职业；②“过渡历程”：性别特异性起源与发展、改变头发和服装风格、使用激素和接受手术；③性别认同：对性别一致性看法、跨性别认同和偏好以及对日后生活中的跨性别期望；④他人态度（初始和当前）：包括家庭、学校及职场等不同情景；⑤职业期望：轻松态度、幸福感、职业自信、职业吸引力等。其中前4个领域面向所有受访者，第5个领域针对演艺业受访者以深度考察“变形女性”剧院表演的从业态度以及生活状态；每项问题都有开放式回答的机会，多个问题涉及两部分的交叉；按实名原则（但不披露隐私信息）对其性别身份感知、认同、经历和信念等“质性”表现做完整记录，并部分结合生活（职业）状态跟踪（由个人网页信息），透视“变性女性”群体现象并揭示现象背后的文化与理念支撑。Frederick Anyan^[21]在小样本研究中曾提出“信息力量”的概念，追求样本的足够信息能力以获得高效信息，提高对话质量。本研究目标明确且受访者身份确定，在明显的询问—表达基础上能满足对访谈真实性的要求。

非随机的选取了与本文第三作者有过交往的或在泰国研究同伴的帮助下可接触到的具有明显“变性女性”特征（定期服用雌激素、生活中扮演女性角色、接受性别重新分配手术（Sex Reassignment Surgery, SRS）等）的19名受访者（其中5名为演艺从业人员；11名有感情生活或伴侣浪漫关系），年龄范围为18-46岁。调查过程中没有出现受访者退出和涉及私人问题不予回答的情况。样本选取有如下考虑：①②③④⑤侧重城市背景。以往有些“变性女性”研究覆盖到泰国76府中的42个^[6]，本调查仅涉及曼谷和芭提雅，这并不意味着该样本没有代表性，因为以往研究表明大部分“变性女性”出生在中部地区，且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向主要旅游城市集聚^[22]。②尽量体现样本广泛的职业范围。受访者包括大中学生、餐饮业服务员、政府部门官员、教师、医生、售货员、个体经营者等；演艺从业人员样本中包括剧院管理者、演员以及选美选手。③按以往研究的统计，泰国“变性女性”中本土种族占64.4%、泰/中混血占26.3%、中国人占6.2%，其他还有老挝人或越南人的混血儿等，这些数字大体上与整个国家的种族人口构成相对应^[23]。本次调查受访者样本含18名泰国种族和1位中国种族，基本与之相符。

访谈完成于2017年9月至2017年12月，共进行电话访谈7次（38—92分钟不等）和社交网络（电子邮件）访谈26次，所有信息都是用泰语收集的（本文第三作者的母语为泰语）并分别保存；访谈提问中，采用胡塞尔心理引导的提问方式^[24]，由被访者进行特定情景下的主动连贯叙述，并进行灵活的探针式提示和引导（如你还能告诉我更多别人的情况吗?），用以探究受访者的某些价值观和日常生活所积累的具体经验以及业内“潜规则”；必要时改变问题的顺序和措辞，以通过多循环过程（信息及时二次校对）确认受访者的观点和态度，诸多表面上看似不起眼的细节背后可能隐藏着深层社会现象；访谈中注重受访者的主观体验，体会其愉悦度、情绪强度、生动性和访谈信心等；适时使用多个“变性女性”用词（通常遵循受访者的习惯），最常用的是kathoey，其他如ladyboy等相互补充用以捕捉微末细节；访谈内容与图书文献、新闻、国内外数据库、泰国旅游局官方网站、旅游杂志上有关信息相呼应；本文汇总的文字仅限于合并样本的正面表述，不包括个别反面的自我认知；最后向受访者展示了访谈记录和衍生的一系列主题，以征求他们对访谈内容的确认。

按主题分析法^[25]分4个阶段逐步完成资料的汇总与提炼：①编码集构建。在全面了解受访对象主要观点后，列出有意义的、重复出现的想法和关键信息，将资料分解为可管理的部分，提取关键词汇或短语，逻辑化为24个有高度代表性的编码并对这些编码进行分组，归纳出5个意义单元的编码集，分别为：“过渡历程”、家庭/伴侣、学校环境、职场环境、职业期望。受访者对编码的回应频次汇总于图 1。②主题开发。反复审查并精炼语义，从中抽取与主题构建相关的信息，将体现编码意义的关键语义作为线索归纳演绎主题思想，最后将受访者的表达概念化并开发出6个主题：父母关爱/新浪漫关系、学校小群体特征、职业自我开发、旅游国际化、旅游地高收入非正式经济、女性主导模式。③饱和度检验。没有发现额外的语句可以产生新的编码或主题，且每个类别中的示例足够识别其概念维度，故将其视为饱和^[26]。④范畴派生。对主题描述赋予意义深度，突出意义单元以表征事物本质和社会现实，派生出社会环境和产业发展2个影响范畴用于解释泰国“变性女性”生存延续的地域性基础（图 2），最终将其归纳为一种社会接受与包容和旅游产业发展需求下的“程式化重复行为”概式。

图 1(Fig. 1)

图 1 编码构建—分类与受访者回应频次汇总 Fig.1 Tag Construction and Classification with the Frequency Summary of Interviewees' Responses

图 2(Fig. 2)

图 2 基于关键语义的主题开发与范畴派生 Fig.2 Topic Extraction and Category Derivation Based on Key Semantics

①访谈测试结果非常相似，变性身份与性别认同相符，受访者对自己的性别角色充满自信和快乐，愿意被称为女性或成为女性的一个子集，并尽力把自己变成被男性喜欢、需要、有吸引力的异性。所有性别身份认知都表明他们有相当积极的自我概念，包括“婚姻”/独身的态度。②根据访谈测试的回应，在身份认同上泰国“变性女性”已形成一个多类型的体系。包括单纯着异性服装且说话、生活方面具有女性样子（女性性别角色）的“女装型”（transvestite），服用雌激素药物的“女像型”^[27]（较为贴切的词是kathoey），完成SRS的“第二种女性”^[28]（英语词transsexual，泰语词สาวประเภทสอง，读音为phuyingpraphetsong），此外还有双性人类型等^[29]。这与西方国家只将完成SRS的人称为“变性女性”有所不同。③“变性女性”类型上的差异性与“过渡历程”后期行为的差异性相一致：异常身份感在童年生活中即有显现、随年龄变化先后感觉与其他男性不同或具有非男性思想（心灵），而后或自我认同为女性且很愿意以一种与女性身份一致的方式呈现（留长发、着女性服装、使用女性语言模式等），或开始服用荷尔蒙增加性吸引感，或接受SRS完成最终过渡。泰国高水平的变性医学技术使他们能够改变他们的身体结构来体现内在性别身份。④泰国社会环境给“变性女性”提供了极大生存空间并实现了多元化生存延续，令其可根据具体背景扮演性别角色、表现自己的身份，反映了对性别身份认知、性别角色选择的接受与包容，解读了前述固定化程式形成中的引导作用，这是由充满非规范性性别限制的社会环境决定的。依据时间主义的观点^[18]，习惯行为的无限重复即构成一种长期存在的状态，并在即有场合下进行扩展与延续。

（1）父母关爱/新浪漫关系。其一，多数受访者均报告了童年时期处于平均富裕之上的家庭经济条件，所以不需再从贫富角度进行解读，这与以往认定的变性源于窘迫家庭^[30]的结论有所不同，甚至那些富裕的以女性为主养育子女的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的深度关爱以及宽容开放的教育还可能成为MtF的一个诱因。一种特殊情况是由母亲或大家庭内其他女性单独承担抚养和监护责任对受照顾者的影响更为强烈，这塑造了“变性女性”早期的自我概念（与身边女性相似的性别价值观）。在此，高度的家庭导向（父母认同）和自我导向（明显的个人特质）一同引起了性别角色转换。其二，建立了新浪漫关系的“变性女性”在情感生活中相信真爱，在他们描述理想男性时表现出高度的家庭组建取向。泰国是佛教传入最早的东南亚国家之一，95%以上的泰国人信奉佛教，佛教提倡爱情中的陪伴，有感情经历的受访者均较充分的表达了他们的爱情体会，表示新浪漫关系的自由建立使其在情感认同上获得较大自信。

（2）学校小群体特征。样本中1人正在接受中等教育，2人为在校大学生，其余均完成大学或职业学院教育。对比泰国平均受教育时间7—8年，样本显然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受访者认为学校是一个发展性别身份的较好场所，比校外的性别身份认知环境要简单。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和老师（特别是女老师）关系融洽，尤其是通过努力获得优异学习成绩时还可赢得来自老师同学的照顾与尊重。他们在学校会与变性人朋友一起建立“社团”/俱乐部或社交群组发展小群体，互相了解心理倾向、交流跨性别经验（如使用激素、做手术及生活琐事）并帮助或陪伴彼此解决“过渡历程”中的问题。在这种学校环境中不再需要隐瞒自己的性别身份并让他们充分体会到了群体归属感，进而促成性别转换。

（3）职业自我开发。泰国政府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29]逐渐增多了对“变性女性”的帮助并使其个人权利关系得到改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修改促进了“变性女性”就业环境的优化，支持了“变性女性”就业期望的提升和职业的自我开发。受访者在服务性行业中就业普遍，如酒店（餐馆和咖啡馆）、美容美发店和舞厅、旅行社等，同时还有其他如化妆品销售、服装设计和公司办公室工作等。其就职后也可采取自我开发策略形成新的社会阶层，甚至有机会享受比男性更多的收入，能在经济上帮助和支持家庭其他成员。这与许多其他种族社会背景下的情况有所不同，如Ishii's^[31]关于中东父系制度的研究和Bhowmik^[32]关于印度女性商业行为的研究都表明：即使女性的社会经济条件得到转变她们也永久地被边缘化。而泰国多数“变性女性”因工作的成功可以在公共场所选择自己的身份，进而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接受与尊重。

泰国正经历迅速的产业与经济变革，土地和森林恶化要求经济重组，旅游收入愈发重要，城市和现代化生活方式的诱惑随之产生，“变性女性”演艺团体和表演剧院遍布各旅游城市。据芭提雅市蒂芬妮（Tiffani）剧院的调查报告（http://www.tiffany-show.co.th/），2016年泰国“变性女性”表演企业效益增长30%。因剧院场地豪华、化妆服装及演出水平很高产生了极大的旅游吸引力。受访者反映游客对“变性女性”演艺的兴趣远远强烈于其他旅游活动，甚至产生独特的出游现象。“变性女性”艺人的国内外表演为泰国带来巨大的国际影响和大规模外汇。电视上频繁出境的歌手、演员等公开他们的“变性女性”身份，以及更为开放的新闻报道和其它信息的传达等对“变性女性”的生活理想产生极大影响。Tiffany选美秀（Miss Tiffany Universe）赢得越来越多具有明星和网红（NetIdol）梦的“变性女性”参与。泰国政府、旅游运营商、旅行社和表演剧院都制定了专门的营销策略，身穿色彩艳丽的绣花衬衫，头戴令人深刻印象的银色头饰的“变性女性”作为异国情调的组成部分经常被用于旅游景点的对外推广。在泰国旅游媒体、广告和明信片插画中，“变性女性”已成为最明显的符号。其与泰国水疗/按摩、餐饮娱乐等对女性的需求一同构成了泰国旅游业的“性别实践”^[4]。旅游产业发展促成的“变性女性”演艺体系不仅为“变性女性”提供了另一个生存延续的地域性基础，而且作为时代条件极大地强化了“程式化重复行为”的持续与膨胀。

（1）旅游国际化。演艺业受访者均提出国际旅游是泰国“变性女性”生存延续的一个关键定位点，“变性女性”预先定制的异国情调吸引了大量跨国旅游目光。实际上，泰国“变性女性”演艺业的产生，如早在197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的身着女性化服饰男孩的酒吧表演，就与美国、英国和日本等游客的不断推动有关，其后来被泰国政府作为一种重要旅游产品对待（按国际游客要求更新演出节目）并应运而生了“变性女性”表演团体（剧院），后被称为旅游业的“跨国收敛”^[33]。也有学者曾认为这尤其与中国游客相关，但据受访者反映，其促进作用仅在近年来较大。“变性女性”满足了国际游客对理想女性特质（经超现实演绎）的身体视觉和异域风情的体验需求，打造出泰国特有的东方主义地理意象，甚至与国际游客（以及泰国主流社会成员）建立了良好关系，这为他们带来了极大的职业自信。此外，通过个人网页信息以及网站论坛等资料的挖掘还发现，他们透露出对“后殖民地男性倾向”的反感：尽管现在能目睹到从性旅游到变性旅游的转变，但往往还是与西方男性游客物化“变性女性”为纯粹的性对象混合在一起。

（2）旅游地高收入非正式经济。按我们的样本范围，泰国经济结构转型以及高收入前景驱动“变性女性”向旅游城市迁移，有受访者陈述了在家乡就业中的负面经历以及移入曼谷和芭堤雅寻找工作并实现体验新鲜的愿望。按他们的印象并依据社交网络小群组的交流（复合跟进深访），在著名旅游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极为普遍的高收入非正式经济（没有固定组织形式和固定场所[34, 35），]在某些特定旅游情境下这种与性别有关的“业务”不受质疑。由此可描绘出一幅基本图景：“变性女性”采用最具身体风格的方式和迷人的外表以及随和的个性，进入到泰国非正式旅游经济岗位中，成功挑战男性游客的“性别偏好”，轻松完成与潜在男性客户的面对面接触与对话。当“变性女性”参与非正式旅游经济并对家庭作出较大贡献时，也扭转了他们的边缘化地位。这进一步强化了旅游业中的“女性逻辑”并促成跨性别发展。这一调查结果与上世纪末Jackson^[36]的“极少数纯粹出于金钱原因跨越性别界限”研究结论也有所不同。

（3）女性主导模式。东南亚女性长期以来一直在家庭中发挥重要经济作用，与这种传统相对应，泰国旅游城市中也体现出独特的女性主导模式，被定义为一种“性别经济”^[37]。对此受访者指出，在泰国女性作为旅游生产者比男性更愿意接受旅游工作和被旅游企业雇用，泰国旅游业深受“性别轴线”的影响，吸引了女性参与并塑造出女人味。这种旅游业的女性主导模式间接解释了“变性女性”群体“性别实践”的程式化过程以及对其生存延续的重要影响。由此也可以确信，泰国以女性逻辑为基础的旅游产业发展具有持续性。

（1）主要结论：“变性女性”地域性研究经历了从人类生物学视角的“基因”和生命“过渡历程”向人类社会学视角的性别身份认知、性别角色选择的演变。“变性女性”在泰国的生存延续有其独特的地域性基础，文化固定性的强大力量使其形成一种“程式化重复行为”。这种行为又受到社会接受与包容和旅游产业发展需求的共同作用，具体包括父母关爱/新浪漫关系、学校小群体特征、职业自我开发、旅游国际化、旅游地高收入非正式经济、女性主导模式等。就前者，泰国新自由主义治理模式与宽容的社会环境允许更广泛的性别阈限性和主观性，使“变性女性”处于一种基本能被社会真正接受的状态，体现于“过渡历程”各个阶段，让其以多种不同的性别身份（从着装、动作、语言等直到女性思想）表现女性愿望，成为世界上性别身份自由选择度最高的国家。就后者，作为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女性习俗”的文化根植，旅游经济发展需求和旅游地高度女性化工作模式促进了泰国“变形女性”的发展。其中“变性女性”演艺业的繁荣打造出独特的东方地理意象，引领了“变性女性”较高的职业期望，充分展示出了其生存延续的动机、机遇与前景。

（2）理论贡献：用人文地理学综合解释泰国“变性女性”生存延续的地域性基础，为认知其性别身份转换与性别角色选择的“土著性”提供了较丰富见解，对其“程式化重复行为”概式的归纳将行为分析与时间逻辑结合在一起，表达了一种遵循文化认可的已成状态以及对已有过程的继续，展示了一种与生活方式和独特认同感相关的存在模式，对以往侧重要素分析的人文地理学是一种补充。从其共同作用看，引入时间主义进行地域性分析是必要的，它定义了一种与时代相关的持续性，也定义了一种自我程式化的结果，这种结果创造了继承、重复以及不同程度的膨胀，就此而言程式化强于变化。这与黑人爵士乐和饶舌乐等文化形式的延续有类似性。“程式化重复行为”与社会经济因素的共同分析提高了对地域现象进行解释的能力。

（3）关于研究局限性的讨论：基于访谈反馈信息获得相关见解会面临三方面的局限性。一是样本量及样本选择，量小往往意味着覆盖不充分并影响可信度和新认识的产生。即使是语句收集已达饱和状态，小样本资源利用仍具有局限性，Maneenetr^[38]曾指出，每个跨性别者的体验（包括他们自己的身份、身体和性的体验）和对性别的感觉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些跨性别者所塑造的自我形象也因人而异。因此不同个体会形成不同的经验版本，这是文化散漫的结果。二是在我们构建编码和开发主题过程中，为获得与上下文相关的可能解释更关注正面观点，而将部分负面消极的信息忽略掉，在信息加工中也出于伦理反思而将其排除在分析之外，由此可能形成某些局限。三是作者的认识论立场及随后对访谈结果的汇总，可能会将一些个人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牵连进来。对个人身份感知和行为体验表述的鼓励、回答内容的选择、语言的纠正、额外的澄清以及受访者间的平衡等都会对结果产生影响，这构成一种潜在的局限。

注释：

演艺从业人员的部分信息来源于网页等。

① "อลิสา พันธุศักดิ์" แห่งทิฟฟานีโชว์พัทยา กับบทบาท"คุณจ๋าของสาวๆ". https://www.prachachat.net/news_detail.php?newsid=1434103272。

② 'ทิฟฟานีย์สโชว์' เบื้องหลังแสงสีและม่านเวที...มีอะไร? https://www.voicetv.co.th/read/119746。

③ เส้นทางสู่มงกุฎของ 'นางงามสาวประเภทสอง'. http://www.manager.co.th/Daily/ViewNews.aspx?NewsID=94800000678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