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工作、游憩、交通构成了城市空间的四大要素，而职住空间关系是关于居住、就业、交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城市空间结构的重要研究内容^[1]。本研究是基于女性主义地理学、大数据在城市规划中应用的兴起这两大背景，探究城市女性的职住空间关系。20世纪70年代初期，西方人文地理学开始关注女权运动，女性主义地理学应用而生，它关注城市社会中存在的性别差异和不平等状况，研究女性独特的地理认知和生活经验^[2]。最初，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主要关注不同性别之间的差异性，致力于揭示和消除“男造环境”中性别歧视，并试图证明女性作为被照顾者和“家庭主妇”的角色，结合现有的城市空间结构、住房设计和政策、交通类型、各种服务如托儿所，以及由众多要素导致女性获得付薪工作和其他城市资源的限制^[3]。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地理学的“文化转向”，女性主义地理学也开始从对男女平等和女性经验主义研究转向关注女性内部的差异性研究^[4]，包括女性健康安全、住房、福利、暴力和恐惧等议题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5-7]。这些研究不但关注西方世界的女性，也开始关注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和西方社会中的少数族裔女性^{[8, 9]}。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下，经济全球化、跨区域移民中的性别问题成为研究的重点^[10]。进入21世纪，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关注女性内部由于城乡、年龄、民族、阶层、宗教信仰等差异，而引起的一系列不平等问题^{[9, 11, 12]}，以及特殊女性的权利问题，如同性恋^[13]等；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女性就业率的提高，开始关注女性就业和通勤活动中潜在的不平等问题^[14]。

女性通勤研究是针对通勤人群中的特殊群体衍生出来的研究范畴，其根本目的在于改善女性的生活状况，使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机会，消除日常工作和家庭生活中的不平等现象^[15]。基于性别差异的通勤时间和通勤距离的研究结果表明：女性的通勤时间或距离相对较短的原因主要集中家庭因素和市场因素两个方面^[16]。对家庭因素的研究主要围绕家庭责任说展开，认为传统上女性对家庭和儿童负有责任的事实是男女通勤距离产生差异的最广泛原因^[17-19]。由于妇女的社会角色定位，认为工作角色不如家庭角色重要，所以她们可能不太愿意忍受长时间或长距离的通勤^[20]。因此，为协调工作和家庭之间的关系，已婚女性很可能被迫通过缩短通勤距离来减少通勤时间；还有一些研究者从男女身体构造差异的角度出发，认为由于女性的身体构造和独特的女性气质，造成了女性劳动力的特点与男性有明显的差异^[21]，有学者认为两性在就业中存在着“性别隔离”问题，性别隔离指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因性别的不同而被分配到不同的职业类别，担任不同性质的工作。因此, 女性工作者更倾向于选择在服务行业就业，包括行政服务、零售服务和个人服务等，这类工作分布较为广泛，女性在居住区周围找到工作的可能性也较大^[22]。

另外，随着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女性内部的通勤差异。瑞典一项研究表明，女性群体的内部差异取决于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情况^[23]，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通勤时间较长；职业地位的不同也会造成女性通勤的差异，即职位高的女性比较职位低的女性通勤距离长^{[24, 25]}。有小孩或者拥有多个小孩的女性要比其他女性的通勤距离短。研究还发现，家庭中父母的存在也会对女性的通勤距离产生影响，因为父母可以帮助承担照顾孩子的工作，减轻女性的家庭责任，从而会大幅度增加女性的通勤距离^[26]。

中国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研究，肇始于1998年宋国臣和顾朝林介绍了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研究进展^[27]，随后一些学者在城市女性流动人口的家庭地位、女性工作地理、女性人才地理、女性旅游地理、女性社会融入、女性主义下的住房供给等方面开展了实证研究^[28-33]。2003年，柴彦威等通过研究发现女性和男性居民在出行的时空间结构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别化的行为空间开始显现^[34]。此后，国内学者对基于性别差异的空间行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女性的就业空间分布特征^[35]、通勤活动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探究^[36]、居民非通勤活动的时空间差异及其性别差异比较^{[37, 38]}等方面。在我国，受工业化进程以及新社会劳动分工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就业空间，承担着和男性同样的工作和责任，但是中国传统社会“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思想也一直延续至今，因此女性在工作之余还要承担着照顾孩子和家庭劳动的责任，为了寻求工作、照顾孩子和家务劳动之间的平衡，女性不得不通过缩短通勤距离来获得更多的非工作出行时间，这也就意味着女性在选择工作地时会受到距离的限制^[14]。

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不同城市间、城市中心与郊区间的女性日常活动的差异性，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城市内部不同区域女性就业和通勤特征的差异性；而目前主要以居住地为轴心探究女性的职住关系研究，在分析女性内部职住关系的影响因素中，主要从女性的个体属性来分析通勤特征差异，忽略了工作地对女性吸引力的强弱。基于此，本文利用手机数据识别北京市女性的居住地和工作地，并从市域尺度分析女性职住空间联系特征。为了更进一步探究工作地对女性职住关系的影响，本研究聚焦北京城市十个典型的就业集聚区，探讨不同就业集聚区的性别差异特征以及女性内部职住关系的差异性，以期为女性主义地理学和职住关系研究提供基于工作地的研究视角和案例。

本文采用北京移动2015年12月1日工作日的手机标签数据，共记录到10万个不同手机识别号，首先从10万条数据中筛选出同时具有性别、年龄、居住地位置信息和工作地位置信息的手机数据共92197条，再根据每条数据中的工作地位置信息，使用ArcGIS10.2软件转换为点图层，然后结合北京市2010年的街道矢量面数据，运用标识工具，将街道数据中的街道名称字段标记到对应的手机数据中，则每条手机数据中被添加了所在街道的名称信息，从而形成研究所用的点位数据。

回转半径是运动领域的直径，统计分布的回转半径遵循一个截断的幂律模式，即大多数人被限制在有限的运动领域，而其中一些人倾向于前往相当大的面积，反映了人类出行行为的异质性，是研究人类出行行为时，描述个人活动范围大小的常用方法^[39]。研究个人出行行为时通常以研究对象的居住地为中心点，以此衡量研究对象一天之内活动范围的大小^[40]。

本文借鉴此方法，以区域内就业人员工作地分布的质心（r_c）为中心，计算各个就业集聚区的回转半径r_g，用以衡量就业集聚区中就业人员居住地的分布范围。具体计算公式为：

(1)

其中，n为某一就业集聚区的手机用户的数量，r_i为第i个用户的居住地位置坐标，r_c为该集聚区中n个手机用户工作地位置坐标的质心。

移动电话用户的出行路线，可以通过地图匹配来估计。运用ArcGIS中的Network Analyst工具，以手机信令数据中同一ID字段中的居住地位置作为起始点（origins），工作地位置作为目的地点（destinations），然后将OD与北京市的道路矢量图来匹配行走路线，如图 1所示，得到路径距离，相比于两点之间的直线距离或者欧式距离，用路网距离来表示通勤距离，可以有效比较不同就业集聚区就业人员的通勤距离及其性别差异。

图 1(Fig. 1)

图 1 就业者通勤路径模拟图 Fig.1 The Simulation about Commuter Path of Employees

职住关系的研究首先是在空间上识别职住地。本文首先在市域的尺度上对处理后的手机点位数据进行核密度分析发现：北京市女性就业者的工作地集中分布在五环以内的中心城区，而在城市外围的分布较为分散，密度等级较低（图 2）；女性就业者的居住地分布特征与工作地相似，除分布在中心城区以外，在城市外围西北方向的昌平区和向东方向的通州区也形成了居住密集区（图 3）。

图 2(Fig. 2)

图 2 北京市女性就业者的工作地分布 Fig.2 The Distribution of Workplaces for Female Employees in Beijing

图 3(Fig. 3)

图 3 北京市女性就业者的居住地分布 Fig.3 The Distribution of Residential Areas for Female Employees in Beijing

运用ArcGIS中的xy to line工具，以任意两个街道之间的女性职住联系次数来衡量职住空间联系强度。并利用自然断裂点分级法，将北京城市女性职住空间联系强度分为5个等级（图 4）。其中，一级联系2个，二级联系25个，三级联系217个，四级联系932个、五级联系5449个。位于北京市东北方向的天竺地区和首都机场街道、仁和地区和顺义城区的女性职住联系最紧密，为一级联系；二级联系中以回龙观地区、亦庄地区和望京街道为女性主要就业节点；三级联系以建外街道（CBD）、中关村街道、金融街街道、学院路街道、奥运村街道为女性主要就业节点。一级联系区域以首都机场为轴心，因机场服务性岗位特点以及距离城区较远，女性多选择就近居住，从而形成空港区女性职住空间联系最为紧密的区域。二级联系中，回龙观地区是北京市最大的文化居住区，社区总人口达到30多万人，目前回龙观地区生活服务业和教育、文化娱乐、医疗等公共服务业约占80% ^[41]，进而吸引了区域内和周边街道如西北旺镇和西三旗的女性到此就业。三级、四级、五级联系中分别约有79%、80%、74%的女性就业者工作地位于五环以内的中心城区。由此可以看出，工作地位于郊区的女性，多选择就近居住；而工作地位于城市中心的女性，其居住地分布较为广泛。

图 4(Fig. 4)

图 4 北京市女性职住联系网络 Fig.4 Job-housing Contact Network of Female in Beijing

通过对北京市女性职住空间联系强度的探究，发现工作地位于中心城区的女性，并没有表现出围绕工作地就近居住的特征，其居住地分布较为分散。因此，为了进一步研究不同工作地中女性就业者的职住关系的差异性，本文选取图 5所示的十个就业集聚区，对各个就业集聚区中女性就业者的职住关系，包括职住范围特征和通勤距离，进行深入分析。

图 5(Fig. 5)

图 5 中心城区女性就业者的工作地分布 Fig.5 The Distribution of Workplaces for Female Employees in Central District of Beijing

筛选出工作地落在十个典型就业集聚区中的手机数据，为减少数据的误差，根据国家就业人员的年龄要求，剔除了年龄在16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数据，最终得到十个就业集聚区中的手机数据共5387条，统计分类如表 1。

表 1(Tab. 1

表 1 各就业集聚区中数据样本量 Tab.1 Sample Size of Data in Each Employment Cluster

表 1 各就业集聚区中数据样本量 Tab.1 Sample Size of Data in Each Employment Cluster

各就业集聚区平均回转半径的大小，代表着就业集聚区中工作人员的居住地围绕工作地分布范围的大小，也反映了就业集聚区吸引力的大小。回转半径越大，表明该工作地就业人员的居住地分布较为广泛，距离工作地较远，从中也能体现出该就业集聚区的就业吸引力较大，反之则相反。运用ArcGIS将就业集聚区中手机用户的居住地和工作地坐标由原来的地理坐标（GCS_WGS_1984）转化为投影坐标（WGS_1984_UTM_Zone_50N）得到投影坐标系下的新的坐标，根据回转半径的计算公式，计算每个就业集聚区中女性和男性的平均回转半径的大小，得到表 2：总的来看，与男性相比，女性平均回转半径较大的区域是望京和三元桥+燕莎，其中望京女性平均回转半径明显大于男性，说明望京就业集聚区对女性的吸引力较强。

表 2(Tab. 2

表 2 各就业集聚区不同性别就业人员回转半径 Tab.2 The Radius of Gyration of Employees of Different Genders in Each Employment Cluster

表 2 各就业集聚区不同性别就业人员回转半径 Tab.2 The Radius of Gyration of Employees of Different Genders in Each Employment Cluster

对望京地区居住者的工作地分布进行分析，发现女性居住者内部就业率为66.05%，明显高于男性的59.01%，进一步证明了望京地区对女性的就业吸引力较大。究其原因，一方面从望京地区自身的区域性质来说，望京最初的规划是一个大型的居民区，为满足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街道内有亚洲最大的家具商场宜家家居，各种大型连锁商场，如新世界百货、家乐福、沃尔玛、华联等，更有众多餐饮企业、休闲娱乐场所分布其中，这种生活性服务业为女性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实地调研发现，望京SOHO内有大量的创客空间，且区域内写字楼租金要低于CBD区域，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女性在此创业、工作。

运用ArcGIS中的网络分析工具，通过匹配北京市路网图，模拟OD路径，得到各个就业集聚区就业人员的单程通勤距离（表 3）。整体上来看，十个就业集聚区中女性的平均通勤距离为9.00km，低于男性平均通勤距离10.39km。这一结论与以往男性平均通勤距离大于女性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进一步分析女性在不同就业集聚区中的通勤距离，发现平均通勤距离较大的是CBD、三元桥+燕莎、亦庄，其女性职住分离状况较为严重。而望京地区平均通勤距离相对较小，反映出望京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较为完善，这也是望京地区对女性就业者吸引力较大的原因之一。

表 3(Tab. 3

表 3 各就业集聚区就业人员的平均通勤距离 Tab.3 The Mean Commuting Distance of Employees in Each Employment Cluster

表 3 各就业集聚区就业人员的平均通勤距离 Tab.3 The Mean Commuting Distance of Employees in Each Employment Cluster

从女性内部年龄结构角度来看，除金融街和望京地区外，其他八个就业集聚区中31—40岁的女性通勤距离较长，而望京和金融街就业集聚区中20—30岁的女性平均通勤距离最长的（图 6），说明望京和金融街对20—30岁的年轻女性就业吸引力较大。

图 6(Fig. 6)

图 6 各就业集聚区不同年龄阶段的女性就业者通勤距离特征比较 Fig.6 Comparison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ting Distance Among Female Employees at Different Age Groups in Each Employment Cluster

职住空间是城市内部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住关系的研究一直备受城市地理学者的关注。女性作为劳动力市场中兼顾家庭和工作的特殊群体，其在城市内部的就业特征及职住关系也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基于女性主义视角，立足现代女性兼顾家庭和工作的事实，探究北京城市女性职住空间关系的特征。得到以下结论：

（1）从市域、中心城区、就业集聚区3个空间尺度对北京市女性职住关系进行研究。在市域和中心城区尺度上的研究，由于研究尺度相对较大，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女性职住关系的特点。进一步缩小研究尺度，选取十个典型就业集聚区，从街道尺度探究出不同工作地中女性职住范围和通勤距离特征。可见，空间尺度的大小会对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

（2）工作地位于郊区的女性，其居住地集聚在工作地附近，职住联系较为紧密，形成“女性社区”。未来相关部门在进行空间规划、制定城市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配置时要充分考虑到该区域的女性需求，适当在职住地之间完善购物、育儿、公共交通设施等，满足女性日常生活需求，缓解女性工作和家务劳动的双重压力，为女性日常生活和出行提供更加便利的服务。

（3）就业集聚区对女性就业者吸引力的强弱，与该区域内的工作性质密切相关，除此之外，还会受到建成环境的影响，女性更倾向于工作在公共服务设施较为完善的地区，如望京。因此，为更好的服务于女性，可在工作地中建立“一刻钟服务圈”，配合商业、娱乐、休闲场所，形成更加混合、多元的工作地。

（4）CBD、三元桥+燕莎、亦庄工作地中女性就业者通勤距离较长、职住分离压力较大。因此，相关部门在进行交通体系规划时，需提高工作地周边地上和地下公共交通设施的通达性和连通性，适当增加停靠点，可试点开通女性专用车厢等。另外，还可以利用大数据挖掘工作地附近的长距离通勤走道，规划直达无换乘、快速高效的定制公交路线、缩短女性通勤时间，缓解女性通勤压力。

女性主义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性别平等。本文试图探究北京市女性职住联系较为紧密的区域以及对女性吸引力较强的就业集聚区，在此基础上考虑性别的差异，实施更加符合女性需求的相关措施，从而为建设更人性化更合理的城市空间结构提供理论依据。就业集聚区内的工作性质及其周围的建成环境都会对女性工作地的选择产生一定的影响。以工作地为中心研究不同就业集聚区女性职住关系的差异性，充分体现了工作地对女性吸引力的强弱也是影响女性职住关系重要因素，扩大了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研究视角，这对女性地理学的探索和发展具有一定的意义。

本文所使用的手机数据与传统的数据相比，具有丰富的空间信息，且涵盖所有的交通出行方式。运用此数据从工作地的视角分析女性职住关系特征，并对不同就业区中女性内部的以及女性与男性就业者职住关系差异性的原因进行探究，揭示了工作地的工作性质及其周围建成环境是影响女性职住关系的重要因素。但由于数据中用户社会属性信息有限，无法从女性自身的社会属性和工作地性质两个方面综合来分析。因此，未来的相关研究可以尝试通过多源数据融合方法，综合提取用户的空间信息和社会属性信息，从而更加全面地分析女性职住关系的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