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市场竞争加剧，中国不仅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日益扩大^[1]，而且城市内部收入差距^[2]也在持续扩大。城市社会空间原有的均质性逐渐被打破，居民贫富分化加速，同时居民的社会阶层也在分化，这种现象日益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3, 4]}。随着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的进一步发展，城市低收入群体面临的社会隔离问题受到学界的关注。当前，国内外学者对于低收入社区群体面临的居住困境^[5]、贫困集聚^[6]等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低收入聚集区杂乱无序，产权错综复杂，基础设施薄弱，居住条件较差，承载着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矛盾^{[7, 8]}。因此，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如何使低收入社区的发展与现代化城市发展相适应显得尤为重要。

社会融合是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尚没有一致认同的权威定义。有学者认为社会融合是某一系统内个体和个体、不同群体、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适应的过程^[9]，还有学者认为社会融合也可以理解为系统之外的某一群体逐渐合并到系统之内的过程中的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10]。这也逐渐成为社会地理学关注的热点话题。国外的社会融合研究主要体现在跨国移民与主流社会的关系问题，芝加哥学派的Park和Burgess提出的“同化论”有着广泛的影响，他们认为同化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付出丢失原有文化的代价，以适应主流社会的文化和行为方式的过程^{[11, 12]}。而Berbrier和Kallen提出了社会融合的“多元论”，他们认为社会融合是不同文化以及价值观的社会群体相互适应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维持文化的多样性，从而使得所有群体都享有平等发展的权利^[13]。“同化论”和“多元论”对社会融合的研究视角具有重要的意义，国外学者对社会融合研究多是从社会学的理论层面探讨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基于地理学的城市内部社区单元研究较少。考虑到中国城市规模较大，城市的异质性明显，有必要研究基于大城市内部社区尺度的社会融合问题。

借鉴西方移民的社会融合研究，国内部分学者也对一些特殊群体的社会融入状况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田凯认为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实际上是流动人口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并且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和文化层面讨论流动人口的融入社会的过程与机制^[14]。汪明峰等通过对上海市城中村外来人口的调查，从社会关系、经济、心理和文化四方面测度了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并且认为社会环境对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有着重要的意义^[15]。张文宏等通过对上海市区新移民的调查，发现城市新移民的总体社会融合水平偏低，并且探讨了城市新移民社会融合的结构和现状^{[16, 17]}。褚清华等重新定义了农民工群体社会融合的内涵，并提出落实户籍、社会保障等改革措施来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18, 19]}。国内已有的研究虽对社会融合的维度和影响机理进行了一定的阐述，但主要围绕流动人口、新移民、农民工等单个或少数几个人群进行探讨，缺乏综合全面的分析，而且对社会融合的分析主要聚焦在社会维度，对空间维度的关注较少。

不同学科、不同学者对社会融合的研究与解释都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但大多偏重于移民或者流动人口等弱势群体的研究，而对城市内生群体存在的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事实上，在制度变革和经济转型背景下形成的城市低收入社区弱势群体往往是社会融合研究容易被忽略的对象，而且大城市内部低收入社区的社会融合问题关系到居民对于城市的认同感和城市自身的宜居性^{[20, 21]}。同时一些研究表明，城市内部低收入群体达到一定规模时，通过社会融合有利于减少收入差距和化解社会矛盾，从而更有利于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22]。由于社会融合难以给出一个普遍认同的概念，于是可以从多个角度对社会融合形成机制和社会融合不同维度之间关系进行认识和辨析。因此，本文试图以北京市典型低收入社区为研究对象，从城市微观行为主体的视角探究低收入社区的社会融入现状，进而以此分析不同维度社会融合背后的影响因素，这有利于全面、深刻和具体了解城市低收入社区的社会融入状况。

综合考虑区位、空间形态、建设年代与方式、功能特征，以及居民社会结构特征等要素，考虑到调研工作的可操作性，根据低收入居民集聚的倾向和规律^{[23, 24]}，在市域（六环以内范围）选取8个北京市低收入居民聚集的典型地区，包括大栅栏、团结湖、西红门等，详见图 1。在边界划定中考虑到统计数据的可获取性参考街道、乡镇边界，及规划街区边界，以城市主干路、次干路为分割，以此划定典型地区边界。

图 1(Fig. 1)

图 1 北京市典型社区区位图 Fig.1 The Typical Community Location Map of Beijing

选取的8个调研社区都是北京市低收入居民聚居的典型地区。其中，朝阳团结湖和石景山古城—八角的社区主要代表了计划经济时期建设的老旧单位社区，丰台长辛店和西城大栅栏的社区主要代表了城市衰退的旧城区和历史街区，朝阳北苑中区和大兴西红门的社区主要代表了保障房社区和成熟经济适用房社区，朝阳马泉营和昌平北四村的社区主要代表了城中村社区。这些社区不仅人口密度高、低收入群体比重大，而且建筑较为陈旧、配套设施缺乏、大量外来人口不断涌入（表 1）。

表 1(Tab. 1

表 1 北京市典型社区基本情况 Tab.1 Typical Community Basic Situation in Beijing

表 1 北京市典型社区基本情况 Tab.1 Typical Community Basic Situation in Beijing

研究数据来源于2017年9月在北京市8个典型地区实施的北京典型地区社会公平与包容调查的第一手资料。为了保证能够访谈到多种类型的低收入居民，问卷调查主要在工作日和休息日交叉进行。为保证问卷质量，问卷调查采用调研员与社区居民面对面访谈的方式进行。对本次2017年问卷调查结果的样本进行分析，结果如下表所示：

调研最终有效样本为1030个，从样本属性统计（表 2）来看，性别差异较小，男女比例分别为49.9%、50.1%。年龄以30—55岁中青年为主，占样本总体46.16%。被访者受教育程度较低，初中及以下、高中学历所占比例超过半数，比例为63.93%。健康状况几乎全以健康为主，占到90.68%。就户籍而言，北京户口和外地户口样本所占比例分别为62.92%、37.08%。家庭年总收入为10万元以下的低收入群体数量最多，比例为52.48%，收入水平在10—20万元的占36.93%，20万元以上的占到10.59%。根据2017年北京市统计年鉴，北京市家庭平均年可支配收入为148915元。综合北京市就业人口可支配收入和本研究样本收入分布，将家庭年收入低于10万元以下定义为低收入、10—20万元为中收入、20万元以上为高收入。被访者基本上以低收入群体为主，样本整体上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表 2(Tab. 2

表 2 调研样本属性 Tab.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s

表 2 调研样本属性 Tab.2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s

首先是对北京市低收入社区社会融合水平的测度，根据已有的相关理论与研究^{[24, 25]}，大多数学者都认同社会融合的多维度理念。因此应从多种维度解析北京市低收入社区的社会融入状况。

借鉴国内外学者社会融合的研究基础^[25-27]，本文主要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城市低收入群体社会融合的维度特征。在选取指标的过程中，既考虑了国内学者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研究思路，也考虑了国外学者对国际移民社会融合的理论研究，还考虑了当前城市低收入社区面临的特殊社会问题。本研究共设计了12项指标。其中，“收入高低程度”、“就业状况”、“社会地位”等指标主要借鉴了国际移民研究中的相关研究^{[12, 13]}。“社区交友”、“邻里支撑”、“社区活动参与”、“社区决策参与”、“社区互助”、“社区归属感”等指标则是对国内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相关指标的进一步深化^{[15, 16]}。“公共服务满意度”、“环境安全感”、“环境舒适度”则是考虑到北京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中低收入群体对于生活环境的感知^{[20, 21]}。上述指标的具体指标释义见表 3，本研究主要将上述12个测度指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方法建立社会融合的分析框架。这些主要因子代表了原有指标的大部分信息特征，也体现了北京市低收入社区社会融合的维度特征。

表 3(Tab. 3

表 3 指标选择及定义 Tab.3 Data Selection and Definition of Indicators

表 3 指标选择及定义 Tab.3 Data Selection and Definition of Indicators

最后借鉴已有研究和对北京市典型社区的前期调研，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分析受访者个人属性、家庭属性、就业状况、居住条件对居民不同维度社会融合的影响。为分析不同维度社会融合程度的影响因素，从个体、家庭、就业和居住条件4个方面分析北京低收入社区社会融合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个人属性因素包括性别、健康状况、户籍、年龄、学历等五个因素；家庭属性因素包括家庭收入、家庭人口数和婚姻状况；就业状况因素包括是否就业、换工作次数两个因素；住房条件因素主要包括住房性质、住房面积、搬家次数和入住时间四个因素。所有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纳入回归模型。本文所用控制变量及释义见表 4。

表 4(Tab. 4

表 4 回归分析模型及自变量释义 Tab.4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and Argument Interpretation

表 4 回归分析模型及自变量释义 Tab.4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and Argument Interpretation

在因子分析之前，首先对与社会融合相关的12项指标做KMO和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728，大于0.7，Bartlett球形检验的近似卡方为666.00，显著性值为0.00，小于0.05，表明数据相关性强，比较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选择方差最大法进行正交化旋转，旋转后的载荷值见表 5。按照特征值大于1作为主成分因子提取指标，计算得到北京市低收入群体的社会融合结构维度有4个（统计学上一般选取）。用H₁、H₂、H₃、H₄表示主因子，对应特征值分别为3.270、2.603、1.476、1.126。由表 5可知，四个主因子的累积方差贡献率达70.628%（大于70%）。为便于对社会融合多维度的理解，将H₁、H₂、H₃和H₄四个主因子分别命名为心理融合、经济融合、环境融合和社区关系融合。具体主因子命名的解释如下：

表 5(Tab. 5

表 5 社会融合各维度指标的因子载荷 Tab.5 Rotated Factor Loading Matrix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dices

表 5 社会融合各维度指标的因子载荷 Tab.5 Rotated Factor Loading Matrix of Social Integration Indices

H₁心理融合因子。“社区归属感”和“社区成员互助程度”2项指标的因子载荷值最高，分别为0.766、0.793。从指标表达的内容看，这两项反映了低收入社区居民在心理上对社区的依恋和对社区成员的感情。

H₂经济融合因子。主要由“收入高低”、“就业状况”和“社会地位”代表，3项指标的载荷值分别为0.850、0.836和0.808。这三项指标反映了低收入社区居民的经济地位以及社会地位。

H₃环境融合因子。主要由“公共服务满意程度”、“环境安全感”和“环境舒适度”3项指标构成，载荷值分别为0.778、0.848和0.821。这三项指标反映了对社区周边环境状况以及安全状况的评价。

H₄社区关系融合因子。社区交友、邻里支撑、社区活动参与和社区决策参与的载荷值分别为0.898、0.906、0.721和0.716。三项指标主要体现了居民在社区中的社会人际关系以及公共事务的社区参与程度。

学术界对于社会融合的测度一直没有一致的标准，本研究以心理融合、经济融合、环境融合、社区关系融合4个维度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按标准分转换为1—100之间的数值，社会融合各维度基本得分状况见表 6。

表 6(Tab. 6

表 6 低收入社区社会融合及其各维度因子得分 Tab.6 Low-income Communities Social Integration and Its Various Dimensions Factor Score

表 6 低收入社区社会融合及其各维度因子得分 Tab.6 Low-income Communities Social Integration and Its Various Dimensions Factor Score

结果表明北京市低收入社区的社会融合综合得分只有48.89分，低收入社区的社会融合水平总体一般。从社会融合四个主要维度因子得分来看，北京市低收入社区的社区关系融合程度最高，其次是环境融合程度，而经济融合程度和心理融合程度均较低。这说明北京市低收入社区群体之间的关系相处较为和睦，同时对于自身所处的环境也较为满意，而心理融合程度则最低，说明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不强。从各典型社区内部的社会融合程度可以看出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从各典型社区社会融合综合水平来看，位于老城区（五环以内）的社区社会融合程度高于城市边缘（五环之外）的社区，老城区作为传统的中心城区，发展历史较长，各方面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以本地户籍人口居多，所以居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较高，位于城郊结合部的城市外围地区是快速城镇化扩张的结果，建成时间短，各类基础设施还不完善，并且有大量外来人口集聚，居民的社会融合程度较低。

从心理融合维度来看，西城大栅栏社区心理融合度最高，而朝阳北苑中区社区心理融合度最低。西城大栅栏是传统的老旧历史街区，居民以本地户籍为主，形成了比较成熟稳定的社区文化，居民社区归属感较强。朝阳北苑中区是典型的保障房社区（公共租赁房），社区建成时间短，社区管理滞后，居民社区互助有限，居民心理融合较低。

从经济融合维度来看，朝阳团结湖社区居民经济融合度最高，而丰台长辛店社区经济融合度最低。朝阳团结湖社区位于CBD附近，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相对其他低收入社区较高，大部分居民都有较为稳定的工作，居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较高。长辛店社区是衰退旧城社区，居民以本地户籍低收入群体为主，居民工作稳定性较差，经济融合程度低。

从环境融合维度来看，大兴西红门社区环境融合度最高，而朝阳北苑中区社区环境融合度较低。西红门社区是具有代表性的成熟经济适用房社区，建成时间较长，社区周边服务设施较为完善，环境优美。朝阳北苑中区社区则是位于商品房社区边缘的保障房社区，社区管理混乱，社区环境与周边商品房社区形成巨大的反差，而且不能与商品房社区共享服务设施，环境融合度较低。

从社区关系融合维度来看，丰台长辛店社区关系融合度最高，而大兴西红门社区关系融合度较低。丰台长辛店社区作为衰退旧城区的代表，以本地户籍居民为主体，居民居住时间长，社区参与积极性较高，形成良好的社区关系。大兴西红门社区是典型的职住分离社区，居民以年轻群体为主，居民社区参与较弱。

为了解北京市低收入社区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以受访者各维度社会融合程度为因变量，在个体因素和家庭因素的基础上，引入就业状况和住房情况等自变量进行回归，最终得到五个回归方程（表 7）。回归模型检验结果发现，模型所有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都小于10，各模型的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表明本研究建立的回归模型具有统计学意义。

表 7(Tab. 7

表 7 低收入社区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 Tab.7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about Low-income Communities Social Integration

表 7 低收入社区社会融合影响因素的多元回归模型 Tab.7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about Low-income Communities Social Integration

在个体因素方面，性别和户籍因素对社会融合程度影响较明显，其中性别和户籍因素对社会融合程度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女性居民比男性居民社会融合程度低，外地居民比本地居民社会融合程度低，从对具体融合因子的影响来看，性别对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的回归系数也为负，说明居住在低收入社区的女性群体往往面临较大的经济压力和心理压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她们融入社区。户籍对心理融合和社区关系融合的回归系数也为负，说明户籍性质严重影响着外地居民对居住社区的看法或认同度，外地户口的居民对居住社区的认同度通常较低，文化程度对被调查者对环境融合以及社区关系融合呈显著负相关，只有大学大专学历和研究生以上学历群体对经济融合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群体往往在融入到低收入社区文化和环境的过程中有一些阻碍，不过高学历群体在经济适应方面有一定优势。

家庭因素方面，家庭收入和和婚姻状况对社会融合程度影响较大，其中家庭收入对被调查者的社会融合、心理融合、经济融合和环境融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低收入社区居民家庭收入的高低影响到居民在经济、文化和环境方面的社会融合。婚姻状况中的已婚群体与社会融合、心理融合、环境融合和社区关系融合呈显著的正相关，主要由于已婚居民往往考虑居住的稳定性，居民往往有很大的意愿去融入社区，闲暇时间也愿意了解居住社区的社会文化观念。家庭人口数量对被调查者的社会融合、心理融合和社区关系融合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与经济融合呈显著负相关。家庭成员同住一地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助于增进低收入社区的心理融合和社区关系融合，不过家庭中人口数越多，家庭经济开销越大，家庭生活压力越大。

就业状况方面，就业与换工作次数对社会融合程度影响较大，其中就业与经济融合和社会融合呈显著正相关，就业在很大程度上都与居民的经济收入有着直接的联系，经济收入是居民满足其他需要的一个基础性条件，有利于促进社会融合。而换工作次数则对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呈显著负相关，换工作次数越多意味着就业和家庭的不稳定性，不利于社会融合和经济融合。在住房条件方面，住房时间对社会融合以及社区关系融合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居民在社区的居住时间越长，居民在社区获得的社会参与机会也更多，从而获得更好的心理接纳，促进居民自身的身份认同^[18]。居民的搬家次数对社区关系融合呈显著负相关。搬家次数越多伴随着居民家庭的不稳定性增加，也意味着居民在社区居住时间较短，不利于居民融入社区之中。

除以上因素之外，住房性质、年龄和健康状况对低收入社区社会融合的影响作用相对较小。其中，年龄主要与低收入社区居民的环境融合起到负向作用，与社区关系融合呈显著正相关，说明不同年龄段居民普遍对社区环境满意度较低，中青年群体往往容易与居住社区社会关系和睦，更易于融入社区生活。

本文基于北京市典型低收入社区的实地调查数据，对城市低收入社区的社会融合状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低收入社区的社会融合由4个维度构成，分别为心理融合、经济融合、环境融合和社区关系融合。其中，心理融合维度主要反映了居民在心理上对社区的依恋和对社区成员的感情；经济融合维度主要反映居民的经济地位以及社会地位；环境融合维度主要反映了居民对社区周边环境状况以及安全状况的评价。社区关系融合维度主要反映居民在社区中的社会人际关系以及公共事务的社区参与程度。

其次，城市低收入社区综合社会融合程度偏低。从社会融合具体维度来看，体现出社区关系融合、环境融合、经济融合和心理融合程度依次降低的倾向。相对较高的环境融合和社区关系融合程度，反映了低收入聚居区居民的居住环境和社区参与得到良好的发展。而相对较低的心理融合和经济融合状况，则一定程度反映出大都市包容性的缺陷以及城市低收入社区面临的经济困境。最后从影响因素来看，低收入社区的社会融合主要受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就业因素和住房因素的影响。其中，社会融合不同维度的影响因素也有所差异，心理融合主要受性别、户籍制度和家庭因素的影响；经济融合则与家庭收入和就业状况等因素有关；环境融合则受家庭收入、婚姻状况以及个体年龄的影响；社区关系融合除了受个体因素影响外，还受到搬家次数和居住时间的显著影响。

由于地理空间的差异，低收入社区居民在不同城市的融入状况差别很大，在相同城市的不同居住区也存在一定程度差异^[15]。比如较多的文献认为经济融合维度在社会融合中相对较好^{[16, 28]}，不过本研究中经济融合则较低，这一差异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城市属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调查对象的差异，同时也在一定程度说明与其他城市相比，北京市低收入社区居民往往面临较大的经济困境。本研究社区关系融合维度的得分最高，这与陈宏胜等^[25]对广州保障房社区研究有所不同，本研究主要针对城市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类型低收入聚集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