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由英国社会学家Glass率先提出绅士化概念，用来描述英国伦敦伊斯灵顿发生的住房变化，中产阶级选择搬迁到内城衰败的工人阶级社区居住，进而引发一系列的人口、社会、文化与物质景观变化的过程^[1]。随后绅士化现象出现在全球所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城市中，在后福特主义和全球化背景下甚至已经成为“全球城市”的重要标签^[2]。绅士化逐渐成为西方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领域，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对绅士化概念和内涵的认识日益深化和拓展。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绅士化现象的发生地点已不再局限于城市地区，乡村地域在不断转型发展和重构过程中，也出现与城市空间绅士化相似的社会与空间变迁。1990s绅士化概念开始引入到乡村领域，用来描述中产阶层从城市迁入乡村地区的过程，不仅强调乡村人口结构变化，而且强调该过程中涉及的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3, 4]}。西方发达国家普遍经历了高度城市化和逆城市化阶段，乡村绅士化被看作逆城市化或“舒适迁移”的一种表现^{[5, 6]}。21世纪以来该话题更是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和持久关注，被看做乡村研究中一条卓有成效的路径，成为乡村研究的热点和前沿。

目前我国仍然处于大规模城市化阶段，但在局部城镇化水平较高区域城镇居民的居住、就业和消费开始向农村扩展，出现与西方类似的乡村绅士化现象，这在珠三角、长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均有相关研究报道^[6-8]。2014年我国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提出在土地开发中实行“严控增量、盘活存量”的原则，促进城市更新、村庄改造，标志着中国城镇化的新时代^[6]；2017年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成为我国未来发展的七大战略之一，并被写入修订后的党章，同时第一次提出“城乡融合”发展思路；2018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代表团提出要推动逆城镇化和城镇化“相得益彰”，鼓励城市精英人才到乡村助推乡村振兴。2018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9月国家发布“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随着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不断流入乡村，我国乡村转型发展和乡村重构进程将会越来越快，同时会极大地推动乡村绅士化的过程。与国外丰富的相关研究成果相比，我国对此关注程度明显不足、成果寥寥，理论研究严重滞后于实践的发展。针对此，本文在大量搜集、研读国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拟对西方乡村绅士化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归纳和介绍，并进行相关述评，以期丰富和完善我国乡村领域的研究视野和理论体系，为顺利实施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和经验借鉴。

近20年来西方乡村绅士化正方兴未艾、成果不断涌现，主要表现为概念和内涵认识的深化、绅士化带来的影响与效应、绅士化发生的原因和理论解释等方面。

英国学者Parsons（1980）在对英国乡村居民阶级组成的研究中最早观察到乡村地区的绅士化现象^[9]。Parsons以及后续的一些英国学者的研究表明，乡村绅士化现象从其社会与人口表现上看，主要是指城市中产阶级向乡村聚落迁移，寻求居住与休闲空间，从而造成乡村社会阶级结构的改变，并造成乡村地区的住房紧张和原居民的搬迁^{[7, 10]}。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推进，学者们对绅士化概念和内涵的认识日益深化和拓展。一方面与城市绅士化不同，乡村绅士化并不一定会导致原住居民的置换，新来者和原住民往往共存共生，因为乡村聚落拥有足够的闲置住房以及建设新房的空间^[11]。另一方面，“绅士化”概念中的“绅士”并非局限于某些特定的社会阶级（比如原有概念中暗指具有较高经济水平和社会阶层的中产人士），经济水平和阶级成分不是建构乡村绅士这一群体的唯一标准，带有不同目的的多样化的社会群体都有可能成为乡村绅士化的主体，迁入移民的文化资本和经济水平只要高于当地居民都有可能发生乡村绅士化现象^{[7, 12]}。在此基础上，何深静等认为乡村绅士化是指多样化的社会群体出于一定的文化体验需要或居住的需求，从城市迁入乡村地区，利用一定的经济资本，推动了乡村社会空间变迁的过程^[7]。此外有学者甚至引入边缘绅士化的概念，绅士化不是置换当地社会群体，而是“边缘群体进入的一种渠道，他们主要依靠自己打拼”^[13]，比如乡村地区女同性恋移民群体^[12]、艺术家群体^[7]、海边船屋居民群体^[14]等。Chan等在总结中产阶层主导和国家主导的两种已有绅士化模式基础上，提出了“自我绅士化”概念，研究发现中国红河哈尼梯田土著居民在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社会经济地位和经济水平，进而塑造自己成“绅士”^[15]。Sutherland还提出了“农业绅士化”的概念，突出土地在乡村绅士化过程中的生产作用，将绅士化概念与土地、农业商品的非商业性生产联系起来^[16]。

绅士化现象会给乡村带来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口、经济、住房市场、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化和重构。

乡村地区人口变化是乡村绅士化带来的最直接的结果。它促进乡村人口数量的增长，减缓了乡村人口普遍下降和高移出率的趋势，促进了西方国家逆城市化的进程，如1990s以来西班牙居民人数不足1万的居民点人口大量恢复^[3]，美国蒙大拿州西部密苏拉县人口从1970年的58263人增加到2002年的96303人^[17]；这些新移民受教育程度较高，收入水平较高，如美国新西部的县移入移民的人均收入比来自同一县移出移民的人均收入高出22%^[18]；与城市绅士化相反，乡村绅士化地区的年龄结构往往较老，如澳大利亚Castlemaine镇的乡村绅士化过程中，3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增加，再如在美国战后婴儿潮一代的老龄化表现出强烈的迁居乡村生活意愿，美国农业部经济研究局估计在21世纪头10年将有270万婴儿潮一代从城市迁居乡村^[19]；还带来了种族结构的变化，如Nelson L等研究表明新世纪以来美国西部乡村吸引城市白人精英的同时，也带来大量低收入甚至无证的、为这些白人服务的拉丁裔移民^[20]。

绅士化给乡村地区经济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它改善了当地通常落后的经济水平，提升了服务业的比重，如美国乡村地区农业就业人口占比由1970年14.4%下降到2000年的6.5%，而服务业就业人口占比由1970年的51.5%增加到2000年的61.8%^[19]；科罗拉多州和佐治亚州案例发现乡村绅士化吸引了城市中上阶层与低收入拉丁裔移民工人的同时到来，体现了乡村与全球化进程发生的关联，日益成为Woods所说的“全球乡村”^{[20, 21]}。城市中产阶层提升了本地的投资水平，如移民到美国爱达荷州太阳谷周边地区的人口中人均投资收入水平几乎是移出移民水平的2.5倍^[19]。

大量涌入的城市中产阶层深刻影响了乡村住房市场。那些闲置或废弃的房屋、旧的农场建筑（如谷仓、马厩、工人的小屋）和其他农村财产（学校、教堂、磨坊、火车站、商店）被迁入住户租赁或购买并转为住宅用途，得到改造或翻新，还有一些乡村开放空间被改造成对当地居民来说过于昂贵的新居住建筑，这些都增加了乡村住宅房地产的价格^[22]。Ghose发现人口的迁入带来落基山脉乡村地区住房品味不断变化，而且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在20世纪90年代当地平均房价增加了两倍以上）^[17]。在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乡村，来自巴塞罗那的移民提高了许多老年业主的房地产价值、增加了他们的收入^[3]。Natalia等发现俄罗斯的乡村绅士化伴随着对乡村第二居所的需求，这种需求也导致房地产开发商、乡村社区和农业企业之间对农业土地的竞争^[23]。Dirksmeier认为房地产价格的上涨是巴伐利亚州农村地区的原住人口与移民之间冲突的关键因素^[24]。

乡村绅士化意味着为目的地注入新的阶层和社会结构，不仅为当地带来了更好的社会资本和网络，同时也出现了社会区隔、飞地社区等负面效应^[15]。乡村地区维持着一个复杂的移民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住房市场连接着特权和弱势群体的命运；而乡村绅士化引发城市人口向农村地区迁移会给房价带来上行压力，进而给低收入居民带来一些问题；一些低收入家庭不仅面临着离开乡村的社会和财政压力，而且如果继续留在农村，他们的社会保障网络也会受到削弱^[25]。乡村绅士化还引发当地土地利用规划、环境美学和资源管理等乡村治理议题，如在加利福尼亚州，富裕的新移民在土地利用规划领域带来美学和生态原则，导致政治冲突的风暴^[26]；在英国乡村新来者的这些审美价值观念被编入政府规划文件或规范，鼓励和引导当地使用传统材料，将谷仓等改造新建筑^[19]。

此外，乡村绅士化引发的这些变化带来了乡村空间上的重构。Nelson P B利用1990年和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数据，系统研究了美国非都市县的绅士化，比较了绅士化县的地理分布和社会经济变化^[19]；Golding引入“乡村绅士化得分”指标，据此绘制了1980年至2000年间美国25个州的乡村绅士化空间分布图，并利用人口普查数据，阐述了乡村绅士化对乡村各县房价的影响^[25]。何深静等研究发现，广州小洲村乡村绅士化过程分为艺术先锋绅士化及学生化两个阶段，由于空间需求、付租能力、群体数量等方面的差异，这两类绅士化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经历了延续、重叠、更替等阶段^[7]。

乡村绅士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现有文献试图从理论视角对其原因和动力进行探索和总结。总的来说，对于乡村绅士化的理论解释是基于“需求”与“生产”两大角度而展开^[22]。这两方面理论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认为是同一个硬币的不同方面^[27]，构成解释乡村绅士化的基础。

消费（需求）视角的解释突出乡村空间消费中“新的文化阶层”的存在，认为乡村绅士化过程中的经济形态的核心是一种体验的经济，一种审美化了的消费，强调乡村绅士化过程中对乡村文化内涵的体验和特定的文化品位的形成^{[7, 28-30]}。中产阶层厌倦了单调、乏味、标准化的郊区化生活，将乡村看成“躲避所有城市混乱和罪恶的庇护所”^[11]。他们进入乡村，最初被廉价住房所吸引，后来被乡村健康、和平、宁静、低成本和自然的生活方式的田园风光所吸引，乡村空间中还蕴含着他们对过去时代的怀旧感，同时安全、小型有机的乡村社区、淳朴的邻里关系、健康的户外运动使得乡村是“养育孩子的好地方”，如英国乡村的“田园牧歌”和美国西部乡村舒缓的“落基山脉”生活方式吸引了城市高技能劳动力、企业家和退休人员^{[17, 19, 31]}。有学者将这种现象描述为“乡村绿色化”、“舒适物移民”，以突出在乡村绅士化过程中对乡村“绿色”自然及环境舒适物的需求^[32]。田园诗般的乡村风光被建构成一种特有的乡村文化品位和文化内涵体验，尤其是在各种媒体话语实践中进一步突出了乡村自然的文化建构和乡村空间的商品化，对城市居民追求某种异国情调的想象力产生影响^[33]。这种基于消费（需求）视角的思想已成为解释乡村绅士化因果关系的最主要理论流派。

基于生产（供给）视角的解释注重经济重构的马克思主义结构分析，强调从资本和利润角度而不是人的角度来解读乡村绅士化。绅士化作为资本不均衡流动的一种表现形式，尤其应该被视为资本投资领域的一个例子^[22]。在非均衡发展理论和哈维的新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危机理论的基础上，Smith N提出了“租差”理论（即土地的潜在价值和现存的实际价值之间的差值）来解释绅士化现象的产生^[34]。Phillips通过应用“租差”概念，系统分析了经济生产与资本积累方式的转变对于重构乡村经济的意义。他指出，随着乡村传统农业生产力的下降、农业政策保护程度的减弱，乡村景观、乡村空间与乡村的建成环境对资本的吸引力下降，潜在价值不能实现为实际的货币价值，客观上需要更加多样化的乡村经济和投资模式的出现^[7]。乡村土地的这种再投资并不在于对衰败的物质景观进行修缮，而在于充分利用原生态的自然环境，实现中产阶层对于自然环境和乡村生活消费空间的生产，以此实现乡村土地最大化的地租收益^[7]。因此，作为乡村经济模式、社会结构和空间环境的一种重构过程，乡村绅士化成为刺激乡村经济发展、实现乡村土地非农化投资的重要方式，乡村经济逐渐为服务业（如旅游业）为主导的消费主义所取代^[35]。

一些结构性因素为乡村绅士化创造了条件，成为理解乡村绅士化现象的重要因素。国家和区域的规划政策和基础设施投入减少了乡村地区生活的许多不利因素，比如改善了道路运输和通讯网络系统，给希望“逃离”城市并迁入理想化乡村空间的中上阶层居民带来可能；技术创新（如移动互联网技术）使得工作办公日趋弹性和柔性化，同时减少了某些群体的孤立程度，这些都不断提升了乡村生活和远程办公的便捷性；农业人口的不断减少导致更多的空置房产，可供乡村绅士化过程中新移民购买和翻新；乡村服务业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就业机会的增加为自由职业服务工作者提供了转移到农村社区的机会^{[19, 22]}。全球化被认为是乡村绅士化的重要驱动力，全球化资本积累为城市向乡村迁移的进程起到了关键作用，一方面为乡村绅士化创造了大量潜在的移民来源（如城市居民的资产和财富不断增值、婴儿潮一代的老龄化），另一方面“通过日益全球化的形式和关系”生产了后生产主义的、以消费为导向的乡村景观^{[36, 37]}。

从掌握的成果情况分析看，西方乡村绅士化研究总体上呈现出以下特点：

乡村绅士化研究虽然是来源于城市绅士化研究的延伸，但是它与城市绅士化有着显著区别，比城市绅士化更难理解^[22]。城市绅士化和乡村绅士化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资本不平衡流动、降低家庭生育成本、购买特定生活方式等方面^{[6, 31]}。①资本流动不平衡的表现。绅士化应该被视为资本不均衡流动的一种表现，其突出动机就是对利润的偏好，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稳健的金融投资”^[34]。而乡村绅士化主要是逆城市化的表现，更多地呈现出人的移动，城市中产阶层为乡村廉价住房和田园风光所吸引，迁往乡村^[31]。②降低家庭生育成本的策略。城市中某些职业家庭既需要一个相对中心的城市区位来降低通勤的成本，也需要合适的区位以更接近商场、洗衣房、参观、托儿所等设施；在住房选择时社会网络和小区设施的可达性和住区单位属性同等重要^[38]。城市中心这些完善的公共服务促进了中心旧城区的绅士化。然后在乡村绅士化过程中，虽然乡村这种公共服务的供给正在下降，但中产阶层所能获得的个人资源很可能使他们能够适应不断下降的公共供给^[31]。③购买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中产阶层更关心的是购买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实现任何被低估的资产价值^[39]。城市绅士化过程中住房和有关服务（或商品）的消费能够成为某种建立社会特性和区别的要素，成为一种“显示地位的商品”，创造了某种特殊的身份；中产阶层生活方式中显示地位的商品和消费活动的重要性导致了“公共市场、餐馆、慢跑小路和码头”和“主题公园、旅游和娱乐中心……博物馆、画廊……商场与购物中心”的兴起^[31]。乡村绅士化不仅涉及一种特定的住房存量，还涉及对一些“商品”的花费，如当地的手工艺品生产、乡野休闲追求（如骑马）、乡村旅游（如乡村工艺博物馆、遗产中心和历史市集城镇）^[31]。自然性（或绿色化）是乡村绅士化中最乡村的一面，既强调城市中产阶层对乡村“绿色”住宅空间的需求和感知，也表明这一特征与城市绅士化中“城市”特质形成鲜明对比^[32]。

此外，两者在居民置换（城市绅士化中较明显，但在乡村并不一定会有阶层置换，而是能和原住民共存）^[12]、发生地点（城市绅士化一般发生在位于在中产阶层到来之前被贬值的地区，而乡村绅士化不一定如此）^[11]、年龄（城市绅士化中年轻的和有孩子的白领家庭居多，而乡村绅士化中退休移民居多）^{[22, 40]}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目前西方研究中，乡村绅士化一般被描述为“逆城市化”，是逆城市化的一种表现。逆城市化将乡村重构过程与乡村移民和定居过程联系起来，而这个过程由城市居民领导，主要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英国^[41]。逆城市化话题不仅在学术圈被广泛讨论，而且也进入了政府统计、政策制定以及公共辩论的视野，它在公共话语中相对容易地流传和传播，尤其是在英国可以通过电视纪录片、电视剧、报纸和流行小说等形式表现城市居民迁居乡村的现象^[42]。乡村绅士化概念与逆城市化概念存在着细微差别，其具有一定的阶层内涵，蕴含着一定的政治和批判维度，这可能限制了它在公众和政策语境中的使用，同时该概念明确关注城市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在促进乡村地区转型中的作用^[5]。

首先从概念和内涵上看，绅士化的本质在于其自身的变化，早期的概念现在已经不适用于识别当代绅士化的存在、过程和变化的形式^[43]，乡村绅士化概念在绅士群体的界定、是否发生阶层置换、原有地块是否一定贬值等方面不断获得突破和前进。其次从对乡村绅士化现象形成的解释上看，在生产端和消费端驱动的基础上，一些结构化的条件逐渐被纳入。比如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投入、移动互联网技术创新等，近期全球化被视为乡村绅士化的主要驱动力，带来“全球乡村”的出现，将我们对乡村绅士化的理解与农村地区正在上演的全球化的其他进程联系起来，从而更好地理解乡村在全球化动态中的地位^{[19, 44]}。最后从研究区域上，主要集中于北美、欧洲和澳洲（特别是英国、美国和法国），英国乡村绅士化研究通常集中在通勤频繁的地区，而北美的研究往往集中在被认为不受广泛都市影响的地区；与法国和美国相比，英国乡村绅士化研究中强调理论，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理论；与英国或法国相比，北美地区乡村绅士化更能得到公众关注和政策介入^[37]。

从研究方法上看，现有文献主要集中于案例实证研究，对具体的案例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调研，通过人员访谈、问卷调查、图片拍摄等方式收集研究资料，采用简单的定量分析、访谈内容分析、图片展示等手段进行资料和结果分析，呈现出以定性方法为主、定量方法为辅的特点。定性方法主要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拍照、参与式观察等多种手段来收集乡村绅士化的素材和资料，定量数据来源于问卷调查、政府或规划机构文件以及房价信息等。定性方法在对阶层的测量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非所有受访者都提供足够的职业和就业状况详情，以便划分社会阶层），然而定量（例如收入、教育等）测量却很好的弥补了这一局限，虽然其（收入、教育）作为乡村绅士化的测量变量还存在一定的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可能是最有用的方法^[45]；同时从乡村绅士化的产生原因来看，“消费”视角的数据收集利用定性方法相对更为全面与客观，而“生产”视角的数据则利用定量方法来采集数据则更为合理。近年来有研究运用GIS方法对美国非都市县地区乡村绅士化的空间分布进行地图化展示^{[19, 25]}；也有学者借用比较城市化的比较方法开展乡村绅士化的比较研究^[37]。

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高，乡村绅士化被看作逆城市化的一种表现，与此不同的是我国正处于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整体上尚未进入逆城市化阶段，从全国尺度以及城市化水平上看，我国尚缺乏乡村绅士化大规模发生的社会经济基础和土壤，但在我国东部局部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区域乡村人口增加，出现与西方相似的乡村绅士化现象，总体上看学术界对此关注程度明显不足，案例地极其有限，研究的深度、广度欠缺。

我国和西方国家在社会制度、发展阶段、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那么我国乡村绅士化现象表现出哪些自己的特点和走势？带来哪些空间、经济和社会影响和效应？有哪些不同的行动者主体和表现类型？受到什么因素的影响和驱动？有哪些利弊以及相应的政策应对？中西方乡村绅士化发展有何异同？在当前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这些问题不仅是社会学、地理学、旅游学等领域亟待深入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也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急需推进的关键科学问题。因此，未来需要借助国外相关研究成果，选择长三角、珠三角等发达地区为案例区域，选取山地型、平原型和大都市郊区等典型乡村地域类型，开展乡村绅士化时空特征、形成原因、动力机制、影响和效应等方面开展研究。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旅游服务业在我国的乡村发展和振兴中至关重要。我国乡村风光优美、旅游资源丰富，但发展基础薄弱、经济相对落后，旅游业发挥着独特而又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促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发展中被寄予厚望，是城市资本和精英投身乡村的主要产业；同时在我国东部乡村目前可观察到的绅士化现象来看，乡村绅士化过程与乡村旅游发展密不可分，国内学术界对此开始关注^{[8, 46]}，未来需要加强和重视旅游影响下乡村绅士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