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类活动具有复杂的、意义丰富的物质与社会情境性。哈格斯特朗强调当个体进行日常活动时，会参与到不同的情境中，其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及其所处情境中的各种制约^[1]，如男性和女性受到工作、家庭等不同的制约，导致个体活动存在性别差异。随着居住、就业、商业等城市空间功能的日益分离，个体的移动性资源已经成为制约个体参与生活的重要影响因素，例如家庭汽车出行能够扩大家庭活动空间范围，城市空间资源与个体的移动性差异会导致个体行为的日间差异^{[2, 3]}。个体时空行为除了受到个体本身的能力制约之外，还会受到一定的组合制约，即个体或集体为了从事某项活动而必须与其他人同时存在于同一场所的制约^[4]。日常生活中，个体与他人的联合行为以及相互间的同伴关系构成了个体活动的社会情境。社会情境强调活动的社会关联性，试图刻画出在共同的制约下人们如何相互调整他们的日常生活^[5]。配偶、孩子等家人以及与家人的互动，构成了个体日常生活重要的社会情境。家作为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地方秩序的口袋”（pocket of local order）^[6]，是家庭成员日常活动安排和行为决策的重要对象。因此，对于个体活动参与及时间利用的分析，尤其是性别差异比较研究，需要从家庭的微观情境出发，以家庭为单位，考虑个体社会情境。本文将从家庭内部分工的视角，借助时间地理学方法，展示家作为“地方秩序的口袋”，其内部成员活动秩序的形成，研究夫妻参与家庭维持性活动的联合行为和独立行为的差异，并进一步探讨影响活动参与的性别差异的因素。

2 文献综述 2.1 家庭的地方秩序与性别差异

从时间地理学研究角度出发，人类日常行为的发生必然占有一定的空间，需要形成并持续维护“地方秩序口袋”来保证活动的顺利进行。哈格斯特朗提出要关注特定时空间中共存的所有事物，解释活动的发生过程，则首先需要关注活动发生的“地方”。在地方的复杂情境中，在一定程度上，行为主体之间、行为主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必须要遵循其活动空间中的“地方秩序（local order）”^{[7, 8]}。“地方秩序”即在有限地域内可进入进出的事物的时空分布及人类活动具有的秩序性或规律性。

人们构建一个局部秩序的口袋，在其中为某些特定的目标而执行活动，而这些活动必须在特定的地方完成，并保护这些目标免受外部世界的破坏性影响。在此过程中，个体会收集资源并为活动发生序列的稳定性创建必要条件，以顺利实现这些目标。地方秩序的口袋会渐渐产生惯性并维持稳定。家作为个体活动的重要驻点，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最重要的地方秩序口袋之一。在这个地方秩序口袋中，每个家庭成员日常活动的时空安排、分工与联合行为都受到家庭资源的秩序约束，家庭成员日常生活节奏的形成加强了家作为地方秩序口袋的稳定性。

地方秩序存在等级性，低等级的秩序会受到高等级秩序的约束，必须遵从高等级的秩序，秩序层层嵌套，形成“（活动的）地方秩序嵌套（pockets of local order）”^[9]。家庭作为一个地方秩序的口袋，每个家庭成员不但需要遵守家庭内部秩序^[6]，还受限于更高等级的来自社会的秩序，如父母的工作活动需要遵守企业的排班制度，孩子的学习活动需要遵守学校的课程时间，老人的买菜活动需要遵守超市营业安排等。

在地方秩序的口袋里，存在着随机应变的空间，以促进内部变化^[10]。周围环境的外部变化或内部成员的变化会导致不同家庭中的男女家长具有不同的活动参与情况。家是居民日常活动的重要地方秩序口袋，但是时间地理学早期研究更加关注家庭空间外的活动安排，比如工作、通勤等方面的研究，而对于家庭空间内部活动的发生以及成员之间的互动则关注较少。家庭内部的活动参与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学者提出女性比男性受到更多的固定性制约^{[11, 12]}，因而导致了时空行为模式的性别差异。大部分的研究着重于女性个体与男性个体汇总的时间利用和活动参与的差异。从活动时间分配上，男性往往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工作，女性则更多参与家务和照料儿童^{[13, 14]}。从活动地点上，Cao和Chai研究发现，男性在家外活动中占主导地位，而女性则在家内活动中占主导地位^[15]。在休闲活动的参与上同样存在性别差异。Bittman等人的研究显示女性休闲活动的持续时间比男性短，且通常夹杂在工作和照料活动之间，很容易被打断，而男性倾向选择独自进行休闲活动，休闲活动相比较女性而言，更加纯粹和私人化^[16]。

家庭作为地方秩序口袋，为了共同维护家庭的稳定以及家人的美好生活目标，家庭日常生活中需要家庭成员承担不同于独居者的责任和任务，然而其中存在一些活动是家庭成员个人独立活动无法完成的或者为了满足精神需求，需要与其他家庭成员联合进行的。男性个体与女性个体作为同一个家庭的成员时，受到家庭秩序影响，个体会进行活动参与的调整和协调。因此，在进行个体日常行为分析，尤其是性别差异时，需要将个体的家庭成员这一社会关系考虑在内。

2.2 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与互动

个体不会脱离家庭情境独立进行出行和活动决策的假设，在家庭互动研究和群体决策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家庭内部互动导致家庭活动研究不能仅仅从独自活动的角度出发，需要考虑夫妻联合完成活动以及出行。家庭结构特征以及个体在家庭中所承担的角色对其活动时间分配或活动决策会产生显著影响，尤其学龄前儿童的出现会对家庭的活动模式产生重要影响^[17]。研究表明，男性的工作时长决定了夫妻双方的活动模式^[18]。女性的工作时间对其日常生活有重要影响，但是对她们配偶的日常活动和出行模式影响相对较小^[19]，而男性的活动决策或者时间分配较大程度影响了家庭联合活动^[20]。另外，家庭结构、小汽车拥有数量等，同样对联合活动产生影响^[21]。如果男性进行更多的家庭活动，但是是与他们的妻子共同完成的，那么女性对于家庭的责任和投入精力并不能因此得到减少^[22]。

对于中国城市家庭的研究，张文佳等人以家庭为研究单元，通过北京数据研究发现家庭内部的相互作用会对购物活动决策产生重要的影响^[23]。Zhao等人通过工作与家庭压力的性别差异和家庭内部协调策略，分析个体从事各类活动时的同伴类型，提出共同的活动参与有利于促进家庭生活质量提高和社会网络质量的提升^[24]。

家庭内部的事务劳动一直未得到研究者以及社会的太多关注。在双职工家庭中，工作活动等强制性活动明显制约男女家长弹性活动的时间预算。家庭中通常会有买菜、扫尘等不可避免的家庭维持性活动需要完成以维持家庭稳定。相比于夫妻家庭，核心家庭和扩展家庭的家长具有额外的家庭事务需要完成，如养育孩子、赡养老人等。男女家长需要利用各自有限的可支配时间合理安排一天的活动，以平衡个人活动和家庭维持性活动。家庭成员衡量不同活动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存在的各项制约，并协调各自时间，安排事务进行的优先级以及完成的人员，以共同分担由大量强制性活动带来的负担^[25]。女性的就业让很多家庭的丈夫意识到妻子社会角色的转变并逐渐接受这个变化，开始趋于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家庭事务的分工趋向平等化^[26]。尽管如此，还是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影响着男性和女性对家庭事务的责任分工。儿童和家庭规模相关的组合约束可能影响性别上的劳务分工，这种任务分工策略反映了夫妻想要提高家庭活动日程的效率^[27]。虽然学者对时间因素的影响有很大的关注，例如工作时间的时长和工作时间的安排，但空间因素却较少引起注意。研究证明，女性能够通过在离家近的地点工作，协调时间和空间，将工作和家务结合起来，把家庭事务相关的活动链接到复杂的出行过程中^[11]。

家庭活动内部劳动分工对于个体的时空行为影响早已成为西方城市研究的热点问题，但是国内关于中国城市家庭的实证研究却相对较为匮乏。在中国城市的社会背景下，“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已经不再完全适用于现代城市家庭的稳定和发展。中国城市家庭中的男女家长如何平衡和分配家外有偿工作和家内无偿照料责任，家庭对男女家庭的活动和出行以及家庭内部互动联合行为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都亟待进一步实证研究。本文聚焦在北京城市家庭，将家庭作为地方秩序口袋，以家庭作为基本研究单元，首先探讨北京城市家庭内部劳动分工中男女参与家庭维持性活动的差异性，进而解释夫妻联合和独立参与家庭维持性活动差异性的影响机制，分析夫妻联合和分别独立参与家庭维持性活动三者之间的关系。

3 研究数据与方法 3.1 研究区域与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07年10—11月北京大学行为地理研究小组对北京居民进行的日常活动与出行调查获取的第一手资料。调查根据居住社区的区位特征、建设年代和建筑形态等情况选取了10个典型居住社区。如图 1所示，调查居住社区分别为位于二环内的交道口和前海北沿小区、位于2—4环的三里河、同仁园和和平里小区，以及位于四环外的燕东园、望京花园、当代城市家园、方舟苑和回龙观小区。在每个居住社区随机选取60户家庭发放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工作日（星期一）和休息日（星期日）的活动日志，以及家庭和个人社会经济属性。调查一共回收545户家庭的问卷，有效家庭数为520户，共1119个居民。

本研究关注家庭内部男女家长的家庭维持性活动参与的分工，因此根据研究需要，最终采用365户具有男女家长的家庭，共730个样本构建基本数据库。表 1为调查样本家庭的社会经济属性特征。调查样本家庭中，核心家庭比例相对较高，其中家内有小于六岁的学龄前小孩的比例约为五分之一；从就业情况来看，双职工家庭和非双职工家庭占比相差较小，分别为51%和49%，其中男家长的就业率达到70%以上，略高于女家长的就业率。总体而言，样本的年龄主要分布在30—59岁之间，男家长的月收入水平略高于女家长，而家庭的小汽车拥有率相对较低，仅有35%。

家庭维持性活动是与家庭共生的，是维持家庭秩序稳定的重要环节^[26]。家庭维持性活动是指进行家庭日常生活事务的活动，如打扫卫生、做饭、照顾孩子等。调查活动日志中的家庭维持性活动包括有家务活动、照顾老人小孩活动、购物活动。本研究将家庭维持性活动分为家务活动和其他家庭维持性活动两大类，其中其他家庭维持性活动包括有购物和照顾老人小孩两类活动。从活动的地点上来看，家务活动均发生在家内，而其他家庭维持性活动，购物活动发生在家外，照顾老人小孩活动在家内家外均有发生。根据活动同伴的类型，我们将其划分为独立活动和与配偶共同进行的夫妻联合活动。

3.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多元受限因变量模型（multivariate tobit model）^{[28, 29]}研究家庭内部男女家长参与独立与联合家庭维持性活动的影响因素。由于大量个体在所观测的工作/休息日未参与任何家庭维持性活动（请参见表 2），其活动频次与活动时间均为0，活动参与变量呈现删失分布（censored distribution）。多元受限因变量模型在针对删失分布数据的同时，通过考虑因变量之间相关关系的存在，可以支持本研究对于男家长的独立活动、女家长的独立活动和夫妻联合活动之间相关性的分析。

本文的因变量为家庭维持性活动以及其子类中的家务活动、其他家庭维持性活动的独立活动和联合活动的发生频次，自变量为相关的空间属性、家庭层面的社会经济属性和个人层面的社会经济属性。

4 家庭维持性活动参与的性别差异 4.1 家作为“地方秩序的口袋”

在一个家庭中，家庭内部具有复杂的合作机制，具有复杂的内部和外部的流动和交互^[6]。所有的家庭为实现家庭美好生活，都具有明确的日常需要完成的任务，例如养育孩子、准备晚餐、购买日用品等。在家庭这一地方秩序口袋下，为完成这些家庭琐事，家庭中一个成员可能需要与另一个成员进行分工与联合。例如，在核心家庭中，妻子正在做饭，那么丈夫就可能需要进行照顾小孩的活动；如果丈夫花费更多的时间在工作上，那么妻子可能就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维持性活动，如打扫、照顾家人等。

图 2和图 3分别展示了三里河社区某核心家庭男女家长在某工作日一天24小时的活动情境。图中，左边的路径表示男女家长不间断的活动序列过程（日常情境），中间的路径体现了24小时的活动地点变化情况（地理情境），右边的路径则表示活动同伴（社会情境）。该家庭中，丈夫在发改委工作，妻子在邮局工作，家里有一个学龄前孩子。图 2为男家长的活动情境，其活动序列从底部的0点开始，伴随着睡觉活动，早上7点起床，7:30用完妻子准备好的早餐后出门上班；下午17:00下班，于下班途中完成短时间的购物活动后回家；18:20，与妻子一起进行晚餐；晚餐结束后，进行照顾孩子的相关活动。图 3为女家长的活动情境。女家长由于需要准备早餐以及上班时间较早，她的起床时间比男家长早；提前独自用完早饭后妻子出门上班；晚上，妻子在丈夫回来后准备晚餐；家庭晚餐结束后，妻子需要完成洗碗等一系列家务活动，在家务活动完成后，妻子加入丈夫，夫妻联合进行照料孩子的活动。

该家庭为典型的双职工家庭，在工作日，工作活动以及个人相关的生理活动占据了男女家长的大部分时间，在剩余的可支配时间内，妻子承担了相对较多的家庭维持性活动，但是在妻子进行家务活动时，丈夫会进行其他家庭维持性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家庭责任的分担。然而尽管可自由支配的时间较少，家庭成员仍会联合进行一些活动，花费一定的时间与其他家庭成员在一起，如照顾孩子等，一方面是由于家庭情感陪伴需要，另一方面通过联合完成家务、养育孩子等活动，可以在有限时间内提高效率。

通过对家庭个案中男女家长活动序列的分析，可以发现，男女家长的日常活动参与存在明显差异，尤其在家庭维持性活动上，男女家长承担了不同的家庭责任，且在家庭的地方秩序口袋下，男女家长会有效协调购物、做饭、照顾孩子等家庭维持性活动的分工与联合，以保障家庭秩序的进行。

4.2 以家庭为单元的家庭维持性活动参与

在家庭中各种人、物、时空资源都以合适的顺序组织，家庭成员在进行家庭维持性活动时都受到其余家庭成员以及这些家庭资源的秩序约束，如家长需要接送小孩上下学，这一活动的发生需要家长必须遵循自身上下班时间，还同时受到小孩上下学时间的制约。家庭成员的日常活动的时空安排在受到家庭地方秩序空间的重要影响后，经过长时间的实践，家庭成员完成家庭维持性活动的分工与联合会在一段时间后成为惯例，进一步促进家庭地方秩序的建立与稳定。

如表 2所示，根据夫妻独立或联合参与家庭维持性活动的情况，对工作日及休息日每类活动参与的频次及时长进行了统计。大部分家庭中，女家长都会独立承担家庭维持性活动，而男家长独立承担家庭维持性活动的家庭则明显较少。无论在工作日还是休息日，男家长都倾向花费更多的时间进行联合活动，而不是独立活动。相比工作日而言，在休息日男家长独立参与家庭维持性活动的人均频次增加了0.14次，而人均时长增加了75.45分钟，显著增加。而女家长在休息日和工作日均承担了更多次数以及更长时间的家庭维持性活动，可以发现，男家长在休息日时进行了家庭事务的分担，但是女家长的家庭事务责任并没有因此减少。在工作日，仅54%的家庭联合进行家庭维持性活动，而休息日具有联合家庭维持性活动的家庭增加到66%，尤其是其他家庭维持性活动的联合参与情况，这一类活动包括购物活动和照料老人孩子活动，联合进行该类活动的家庭数，从67户家庭增加至116户家庭，说明休息日更多的家庭愿意花费较长的时间陪伴家人、与家人一起活动。从人均时长的角度看，无论何种家庭维持性活动，由于休息日可支配时间更多，时空弹性较大，男家长与女家长在休息日独立进行或者夫妻联合进行活动的人均时长均显著增加。

5 活动参与性别差异的影响因素 5.1 影响独立和联合活动的因素

家庭外部以及内部环境的变化会改变家庭秩序，一方面，会导致家庭需要完成的任务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会引起家庭分工与联合的不同分配。为进一步了解夫妻休息日和工作日独立和联合参与家庭维持性活动差异的原因，本文分别以夫妻工作日和休息日参与家庭维持性活动的频次为因变量，以相关空间属性、家庭层面的社会经济属性和个人层面的社会经济属性为自变量，构建多元受限因变量模型。

5.1.1 工作日活动参与性别差异的影响因素

表 3结果所示，在工作日，丈夫独立参与家庭维持性活动的频次较大程度受到其自身的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丈夫的活动参与频次与其收入、工作时长、通勤时间成反比，即收入越高、工作时长越长、通勤时间越长，丈夫独立进行家庭维持性活动的频次减少。具有六岁以下小孩会增加丈夫独立参与其他家庭维持性活动的频次，妻子工作时长的增加同样会导致该活动频次的增加。总体而言，丈夫受到家庭层面和其配偶的社会经济属性影响相对较小。

妻子工作日独立参与家庭维持性活动的频次不仅受到其自身的影响，家庭以及配偶的社会经济属性对其的影响也较显著。相比于夫妻家庭，核心家庭和扩展家庭的妻子需要独立承担更多的家庭维持性活动，家庭规模的增加导致家庭事务的增加，而女性独立承担的家庭维持性活动和家务活动也随之增加；拥有六岁以下的小孩，对妻子独立进行其他家庭维持性活动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也即学龄前儿童会增加妻子进行该活动的频次；其丈夫的工作时间和收入的增加明显会加重其独立参与各种家庭事务的负担。家庭的就业状况对于丈夫独立活动的参与不具有显著影响，但是对于妻子而言，相比于双职工家庭，非双职工家庭的妻子往往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务活动。

在工作日，相比郊区的家庭而言，内城的家庭夫妻会联合进行更多的家务活动。由于工作日夫妻双方的空余时间较少，为提高活动完成效率，相比于非双职工家庭，双职工家庭会联合进行更多的所有家庭维持性活动以及除家务活动外的其他家庭维持性活动。且拥有六岁以下小孩同样对这两项活动具有正向影响，这是因为具有能力制约的小孩加重了家庭责任，需要夫妻增加联合进行照料孩子的频次，这不仅仅是为完成家庭责任，更多是为了在工作时间之余进行家庭情感的陪伴与维系。个人层面同样对夫妻联合活动具有一定影响，其中男家长的年龄与夫妻联合进行家庭维持性活动和家庭事务中的家务活动的频次呈正相关，女性的通勤时间则具有负向影响。

5.1.2 休息日活动参与性别差异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样本的活动日志数据分析发现，在休息日，具有35%的男性和47%的女性在家内或家外进行工作活动，因此在进行休息日的模型分析时仍然需要考虑相关工作因素对家庭维持性活动参与情况的影响。如表 4所示，与工作日不同，在休息日，空间属性对于各类家庭维持性活动的分工和联合的影响均不显著，休息日个体活动的时空弹性较大，导致个体家庭事务的相关活动较少受到空间的影响。休息日，丈夫的家庭维持性活动的参与情况同样受到其个人属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工作日，丈夫独立活动的参与与家庭就业状况无显著关系，然而休息日，家庭就业状况对其具有显著影响，非双职工家庭的丈夫倾向独立进行更多的家内的家务活动。

与工作日相似，妻子在休息日独立进行各种家庭维持性活动仍然显著受到其个人、其丈夫以及家庭属性的影响。对于女性而言，在休息日，其家庭事务的责任并没有减少。值得注意的是，休息日高收入的妻子家庭维持性活动频次较少，即高收入让其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可以减少部分家庭责任。

拥有六岁以下的小孩，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家庭事务的负担，显著增加了夫妻对各项家庭维持性活动的联合参与；丈夫在休息日的工作对夫妻联合进行所有家庭维持性活动、其他家庭维持性活动具有正向影响，也即休息日丈夫的工作时间越长，联合活动的发生频次越高，可能是由于工作活动的发生压缩了家庭维持性活动的发生时间，导致家庭倾向采用联合活动以提高效率，或者可能是由于丈夫需要维系家庭情感，通过增加联合活动以弥补工作活动占据的家庭陪伴时间。

5.2 家庭联合活动和独立活动的联系

本文进一步研究了联合行为与独立行为之间的联系。表 5展示了多元受限因变量模型结果，即联合与独立参与家庭维持性活动频次之间的联系。对于家庭维持性活动的参与而言，在休息日，夫妻的独立活动参与与联合活动之间呈负相关关系，而双方的独立家庭维持性活动频次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即在休息日，男家长和女家长都会在参与更多的联合家庭维持性活动时，减少独立承担家庭维持性活动的次数；或采取减少联合家庭维持性活动，各自增加独立家庭维持性活动的策略。换而言之，在由于家庭结构等原因导致家庭事务的需要增加时，男女家长都会相应地增加自己承担家庭事务的次数。在工作日，男女家长的独立家庭维持性活动之间仍呈现正相关关系，同样，对于家内发生的家务活动，女家长独立承担的活动频次和联合活动的频次是负相关关系，但是这种负相关关系对男家长并不显著，换言之，男家长并不会因为家内家务活动的多少而增加或减少其独立进行家务活动的频次。而其他家庭维持性相关活动中联合活动的增加会减少男家长的独立活动时间，而这种减少对女家长并不显著。

在工作日，家务活动联合行为的发生与丈夫的独立行为之间不存在相关性，说明琐碎的做饭、打扫等事务的增加或减少，并不能影响丈夫独立分担家务的行为，但是妻子的家务行为却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在具有较大时空制约的工作日，妻子更容易在约束下受到家务责任影响而调整自己的行为。

在休息日，无论家庭事务的增加或者减少，夫妻对于家庭责任的分担均会倾向于平等，若家庭事务增多，夫妻会通过联合行为的增加而减少各自的独立行为的发生，或者夫妻均增加独立行为。休息日家庭时空制约减少，妻子可能会是更大的受益者。由于丈夫可以更好地承担家庭责任，妻子可以通过将部分家务和照顾孩子的责任转移和分担给配偶，降低自身在家庭事务上的过度和不平等付出。

在家庭的地方秩序口袋，家庭成员遵循家庭秩序，协商家庭劳动分工，通过联合行为或者独立行为的手段，以便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通过强调夫妻联合活动和独立活动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不同性别的个体在家庭中的角色以及责任之间平衡的差异。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本文关注北京城市家庭，研究在家庭作为地方秩序口袋下，考虑家庭成员这个重要的社会情境，从夫妻联合和独立进行家庭维持性活动看家庭内部劳动分工，分析在活动参与上性别差异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在家庭中女性往往花费更多的时间承担家庭维持性活动，而丈夫参与家庭维持性活动频次相对较少，但在休息日明显增加。通过基于家庭内部活动秩序的展示、以及家庭事务活动性别差异影响因素的分析，本文的研究结果验证了家庭是影响个体活动的重要微观情境、个体的活动参与受到了家庭成员之间互动影响的假设。区位因素对于工作日活动发生的影响较为显著，相比于郊区，内城的家庭联合进行家庭维持性活动相对较多。相比男性而言，女性更易受到家庭的影响，如家庭结构、家庭是否拥有六岁以下小孩。特别是，丈夫的独立行为主要受到其个人因素的制约，而妻子的独立行为，不仅受到其个人因素的制约，其配偶同样对其产生了显著影响。因此，丈夫更大程度上决定了家庭中夫妻的活动模式。

文章进一步分析夫妻联合参与家庭维持性活动和分别独立参与家庭维持性活动三者之间的联系。虽然研究仅仅关注了联合活动和独立活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没有进一步通过更复杂的模型探讨这其中的影响机制，但是可以发现，对于时空约束造成的有偿就业责任和无偿家庭责任之间的冲突，家庭内部分工会通过联合行为以及独立行为之间的平衡进行解决，而这种平衡会进一步随着家庭内部秩序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可以说明的是，家庭琐碎家务责任的增加，往往使妻子的家庭压力显著增加；家庭时空制约的减少，丈夫会更多回归家庭责任，减轻了妻子由于家庭责任受到的限制和约束。

家作为个体活动的重要地方秩序口袋，考虑空间因素、家庭层面因素、个体层面因素，微观个体的活动参与的性别差异，除了受到地理与社会环境约束外，其家庭内部成员的活动会显著影响个体的活动（时间）决策，导致家庭内部分工的性别差异形成。以家庭作为地方秩序口袋的视角，以家庭为单元的分析，能更好地弥补以往性别差异研究下对于家庭内部互动研究的不足，在考虑个体活动的微观情境下，对家庭内部分工可以进行更好地解释，为研究个体活动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6.2 讨论

人类的活动发生在复杂的情境中，受到这些复杂情境中各种制约的约束。日常情境、企划情境、地理情境以及社会情境组成了个体活动所反映出的社会文化。他们可以反映个体的偏好，也就是说，这些情境表明了在某一时刻个体可能做出的活动选择^[10]。这些情境可能会因为相同的时间维度而相互之间具有联系。本文研究主要考虑了个体的家庭和家庭成员社会情境，对于企划情境、地理情境等其他重要情境的考虑相对较少，例如活动发生的目的、活动发生的地点，对于家庭内部分工而言，均具有重要意义。

个体活动的发生是具有顺序性的、连续不断的。本文的研究以活动发生频次作为衡量指标，汇总分析家庭维持性活动，这种汇总方法割裂活动序列进行时间求和，不同家庭维持性活动以及联合、分工行为发生的先后次序、发生时刻、活动之间的联系等重要信息被损失^[5]，如谁做早餐、谁做晚餐、夫妻在何时进行联合活动、夫妻在何时独立进行家庭事务活动，这些信息有助于细致剖析家庭内部分工。汇总分析导致了个体活动信息不足，损失了丰富的活动发生的日常情境信息。从活动序列角度出发，可以更好地体现个体的家庭角色和家庭内部劳动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