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 以其独特的优势吸引着大量优秀人才流入, 但也带来了人口膨胀、交通拥挤、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一系列城市问题。人口疏解作为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要目标, 必然涉及到如何对在京流动人口进行有效调控和引导。北京蚁族(简称京蚁)作为北京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充分了解其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对于有效安置这一群体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蚁族概念自2009年提出以来, 就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然而, 蚁族作为一个有着更高文化层次的群体, 无论是与农民工还是与涵盖更广的流动人口相比, 其在社会经济特征和定居意愿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异, 因此有必要单独对蚁族群体的居留意愿进行深入研究。本文基于理性选择理论, 对蚁族群体居留意愿进行研究, 从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三个维度考察蚁族居留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从而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实证参考。

理性选择理论是社会学运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社会问题的最重要的理论之一, 它试图解释更广泛的社会行为, 通过对微观层面上个人行为的研究, 归纳出宏观层面的社会系统行为, 并对社会行动予以合理性的解释^[1]。以科尔曼理性选择理论为代表, 其关注重点是行动者, 认为个人行动都是具有目的或意图的, 也是有价值偏好和功利性的。社会行动者的行动目的是追求对自己的效用最大化, 而这个目的在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理性行动。根据由低到高追求层次的不同, 理性行动可以分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生存理性是基于自身以及身边行动者的生存状况的考虑而采取的理性行动, 经济理性是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理性行动, 而社会理性是在追求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理性行动, 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2]。蚁族是否定居北京虽然是个人行为, 但是却反映出宏观层面的社会流动。因此, 从蚁族个体的微观视角出发, 进一步对蚁族定居地选择作出分析, 有利于深化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而理性选择理论在这一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应用性。

根据理性选择理论的基本框架, 假定蚁族群体为"理性经济人", 在居留地选择时追求个人效用的最大化, 在此前提下, 本文提出以下几方面假设。

假设1: 社会理性是影响京蚁群体居留意愿的最主要因素。假定所在单位性质为党政机关或国有企事业单位、参加群团组织活动频次高、社会保障健全、日工作时长较短的京蚁更倾向于留在北京。

假设2: 经济理性和生存理性是京蚁群体定居地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从经济理性来看, 假定收入水平相对较高、支出合理(相较于收入水平)、未来经济预期乐观以及家庭所在地为城市的蚁族更倾向于留在北京。从生存理性来看, 假定目前工作状况稳定、家庭人口数较少、家庭总收入较高以及居住条件较好的蚁族更倾向于留在北京。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6年12月对北京市蚁族群体的问卷调查。课题组采取了驻点研究法和观察研究法, 提升调查取样的随机性和全面性。本次调研在十八里店、兰各庄等7个典型区域共发放问卷2500份, 回收有效问卷2407份, 回收率96.28%。从性别来看, 男性占53.3%, 女性占46.7%。从年龄结构上看, 年龄最小的为19岁, 最大为35岁, 平均年龄27.7岁。从婚姻状况来看, 未婚比例最高, 占58.2%;其次为已婚蚁族, 占比41.0%;丧偶或离婚分别占调研人数的0.2%和0.6%。从受教育程度来看, 大专占比最高, 为45.4%;其次为本科毕业生, 占比42.1%;专升本的比例为6.4%;研究生学历占比最少, 为6.0%。

2016年京蚁人口数及分布情况统计显示, 北京市蚁族总人数达26万人, 分布在北京市12个区县, 53个街道及乡镇, 130个社区村, 呈现出空间集聚、持续增长等特点。

(1)  空间集聚特征

2016年京蚁呈现西北部最高、东南部次之的地带性分布规律, 北京市中部、东北部和西南部为蚁族人口数量的低谷", 绝大多数蚁族居住地位于北京五环外的郊区。蚁族的这种地带性分布规律, 与北京市房价有关, 因为五环外地区的租房成本相对较低, 从而形成蚁族的大规模集聚。

从地区分布来看, 京蚁人口分布重心位于昌平区(图 1), 总人数达13万人, 占北京市蚁族人数的一半以上, 人口密度为103人/km², 其中仅回龙观地区的人口数就高达6万人, 人口密度为1772人/km², 可以说回龙观已经成为京蚁主要聚居区之一。其次为海淀区和朝阳区, 蚁族人数分别为4.4万和4.0万人, 而在东城区和西城区蚁族人口仅为1000人左右, 分布极少, 可见蚁族各个区域人口分布数量表现出明显差异, 集聚特征明显。

图 1(Fig. 1)

图 1 2016年北京市各区县蚁族人口数量及密度统计图 Fig.1 1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and Density of Ant Tribe in Beijing Districts in 2016

(2)  增长变化格局

对2014-2018年京蚁人口数量进行统计, 从图 2可以看出, 2014年到2016年京蚁人数保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水平, 从2016年起, 京蚁人数不断增加, 2017年达到46万人的规模, 2018年继续保持增长态势, 截至2018年10月31日, 京蚁人数已超过52万人, 人口规模不容小觑。

图 2(Fig. 2)

图 2 2014-2018年蚁族在京人数统计(单位:人) Fig.2 Statistics on the Number of Ant Tribe in Beijing in 2014-2018

京蚁人口数在各个区县基本呈现增长的态势, 尤其是在昌平区, 蚁族人口规模始终保持较为迅速的增长, 而朝阳区、海淀区和通州区在2016年蚁族人数均出现略微下降, 2017年起开始反弹并迅速增长(图 3)。

图 3(Fig. 3)

图 3 京蚁2014-2018年主要区县人数统计(单位:人) Fig.3 Number of Beijing Ant Tribe in the Main Districts in 2014-2018

本文主要是对京蚁居留意愿进行考量, 因此选取"您未来是否会离开北京?"(是=0, 否=1)作为研究的因变量。自变量涵盖影响京蚁居留意愿的各种因素, 包括人口特征、生存理性、经济理性以及社会理性四个层面。

人口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等。生存理性包括就业状态、在京同吃同住的家庭成员人口数、家庭全年总收入以及居住状况等。经济理性主要包括个人当前收入、支出情况、月收入结余、未来社会经济预期、家乡所在地等。社会理性包括所在单位性质、工作时长、所在单位保险缴纳情况以及社会交往状况, 其中, 社会交往状况通过参加组织或群体的频次指标来衡量。

本文首先采用单因素分析方法, 将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交叉, 并运用卡方检验对留京意愿影响因素的显著性进行检验, 筛选出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的变量。但由于单因素分析在研究各个变量对蚁族定居意愿影响时, 并未控制其他重要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 其结果准确性可能会受到影响, 为此, 本文采用多元回归模型中的logistic回归模型, 对通过单因素检验的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从而判断各因素影响力大小。

问卷中"您未来是否会离开北京"一题统计显示, 49.48%的蚁族选择留在北京, 选择离开北京的占50.52%。选择离京的蚁族群体, 有62.1%的蚁族表示会定居二三线城市, 19.6%的受访者选择去其他大城市发展, 仅有2.7%的蚁族会回农村定居, 还有2.4%的受访者表示会去国外发展。可见, 当前京蚁群体的离京与留京意愿的比例相当。

本文将假设中影响京蚁留京因素与其留京意愿进行交互分析(如表 1所示), 结果显示:①在人口因素中, 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教育程度四个因素的卡方检验结果的概率值均小于0.1, 说明这些因素在P < 0.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的相关性。②从生存理性来看, 家庭全年总收入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因此对北京蚁族留京意愿的影响较弱, 而家庭规模、就业状态及居住条件对北京蚁族居留意愿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③从经济理性来看, 个人收入、支出和月盈余的显著性水平均大于0.1, 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而蚁族对于未来社会经济地位的预期以及家乡所在地对其定居北京具有显著性影响。④从社会理性来看, 蚁族所在单位性质、工作时长、参加组织或群体的频次以及保险缴纳情况与其定居意愿关系的卡方检验概率值均小于0.1, 说明以上变量与蚁族居留意愿在P < 0.1的水平上具有显著相关性。

表 1(Tab. 1

表 1 北京蚁族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交互分类表(n=2407) Tab.1 Interactive Classification for Influence of Ant Tribe Settlement (n=2407)

表 1 北京蚁族居留意愿影响因素的交互分类表(n=2407) Tab.1 Interactive Classification for Influence of Ant Tribe Settlement (n=2407)

从单因素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 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就业状态、家庭规模、居住情况、未来经济预期、家乡所在地、所在单位性质、工作时长、参加组织频次以及保险缴纳情况等变量通过了相关性检验。本文将这些变量纳入logistic回归中, 由于纳入变量过多, 变量的整体显著性相对较弱, 为了验证原假设即社会理性、经济理性和生存理性的重要程度, 本文通过逐步向前回归的方法剔除部分显著性相对较弱的变量。经检验, 性别、教育程度、居住情况、保险缴纳情况以及参加组织活动频次通过显著性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Tab. 2

表 2 影响蚁族定居地选择的Logistic回归分析 Tab.2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Ant Tribe Settlement

表 2 影响蚁族定居地选择的Logistic回归分析 Tab.2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Ant Tribe Settlement

从性别来看,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女性更倾向于定居北京, 其定居意愿是男性的1.43倍。从教育程度来看, 随着学历水平的提高, 京蚁的留京意愿整体呈现升高态势, 研究生定居北京的意愿显著高于其他学历, 是大专学历的2.6倍, 专升本学历是大专的1.86倍, 本科学历是大专的1.54倍。从居住状况来看, 随着住房条件的改善, 蚁族定居北京的意愿逐渐上升。其中, 拥有自购房的蚁族定居意愿显著高于其他群体, 是租住地下室的蚁族的6.02倍, 其次为借住在亲戚家和独租的蚁族, 分别是租住地下室的2.39倍和1.78倍, 合租及住在集体宿舍的定居意愿相对较低, 但仍高于租住地下室的蚁族。从保险缴纳情况来看, 社会保障程度越高, 蚁族定居意愿越强。缴纳了五险以及缴纳了部分保险的蚁族相较于未缴纳保险的群体留京意愿更为强烈, 分别是未缴纳的1.89倍和1.63倍。从参加组织或群体活动的频次来看, 社会交往程度越频繁, 定居北京的意愿越强。每月参加一次或两次群体活动的蚁族定居意愿分别是从不参加组织活动的1.95倍和1.60倍。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京蚁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中, 社会理性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变量最多, 其各因素的回归系数之和为0.489, 而经济理性与生存理性的因素的回归系数之和仅为0.059, 由此可以验证原假设, 即社会理性是影响京蚁居留意愿的最主要因素, 经济理性和生存理性对蚁族定居影响相对较弱。

研究结果表明, 蚁族的性别、教育程度、居住状况、保险缴纳以及参加组织活动频次对其定居地选择的影响显著, 社会理性相较于经济理性、生存理性而言表现出更强的显著性。社会空间理论对这一结果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所谓社会空间, 是以物质空间、地理空间为载体, 承载着各种社会关系、社会要素的复合体。从居住空间来看, 绝大部分蚁族往往聚居在城市边缘的城中村或者廉租房中, 这种身份同质与地缘集聚造成的社会标签和地缘文化给低收入群体带来了地域歧视^[3], 从而构成了蚁族离京的推力。从社会空间来看, 社会理性与社会空间内涵具有重叠性和一致性。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社会理性对蚁族定居意愿的选择影响显著, 其背后反映出蚁族的资源获取能力、社会交往状况以及风险抵抗能力的差异, 这些社会空间维度对于蚁族居留意愿具有重要影响, 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景天魁认为, 社会空间代表距离、资源、领域的大小多少, 也是人们自由行动的领域, 群体发展的空间或范围, 如社会活动的规模、社会事件发生的范围、社会影响的广度和深度等^[4], 而教育程度及组织活动参加频次则是其知识资源和社会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回归结果显示, 教育程度越高, 蚁族定居意愿越强。这是因为学历水平的差异会影响其所掌握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的多寡, 受教育程度高的人更容易获得本地户口并与本地人建立社会关系, 自然城市适应能力会更强。此外, 当代青年在择偶过程中更为强调价值观的一致性, 学历水平高的婚姻结合必然带来资源的共享与合并, 从而为其定居北京奠定了更高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组织活动参与频次与定居意愿呈现较强的相关性, 这是因为社会资本的形成仰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按照有利于行动的方式而改变^[5], 参与组织群体活动越多, 越有利于结成人际关系网络, 从而影响其社会资本的获取能力。这种社会资源的获得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所在城市对于蚁族的接纳程度, 从而影响其融入城市这一目标达成的可能性。因此, 由教育水平和社会交往状况所带来的资源和人际关系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了蚁族与城市居民之间的无形社会距离, 避免了社会层面的隔离, 同时, 资源的增加也为蚁族与当地居民交往提供"在场"的可能性, 使其有条件与当地市民居住在同一屋檐下, 这为其与当地居民的社会交往清除了空间障碍。

列菲弗尔认为空间不仅是地理学意义上的自然空间, 社会空间更是承载了各种社会关系, 是各种社会关系的体现^[6], 婚姻则是诸多社会关系中极为重要的形式。原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显示, 在流入地有多个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流动家庭的比重达到70%以上^[7], 并且婚姻状况和留京意愿的交互分析表明, 已婚(包括丧偶和离婚)蚁族相较于未婚蚁族定居意愿高出10个百分点。因此, 能否在京组建家庭对于蚁族是否选择在京定居具有重要的影响, 而性别及居住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能否在京组建家庭。回归结果显示, 女性定居意愿是男性的1.436倍, 这是因为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容易通过在京组建家庭实现社会型流动, 这种婚姻的同化使得其在生活方式、意识形态、主观感受和社会认同等方面逐渐缩小与当地居民的差异。而在中国, 男性往往在抚养家庭、购置房产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 但北京高昂的房价令诸多男性蚁族望而却步, 所以他们往往在积累一定工作经验和社会资本后选择定居其他城市, 因此女性蚁族的留京意愿更为强烈。此外, 居住状况表现出了较高的显著性, 尤其是拥有自购房的蚁族的定居意愿远远高于其他群体, 一方面是因为房产已成为择偶的重要标准, 拥有房产的人在择偶这场"博弈"中具有明显的优势。在北京等一线城市, 工资的涨幅与房价涨幅之间的差距日益增大, 很多工薪阶层即使在京工作几十年也难以承担起北京高昂的房价, 这也是经济理性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重要原因。当期的收入和支出在青年人的择偶中式微, 而是否拥有房产已经成为衡量对方经济条件的重要维度, 在2016年课题组北京青年婚恋调研中发现, 双方的房产拥有情况会影响两人的结婚打算^[8]。因此, 拥有房产的蚁族相对而言拥有更多的机会寻找合适的伴侣并定居北京。另一方面, 拥有房产也意味着其自身所拥有资源较多, 在拉近与当地居民空间距离的同时, 也减弱了与当地居民的"社群区隔"。

公民的空间权益获得深刻影响其城市适应和融入。社会保障作为重要的空间资源, 往往成为蚁族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区隔。蚁族作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 由于社会排斥性制度的安排, 相较于本地人承担着更多的压力, 在定居地选择过程中, 对未来可能面临的风险以及应对能力必然有所考量, 因此风险抵抗能力的评估成为蚁族定居北京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保险作为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回归分析中表现出了较强的显著性, 这是因为社会保险作为规避风险的有效形式, 通过经济资源转移的方式为蚁族在京定居生活中可能遭遇的风险提供了安全保护, 尤其是对于在京结婚成家的蚁族来说, 风险的防护必不可少。因为结婚不仅仅是个人摆脱单身生活, 更意味着因家庭组建带来的孩子教育、家庭抚养等责任重担, 这种重担要求最大限度的降低失业、养老、疾病、住房等方面的风险, 而社会保障成为蚁族抵御社会风险的重要机制, 从而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在京生活的稳定性。此外, 社会权利的剥夺, 尤其是基本社会保障权利的剥夺已成为"内在市民化"滞后"外在市民化"的根本原因^[9], 保险缴纳情况作为空间正义的重要实现形式, 一定程度上代表蚁族自我"市民"角色的认同和转化, 影响着其对所在城市的融入程度。

蚁族是否定居一线城市是理性选择的结果, 其居留意愿会受到生存理性、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以及个体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 本文利用单因素检验和logistic回归, 对相关因素进行实证检验, 得到以下结论:①社会理性是蚁族定居地选择的最重要影响因素。社会理性中社会保障状况及社会交往情况表现出较强的显著性。社会保障程度越高, 社会交往越密切, 蚁族定居意愿越强。②经济理性和生存理性对于蚁族居留意愿的影响相较于社会理性而言较弱。在经济理性和生存理性的影响因素中, 只有居住状况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随着居住状况的改善, 蚁族的居留意愿越强。③社会空间理论对实证结果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性别、受教育程度、居住情况、社会保障程度以及社会交往状况通过作用于其个人资源获取能力、家庭组建可能性以及风险抵抗能力, 进而影响蚁族留京意愿。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是基于理性选择理论对影响北京蚁族留京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 但在现实生活中, 并非所有蚁族都会出于理性角度考量定居地选择的成本和收益, 可能存在部分蚁族基于感性视角。这些问题都有待在以后的研究中进行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