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报告强调了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繁荣的重要性。大遗址作为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对于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彰显城市与区域文脉、带动区域全面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3]。在大遗址资源展示利用过程中的空间资本化、文化符号化引发生产方式嬗变, 打破原有封闭、均质的区域空间环境, 产生社会空间异质性与非共同化。由此产生的一系列不均衡现象引发了大遗址周边地区社会问题的反思。已有研究从商业服务^[4]、交通^[5]、产业区^[6]、旅游区^[7]建设等多个方面分析了资源要素开发所引发的一系列空间响应与社会变迁, 增长极理论、触媒理论、突变论为研究资源开发及其周边空间响应提供理论依据, 绅士化效应与滤出机制^{[8, 9]}、补偿机制^[10]、空间剥夺与居住隔离^[11]等是资源要素开发对其周边社会空间演变的影响动因。然而大遗址保护性利用有别于一般空间资源开发, 具有文化真实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诉求, 文物保护与用地矛盾、城市化问题、农村问题在这一区域集中体现。在权力、资本、社会交织下产生了复杂的外部性影响。部分学者对大遗址周边地区居民生活质量与生活满意度^[12]、居民记忆与感知^[13]、经济复兴与旅游收益^[14]、收入变化^[15]等社会现象进行了评价性研究, 将土地制度与文物保护制度冲突^{[16, 17]}、补偿策略失衡^[18]、城乡二元制度壁垒^[19]归结为大遗址地区社会问题的症结。学界已经对大遗址周边地区空间、土地、制度等单方面研究领域进行了溯源, 但是其社会—空间的互馈机制仍然是知识的黑箱。空间生产理论作为"元理论", 将全方位揭示这些成因产生的本质。研究重点上, 空间生产理论强调社会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目前还鲜有研究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揭示大遗址周边地区社会演变机制。因此本文从空间生产的综合视角出发, 分析保护性利用中复杂因素作用下社会空间演变规律, 一方面检验空间生产理论应用于遗址开发利用实践的有效性, 另一方面以从社会—空间辩证视角分析大遗址周边地区社会变迁根本性成因。

孟宪民先生对大遗址的定义是"中国文化遗产中规模大、文化价值突出的大型文化遗址、遗存和古墓葬^[20]"。其占地面积广、历史信息丰富, 决定了大遗址相较于一般文物更具区域影响力。回顾历史, 我国文保部门对大遗址长期采取封闭圈地保护模式。通过保护区划、保护措施对其周边保护区、建控地带、环境协调区内生产、生活提出不同限制。一方面封闭保护造成大遗址资源价值未能向周边辐射、外溢; 另一方面产生了保护区内、外发展上的剪刀差。因此逐步加强了大遗址对外开放与展示利用工作, "保护"前提下强调"利用", 并探索了多种大遗址保护性利用模式。例如以大明宫、秦始皇陵为代表的考古遗址公园模式, 汉宣帝杜陵、汉高阻长陵的退耕还林还草模式, 以唐长安城墙为代表的市民公园模式, 以耀州窑为代表的博物馆模式。大遗址的资源价值在一系列生产、交换、消费活动过程中体现, 并且与周边区域产生交互作用, 影响周边空间演变与社会变迁。

社会学领域的社会空间内容涵盖社会分层、家庭、宗族的变化, 并不涉及地域空间^[21]。地理学将社会空间定义为以人们的交往联系和社会组织结构为纽带的不同尺度的空间^[22]", 其既注重物质空间的具体表现, 也注重非物质空间的运作机理。芝加哥学派作为典型代表, 认为空间是社会生态过程的表现, 关注群体居住区域分布差异^[23]。地方视角下社会空间是共同认同感的社会群体占有的地域, 索尔将其视为具有相同空间感知和同质性的居民的集聚区域^[24]。行为学派理解的社会空间是由复杂的社会关系构建, 是社会网络的概念^[25]。伴随地理学文化转向, 诸多学者采用社会—空间辩证法研究社会问题, 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 社会过程决定空间形式^[26]。

表 1(Tab. 1

表 1 社会空间的不同内涵 Tab.1 Different Connotations of Social Space

表 1 社会空间的不同内涵 Tab.1 Different Connotations of Social Space

借鉴国外保护区社会空间相关研究^{[27, 28]}结合我国文物保护制度, 将本文中大遗址周边地区界定为遗址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环境协调区范围。哈维认为社会空间的动态变化体现出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的变革必然催生空间载体变化, 而这一进程又作用于社会空间的演变, 在这样的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中社会关系不断变迁。大遗址在展示利用前, 其周边地区受遗址辐射带动作用弱加之严格的保护措施, 最主要关系就是居民与土地之间关系。保护性利用改变区域政策制度、生产方式, 由此引发生产关系变化、人口结构的变化、空间结构的变化。多方面变化产生大遗址周边地区居住空间分异、社会分化、生计方式转变, 进而引发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 将马克思理论空间化提出了空间生产理论^[29], 空间被视为一种资本, 受多种意识形态和生产关系驱使而不断解构重构, 包含着渐进式的社会关系建构过程。并开创三元分析框架, 空间的实践指物质环境空间, 如道路、建筑、植被等, 承载着社会个体与群体的行为。空间表征指构想的空间, 是政府官员、规划师、专家设计的空间, 代表政治统治的工具, 通过政策、制度、规划、符号等形式体现出文化与意识形态。表征的空间指居民和使用者生活的空间, 指人们生产、生活中结成的社会与情感联系。这三个维度的空间划分体现出真实和构想之间、解构和重组之间的互动关系^[30], 把各种不同空间及其产生过程整合到一种体系中, 便于理清复杂的社会关系与空间的互动过程。

无论是核心边缘理论或是触媒理论等, 都是以物质资源占有、分配差异及其外溢过程来研究其周边空间响应。但大遗址保护利用除了一般资源开发所具有的物质性特征外, 还具有重要文化精神含义。空间生产理论将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通过社会空间联系起来, 实现了物质、精神、社会的统一。其理论的另一大优点在于分析社会与空间的互馈影响^[31], 能够充分挖掘一系列物质空间演变背后的一系列社会权力、生产关系的变化。哈维认为空间是创造价值的工具^[32], 空间的生产与塑造服从于资本利益最大化。其通过吸收列斐伏尔思想并结合马克思资本积累矛盾理论, 揭示了资本循环在空间塑造中的作用(图 1)。第一次资本循环中资本投入物质资料的生产, 当第一级循环中的资本回报率降低时, 将投入第二次循环。哈维认为第二次循环中资本投入消费性建成环境, 如住区、道路等空间实体。资本第三次循环是对科教文卫等方面消费投入, 是空间资本化与文化资本化的集中体现。大遗址周边地区生产受文保、城建等多方限制, 当"物的生产受限"时必然转向"空间的生产", 加之政府对文保财政支出低, 该地区对空间资本的追求更为迫切。初期的汉长安城、杜陵将文物保护与投资少、见效快的林业相结合, 资本流向生产领域, 实现第一次资本循环。当资本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 资本投入公园、景区、市政等空间建设以实现空间价值提升, 体现第二次资本循环过程。如汉长安城内建设汉城湖公园带动遗址周边房价推行土地财政。大明宫地区由于政府一次性巨额投资, 跳过前期资本累积循环阶段直接进入第三次资本循环过程。通过文化渲染与包装, 带动周边商业、文化服务业发展。保护性利用影响下大遗址周边地区充分体现了空间资本化特性, 它的塑造与生产完全符合资本累积与利润最大化需求。

图 1(Fig. 1)

图 1 资本的三重循环 Fig.1 The Three Circulation of Capital

大遗址保护性利用是一种外部植入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而非完全自发演进过程。在政府权力与资本利益驱使下物质与制度环境发生改变, 产生功能空间演替与生产方式转变。在社会空间辩证分析框架下, 大遗址周边地区一方面由于物质环境的改变为社会变迁提供空间承载, 另一方面空间生产过程中制度、文化因素对社会过程与空间过程产生影响与调整。基于以上分析建立大遗址周边地区社会空间演变的分析框架(图 2)。内容包括:①空间的实践:大遗址周边环境的改造, 如用地、道路、建筑等空间实体的变化, 及其带来的区域职能、生产方式的转型调整。②表征的空间:体现大遗址周边地区社会关系, 在产业更替、生产方式转变影响下, 大遗址区原有居民、外来居民、相关从业者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③空间的表征:政府、企业、地方等空间主体对大遗址周边空间的处置权限的让渡与差异以及制度性矛盾产生的身份地位与权力差异。

图 2(Fig. 2)

图 2 大遗址周边地区社会空间演变分析框架 Fig.2 The Analysis Framework for Social Space Around the Great Relics

展示利用前, 大遗址周边地区物质环境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其社会结构、农业生产方式等与空间实体有机协调。受保护区划、保护措施与保护条例限制, 大遗址周边以农业用地、村庄用地为主。遗址展示利用初期财力投入有限, 资本投入物质资料生产, 是第一次资本循环阶段。通常采取投资少、见效快、文保与经济产出相结合的经济林、农业观光等形式进行保护性利用。2002年汉长安城保护区南部种植杨树林120多公顷, 与此同时杜陵也开展了万亩生态林建设, 种植生态林、苗圃、果树750多公顷, 由于生态景观环境改善衍生出大量农家乐等休闲接待用地^[33-35]。第二次资本循环中, 资本投入建成环境, 由于遗址公园、景区建设带动了周边居住、商业、服务等建设用地比例逐步攀升^[36]。尤其是2011年汉城湖公园开放后, 汉长安城周边建设用地比例提升明显。第三次资本循环中, 大遗址周边文化设施、服务设施逐步完善, 景观文化符号进一步彰显。如大明宫周边地区由于资本强势介入而直接进入第三次资本循环, 文化资本化驱使下通过文化符号彰显以提升空间价值(图 3)。

图 3(Fig. 3)

图 3 空间文化的隐喻 Fig.3 The Metaphor of Space Culture

保护性利改变了大遗址周边地区物质环境。首先体现在周边景观风貌转变, 第一次资本循环中农耕景观逐步向农林业观光过渡, 第二、三次资本循环逐步向城市景观过渡, 并且文化符号化特征愈发凸显。二是用地结构发生改变, 农林用地比例减少, 建设用地与公园绿地逐步增加。三是服务设施的增加, 提升了公共服务水平。

展示利用前, 大遗址周边居民以种植业与土地租赁为收入来源^[37], 1997年汉长安城周边地区居民就业以第一产业为主(图 4a)。伴随遗址开发利用资本投入第一次循环, 2003年部分居民耕地被征用开展大绿工程, 大量农林公司入驻进行苗木培育、绿化^[16]。土地被剥夺后居民为谋求生计而受雇从事苗木培育; 或是将农宅作为新的生产资料, 从事农家乐等服务业, 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提升(图 4b)。第二次资本循环中资本投入空间建设, 这一过程以遗址公园、景区建设后环境提升为契机, 政府借助开发商力量在大遗址周边推行土地财政, 促进了租金与房地价提升(表 2)。汉城湖公园建设后, 汉长安城周边地区原有居民享受遗址开发红利, 物业经营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收入成为大遗址周边地区居民再生产模式(图 4c)。第三次资本循环中资本投入公共服务与消费领域, 营造浓郁的文化环境, 激活遗址文化内涵^[19]。

图 4(Fig. 4)

图 4 汉长安城遗址周边地区就业结构演变 Fig.4 Employment Structure in the Surrounding Area of Han Chang'an City Site 注:资料来源于2014汉城街道国民经济统计资料、2014未央宫街道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97汉城乡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97未央宫乡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汉长安城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09-2025)。

表 2(Tab. 2

表 2 西安地区考古遗址公园挂牌前后周边房价变动 Tab.2 Changes in House Prices Around Archeological Parks in Xi'an

表 2 西安地区考古遗址公园挂牌前后周边房价变动 Tab.2 Changes in House Prices Around Archeological Parks in Xi'an

首先, 遗址保护性利用带来了土地财政, 政府通过级差收益平衡部分公共投资。其次, 当地居民在生产资料丧失后, 结合资源不断调整自身生产方式以维持生计。最后, 虽然遗址保护性利用增加了就业机会, 但是也提高了原有居民生活成本。

遗址展示利用前居民以土地为基础结成地缘农业生产关系, 社会阶层分化不明显且收入均偏低。保护性利用促使经营户、购房者等"外来者"逐步参与到空间生产实践中, 建构起新的社会关系^[38]。第一次资本循环中, 农地征收用于苗圃绿化、文物保护, 村民与其土地生产资料相分离。部分居民被雇佣为苗木工人, 部分居民利用农宅经营农家乐或出租^[39]。实施大绿工程后共有407家规模企业进入汉长安城周边地区; 杜陵万亩生态林建设后, 陆续34家农林业公司、9家餐饮娱乐公司、33家农家乐入驻该区域。调研走访发现当地居民被雇佣为工人或是将农宅租赁用于经营休闲娱乐项目, 原有居民与外来人员逐渐形成雇佣合作或房屋租赁关系, 逐步瓦解传统农业地缘社会。第二次资本循环中, 住房成为一种最活跃、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保护区内的农宅、保护区外的农宅、村集体小产权房、商品房、政策性住房掺杂, 不同阶层的择居产生了居住空间分异。第三次资本循环中, 文化消费产业进一步发展, 对旧有社会关系网络进一步冲击, 旧社会关系中的文化习俗也濒临消失^[13], 更多外来者的介入让生活环境变得喧闹嘈杂。

政府在打造城市及区域形象的同时, 规划出了区域概念化的空间想象, 即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表征"。由于大遗址的文物性与脆弱性, 保护性利用必须采取"自上而下"的管理运营模式。文保部门以真实性和完整性保护为基本原则, 建设部门通过空间经营策略平衡公共投入, 无论是文物主管部门还是建设部门都通过规划与政策严格把控着空间开发和建设过程。第一次资本循环中, 展示利用需求与有限的文保经费投入是主要矛盾, 政府通过补偿方式引导民营企业先期投入保护性利用项目。杜陵地区万亩生态林建设中, 政府投入5000万元对园林苗木企业实施补偿。第二、三次资本循环中, 为了更好协调空间建设中利益矛盾问题, 通过设立管委会、改造办公室等政府派出机构再造制度空间协调多方利益行使空间权力。2012年设立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管委会, 统一负责该地区申遗、基础设施建设、遗址公园建设工作。大明宫地区成立保护改造办公室, 下设文物管理、城改、国土与规划、经济发展等部门, 打破行政沟通壁垒、协调部门矛盾, 先期投资120亿建设遗址公园, 其周边19.2 km²范围组织大型集团参与土地一级开发, 平衡保护与建设矛盾。

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环境协调区内空间生产主体具有不同的空间处置权限。地方居民作为被资本和权力控制下的个体, 在空间资源被剥夺状态下不断调整自身生产方式并结成新的社会生产关系以谋求生计。大遗址利用前与第一次资本循环过程中, 空间主体权力差异体现在对土地种植、灌溉等限制条件差异, 农业生产模式下平均收入不高且差异较小。第二次资本循环中, 这种差异体现在开发限制条件上。保护区内居民让渡空间权力, 被搬迁安置或是被剥夺土地, 丧失生产资料处于社会底端; 保护区外原居民享有部分空间处置权力, 在满足保护条例要求下开发村集体小产权房或是加盖农宅, 享受大遗址展示利用红利产生的物业受益; 建控地带、环境协调区开发建设时, 对开发企业有不同的建筑高度、容积率、绿化率限制要求, 产生住宅价格差异, 并引发居住空间分异。第三次资本循环过程中空间权力差异体现在入驻产业及项目限制。《大明宫遗址保护管理办法》禁止与文物保护、展示和考古无关的项目进入保护区, 建设控制地带内的项目工程, 不得破坏大明宫遗址的历史风貌。

资本投入物质环境改造将引发社会关系产生相应的变化(图 5)。政府、企业、居民等空间生产主体占有或通过租赁、购买等形式获取土地、建筑等空间资源进行空间生产实践。空间生产主体所追求目标不同, 纯粹的经济理性并不是共同的行动原则。政府中的文保部门追求文化保护传承、建设部门需要平衡投资收益, 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 地方居民还掺杂有复杂的地方感, 不同主体根据发展和经营需要构建物质空间, 影响社会结构。大遗址及其周边区域往往因保护措施、条例限制而成为环境衰败的区域。政府力图通过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改善大遗址地区环境、还遗址以尊严, 创造良好投资环境, 进而通过土地经营转嫁公共投资成本。企业投资一方面吸引从业人员改变周边劳动力与住职结构; 另一方面地产建设吸引人口迁入, 并由于房地价差异产生居住空间分异。保护区外居民享受遗址展示利用红利, 不断投资加盖农宅或进行小产权房建设用以出租。而保护区内受遗址保护条例、措施限制而不能进行房屋建设, 部分居民在政府引导下搬迁安置; 保护区内保留居民只能居住在原有破败旧宅中, 等待安置。因此, 保护区内居民、搬迁居民、保护区外居民、外来人口产生了居住隔离。

图 5(Fig. 5)

图 5 资本投入空间生产实践对大遗址周边社会空间的影响 Fig.5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Capital Input Space Production Practice on Social Space

第一次资本循环过程中, 由于保护性利用经费不足, 政府通常采取退耕还林、农业观光模式将遗址保护与经济产出相结合。原有居民的土地生产资料被廉价征用或租赁，园林企业入驻进行苗木培育与农业观光项目，将原居民与其土地生产资料相分离。这一过程改变了原有农业地缘关系，部分原有居民被雇佣为护林员、园丁，与外来企业形成雇用合作关系，受知识能力限制其处于劳动力结构边缘。伴随着环境改善与旅游发展，农宅成为新的生产资料，部分居民自己经营农家乐或转租收取物业收入，与外来经营户结成互利合作关系。这一阶段外来人口多是本地居民亲戚朋友，租赁农宅经营农家乐或是到农林企业打工。第二次资本循环中，政府再次征收土地进行考古遗址公园、博物馆、城市公园、基础设施等项目建设。大遗址周边地区生地变熟地，推行土地财政，吸引大量地产公司在保护区外投资建设。部分保护区内居民再度丧失宅基地生产资料，被安置在边缘地区，丧失收入来源。在大遗址利用外部性影响下，保护区外居民建设集体小产权房或加盖农宅，成为生产资料的拥有者，与租户或外来经营者形成租赁关系而不再从事低端劳动。第三次资本循环中配套服务设施进一步完善，服务业企业入住，吸纳人口就业。受服务设施空间分布差异影响，产生居住空间分异。这一阶段地缘关系彻底瓦解，业缘关系确立（图 6）。

图 6(Fig. 6)

图 6 生产方式变革对大遗址周边社会空间影响 Fig.6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 in Production Pattern on Social Space Around the Great Relics

政府通过设立管委会、改造办等派出机构再造大遗址周边地区制度空间，协调矛盾、落实规划。然而大遗址周边地区空间生产中的制度性影响仍然突出，文保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矛盾尤为明显。我国土地制度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所有权与承包权分离进一步衍生出经营权、承包权、所有权的三权分立。《文物保护法》第五条规定“国有不可移动文物的所有权不因其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40]，产生了承载文物的土地的集体所有权与国有文物之间的矛盾。前两次资本循环中，原有居民在土地权力上不得不做出让步。文物保护制度约束下，保护区内、外的居民空间处置权限存在很大差别，保护区内居民难以通过土地流转或加盖修缮房屋获取非农收入。尤其在第二次资本循环中，环境建设引起土地增值，部分保护区外村集体建设小产权房或是加盖农宅获取物业收益，部分居民获得补偿款、过渡费后搬迁安置获得城市户口，而保护区内未搬迁居民则成为失地农民没有任何生活保障。第三次资本循环中服务设施逐步完善, 大量人口迁入大遗址周边地区。城市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原有居民等群体居住或租住在商品房小区、集体产权房、城中村等多种形式住区中。在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下不同群体在享受教育、社保、医疗等方面具有很大差异, 空间分异愈演愈烈(图 7)。

图 7(Fig. 7)

图 7 制度与权力因素对大遗址周边社会空间的影响 Fig.7 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 and Power on Social Space around the Great Relics

以空间生产理论为视角, 分析西安保护性利用的大遗址周边地区从农业地缘关系到业缘关系的建立过程, 揭示了大遗址保护性利用工作的"外源性嵌入式空间构建"对社会"内源自生空间"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大遗址周边地区社会空间变迁, 直接动因在于空间资本化驱使下的物质重构。特别是政府力作用下改善了区域投资环境, 通过城市经营以转嫁公共投资, 吸引服务业投资改变周边劳动力与就业结构, 地产业投资为居住空间分异提供了空间载体。大遗址周边地区物质空间重构暗含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调整过程, 三次资本循环过程是居民与其生产资料逐步分离过程, 也是大遗址地区农林业-建筑业-服务业演替的过程, 居住群体组织的地缘性特征转变为多元的业缘性特征。文物保护制度、土地制度、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造成大遗址周边地区居民空间处置权力差异, 引发收入性结构差异。尤其在第二次资本循环中空间增值带动下, 这种差异更加明显。原有人口、外来人口、安置人口在保护区内外产生的空间分异及其内部的社会分层, 既是户籍和制度壁垒产生的社会福利分配差异, 也是城市化与文物保护制度合力作用下的产物, 更是权力与资本介入下生产关系不断解构与重构的必然结果。

以人为本"思想指导下, 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研究重点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逐步向"文化遗产地"转化^[41], 将关注点转向与文化遗产有一定联系的人文社会环境。把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这一"物"的问题落实到"人的关系中分析, 更能切入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中的关键问题。基于博弈论视角对大遗址保护利用中利益相关者结构关系已进行了广泛探讨, 而这种"共时性"的分析难以全面揭示大遗址周边地区社会、经济问题成因及其演变, 并且其社会学解释难以与空间维度相对应。大遗址周边空间是哈维所说的"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真实写照, 包含历时性"与"共时性"两方面成因。面对展示性利用后的大遗址周边地区社会空间分异、社会分层愈演愈烈的趋势, 借鉴空间生产理论及哈维的三次资本循环理论, 从社会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角度揭示大遗址保护利用中空间建构过程如何影响到社会结构, 同时揭示那些确保这些结构得以再生产的机制。本研究没有对城市化、城中村、旅游村落研究中的空间生产分析模式照搬, 而是将文物保护框架与遗址区社会变迁中的空间生产进行了融合研究。综合大遗址区空间、土地、制度等问题的分析结论, 将其融入空间生产分析框架, 追溯空间生产主体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探寻隐藏在其内部的利益驱使动机及主体之间的权力制约和让渡, 在人本视角拓展了大遗址保护利用的研究广度。本文引介西方"空间生产"及其相关延伸理论, 证明了空间生产理论在大遗址保护利用方面的普遍适用性, 进一步丰富了空间生产的微观领域研究。对我国政府主导、市场经济语境下大遗址周边地区空间实践出现的社会问题认知进行尝试解析, 希望借此构建起一座"空间生产"与"大遗址保护利用"的桥梁。虽然本研究对西安大遗址周边地区社会空间演变进行了普遍性的规律总结, 但是在具体案例分析时仍需要针对个案做出特殊解释。例如空间生产三元分析内容划定、各空间主体互动关系、三次资本循环阶段划分在不同大遗址都具有一定特殊性。从研究和保护利用实践角度看, 更多后续细化工作应注意与具体大遗址保护利用情况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