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黄山学院 旅游学院, 黄山 245021
2. College of Tourism, Huangshan University, Huangshan 245021, China
随着人们休闲需求和消费能力的提升, 以及从观光到旅居的生活方式和居住观念的转变, 在异地二次置业用于休闲度假已成为一种新趋势。在我国大城市郊区、海滨度假地和风景秀丽的乡村地区, 以"休闲度假"与"居住生活"融为一体的第二居所悄然兴起。学界对第二居所的概念尚未做出统一界定, 但对其核心内涵已达成以下共识:①异地二次置业性", 第二居所是常住住宅之外的居所, 强调第二居所的异地性和多次置业性; ②"休闲度假性", 第二居所主要用于养老、休闲、度假等生活目的, 强调自用性而非投资性; ③"临时性", 第二居所居住时间和频率总体上要低于常住住宅。因此, 综合以往的研究, 本文所研究的第二居所定义为:在常住地之外的地区拥有产权或长期租赁的, 用于休闲、度假、养老等生活目的的临时性居所。学界普遍认同的旅居定义, 是指个体在有别于其本身居住地和文化环境中生活6个月到5年的时间, 这种停留是暂时性的, 有返回故地的意图[1]。本文结合第二居所与旅居的定义及特征, 将第二居所旅居界定为:个体在常住地之外购买或长期租赁的临时性居所进行休闲、度假或养老生活, 这种生活的时间和频率总体上要低于常住住宅, 并有返回常住地的意图。第二居所旅居相对于一般旅居具有频繁往复的特征, "移动中的逗留" [2]及"旅行中的居住"[3]是其重要特征。
研究惯常上, 第二居所旅居是一种旅游现象, 他们都依赖于空间流动性和闲暇时间, 以及对愉悦和非日常经历的追求[4]。旅游作为一种"流动"的方式被置于以"短时性旅游"和"永久性旅游迁移"为两端的时空谱系中(图 1)。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加和交通可达性的提升, 这一时空图谱的中间形态"阶段性旅游迁移"逐步发展起来。而逗留时间的增加导致住宿的固定特征明显, 旅行和居住两个原本不相关的行为紧密结合, 演变为一个共生体的不同展示面[5]。作为重要载体, 第二居所应运而生(图 1)。在这一时空谱系中, 国内外学者对位于两端的短时性旅游和旅游移民的研究已较为成熟, 位于中间形态的第二居所旅居具有自身独特的时空特性, 引发出新的旅游人地关系现象, 是旅游研究向纵深发展的趋势, 已成为旅游地理学不可回避的研究命题。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进程, 构建了基于"人—地"关系的第二居所旅居研究内容体系, 对比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基础上, 对未来第二居所旅居研究提出建议, 以期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并开展更深入的研究。
2 第二居所旅居研究进程
18世纪以来出现在温泉小镇、沿海小镇的度假小木屋、钓鱼小屋是第二居所的雏形[8]。但真正作为一种休闲旅游的方式, 第二居所旅居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的北欧国家[9], 并引起了西方学者对这一现象的关注。根据研究区域范围、研究内容和方法特征, 以及研究历程中具有里程碑作用的著作出现的时间, 将国外第二居所旅居研究历程分为三个阶段(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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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外第二居所旅居研究进程 Tab.1 The Progress of the Second Home Research Abroad |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 是第二居所旅居研究的起步阶段。大量的早期研究在欧洲和北美涌现[10-17], Coppock是早期研究的集大成者, 他出版的论文集搜集了西方十几个国家的研究成果, 回顾了二十多年来第二居所旅居发展历程[18]。早期研究范围主要在小尺度区域; 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 研究内容偏重于现象分析, 集中在第二居所旅居发展影响因素分析、空间分布以及对当地的影响, 特别关注了英国第二居所旅居带来的矛盾和问题, 对第二居所旅居的价值进行了反思[19, 20]。伴随这一反思, 使得20世纪80年代对第二居所旅居的研究开始降温, 直到90年代初相关研究再次涌现。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 是第二居所旅居研究的转折性阶段。由于经济和全球化的发展, 与退休移居相关的区域性和国际性第二居所旅居者迅速增加。这一时期第二居所旅居研究有两大新变化:一是内容上, 从早期的空间现象分析开始关注到第二居所旅居者行为特征, 发现旅居人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以往第二居所旅居者以中年群体为主, 20世纪90年代后, 退休迁移使得老年旅居者的比例大幅度增加[21]; 二是研究区域, 从早期局部问题的探讨, 在全球化的推动下, 开始关注跨国性第二居所旅居特点。Buller等对英国旅居者在法国购买第二居所行为的创新性研究, 是跨国性第二居所旅居研究的代表性著作[22]。随后, 从北欧到西班牙[23]、从英国到马耳他以及从德国到瑞典等跨国性第二居所旅居研究成倍增长[24, 25]。
21世纪初至今, 是第二居所旅居研究的迅速发展阶段。由于第二居所旅居带来的社会文化冲突等问题日渐凸显, 使得第二居所旅居研究成为热点。Hall等编撰的论文集具有重要的里程碑作用[6]。在研究方法上, 定量分析增多, 使得现象描述更为准确; 在研究视角上, 从早期纯理论的探讨延伸到政策实施分析, 探索了一系列有效的调控手段; 在研究内容上, 开始注重从社会心理需求角度对人进行关注, 对旅居者在旅居地的社会交往网络、地方依恋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国对第二居所现象的研究始于2000年, 起步晚, 研究成果较少。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维普数据库以及万方数据库中以"第二居所"、"第二住宅"等为篇名的学术文献只有30余篇、硕士论文7篇、博士论文2篇。其中, 以"第二居所"为题名的学术论文只有17篇, 从旅游地理学角度进行研究的仅有16篇。冯健是国内最早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 在分析中国第二居所发展的动力机制与特征的基础上, 对其引发的社会经济效应进行了探讨[26]; 其后, 国内学者对第二居所定义、第二居所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27-30], 对影响旅居者旅居需求的因素进行了探讨[31]; 国内学者对各种类型的第二居所空间分布展开多项研究, 其中徐文雄等对度假地型和郊区型第二居所空间分布特征的分析, 是国内基于旅游地理学视角进行第二居所旅居研究的代表[32, 33]。总体看, 国内第二居所旅居研究内容主要还停留在概念的辨析、发展动力及特征、空间现象的分析层面; 从研究区域来看, 聚焦在中国大城市及其郊区、海滨及乡村度假地; 研究方法以定性分析居多。整体上仍处于基础性研究阶段, 具有很大提升空间。
3 第二居所旅居研究内容纵观第二居所旅居研究历程, 学术界从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建筑学等多学科视角对这一领域展开研究, 研究问题及侧重点都有所不同。经济学关注第二居所旅居产生的经济效应, 社会学关注的是旅居者"人在旅居地的文化冲突、适应与融合, 但其中一直贯穿着一条明确的旅游地理学"人—地"关系研究脉络:第二居所旅居是"人"在时间、空间维度上的交叉变动, 这种变动与旅居者流出地和流入地密切相关, 是典型的地理学"人—地-时空"交汇现象; 同时, 旅居者在流入地生活一定的时间, 必然会与流入地及当地居民产生一种互动影响关系, 并呈现出"人—人"、"人—地"的多维交叉特征, 从而引发出新的"人—地"关系。因此, 本文以旅游地理学人—地"关系为研究脉络, 搭建第二居所旅居的研究框架:既包括了对"人"的研究内容, 又包括了对"地"的分析, 同时又重点探讨了第二居所旅居引发的新的"人—人"关系与"人—地"关系, 旨在更全面地分析这一主题下的相关研究问题。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图 2): ①对"人"的研究:旅居者旅居动机, 是第二居所旅居的内驱动力研究; 旅居者旅居行为影响因素研究, 包括来自流出地的推动和流入地的拉动因素; ②对"地"的研究, 包括第二居所地理位置特征, 以及流出地与流入地形成的地理空间分布规律; ③"人—人"关系研究, 涉及旅居者与当地居民的社会网络研究; ④"人—地"关系研究:包括旅居者对流入地的地方依恋和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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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人—地"关系的第二居所旅居研究内容体系 Fig.2 The Research of Second Home Sojourn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
动机是产生旅居行为的内驱动力。在国外研究中, 第二居所旅居动机主要包括:①求补偿动机:购买第二居所以弥补其常住住宅诸如高密度、缺乏外部私人空间等缺陷[34], 体验在城市地区所没有的田园生活方式。如Casado-diaz等指出地中海地区的欧洲旅居者主要是为了追求"地中海式生活方式", 包括精致的葡萄酒、丰盛的菜肴、悠闲的生活节奏和充足的户外活动机会[35]; ②逃离城市生活、回归自然动机:从日常城市生活逃离到自然环境中, 是第二居所旅居的主要动机[36-38]; ③社会身份动机:在北欧国家的一些富裕地区或稀缺的具有较高资源价值的地区, 拥有第二居所赋予业主一定的身份和社会地位[6], 是精英主义的表现[39, 40]; ④情感动机:第二居所旅居代表了旅居者对童年、家庭或祖先的某种追忆与情感联系[41, 42]。芬兰、瑞典的案例表明, 第二居所旅居与旅居者童年的风景和怀旧因素有关, 并作为一种维持家庭关系的手段[43]; ⑤人生规划动机, 购买第二居所作为人生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6, 18], 与退休计划有紧密的联系, 为预退休人员永久迁移做铺垫。
在国内研究中, 旅居者求补偿动机和健康动机同时并存。如东北老年旅居者前往海南, 主要是追求在东北所没有的优越气候条件, 用以缓解哮喘、支气管等疾病[44]; 同时, 受中国以家庭为主的传统文化影响, 我国旅居者购买第二居所具有强烈的家庭情感动机, 如为老人提供美好的生活环境, 为子女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44]。
3.1.2 第二居所旅居者行为影响因素除动机外, 第二居所旅居者"人"的旅居行为还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本文综合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成果, 将第二居所旅居者旅居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两大方面:①流出地的推动因素:包括流出地建成环境、社会人口因素、社会变革及科学发展因素。根据补偿理论, 流出地人口密集、绿化率低、缺乏户外休闲场所的城市建成环境, 推动城市居民前往第二居所以弥补主要居住地环境方面的不足[45]; 国内学者同样发现, 对主要居住环境的不满是城市人购买城市近郊第二居所的主要推力[46]; 在社会变革方面, 第二居所旅居受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影响, 以及诸如社会阶层分化、住房体制改革等社会因素的影响[6, 47-48]; 在科技发展方面, 铁路、公路和航空旅行的发展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 人们生活和活动空间得到延伸, 使得远距离第二居所旅居成为可能[49]。可支配收入、闲暇时间、家庭生命周期阶段、人口统计特征等是最关键的社会人口因素, 处于满巢期以及空巢期的家庭是第二居所旅居的主要群体[44]; ②流入地的拉动因素:包括自然环境、服务供给、政策法规和文化环境四个方面。自然环境方面, Shellito确定了影响美国五大湖区第二居所旅居者空间选择的地理地貌因素[50]; 国内学者保继刚等研究认为气候因素是影响度假地型第二居所旅居需求的最关键的因素[31]; Wong同样认为马来西亚的气候条件是吸引国际旅居者的重要因素[51]; 同时, 马来西亚政府针对国际退休旅居者的"第二家园"计划和优惠政策是吸引跨国旅居者的另一政策因素[51]。第二居所旅居受到建筑法规、土地利用法规和环境规划指导方针的影响[46]。在服务供给方面, 完善的接待设施和公共服务系统是吸引第二居所旅居者的重要因素。法国和瑞典的研究表明, 房地产中介的推广活动将第二居所旅居者引向某些特定的目的地[52]; 乡村根植性、乡村文化、民族的传统和民族性格特征等文化环境因素也影响了第二居所旅居行为, 如芬兰人对隐私和安宁的渴望导致了偏远地区第二居所空间结构的分散[53]。综合分析以上内容发现, 第二居所旅居者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 体现了人地关系中"地"对"人"的影响。
3.2 第二居所旅居"地"的研究 3.2.1 第二居所地理位置特征关于"地"的研究, 国外学者首先围绕流入地第二居所地理位置特征展开研究:美国第二居所大多都是在湖区、海岸线和森林山区等景观环境优美的度假地区发展起来[54, 55]; 在波兰的相关研究中同样发现其地理位置与森林和水体这两种自然资源有关, 其中大部分第二居所与湖的距离不超过500米, 与森林的距离不超过200米[56]; 同时, 出于对隐私的考虑和对逃避现实的渴望, 国外第二居所比常住住宅地理位置更加偏僻, 位于高生态敏感性的偏远地区, 远离城镇中心和道路[53]; Adamiak通过对比发现, 波兰第二居所距离道路和村庄的距离比常住住宅要远一倍[56]; 另外, 部分类型的第二居所位于发达城市腹地, 如加拿大第二居所一般都是在城市腹地发展起来; Müller由此提出在大城市周边的休闲区域形成的第二居所"周末休闲圈层"[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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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第二居所旅居者消费行为影响因素 Fig.3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the Second Home Sojourners |
从第二居所流出地与流入地的地理空间关系角度出发, 国外学者也进行了一些探讨。如Ragatz发现美国东北部地区第二居所分布频度呈以城市为中心、以度假区等为若干凸起的火山锥形态[13]; Hoggart等通过英国人在法国购置第二居所的空间地理特征研究, 得出了第二居所空间分布呈现出距离衰减规律[58]。众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 对此规律展开了验证分析。其中Jansson等人通过案例研究证明了这一规律, 并绘制了精确的距离衰减图式[59]。然而, 随着研究的深入, 有学者提出第二居所空间分布的距离衰减规律并不具有普适性。随着人类流动性的增加和交通技术的改善, 由于距离而减少的现象变得相对而并不是绝对[60]。Tjorve观察到旅居者与流入地之间的情感联系会削弱距离的阻碍作用, 使得旅居者不顾空间距离的限制, 将第二居所选定在远距离地区。旅居者长时间地多次对旅居地进行体验, 必然会产生情感联结[61]。这一独特的流动性特征, 使得其空间地理分布并不一定完全遵循旅游地理中的距离衰减规律。
我国第二居所集中于中国大城市近郊及其环城游憩带、海滨度假地及避暑旅游地等风景名胜区[32, 33, 46, 62], 并沿交通线、风景区分布, 在乡村以度假村形式聚集[63]。徐文雄发现度假地型第二居所受级差地租规律的影响, 具有海滨指向性特征, 距离海滨越近房价越高[33]。而郊区型第二居所受近郊化的影响, 第二居所空间分布呈"一核一弧"特征; 因交通条件的改善, 呈现距市中心距离递增规律[32]。我国第二居所旅居具有明显的"城镇指向"和"乡村指向"双向流动特征[26]。
3.3 第二居所旅居引发的新的"人—人"关系研究第二居所旅居者社会网络研究, 是旅居者与当地居民之间的"人—人"关系研究的主要内容。旅居者是一种周期性居民, 在流入地选择性地建立社交网络, 与当地居民保持适当距离。一些旅居者置身于"我们"阵营, 对当地居民漠视[64]。Müller等人的研究同样发现, 第二居所旅居者与当地居民并没有厚重的互动关系, 更多的交往只是基于商业性服务的需求, 如通过在酒吧、商店和景点的社交活动嵌入到当地社会网络中, 与当地居民的共享空间少[65]。第二居所旅居者之间存在着一些互动关系, 但由于群体的社会多样性, 旅居者之间也存在分化与隔离现象。尽管旅居者对当地保持着若即若离的态度, 但在Mendez等人的调研中, 发现旅居者开始认识到社交网络的价值, 认为有必要与当地居民建立关系以获取所需资源[66]。同时, Gallent在意大利撒丁岛的研究发现, 当地社区通过与旅居者互动, 利用旅居者这一"桥梁"带来的社会资本和智力资本, 促进了当地在城市规划、住房、服务等方面的发展[67]。然而, 这种互助发展仍然只是少数现象与有限互动。因此, 当地社区应该充分利用这些高质量的人力资源, 引导旅居者与居民打破现有隔离状态, 积极参与社区发展。
国内在"人—人"关系方面仅有吴悦芳进行了相关研究[68], 作者分析了四种不同类型的旅居者的社会网络空间特征, 发现富豪型旅居者与当地居民出现隔离与分异; 生活方式型旅居者社会网络空间与当地分异, 但活动空间部分重叠; 养老型旅居者和居住型旅居者与当地居民社会网络空间部分重叠。
3.4 第二居所旅居引发的新的"人—地"关系研究 3.4.1 第二居所旅居者地方依恋地方依恋指人与特定地方之间建立起的情感联系, 以表达人们倾向于留在此地并感到舒适和安全的心理状态[69]。地方依恋是影响人地关系强度的主要因素。第二居所旅居者的依恋被认为是基于消费行为而做出的选择, 是建立在流入地良好的环境资源基础和逃离日常生活的意义之上, 而当地居民的依恋是根植于社交网络和社区意义[70]。地方依恋的程度存在着代际差异, 第二代旅居者的地方依恋没有父母强烈, 并随着时间的迁移依恋程度逐步降低[61]; 同时, 地方依恋还存在着尺度差异, 与旅居者息息相关的住房或较大区域尺度的依恋程度相对较高, 而社区层面偏低。这些差异的形成, 是因为旅居者地方依恋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社会网络和社区关系是影响旅居者地方依恋的重要因素[71]; 旅居者由于自身的消费属性, 特别是在一些地区, 第二居所社区与城市其他空间隔离, 限制了当地居民和旅居者之间的互动, 导致了旅居者对流入地的归属感较弱[72]; Dias指出对旅居地缺乏信息和了解, 也影响了旅居者地方依恋的程度, 使得他们在第二居所属权的处理上倾向于租赁而非购买[73]。第二居所旅居者形成了农村社区智力资源的一个重要方面, 是农村变革的主要驱动力[74]。因此, 旅居者地方依恋的增强有助于第二居所旅居者提高社区参与, 对所在社区产生积极意义, 地方管理者可以从旅居者地方依恋中得到有益帮助[75]。
国内仅有聂淼对北京郊区第二居所旅居者地方依恋进行研究, 提出旅居者的地方依恋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的观点[76]。旅居者地方依恋的程度与涉入程度成正比, 并与旅居者的休闲行为、社会背景、家庭生命周期以及第二居所的使用情况具有内在相关性。
3.4.2 第二居所旅居的影响在经济影响方面, Coppock早在1977年就指出第二居所发展引起的外来消费和创税可以拉动地方经济发展, 创造就业机会[18]; 2002-2004年美国政府主持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 美国西北科罗拉多地区的第二居所旅居拉动就业岗位占当地就业岗位总数的38.4%[77]; 负面经济影响主要体现为政府额外的公共服务设施支出增加财政负担、住房资源供需失衡引起房价上涨、居民可支付住房缩减等问题[18]。社会文化影响方面, 第二居所旅居者填充了乡村地区外迁人口的空缺, 将当地社区纳入更大的社交网络, 旅居者带来的社会资本有利于社区可持续发展[67, 78]。另一方面, 大量外来旅居者的涌入, 导致本地语言习俗同化和社会文化冲突, 同时引起"乡村绅士化"[79]。环境影响方面, 第二居所的兴建可能会导致动植物生态环境遭破坏, 增加对能源的消耗以及对景观的破坏[80, 81]。但也有观点认为, 第二居所旅居者因被当地的环境所吸引而旅居于此, 比当地居民具有更强烈的环境保护意识, 在环境保护方面做出比当地居民更突出的贡献[82]。第二居所旅居产生的影响, 使学者认识到需从城市和地方政府角度进行宏观规划, 根据环境、市场和住宅需求进行整体评估, 而不仅限于颁布房产法规[83-85]; Michell提倡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时, 不应只考虑促进第二居所的美学功能, 更应注重其社会和生态功能[55]。
国内学者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背景, 认为"城镇指向型"第二居所, 使部分乡村人口阶段性地流入城镇, 有利于推动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乡村指向型"第二居所有利于激活乡村地域市场, 提升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从而推动我国城乡一体化战略的实施[26]。冯健在2000年研究认为我国第二居所发展尚未达到足以引起一系列负面效应的程度, 但随着近年来第二居所旅居者的迅速增长, 旅居地土地和房屋价格上涨, 环境遭受破坏等负面影响已初步呈现。
4 总结与展望人地关系理论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本质与核心, 是构建旅游地理学理论框架的基础[86]。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第二居所旅居研究进程的基础上, 以人地关系理论为分析框架构建了第二居所旅居研究的内容体系。总体来看, 国外第二居所旅居研究经历了起步期、转折期和迅速发展期三个阶段, 研究区域范围从西欧、北美等发达地区的小尺度区域扩展到跨国性宏观尺度区域研究, 积淀了较为丰富的理论基础。国内对第二居所现象的研究始于2000年, 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对第二居所旅居引发的新的"人—人"关系及"人—地"关系研究相对较少, 难以反映出第二居所旅居发展带来的综合效应。
研究旅游人地关系的格局与过程, 揭示旅游人地关系相互作用的机理, 谋求旅游人地关系的和谐是旅游地理学的核心命题[87]。从旅游地理学的研究视角来看, 国内外现有研究多从人地关系的单要素出发, 对第二居所旅居者的动机、第二居所的空间分布及影响等片段化内容进行了研究, 但对第二居所旅居引发的人地关系变化的格局、演化过程、作用机理等方面缺乏系统研究, 导致优化控制能力不足。因此, 本文基于人地关系的理论视角, 按照旅游人地关系"要素与结构-特性与演化-作用与机制-协调与优化"的研究主线[86], 在现有要素与结构研究的基础上, 对未来第二居所旅居研究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展望:
(1) 进一步挖掘第二居所旅居引起的人地关系变化
在人地关系中, 人是通过日常的栖居对地方进行体验, 因而"家"成为人依附于地方的重要空间尺度。地方性是指一个地方所具备的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特质, 是探讨人地关系及地方存在的关键。因此, "家"和"地方性"概念, 为第二居所旅居引起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变化的研究,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家"承载着人与地方之间的情感与关系, 是理解人地关系的重要空间尺度。然而, 第二居所旅居使得传统社会中稳定的"家"的概念受到了挑战, "家"被视为一种动态的人地关系。第二居所旅居者与流出地保持密切联系的同时, 又在流入地建立社会关系, 这种双重身份, 使得家"的概念以及身份认同变得更为多元和复杂。在流动性范式下, 第二居所旅居者的家园感发生了哪些改变, 哪里是家, 第二个"家"跟第一个"家"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第二居所旅居者"家"的构成, 以及如何从物质、文化等层面进行"家"的重构, 都应成为未来第二居所旅居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话题。
地方性是一个地方与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88]。一个地区长期的文化积累以及人们对文化的认同, 就使得该地区具有了地方性。同时, 地方性具有主体性, 不同知识和经历的人对一个地方的认知不同, 因而赋予地方不同的意义和情感, 产生了不用的地方性认同[2]。第二居所旅居者在异文化的影响下, 对流出地根文化的认同是否改变, 对异文化的吸收是否会影响流出地的地方性, 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命题。在流入地的地方性影响方面, 第二居所旅居带来的流动性浪潮, 使得不同地区和民族之间的交往增多。当旅居者带来的主流文化越来越具有话语权时, 流入地传统地方文化很容易被同化或侵蚀, 居民的地方性认同感也将削减, 导致流入地地方性的变迁甚至出现"无地方性"。因此, 第二居所旅居引起的地方性变化, 以及如何保存地方性, 可以成为未来第二居所旅居研究的新命题。
(2) 探讨人地关系变化的作用过程与机制
旅游人地关系中的"地"首先具有类型属性, 现有研究对度假型、养老型等不同类型的第二居所未予细分, 缺乏对不同类型第二居所的属性及其发展模式的研究。同时, 旅游人地关系中的"地"还具有尺度属性, 不同尺度的"地"其所对应的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有差异的[87]。因此, 未来研究应选取多类型、多尺度的案例地进行发展路径的对比与归纳分析, 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与乡村等不同尺度、不同发展阶段背景下, 第二居所旅居发展的共性与个性, 剥离差异提炼第二居所旅居发展的共同规律、理论与模式, 分析相关要素对旅居地发展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 探讨不同背景下, 第二居所旅居产生的人地关系变化的格局、演化过程及耦合机理, 谋求人地关系的和谐。
(3) 探究人地关系优化调控的路径与方式
人地系统优化调控是人地关系研究的中心目标。在未来第二居所旅居研究过程中, 应加强第二居所旅居地人地系统优化调控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探讨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 如何利用系统论与系统动力学理论、人地系统协调共生与耦合优化理论, 对第二居所旅居开发与管理进行优化调控。在现有市场和政策调控研究的基础上, 加强对第二居所旅居地环境伦理和生态道德建设的研究, 构建与第二居所旅居地可持续发展相适应的环境伦理体系, 使之成为协调人地关系的重要手段。同时, 从开发理念、管理方式及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 探析提升第二居所旅居地发展质量的路径与方式, 探讨延长旅居地生命周期的最优发展模式, 促进旅居地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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