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下旬，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构想。这一构想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促进中国与其他地区的合作和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2015年3月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中明确提出，“鼓励本国企业参与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投资”；2017年2至5月，商务部发布了一系列《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为企业提供了俄罗斯、伊朗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详实的投资环境信息；2017年5至8月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等指导境外投资的一系列文件。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地理学者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格局及影响因素等进行了分析^[1]。邹嘉龄等发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依赖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与东南亚和西亚中东的贸易总额最高，而中亚5国贸易总额的增速最快^[2]；郑蕾等发现，2003至2013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直接投资增长迅速，对中亚地区投资的增长尤其显著^[3]；刘晓凤等发现，国家间多维距离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有负面影响^[4]；王丰龙和洪菊花等评估了“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项目面临的多尺度风险^{[5, 6]}；曾刚等评估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海外园区的发展情况^[7]；赵亚博等分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油气合作中的依赖关系^[8]。一些经济管理学者考察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指出了双边高层会晤、市场规模、资源禀赋和制度距离等因素的重要作用^{[9, 10]}。还有学者考察了中国（部分省份）“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地区或国家的投资和贸易特征^{[11, 12]}。

不过，现有研究多从经济学或经济地理学角度出发，考察制度差异或制度联系等因素对对外投资的影响，较少从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战略角度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海外投资的政策效应及其在不同地缘战略地区的差异。尽管对外投资主要是企业行为，但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条件和行政审批效率等往往比较差，对这些地区的投资（尤其是基础设施）存在回报周期长和政治风险高等问题^{[5, 13, 14]}，在投资过程中离不开国家政策支持，投资的区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受国家地缘战略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地缘战略角度出发，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更多投向“一带一路”沿线具有重要地缘战略区位的地区。另一方面，现有研究多采用分组建模后比较等传统方法，较少采用严谨的因果关系检验模型考察“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为此，本文试图从理论和方法两个方面对当前研究进行拓展。一方面，基于政治地理理论和实证研究识别“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地缘战略区位；另一方面，基于双重差分等方法，更严谨地检验“一带一路”倡议是否增加了中国对地缘重要区域的投资。

一般认为，对外投资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而跨国公司力量的崛起伴随着国家影响的衰退。然而，很多研究指出国家力量对跨国投资有重要影响。如哈维认为，领土逻辑和资本逻辑是帝国主义互为表里的扩张手段^[15]；杨伟聪认为，国家是全球化的工程师和全球资本权利的最终保证人，往往为国内资本的全球扩张提供必要条件，并且通过以国企参股、规制政策和国际政治等形式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进程^[16]；Brenner将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的角色转变理解为一种“尺度修复”（scalar fix），国家一方面通过加入国际组织推动资本的全球化，另一方面通过培育全球城市等提升自身在全球化中的竞争力^{[17, 18]}；MacKinnon等也指出了英国的权力下放与区域政府在吸引外资中的领域政治（territorial politics）^[19]。因此，一些经济地理学者提出政治经济地理学^[20]或地理的政治经济学方法^[21]，以分析政治因素对经济地理过程的影响。

目前，一些政治地理研究也从地缘经济和地缘关系角度出发讨论地缘关系对跨国投资的影响^{[22, 23]}。如Flint等基于批判地缘政治视角，分析了西方地缘政治精英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及潜在影响^[24]；王晓文基于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论”指出，霸权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可能性和条件，跨国公司反过来对维持霸权有重要作用^[25]；陆大道在综合分析当代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基础上，评估了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和经贸合作的前景与风险^[14]；毛汉英也指出地缘经济是地缘政治的延伸，并评估了中国周边国家的地缘经济潜力^[26]。因此，对外投资作为地缘政治的延伸必然受到国家力量和地缘战略的影响，且会更多投向一些地缘战略上重要的区位。本文所谓地缘战略区位的概念基于地理学的区位概念，指某一国家或地区在地缘战略格局中占据的位置和拥有的影响力。根据地缘政治理论，不同地区在全球地缘格局中的影响力不同，有的是核心、枢纽或“楔子”，有的则是边缘或从属地区；不同地区的重要性也随地缘战略而异，如“第三世界”虽然在国际地缘格局中的地位不高，但是对于中国刚刚解放后提升国际地位十分重要。

中亚和西亚地区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占据重要地位。从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来看，中亚和东欧地区是麦金德提出的“心脏地带”的主要组成部分^[27]，是陆权的地缘枢纽和地缘大国争夺的重要对象^[24]；西亚是世界的“破碎地带”（shatter belts），同样对世界地缘战略格局有重要影响^[28-30]；布热津斯基也认为，欧亚大陆是维持美国霸权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31]；近年来，美国的“新丝绸之路计划”、俄罗斯的“欧亚联盟”和中国牵头设立的“上海合作组织”都将中亚视为重要的地缘战略区域^[32]。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面对美国“重返亚太”和欧印俄“东望”，中亚和西亚成为中国“西进”战略的重要区域^[33]。

从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来看，中亚和西亚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其中，中亚大体对应于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西域”^[34]，历史上就对中国的国家稳定和贸易畅通有重要的影响；作为习近平最早提出“一带一路”设想的地区，中亚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23]，是通往中东、非洲、欧洲的必经之道^[35]；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重要着力点^[36]。西亚的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伊拉克等国不仅拥有大量石油等中国必须的战略资源，也是中国重要的对外工程承包市场和劳务派遣国^[37]。因此，“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在“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中地位十分重要，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能否成功的关键^[35]。

中亚和西亚的投资环境有利有弊。中亚和西亚地区是世界战略能矿资源富集区^[23]，投资潜力较大。因此，全球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之一惠誉国际的兄弟集团Fitch Solutions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必然会增加对中亚地区的矿业投资^[38]。不过，由于中亚和西亚地区政治环境不稳定、法律体系不健全、基础设施不完善、国际关系较为复杂，因此中国对这些地区的投资仍比较有限，以能源投资和经济援助为主^{[39, 40]}。总体上，目前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最多，风险也相对较小^{[41, 42]}。不过，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投资占哈萨克斯坦所接受国外投资的比重不高，落后于荷兰和美国等国家^[43]。因此，考虑到中亚和西亚地区的重要性以及中国此前对这一地区投资不多，“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对中亚和西亚地区的投资应该会加快增长。

本文使用的中国海外直接投资数据来自2004—2016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根据现有对外投资的相关研究，本文主要选取了以下三方面控制变量：中国与东道国的地理邻近性，经济和文化制度邻近性，东道国的经济、技术和制度发展变量。相关变量的具体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 1所示。其中，几个主要变量的数据来源如下：①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空间距离主要基于Google map计算，其中各国的区位取其地理中心；②中国到东道国的双边经贸联系数据来自2004—2016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③各国的海外华人数量来自Poston等人的估算^[44]；④中国与其他国家间的航空联系数据来自OpenFlights；⑤东道国的社会经济数据主要来自世界银行。为了使数据更接近正态分布，本文对模型中的连续变量（百分比形式的变量除外）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表 1(Tab. 1

表 1 主要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指标 Tab.1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Major Variables

表 1 主要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指标 Tab.1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Major Variables

尽管“一带一路”作为一个开放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倡议没有明确的空间范围^[45]，但是根据本文的研究需要和已有研究的惯例^[46]，本文将“一带一路”沿线范围限定为64个国家。此外，本文去掉了巴林、马尔代夫、巴勒斯坦等数据缺失严重的国家和人口总量低于200万的小国（这些国家经常被作为投资跳板或避税天堂，其投资量的变化无法用传统模型中的变量解释），最终包含有效样本国家52个。采用联合国对世界的区域划分，“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亚地区包含5个国家（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西亚地区包括14个国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阿曼、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卡塔尔、科威特、黎巴嫩、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也门共和国、伊拉克、以色列和约旦）。

本文采用了基于随机效应的双重差分Tobit面板回归模型。模型的选择主要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①为了科学评估和比较“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中亚和西亚地区和其他地区投资的效应，本文采用了双重差分方法。该方法在公共政策效应评估中被广泛使用^[47]，能够避免单纯根据时间趋势或区域比较导致的虚假结论。②中国对部分国家、部分年份的投资为0，属于比较典型的截尾数据。为了减少这一数据分布特征对模型结果的影响，本文采用了Tobit回归模型。Tobit模型是处理零点删失数据的常用方法^[48]。③由于本文采用的是面板数据，且存在地理距离等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故采用随机效应的面板回归模型。该方法被广泛用于处理基于面板数据的地理效应分析^[49]。模型设定如下：

式中i表示投资东道国编号，t表示所在年份；OFDI_it表示中国第t年对i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相当于本年度投资存量与上一年投资存量的差分；G为衡量中亚和西亚国家的虚拟变量；dt为“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后的虚拟变量，以2014年为界；Z_it为模型的控制变量；α为随机效应；β₁ …… β₄分别表示各类变量的系数；ε_it为随机误差项。参考目前对对外投资影响因素的研究，东道国的市场、自然资源、技术和制度等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50-53]。

不过，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环境尚不够完善，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可能除了市场、资源外，较少考虑东道国内的制度环境和政治稳定性^[54]，而更多考虑东道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和经贸合作等联系情况^{[4, 55]}。为此，模型同时涵盖了东道国自身及东道国与中国双边关系的变量。尽管以往研究表明双边投资协议和领导人双边会谈等对投资有一定影响^[56]，但是由于绝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与中国签订了双边投资协议，且目前外交部关于国家领导人会晤的数据只能追溯到2016年8月31日，因此本文未控制这两个变量的影响。当然，本文最关心的系数是β₃，它度量“一带一路”对中国向中亚和西亚地区投资相对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净增量，能够反映“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亚和西亚地区是否吸引了中国更多的投资。模型的参数利用Stata 13.0软件估计。

如表 2所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自2008年开始快速增长，平均投资额从每年2200万美元上升到1.68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也出现了快速增长，两年间平均投资额就翻了一倍。从增幅看，中国在西亚地区的投资增速最快，近两年每年的平均投资额较2008—2013年平均额翻了三倍。略显意外的是，中国对中亚地区的投资近两年出现了负增长，这主要由于2014—2015年间哈萨克斯坦国内经济形势不佳导致吸引外国投资规模普遍下降^[57]。饶是如此，英国《金融时报》报道，2015年中国企业宣布了12个在哈萨克斯坦的绿地投资项目，投资总额约12亿美元，超过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意向投资^[58]。因此，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可能仍然在不断加强对中亚地区的投资。当然，由于描述性分析并未控制各国投资环境，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对于中国向中亚和西亚地区的投资究竟是否促进作用更强有待通过回归模型加以检验。

表 2(Tab. 2

表 2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地区的对外投资流量变化（单位：百万美元） Tab.2 The Growth of Chinese Outward FDI Flows in Different Regions Along the "Belt & Road"

表 2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地区的对外投资流量变化（单位：百万美元） Tab.2 The Growth of Chinese Outward FDI Flows in Different Regions Along the "Belt & Road"

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 3所示。可以发现，尽管G的系数为负，但是du和G的交互项在0.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后，中国对中亚和西亚地区的投资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较其他地区增长更快。通过将全世界其他国家为对照组进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仍支持上述结论。这一结果证实了前面的假设，即地缘战略会显著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某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会获得更多投资。具体而言，中亚和西亚地区作为目前中国“西进”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区域，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获得了更多中国的投资。考虑到哈萨克斯坦等国家恶化的投资环境和叙利亚等中东国家动乱的政治局势，中国对中亚和西亚地区的倾向性投资尤其难得，暗示国家通过出台支持政策、签订投资协议和调动国企力量等手段加快了中资对这一重点地区的进入速度，从而为未来大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

表 3(Tab. 3

表 3 回归结果 Tab.3 Results of Regression

表 3 回归结果 Tab.3 Results of Regression

此外，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也与传统对外投资文献有所差别，值得关注。首先，地理邻近性对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没有显著影响。这与刘晓凤等的发现^[4]类似，部分由于中亚等内陆国家目前的基础设施还不发达，虽然距离中国的直线距离较近，但是与中国之间的交通成本等仍然较高。第二，与已有研究发现类似，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和承包合同额对于推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影响，说明经贸联系和工程建设是推动中国资本走出去的重要途径。第三，东道国行政效率和国家制度等因素对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影响不大，反映出目前中国对外投资对市场透明度等重视不够，投资中存在一定的风险。第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受东道国GDP的影响，但是会避开那些技术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说明存在较强的市场导向，但尚未进入技术并购投资^[59]阶段。最后，与在全球范围的投资相比，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受东道国劳动力和资源丰度的影响不大，这部分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然资源丰度普遍都比较高，也侧面说明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不完全为了保障本国自然资源供给和利用东道国低成本劳动力优势。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和经贸联系。作为一种国家层面的战略设想，“一带一路”倡议必然有意或无意地对中国海外投资提供了地缘战略方面的影响。然而，目前中国对外投资的研究较少考虑地缘战略的影响，在评估“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效应时采用的传统比较方法也不够可靠。为此，本文基于地缘政治与经济关系的相关文献和双重差分分析方法，评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地缘战略影响——中亚和西亚作为国际上的地缘战略重要地区和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节点区域，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获得了更多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这为目前地缘政治与资本流动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证据。此外，本文还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主要受中国与东道国经贸联系和东道国市场规模影响，而地理邻近性、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和东道国自然资源等因素影响不显著。这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未进入技术并购、依托劳动力优势产业转移等发达国家对外投资的阶段，自然资源采购的倾向也不明显，而主要依托已有的经贸和工程联系。

本文主要有三方面的价值。①在理论层面，本文从政治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结合的角度对对外投资影响因素研究进行了扩展，这种探索对于更好地理解当前全球的政治经济过程应该具有参考意义。目前，经济地理学研究主要从市场、劳动力、投资制度环境和双边经贸联系等角度解释对外投资，很少考虑地缘政治环境和地缘战略区位对投资的影响；政治地理学研究则较少采用定量方法，对双边投资等国家间关系指标的使用和分析不足。因此，两个学科需要互补——这在目前中美贸易战和地缘战略博弈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②在方法层面，本文采用双重差分等方法，为评估“一带一路”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提供了更科学可靠的方法和更稳健可信的结论。这一方法也可以用于对其他政策效果的评估研究。③在政策层面，本文的分析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存在一些非理性因素，对东道国市场透明度和行政效率等考虑不够，导致未来投资在收益方面存在一定的风险。尽管“一带一路”具有地缘战略的意义，因此（至少是短期）投资回报率并非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唯一目的，但是如何合理引导中国企业进行理性的海外投资和降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仍然值得中国政府更多的关注。因此，本研究对国家调整和完善对外投资政策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