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时代，人口的跨境流动备受瞩目。根据联合国发布的《国际移民报告：2017》，当今全球范围内约有国际移民2.58亿人，比2000年增长了约五成^[1]。中国也是流动大国，根据国家卫计委发表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7》，中国境内流动人口总量在2011—2014年间持续增长，一度高达2.53亿人。2015及2016年后因部分地区户籍制度改革而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2.47亿和2.45亿的高位，相当于每六位中国人之中就有一位流动人口^[2]。在“流动全球”以及“流动中国”的宏观背景下，来往于香港与内地的跨境人口流动发展迅猛。2007至2015年间，平均每日往来于内地与香港边界的人数由49万人次攀升至64.88万人次。根据香港政府规划署《跨界旅运统计调查报告》，仅2015年一年，香港居民（含常在内地居住者）日均往返边境43.97万次，包括常居香港者33.89万人次，常居内地者10.08万人次^[3]。该数据与国家移民管理局提供的数据接近：近十年来，香港居民来往内地的次数一直稳定在每年1.53至1.62亿人次的高位，日均达43.23万人次^[4]。这意味着，平均每17个香港人就有1人每天跨越边境一次。可以说，前往内地的跨境流动已成为香港居民的一种日常实践。

流动影响个体的认同。流动是从一个地方迁徙到另一个地方，而认同经常来自于对某个地方的情感和归属。在关于欧洲整合的研究中，人口的跨境流动被视为欧洲社会整合的一个面向^[5]。人们在国家和地区间的跨国主义行为，即在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循环往复的流动，以及他们在两地寻找经济机会和联结社会关系的努力，同样改变着他们对于地方的感觉和归属^[6]。

认同作为一种被个体内化的社会身份系统，以特有的方式将分散的个体凝聚成整体，发挥着社会整合的作用。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自回归以来一直备受关注，成为判断“人心回归”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回归20多年来各种政策致力于鼓励和促进香港与内地居民交流和往来，以期通过增加两地流动来缩短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社会距离、增进香港居民国家认同。随着香港与内地经济整合，两地之间的跨境流动也如期日益增长。这种高频率的跨境日常实践，对增强香港居民的国家认同有什么实质影响，本文将使用实证数据深入探究。

“认同”一词本来自于心理学领域，在族群问题的研究中逐渐移植至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中。Taifel等在处理族群分类议题时提出社会认同的概念，认为社会认同是“个体知晓他/她归属于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他/她所获得的群体资格会赋予其某种情感和价值意义”^[7]。社会心理学上基本将认同视作自我概念的一个子系统，也就是说，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关于“我是谁”的自我描述。关于自我的概念，作为一种认知结构，在社会环境和社会行为之间发挥着调节作用^[7]。Brewer更明确指出，认同是一种社会自我（socialself），是一层层加诸于个人认同之外的社会分类，包含在更广泛的社会单元中^[8]。通过认同的过程，“我”变成“我们”。通过定义“我”与“我群”的关系，认同也事实上定义了与他人和“他群”的关系。

学界关注认同，更主要的是关注不同认同类型所蕴含着的行为脚本的差异。Castells认为，认同是行动者意义的来源^[9]。当个体选择认同一种身份，意味着他也认同身份蕴含着的行动操演脚本。认同或者不认同一种身份，都可能在特定情境下指引个体不同的行为选择。对于认同如何产生，学界主要有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两个流派的观点。据此，影响认同的因素可大体地分为两类：结构性的因素和建构性的因素。两者的互动使得认同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特点。

回归前后及回归以来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变化，引起学界对于香港身份认同的关切。诸多研究表明，影响香港人身份认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理论假说：一是接触说，二是内隐信念说，三是阶层流动说，四是社会情境和社会比较说。“接触说”（也称为交往策略理论）大致认为，“个体与外群体的成员接触越多，感受到的自己群体与外群体的相似性增加，从而减少对外群体的偏见，增加对自己所属群体与外群体共同组成的大群体的认同”^[10]。“内隐信念说”包括几种类型的内隐信念，如对内地人的态度^[11]，对于社会变迁的态度^[12]，对于传统和现代的价值观^[13]，以及政治理念^[14]等都不同程度上影响了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阶层流动说多见于政治学和经济学文献，即认为两地经济发展速度不同，致使香港居民相对内地居民的社会阶层下降，进而影响了他们的身份认同^{[15, 16]}。“社会情境说”主要探讨了在不同的语言使用和教育情境下香港居民身份认同的差异^[17-19]。“社会比较说”也属于情境说的一种，指在国别框架、区域框架等不同的社会比较框架下，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即他们对“我”和“他者”区分是不一样的^{[20, 21]}。上述因素，并非简单的影响着香港人的身份认同，而很有可能是相互关联，共同作用的^[22]。

对于流动与认同的关系，国内已有的研究通常以社会融入和社会适应为理论视角。它们通常以农村流动人口为研究对象，将农村流动人口进城打工的过程视作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适应和融入过程。这些研究认为，身份认同是衡量社会融入的一个重要指标：“真正意义的社会融入被认为是建立在外来人口对迁入地高度的心理认同之上，否则不能被认为融入当地社会”^[23]。当农民工既不认同城市，也不认同农村社区，则被视为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村的“边缘”群体^[24]。

社会融入理论框架通常假设迁徙者抵达迁入地之后，在迁入地长期居住生活。但在现实生活中，迁徙者常常往返于移出地与迁入地之间，利用两地差异积累生活资源。这些频繁往返于两地的行为被称为“跨国主义”行为。香港居民跨境流动的特性与城乡流动相差甚远。他们逗留时间短，往返频率高，是摆动式、临时性的“流动”；而非单向的、永久性的“迁移”。相比之下，粤港跨境流动更接近于欧盟诸国的“跨国主义”的流动。已有的研究发现，跨国主义者的认同呈现出丰富的发展。关注地方与认同的研究通常假定，前者稳定、后者更具流动性。但在跨国主义实践中，地方是社会关系网络的某个节点。人们在同一个地方重建新的社会关系，或在不同的地方与原有的社会关系相遇。在经常流动的迁徙者心中，流动也并不意味着改变。对于他们而言，“流动如家（at home in movement）”，流动是一种值得期待的常态^[25]。针对欧盟的移民研究认为，边界开放为移民认同的转化和协商提供条件。边界开放为频繁往返提供了更多的便利。而为维持频繁往返于两地的行为，跨国主义者的身份认同更为流动和宽泛。促进迁徙和流动有助于构建更为广泛的共同体的认同^[5]。

考虑到跨境流动是两地居民发生接触和联系的主要情境，本文将主要在认同理论“接触假说”的框架下，探讨流动对认同的影响。

接触假说（contact hypothesis）是社会认同理论的一种重要假说。接触假说认为，“我”与“他者”的社会交往能有效减少群体间的偏见和冲突。接触假说，某些时候也称为“交往策略理论”^[26]，最早由Allport在论述偏见的特性中提出，它描述了在特定情境下，与外群体的接触和联系将降低对外群体的偏见^[27]。“我”与“他者”的关系离不开自我概念，接触假说离不开“自我延伸”理论。“自我延伸”理论（self-expansion）被认为是人们成长和在生命里整合新事物的主要驱动过程。当个体学习到或经历到新的经验时，它的心智会得到成长，若是友谊足够亲密，可能使个体将他们的朋友包括进他们自我概念的一部分^[28]。Allport认为，接触与偏见减少的积极关系建立在四个因素的基础上：平等的地位、群体间的合作、共同的目标，以及社会和制度权威的支持^[10]。后来的研究证明，即使不具备Allport所提出的最佳条件，群体接触和联系的程度与偏见仍呈明显的反向关系^{[29, 30]}。另一些研究认为，接触对认同的影响包括四个过程：①认知外群体（learning about the outgroup），②改变行为（changing behavior），③产生情感联系（generating affective ties），④重新评估内群体（ingroup reappraisal）。接触仅仅在双方是紧密的关系（如成为朋友）的时候，才能降低偏见^[31]。总的来说，诸多社会心理学研究认为，与外群体的接触联系，有助于降低群体偏见，提升认同的复杂性和包容性^[32]。

具体到香港居民，他们与内地人的接触和联系与他们的“中国人”认同有明显的关系。如，Steven Tsang认为，1950年以前两地居民迁移自由而有规律，在香港的居民多寄居心态使得香港认同难以发展。1950至1979年的边界关闭使得两地接触减少，本地认同产生。改革开放后边界重新开放，但自1950后在香港出生的群体，极少内地经历，父母多为逃港人士对内地带有负面记忆，使得他们的国家认同较为薄弱^[33]。无独有偶，强世功认为，现有的制度安排将内地人与香港人隔离开来，既限制了内地居民移民香港，促使香港人口结构的本土化；也阻塞了香港人融入内地的渠道，强化了香港人的本土意识^[15]。Wong认为通过组织香港中学生到内地游学，参观名胜古迹，了解人文地理，体验内地人的生活方式，和内地学生交流，香港中学生认为应该更早学习普通话，他们对祖国的认同感也有所增强^[34]。Eric和Fung认为，当与内地的联系更紧密后，香港人对于国家和地方的认同确实发生了改变。与在内地的朋友、亲戚、同事更多联系的人，对代表国家的符号有更强的情感联系，更为之骄傲^[35]。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到，边界隔绝，缺乏接触，是国家认同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总体而言，与内地人的接触有助于“中国人”身份认同的提高。故有如下假设：

假设1.1：跨境流动者，比不曾跨境流动者，“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程度更高。并且，

假设1.2：跨境流动越频繁，“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程度越高。

对“接触假说”的一个批评是，接触存在自选择效应。接触的情况通常是“潜在友好”的。如果个体对外群体极不友好，即使频繁接触，并不一定能提高对外群体的认同。这一批评反映了社会距离可能是接触作用于身份认同的中介机制。“社会距离”即个体感知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亲近程度^[36]。经典的社会距离理论通常用人们在某些空间中共享特定的活动，来勾勒个体与他者关系的亲近程度。社会距离与认同密切相关又有所区别。当个体将自身视作某个群体的一员时，即建立了对于这个群体的“认同”。而当个体未将自身视作某个群体的一员，而是视该群体为“他者”的时候，心理上仍会考虑“我”与“他者”的亲近程度，这种主观上的对两群体之间亲近程度的认知就是“社会距离”。

社会距离对于接触和认同关系的中介作用，可能存在两个方向：一方面，接触可能降低社会距离，进而提高了对外群体的认同；另一方面，接触可能激发个体对外群体的反感，提高了社会距离，进而降低了对外群体的认同。Hong等人的研究显示，当香港学生需要与内地学生接触时，若他们对内地学生本不友好，接触会让他们更固守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并不能更认同中国人身份^[11]。因此，我们控制社会距离的状态，分析在不同的社会距离状态下，接触对认同的影响。根据不同的社会距离状态，至少可以将群体划分为两种类别，故而有两个并列的假设：

假设2.1：对于社会距离较近的群体而言，跨境流动可能增进了“中国人”认同。

假设2.2：对于社会距离较远的群体而言，跨境流动可能降低了“中国人”认同。

本项研究的数据来自2013年“香港社会动态跟踪调查”（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HKPSSD由香港科技大学主持的一项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从2011年开始，每两年进行一次。“香港社会动态跟踪调查”采用来自政府统计处的屋宇单位框为抽样框，通过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采取电脑辅助访问的方式进行入户调查。分别在2011年、2013年和2015年获得个体样本7218、4265和5160个^[37]。考虑到跨境流动变量主要在第2期2013年的调查中收集，因此本研究主要采用该年份数据。

跨境流动是两地居民接触的主要情景。事实上存在两个方向的跨境流动，一是内地居民前往香港，二是香港居民前往内地。香港社会动态跟踪调查主要针对后者，故本研究重点在于后者。相关的变量如下：

前往内地的行为，跨越了实体的边界，香港居民在内地生活和工作的体验，增加了对内地人、地方以及国家的认识。对内地的感受和体验直接影响他们对“中国人”理解，直接指向他们是否，或多大程度上将自己归类为“中国人”。是故本研究的因变量是被访者关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程度。传统的香港居民身份认同的度量方式主要是跟随香港大学民意调查计划，将香港居民身份认同划分为四个类别，即“中国人”，“中国的香港人”，“香港的中国人”和“香港人”，让被访者在四种答案之中选择一种^[38]。这种测量方式的一个缺陷是将“中国人”与“香港人”两种身份认同对立，另一个缺陷是无法测量被访者对某一种身份的认同程度。本研究使用的数据，以打分题的形式测量身份认同，让被访者用1至7分表示对“我是一个中国人”的赞同程度，避免了后一种缺陷。

香港与广东邻近城市（如深圳、东莞、广州）之间铺建有丰富的交通基础设施网络，如地铁、动车、高速公路等，使得香港居民前往广东邻近城市非常便捷。因此，香港居民跨境流动呈现如下特征：一是目的地不远，以铁路沿线为主。根据香港规划署的跨界旅运统计报告2015年的数据，超过九成的香港居民前往珠三角一带（92.2%），其中前往深圳的占了68.9%，东莞和广州占14.7%。二是逗留时间短，半数不过夜。超过一半的香港旅客在内地逗留时间少于一天，过八成最多逗留两晚，96.6%的人逗留不超过一周^[3]。三是往返频率高，但群体差异很大。三成多的香港居民过去一年没有去过内地，但同时也有6.9%的香港居民每月至少去一次内地，而每周都需跨境的香港居民约占1.8%^①。前往内地的香港居民大多以休闲、探访亲友为主（分别占比40.6%和30.4%），而去上班和公干的则占23.9%。

在迁移理论中，往返频率高、逗留时间短的迁移被认为是临时性的迁移。临时性的迁移按不同的时间周期和空间界限划分，又有不同的类型，如：在一天以内的区域流动通常是通勤，一周内的流动通常是出差或公干，一个月以内的可能是长距离通勤、学习或度假；超过一月少于一年的流动，则可能是季节性的工作或较长的休闲旅程（如图 1）^[39]。因此，本研究根据年、季度、月、周的时间维度将香港居民过去一年前往内地的次数划分为五个类别：①0次/没有去过；②1—3次，即每季度不足1次；③4—11次，即每季度1—3次；④12—47次，即每月1—4次；⑤48—365次，即每周至少一次。从描述性数据来看，香港居民的跨境流动主要集中在每周跨境和一年跨境数次之间（表 1），涉及临时性迁移的各种类型（即图 1灰色部分）。

图 1(Fig. 1)

图 1 在时间与空间维度上的人口流动[39] Fig.1 Population Mobility in Space and Time

表 1(Tab. 1

表 1 所有变量的描述统计（连续变量）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All Variables (continuous variable)

表 1 所有变量的描述统计（连续变量） 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All Variables (continuous variable)

“社会距离”一词的使用，最早来自于塔尔德（Tarde），而后在齐美尔（Simmel）、维拉德（Willard）、帕克（Park）的论述中均有涉及^[40]。早期的社会距离的研究既考量客观的方面，也考量主观方面。后者，即认为社会距离是个体感知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亲近程度^[36]的观点，逐渐发展成为社会距离理论的主流。鲍格达斯量表是测量社会距离的经典量表，自1927年提出后几经发展仍沿用至今^[41]。鲍格达斯量表通过询问被访者与目标群体共享国家、共享公民身份和职业、共享社区、共享友谊和联姻的意愿，来测量社会距离。这一量表是主观的、关系的，也是空间的。一方面，量表通过询问主观意愿获得，描述的是个体与目标群体共享某项活动的意愿。另一方面量表询问的维度是从空间上划分的，可分为国家、社区（共享社区），房屋（邻居、密友、联姻）等。社会距离的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亲近程度，空间是展现某种社会关系的处所。人们在某些空间中共享特定的活动。而与谁共享特定的活动可以大致勾勒个体与他人关系的亲近程度。

本研究使用的是鲍格达斯社会距离量表的简缩版，即以五个描述来测量香港居民与新移民（内地居民）的亲近程度^[42]。在量表中回答仅愿意与新移民一起工作的记5分，仅愿意居住在同一社区的记4分，仅愿意住在隔壁的记3分，仅愿意来家做客的记2分，愿意与之联姻的记1分，对都不愿意或拒绝回答记为6分。也就是说，社会距离的得分越高，对内地人的态度越消极，与内地人的关系越疏远。在香港当地，那些不愿意与内地新移民共事或者或拒绝回答的香港居民，社会距离较远。那些愿意与内地新移民联姻的人，社会距离较近。有据于此，本研究除了将社会距离连续变量放入回归中外，也将社会距离划分为两个二分变量，以观察不同社会距离状态的群体，跨境流动对认同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

认同常常来自于对某个地方的情感和归属，出生地也是影响身份认同的重要因素。香港居民不同的世代对于身份认同的理解也各有不同，年龄与身份认同密切相关。因此除除上述变量外，出生地点、年龄以及收入、性别和教育年限等也作为控制变量放置于模型当中。所有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 1、表 2。

表 2(Tab. 2

表 2 所有变量的描述统计（类别变量） Tab.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All Variables (categorical variable)

表 2 所有变量的描述统计（类别变量） Tab.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All Variables (categorical variable)

本项研究的因变量是“中国人”身份认同，是七分类的定序变量。对于五分类以上的定序变量，既可以使用定序逻辑斯蒂回归，也可以使用一般线性回归的方法^[43]。考虑到部分自变量难以通过定序逻辑斯蒂回归所要求的平行性检验，本研究主要使用一般线性回归方法（OLS）。从回归模型上看，主要有以下发现：

表 3、表 4和表 5均显示，过去一年前往内地次数对“中国人”认同有正面影响。每季度前往内地不足1次或1— 3次的香港居民，比不曾前往或每月、每周都前往的，其“中国人”认同明显更高（如表 3模型3和4，表 4模型2和3，表 5模型3）。假设1.1获得支持，总体来说跨境流动者，比不流动者，“中国人”认同更高。

表 3(Tab. 3

表 3 跨境流动、社会距离与“中国人”认同 Tab.3 Cross-border Mobility, Social Distance and "Chinese" Identity

表 3 跨境流动、社会距离与“中国人”认同 Tab.3 Cross-border Mobility, Social Distance and "Chinese" Identity

表 4(Tab. 4

表 4 远距群体的跨境流动与“中国人”认同 Tab.4 Cross-border Frequency of Longsocialdistance Groups and Their "Chinese" Identity

表 4 远距群体的跨境流动与“中国人”认同 Tab.4 Cross-border Frequency of Longsocialdistance Groups and Their "Chinese" Identity

表 5(Tab. 5

表 5 近距群体的跨境流动与“中国人”认同 Tab.5 Cross-border Frequency of Short social distance Groups And Their "Chinese" Identity

表 5 近距群体的跨境流动与“中国人”认同 Tab.5 Cross-border Frequency of Short social distance Groups And Their "Chinese" Identity

每月、每周都前往的香港居民，其“中国人”认同程度，并不会显著比未曾前往内地的人高。但每年或每季度跨境若干次的群体，他们的“中国人”认同，显著比每月每周都前往的群体要高（如表 3模型3，表 4模型3和4，表 5模型2和3）。假设1.2没有得到支持。跨境流动频率对“中国人”认同的影响似乎是非线性的。在初始阶段，跨境流动确实提高了流动者的“中国人”认同。这与接触假说的“自我延伸”理论相吻合，说明个体在跨境流动中增加了对内地的认识和了解，进而增加认同。但是，随着跨境流动变得频繁，流动者的“中国人”认同并没有继续提高，反而转弱，与未曾流动者相差不多。

跨境流动通过影响香港居民对内地居民的社会距离，进而影响他们的“中国人”认同。在流动对认同影响中，社会距离发挥了中介作用。从表 3中可以看到，流动频率对社会距离的影响也是非线性的（表 3模型1），即：每年、每季度、每月都前往内地的群体，他们与内地居民的社会距离，显著比未曾跨境和更频繁跨境的群体低。社会距离与认同呈明显的负向关系，控制了社会距离后，流动频率对“中国人”认同的影响也呈现非线性关系（表 3模型3和4），即中等跨境流动频率的香港居民的“中国人”认同比较高。随着跨境流动频繁，社会距离缩短，“中国人”认同随之提高，但停留在一定的水平上。尽管表 3模型4中，跨境流动与社会距离的交互项并不显著，对比表 3中的模型1和3可以看到，随着跨境流动频繁，流动者首先减少了与内地居民的社会距离，进而提高“中国人”认同。交互项不显著，可能与社会距离的区分度不高有关（约八成的被访者愿意与内地居民联姻）。为此，本研究将位于社会距离两端的群体分别设为二分变量，看不同社会距离状态下，跨境流动对“中国人”认同的影响。

社会距离较远的群体，“中国人”身份认同较弱（表 4模型2）。在控制了社会距离之后，跨境流动对“中国人”认同仍有正向的影响，特别是对那些每年或每季度仅前往1—3次的香港居民而言（表 3模型3）。那些与内地新移民社会距离较远的香港居民，倘若他们每周都来内地（每年48次以上），那么他们的“中国人”认同程度会比未曾来过内地的群体还要低（表 3模型4）。因此假设2.1获得支持，即对于社会距离较远的群体，频繁的跨境流动降低了“中国人”认同。

与内地居民社会距离较近的群体，他们的“中国人”认同也更高（表 5）。控制社会距离后，跨境流动对“中国人”认同的影响与前述类似，即每年或每季度前往内地1—3次的香港居民的群体“中国人”认同要更高（表 5）。在交互作用方面，社会距离较近的群体，可能随着前往频率增多，“中国人”身份认同下降，特别是那些每季度都前往内地的群体（表 4）。是故，假设2.1没有得到支持。即使社会距离较近，跨境流动仍降低了流动者的“中国人”认同。

寻求归属感是人们的心理需求之一，寻找认同与故乡甚至可以被称为是“人类的境况”本然的一部分^[44]。对故乡的依恋似乎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45]，这种关于地方的强烈的依恋情绪也影响了人们关于“我是谁”的回答。从数据上看，是否内地出生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有显著而稳定的影响。对于一个地方的了解和依恋也是需要长期的时间形成的，对国家的认同的强度也与年龄呈正比。此外，女性比男性的“中国人”认同程度略高；教育年限越长，“中国人”认同的程度也略高。而收入与“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关系并不显著。

社会存在于沟通中，交流是社会存在的基础。通过交流，个人分享共同的经历，维持共同的生活^[46]。接触和交往会让个体之间，群体之间更加亲近，但并不尽然也不必然。过去的研究认为，香港居民跨境流动可以提升他们的“中国人”认同。但跨境流动次数与身份认同的共变关系究竟如何，在进行定量分析之前，都难以确定。基于香港社会动态跟踪调查2013年的数据，本研究发现，跨境流动的频率与“中国人”身份认同关系呈现如下特征：

首先，在初始阶段，跨境流动确实可以缩短两地居民社会距离，提升香港居民的“中国人”认同。跨境流动者比不流动者的“中国人”认同程度更高。研究结果部分印证了“自我延伸”理论的解释，即与内地人接触确实更有助于让香港居民将自己归类为“中国人”。其次，跨境流动越加频繁后，“中国人”认同程度转而减弱。接触和交流对“中国人”认同的影响并非线性的，而是有一个先起后伏的过程。当两者社会距离缩短到一定程度后，接触和交往再多，也难以进一步提升“中国人”认同。第三，跨境流动与“中国人”认同的非线性共变关系是整体性的。不管是与内地居民社会距离比较近的群体，还是社会距离比较远的群体，跨境流动中等程度的比不曾跨境流动或是跨境流动频繁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程度更高。跨境流动先是缩短了香港居民与内地居民的社会距离，进而影响他们的“中国人”认同。

认同研究对“接触假说”的一种批评是：个体与外群体接触增多，不仅仅感受到的群体的相似性增加，差异性也同时增加。当两个群体的接触越来越频繁的时候，可能发现彼此差异更多，使得双方在短时间内无法达成共享身份认同的统一理解。对于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矛盾，Brewer提出了最优区分模型进行解释^[47]。她认为，人们有两种需求：寻求归属（相似性）的需求和与他人相区分的需求（差异性）。寻求相似性的需求来自于对该群体的满意和满足；寻求差异的需求则来自于群体比较。两种需求随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身份认同是在寻求相似性和差异性两者的互动中形成的，个体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作出的相对满意的选择^[47]。从“自我延伸”的理论出发，来过内地的人相比没来过的对内地的认同应当更高。并且，前往内地次数越多，在内地建立友谊的几率就越高，对内地的认同应该越高。但是，若从最优区分模型出发，求同和求异的张力与社会情境有关：初接触时可能发现的相似性多，认同较高；深入接触发现更多差异，反而认同会下降。从数据结果来看，“最优区分”模型的解释更符合现实。即，随着对内地和对内地人的熟悉，跨境的香港居民对两个群体的差异体验更深，因而降低了对内地居民的认同程度。

从政策意义来看，缩短两地居民的社会距离，提升跨境香港居民的身份认同，通过文化教育和政策引导提升社会包容水平，以化解身份认同之间的张力都是有用的方法。香港与内地曾有三十多年的边界隔绝，地域政治自成一体。香港居民可以轻易地在制度上区分作为“香港人”和作为“中国人”的差异。随着前往内地的跨境流动的增加，尤其在内地工作或生活一定时间后，香港居民对两地制度上的差异体验更深。例如，香港居民在内地就业，需要办理颇为复杂的手续，接受教育、考取专业资格认证、购置物业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倘若两地制度上的差异一直存在，香港人内地生活越久，越有可能觉得自己与内地人不同。因此，增强香港人的国家意识和国人身份认同，仅仅增加往来与沟通是不够的，减少将香港居民与内地居民区别对待政策和制度安排，把香港整合到国家发展中，形成利益和道德的共同体，才能根本改变身份认同的差异。

注释：

①根据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家庭动态跟踪调查”（HKPSSD）2013年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