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地理学是政治地理学的重要分支之一^[1]。在现代西方主流民主理论中，政党、议会与选举制度是重要基石，选举地理学主要对影响选举的地理要素及选举活动所呈现的地理特征进行探讨^[2]。当前西方选举地理学研究蓬勃发展，而中国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日臻完善，对选举地理学的研究需求也不断彰显。鉴于此，本文通过对1982年以来西方选举地理学文献的梳理，总结西方选举地理学研究的内容、范式和趋势，希冀为中国选举地理研究的发展贡献些许思考，并为国内选举地理研究者与国际同行的学术对话提供基础。

借助科学引文索引（Web of Science）SCI数据库和Citespace计量软件进行分析。Citespace是一个引文图谱分析软件，通过关键文献识别及图表展示的方式回顾一个领域的发展历史。在Web of Science中，限定主题词“electoral”，研究方向“Geography”，语种英语，时间跨度1982— 2018年，搜集到相关论文579篇。依据论文题目、摘要、主题词等信息，同时结合1982年前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系统梳理选举地理学的研究脉络和进展。

首先以10年为一时间段，列出发文量排名前10的学者（图 1）。1990年代前的选举地理学论文多在其他领域（如政治、社会、国际关系等）发表，以Johnston和Parrie两位作者发文量最多。整体来看，在样本文献中绝大多数作者来自欧美国家，核心国家以外的学者占据比例极少。从作者性别来看，男性占绝对优势，只有极小数文献是由女性学者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的，远低于其他地理学分支中女性学者所占比例。选举地理学中性别比例的悬殊差距已成为相关学者热议的话题，例如2015年“Political Geography”第24期，客座编辑McGing就疾呼建设“面向女性主义的选举地理学”^[3]。

图 1(Fig. 1)

图 1 发文量排名前10的作者 Fig.1 Top 10 Authors in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就期刊而言，图 2列出载文量前15种期刊，其中以“Political Geography”（政治地理学）载文量最多^[4]，在选举地理学中占有绝对优势。另外，“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Third World Quarterly”和“World Development”紧跟其后。从类型看，这些期刊主要以研究世界或地区发展议题为主，这也体现出选举地理学的地域性与差异性特点。

图 2(Fig. 2)

图 2 载文量前15的期刊名称 Fig.2 Top 15 Journals in Number of Published Papers

1913年，法国学者Siegfried发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政治背景”^[5]一文，通常被认为标志着选举地理学的开始。也有学者将Krebheil对1916年英国议会选举结果的分析作为选举地理学的开端^{[6, 7]}。但无论是Siegfried还是Krebheil都提出相似的问题，即什么是选举的空间模型，以及如何解释这些模型？两位学者都试图就政治偏好和选举行为的来源做因果关系的探讨^[8]。如Krebheil将职业变化作为关键性因素，而Siegfried更加关注于不同环境所引起的社会变化^[9]。随后，美国学者Wright^[10]引入了立法机构（国会）选举变化的地图，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创新，因为它将关注点放在空间与权力动态关系上，而非运用静态的选举结果作为政治偏向的指示物。这一阶段的选举地理学处于萌芽状态，议题和方法相对单一，仅作为政治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分支，尚未形成完整的学科框架。

20世纪50—70年代，随着美式民主的传播、社科理论与技术的进步，行为主义逐渐占据选举地理学的主导地位。一方面，行为主义分析依赖于选民个体层面的调研数据，通过对选民特征（如社会地位、收入、教育、种族、宗教和职业）的量化，来预测个体选民实际选举情况，以此推断社会整体的政治倾向；另一方面，行为主义方法与自由、多元的民主治理紧密相关，民主治理意味着政府是多党竞选的产物，多元化政党为选民提供了可选择性的诉求代理。因此，在选举过程中，“地理极化”（选举行为“偏好”的空间集聚）与“党派分化”（意识形态立场的对立）成为地理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11]。这一时期恰逢人文地理学的计量革命，为选举地理学的实证主义开启了大门。

1980年代到90年代，政治地理学从“一潭死水”中挣扎出来^[12]，选举地理学成为政治地理学复兴的前锋，这一时期，诸多著名的政治地理学家助推着这一学科的发展^[13]。如1988年洛杉矶召开的选举地理学与社会理论大会，提出两大议题：一是在当前学科背景下，对传统理论的批判性思考；二是寻求更适合选举地理学的可替代性理论与视角。尽管此次会议并未就选举地理学前景达成共识，但为选举地理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随后，1990年由三位著名政治地理学家Johnston、Shelley和Taylor主编的《Developments in Electoral Geography》论文集出版，标志着选举地理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与此同时，选举地理学的批判流派也日益浮现，主要聚焦于选举地理学研究中的“痴迷于方法论”、“泛滥的实证主义” ^[1]，以及缺乏对社会理论关注等议题^[14]。

1990年代后，选举地理学研究逐渐走向低潮，甚至出现停滞。正如Agnew^{[4, 15]}所悲叹的“1980年代末人们所关注的‘选举地理学中的选举研究……似乎在众多地理学家视野中消退’”。但在2002年后，选举地理学的相关研究成果似乎又恢复了生机（图 3）。比如2002年Johnston在《Political Geography》发表选举地理学的评述文章，2011年Barney Warf和Jonathan Leib两位学者主编的《Revitalizing Electoral Geography》论文集出版，都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图 3(Fig. 3)

图 3 文献数量变化 Fig.3 The Change Number of Literatures

根据Citespace对样本文献的研究主题聚类分析（图 4），选举地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部分：#0政党国家化（party nationalization）、#1不断变化的选举地图（changing electoral map）、#2次国家尺度选举支持（sub-national support）、#3代表/议席权（representing power）。在对相关文献总结和提炼的基础上，本文将选举地理学的研究议题做了进一步细分：聚类Ⅰ表现为选举制度的相关研究工作；聚类Ⅱ则分化为对投票地理学和地理因素对投票行为影响的研究；聚类Ⅲ以次国家尺度的选区划分和不公正选区重划为研究重心；聚类Ⅳ主要表现为选票/议席转化的研究。

图 4(Fig. 4)

图 4 主要的研究议题 Fig.4 The Main Themes in Electoral Geography

投票研究是选举地理学中最为传统的主题之一，20世纪50年代前，解读特定选举和选民背后错综复杂投票行为，就已成为选举地理学中常见的研究内容。目前投票研究涵盖了一系列的议题，主要侧重于社会分裂、地域差异、选民特征以及投票盈亏等问题：例如，有学者强调国家政治极化或民族主义情绪对投票行为的影响^[16]，也有学者关注城市与乡村选民间的差异性^[17]，也有部分学者将宏观的社会经济要素与选举行为相结合，以探讨投票率的变化^{[18, 19]}，还有学者对比分析跨国流动性对选举制度的挑战和影响^[20]等。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投票研究还涉及到一些新兴话题：如选民性别—影响政治倾向的要素—通常在选举分析中被“忽视”^[21]，选民的身份认同（种族、民族、性取向等）对选举结果的影响等^[22]。总体来看，投票研究以不同方式涵盖了大量地理学议题，但大部分研究都是基于对某一特定投票或系列投票做出的实证分析，其结论多呈现为零碎的经验性知识，理论体系的梳理和建构仍需进一步思考和探讨。

对选票空间模型的探讨是投票研究的最重要部分，根据相关文献可以分为两种：混合式（compositional）和情境化（contextual）效应^[23]。混合式效应源于人口（或选民）的社会构成及特征在地理空间上的差异性^[24]。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不同人口构成了投票模式差异性和非稳性的变量。情境化效应强调的是独立于选民个体特征之外、塑造其政治倾向的（广义）社会环境或社交网络^[25]。这一视角与法兰西学派具有较深的渊源，即强调投票模式的多样性是由社会环境、地方惯习和局地（place-bound）政治组织的差异所导致的。但在实证分析中，选举地理学家很难清晰地区分混合式和情境化效应，部分学者试图将两者对应的空间模型进行分解，但需要更加详细的调查数据，因此在宏观尺度上难以推行^[26]。也有学者建议通过跟踪和抽样调研，可以直接评估情境化效应对选举结果的影响^[27]。此外，情境化视角的相关议题还包括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下的日常生活、“地方感”的历史性发展、地方的“积极”社会化、政党组织与地方等。例如，Agnew^[28]探讨了苏格兰国家党的支持地理与特定社会情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总体来看，对情境化效应的关注已成为选举地理学中重要的趋势，正如Agnew所言“绘图政治（mapping politics）通过激发人们兴趣的地理插图来解读选举地理学，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将其置于地方化情境中，并明确以何种方式来显示它的意义”^[29]，这也是下一节将探讨的主要话题。

地理因素对投票的作用和影响是选举地理学重要的关注点，长期以来“地方”是政治学家和地理学家之间争论的焦点^[30]。政治学家Gary King认为选举过程中难以解释的空间变量是对选民了解不全面的结果，但选举地理学家提出质疑：尽管人口统计学特征对政治行为很重要，但在理解支持地理时，将选民特征作为压倒一切假设的前提仍需谨慎对待^{[31, 32]}。选举是一种多方面、复杂决策过程的行为终端，它并不是在空白空间中发生，而是在不断变化的地理环境中被塑造与协商，而致力于地理因素对选举影响的情境化方法，已然成为投票研究的主流范式。

从情境化视角看，政治偏好和投票行为不能简单地以选民特征来解释，而是受制于地方特征和地理区位^[33]。例如早期研究表明，越靠近候选人居住地的地区，对候选人的支持强度就越大，这一结论在当今的选举地理研究中仍被演绎和重申^[34]。然而，情境化效应并不局限于单一的物质空间属性，如Johnston等提出8个影响个体选举行为的“地方性”尺度^[30]。Walks则以公益产品市政投入为例，发现选民的“地方性”特征有助于解释政策公投中的倾向^[26]。此外，选举地理学家通常也将政党的竞选活动作为一种情境化动力。例如，Shin^[35]在对意大利选举研究中，明确指出两种与政党活动存在紧密相关的情境化效应。还需注意的是，对竞选成本的空间分析也说明了地方在影响政党倾向中的重要作用。政党在特定地区的“投资”，可能在国家尺度下产生不同的地域模式^[36]。例如政党会在“不分伯仲”和“摇摆不定”的选区加大资源投入，这种长期或短期的竞选策略，势必引起选举政治时空格局的持续变化。目前对情境化效应探讨较为系统的是“邻里效应”。这种效应通过人际的交流互动，机构组织的协调（学校、教堂、社区组织等）可以实现大范围的政治行为同质性^[37]。例如，Fieldhouse等^[36]指出随着社区中少数族裔的比例和绝对数量的增加，其投票意愿和投票率也会上升。又或社区居民在面临影响其共同利益和地位的重大议题时，可能产生比预期更大的协同性。如Johnston发现对国家议题有相似倾向的选民，通常会改变原有的政党倾向或立场，以维系共同利益^[38]。可以说，邻里效应是地理邻近性与同质化的产物，但这种共享效应对选民行为的影响并不总是有效^[26]，其局限性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研究领域。

选举制度对于选举结果至关重要。目前选举制度大致分为简单多数制、比例代表制和混合选举制三种形式^[25]。在简单多数制中，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单一议席选区，获得选区中（相对或绝对）多数票额的候选人当选；这种选举办法简单易行，有利于施政和政局稳定，但不利于小党派发展，容易造成一党独大的局面。比例代表制指根据参选各党的得票率，按比例分配议席。在世界范围内除英美系国家外，比例代表制较为常见^[39]。但根据不同国情，又可分为政党列表法和可转移单票制等。比例代表制有利小党发展且能客观反映国家整体的政治格局，但也可能存在政党众多而引发的不稳定性和激进情绪。第三种是以德国、新西兰等为代表的混合代表制^[40]，即混合采用多数制和比例制。如日本部分议员从小选区直选（简单多数制），剩余部分则从政党名单中选出（比例代表制）^[41]。混合代表制有利于少数利益集团或特殊群体发出自己的政治诉求，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民选政治的不公。此外由于受种族、历史、国际社会等因素的影响，某些国家的选举制度相对特殊，如比利时联邦议会的组成和投票等均按荷、法双语平衡原则进行。又如澳大利亚的众议院采用偏好选择投票制（preferential voting），而参议院实行比例代表制^[8]等。以上案例表明基于特定历史、社会和地理背景的不同，其选举制度也具有差异性和特殊性。

近年来，西方地理学者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传统民主国家的选举地理研究，开始关注于欧美以外的选举活动，如前共产主义国家的选举制度改革^[42]，以及亚洲、非洲、南美洲新兴民主国家的竞选活动等^[43]（图 5）。除了选举制度本身外，投票制度的实施性也是地理学者的关注话题。如以色列选举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鲜明社会分裂和地域意识^[44]。但也有一些学者试图超越对实施性的探讨，转而评估投票自身合法性的问题。这类研究大部分始于极具争议的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随着学科的发展，剩余选票、选票门槛、选票计算以及选票有效性等新议题也在不断涌现。

图 5(Fig. 5)

图 5 样本文献中前15的案例国家/地区 Fig.5 The Top 15 Case Countries/regions in the Sample Literature

投票研究和选举制度都与选区划分有着紧密联系，选区划分一直是选举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即“通过对选区边界的划分以达到选举立法机构成员的目的”^[4]，相关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18年Carl Sauer对美国选区划分的探讨^[8]。目前，地理学者主要从传统计量和学科交叉两方面切入，计量方面侧重于测算公平、高效的选区规划，建构选区划分的法定标准。学科交叉方面更关注于政治环境的影响、种族和少数族裔的代表性等。此外在过去几十年里，鉴于法院在选区重划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有部分学者系列地探讨了法院决策、案例法对政治—地理空间划分的影响。如从时间维度总结和概述案例法中已有的先例^[4]，以及最近法院^[8]的裁决如何影响现行选区划分的调整、实施和评估等。

根据文献梳理，选区划分的研究更侧重于划分过程中公平性和效率性，鉴于此，本文主要总结造成不公正选区划分的策略：首先，选民数量不平等分配^[13]。在一个公正的制度中，各个选区间选民数量的比值应该大致接近1。但在英国长期存在的“腐败选区”（有名无实的选区），以及2014年印度大选中选区间选民比率惊人的差距，都表明选区划分中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偏见”。为此大多数国家对选区间人口规模的偏差设置了阈值。但加拿大较特殊，允许选区间选民数量比多达25%偏差，其结果造成选举权重的地理极化和失衡，引发大量社会抗议^[4]。其次，将选区划分为若干小选区。这种“分而治之”（divide-and-conquer）的方法^[45]，通过将数量庞大的选民分割到若干选区中，削弱他们对投票结果的作用力。最后，如果一个少数族裔数量过于庞大而无法有效分割，可以将这些选民“集中”（package）至一个选区中，以此创造出绝对多数，尽可能极小化对手选票的有效使用^[46]。此外为了实现选举利益，还有一种从理论与实践上都难以操作的手段，即将己方支持者大量迁进特定选区。如Drewry曾以英国Westminster市为例，探讨了市政当局如何运用公房出售改变支持者的空间格局^[47]。与选举地理学其他研究领域相比，目前大量的GIS专家、统计学家、法学人员和社会理论家，与政治学者、地理学者一起参与到选区划分的研究中，已然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学科交叉的学者网络。

选举制度是影响选票转化议席的一个重要因素，即能否有效地选举出代表不同阶级、地域、群体利益的议员。虽然理论上讲，最有效的投票制度是一党以一票的优势赢得每一场胜利，从而使选票转化席位的效率最大化，但在现实选举中难以实现。例如多数制，相对多数制不利于支持地理分布均衡的政党，而简单多数制则可以为支持地理显著集聚的政党提供机会。由选举制度而导致的选票与议席的错位现象，在民主国家的选举中普遍存在，如2015年英国选举产生了大量“垃圾选票”（wasted votes），即落选候选人的选票被浪费了^[31]。为此部分学者曾对比何种投票制度可以有效提高选区的代表性。如Kendall等探讨了战后民主国家政党的席位比与在全国选票比之间的关系，表明席位和选票之间存在着“立方律”（cubic law）^[48]，类似研究还有Arrington对比分析美国6种投票制度的优缺点^[24]等。此外，通过仿真与演绎评估选票/席位的偏差也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如McKee等^[49]运用空间建模重演了2000年与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发现州级选举制差异性是影响大选结果的重要变量。目前，选举地理学对优化选举制度以提高选票有效性的探讨，还涵盖了政党支持率、选民地理分布、选区边界以及政党/候选人的反馈/策略等一系列现实而迫切的议题，持续激励着地理学者不断探索前进。

另外一个影响选票与席位转化的因素是选区划分。正如前文所述，民主国家通常会周期性分割辖区边界以重划选区^[35]，尽管尚未形成系统性、普适性的划分标准和测度，但人们普遍认为选区重组势必带来“黑箱”和不公^{[16, 33]}。如通过操纵选区边界，划出一些奇形怪状的选区，使得最终选举结果偏离真实民意^[50]。但也有地理学者指出过分强调选区界线并不能解决选区划分中的党派性问题，因为即使一条平滑的边界或紧凑的拓扑形状，也无法杜绝选举偏见的出现。例如，加拿大、英国划分选区时，动用了军事边界委员会，但依旧难以摆脱党派政治的影响。相比于其他国家，美国的选区划分更受制于司法监督，因此，对选区方案的诉讼成为美国常见的政治现象。例如2011年，美国50个州中有31个州的选区方案遭到法院起诉^[51]。在这类研究中，学者们认为核心问题不在于选区方案是否存在偏见，而是在宪法框架内法院系统如何裁决。此外在其他民主国家，选区划分与政治偏见通常限于政党层面的讨论，但在少数族裔代表权的问题，尤其是非裔和拉丁裔，则是美国选举地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虽然总体上，选区是否“公平”、“合理”最终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一个科学问题。但选举地理对投票/席位时空维度的动态认识，则可为提高民主政治的效率与公平提供有益的学科思辨。

传统空间分析是选举地理学中最重要的研究方法，空间分析通常被概念为运用数据的定量分析方法，虽然并非始终如此^{[2, 15]}。70—80年代选举地理学开始崛起，成为政治地理学复兴的先锋，90年代后，选举地理的研究范围已涵盖了选民特征、政党政治、选区地理及民主扩散等众多议题^{[4, 52]}。在空间分析范畴中充斥着各种对投票行为和社会分裂建模的探讨^[53]，例如在多维数据库中建立选民分形模型的规则，或对选民社会特征的函数赋值，削弱生态谬误等^[30]，还有部分研究采用计量方法描述选举空间性、选举的标准及偏差等议题，以此诠释选举变化的机制、选票的流变性和支持地理的非均性。此外还有学者运用贝叶斯统计数据来检测选举舞弊，或评估时空数据的共时性对选举结果的影响，又或在选举分析中推动地方区域数据（LISA）的运用等^[46]。空间分析是选举地理学的灵魂所在，始终贯穿于选举地理研究发展脉络。但对计量方法和空间建模的过度追求，抹去了选举中情境性与真实性信息，由此也引发了诸多学者的批判和质疑。

与空间分析相伴的是选举制图的发展。在电脑科技出现之前，选举绘图的任务相对复杂，这使得学术界、官方媒体和政府机构几乎垄断了选举制图。如二战后前期，选举地理学的制图大多由法国地理学者（Morazé、Siegfried等）推动，但到了60年代，其他欧美国家中出现了选举地理学的复兴，学者们开始探讨国家选举中存在的地域差异和社会分裂^{[1, 4]}。这一时期地理学者普遍重视通过制图和空间分析可视化选举政治，于是出现了大量专业化的选举地图。到了80年代中后期，地理学者逐渐失去了对选举绘图的垄断地位，高质量的制图在学术圈之外层出不穷。例如，1984年Archer研究美国选举的成果，就采用了“时代周刊”的选举地图。随着90年代GIS技术的迅猛发展，媒体机构日益便捷地绘制地图来解读选举结果^[35]。如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引发了学术界、媒体对制图技术与理论的探讨^[8]，2000年后现代便捷、廉价且功能强大的电子科技使得选举数据以地图的形式在新闻和社交媒体中比比皆是。例如，历届选举中媒体展示的各类地图，其中包括专题地图、示意地图、交互式地图等，这些地图的数据源就实时不断更新，此外基于网络的人性化的制图工具还允许非专业人员制作与分享选举地图。在这层意义上，选举地图已经成为社会民主的常态现象。

选举地理学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是一个渐进过程。首先，1980年代到1990年代形成了“不均衡发展”的视角，该视角源于新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认识，其政治—地理假设为“核心”与“边缘”的空间关系，认为区域不均衡发展以及社会文化分裂是造成选举地理差异的主要因素。如Archer等发现大萧条后，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支持地理出现了逆转，这与地区发展不均衡及国内移民模式密切关系^[54]。但这一视角多拘泥于对新自由主义制度所引发社会问题的批判，而选举则成为其研究的静态容器和情境性因素，在空间尺度上侧重核心国家的选举现象，而缺乏对边缘和半边缘国家民主进程的关注，这也引起了选举地理学者的忧虑与反思。

进入1990年代中后期，新一轮民主化浪潮在全球兴起，这一过程与战争行为（以可疑理由作为支撑并散播民主的军事侵略，如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联系密切，因此部分地理学者提出需要对选举地理学进行严肃的再思考，重新定义该论题。Low也指出与其局限地关注选举地理学，不如去研究“民主政治”的地理学，由此产生了第二个视角，即将自由社会民主地理放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始终存在的空间差异中来理解^[28]。世界体系分析相关研究表明，由于传统民主国家处于第四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的核心区域^[32]，其政党才得以在再分配政策上进行有意义的竞争。而边缘与半边缘地区的自由民主国家由于脱离了特定的历史、地理语境，因此选举政治难以有效发展^[43]。此外，有学者指出选举绝非代表民众的完美形式，需将注意力聚焦于其他民主形式（如抗议、游行、社会组织施加影响）。在民主有效的情况下，社会运动补充了选举行为；当投票权被否定或被国家政治地理所框定时，社会运动便成为“地方选举者的行为与全球流动和结构之间的联系载体”^[52]。因此，探讨选举地理与社会运动的内在关联、协调、转化和建构机制，将为选举地理学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

80年代末，随着地理学的批判转向，以及跨学科对传统空间观的冲击，在选举地理学中日益掺杂了后结构主义的观点。这些批判涉及到广阔的学科领域包括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并交织融入到由地理学的实证主义方法和批判思维共同创造的元叙事。紧跟这些后结构主义批判之后的是对身份的研究，包括酷儿理论以及后结构主义所详细阐释的异类关联等。尽管选举地理学的批判并非明确是受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但在特殊的时空节点上，批判本身无法脱离于地理学的学科大背景。从相关文献来看，选举地理学的研究议题，主要与后结构主义地理学中两大思想核心相符：首先是空间与地方生产中的权力关系。如政治经济学对选举研究体现出对权力关系的回应——资本积累空间处于政治博弈的前沿，选举活动贯穿着权力的运作，又如选区重划中所涉及到的权力关系及空间、地方的生产^[53]等。其次是权力传播的多样性渠道。如Claire McGing^[3]系统梳理选举地理学中“性别”政治，为女性主义选举地理学提出有益思辨。在少数族群研究方面，Chapman^[24]对乔治亚州反同性恋婚姻的全民公决的抨击以及Webster等^[55]在考虑身份和“地方感”的基础下，探讨了不同族群对待南北战争的知识生产和政治倾向等。如今，后结构主义观点的运用已经成为选举地理学探寻自我因素的重要轨迹。此外，尽管在诸多学科中后结构主义的研究总体上放弃了定量分析，但选举地理学对后结构主义的运用则采用了计量分析。近来的研究将权力、差异性和偶然性等后结构主义观点与定量分析的方法相结合^[4]，极大推动了两者的交叉与融合。虽然这方面相关研究还不多，但未来的研究空间值得期待。

选举地理学历经百年的发展，其理论、方法，为政治地理学发展和振兴做出了诸多重要贡献。目前中国已进入社会大发展、利益群体多元化的新时代，无论是社会治理还是经济发展都愈来愈强调权力的配置，如公共空间和政策决议、城乡基层民主建设、社区自治与管治等，这些均涉及到选举地理学中的相关议题。通过将社会—空间背后隐含的权力关系具象化为代表权的分配和竞争，选举地理视角对解读权力—空间、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解决社会矛盾冲突无疑有着重要意义。这里暂且抛开中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不谈，就选举地理学在中国运用的可能性进行些许展望，权作抛砖引玉。

目前有关地方政治与选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但已有研究多采取一种偏向静态、主体性和社会决定论的视角，将地方更多地理解为容器、产物和外生变量，忽视了“地理影响政治，政治必然是地理”的空间维度，因此从地理视角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地方政治，重新理解中国基层选举中的乡绅文化、内王外圣、差序格局等具有本土色彩的基本概念，可以从理论上更好诠释空间与权力的交互关系。地理学关注于地方的特殊性和情境性。不均衡的空间发展和区域差异所造成的社会经济核心—边缘结构，以及地方“政治文化”的差异性或地方对主流政治导向的适应和变革，使得基层选举活动以及选民对候选人的标准和要求趋向多元化。在选举地理学中地方背景被概念化为结构性的而不是组成性的，即地方不仅受其范围和组成的影响，社会变化也会对地方的属性造成影响。在选举中地方既是协调投票决定的背景，又是该选民决定的产物，这种属性在现有的民主选举中具有突出的表现，Agnew认为地方对选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区位、场所和地方感。首先区位是地方在宏观尺度经济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如省市级尺度的区域组团（东部、中部、西部等）和“城市联盟”（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城市群等）等利益或地缘共同体，在人大的席位比例和利益诉求中越来越带有明显的地方政治色彩。其次场所指一个地方制度化背景，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政治、选举等诸多方面，如因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地域差异而造成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不同，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发达省市的民众的民主意识和投票意愿更强。最后地方感是特定地方身份的性质，对居民投票行为具有凝聚意义，这一点在乡镇村尺度最为明显，不同地区的基层选举嵌刻着特定地方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结构，基层社区的社会构成、历史背景、社群关系与候选人的支持度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反之候选人的地方背景化，也塑造着不同的基层选举模式，例如宗族势力、贿选、“能人/恶人治村”等现象。

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指出：2017年末，我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为1.7亿人。这意味着近1/6的人口离开了原选区和投票地，这种人户分离直接影响到整个代表选举活动。虽然目前流动人员有3种方式行使选举权，即返回户籍所在地投票、落户现居住地参选、委托他人代投。但在实践中尤其是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参选难度大，参选率不高，事实上是游离于选举之外。面对这一现象，必须从两个层面来进行思考，即人口流失的农村社区，以及人口流入的城市社区。首先，农民是农村社区自治的主体，但现阶段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务工，留守人员多为老人、妇女和儿童，其文化程度、政治素养和民主意识薄弱，难以有效、自觉地参与到农村民主自治建设中，导致农村选举中怪象频发。其次是人口流入的城市社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对外来人口政治参与的忽视，使得这一群体不断被边缘化，利益诉求难以通过合法程序表达，这也是导致外来人口维权事件增多的重要原因。虽然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外来人口在对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且居住期满一年之后有权参加当地的自治选举进而分享农村社区的经济收益，但在城市中，外来人口参政时面临着“主动隔离”（个体民主意识、参政意愿等）和“被动隔离”（户籍政策、相关法规等）双重屏障，因此城市社区日益形成“双层公民”结构，本地居民被笼罩上“圈内人”的身份（城中村尤为明显），而外来人口，特别是外来农民工，成为被“他者化”、选举权“虚置”的群体，如何有效的将外来人口纳入到制度化轨道治理，这为城市基层社区提出了难题。在选举地理学中，有关居民流动性对地方选举的影响主要有两个研究方向：首先关注的是流动个体的选举参与，相关研究表明流动人口较少地参与到地方选举中，这与我国现状相对吻合；其次是人口流动对社区投票率的政治影响，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但其涵盖的城市规模、人口特质、地方依恋、关系结构、空间生产等诸多议题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为选举地理学提供了大量新鲜而又有活力的研究素材。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实行选举制，政党制度和民主选举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选举地理世界体系认为所有的选举政治都发生在世界经济政治的全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地理学家应跳出局域一国一地选举活动的窠臼，从广域、全球的动态联系中思考选举活动所引发的地缘政治变局。近年来欧美政坛风云变幻，尤其是2016年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公投，这两大标志性事件折射出21世纪世界政治经济新的矛盾冲突：首先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各国内部利益结构的不平衡性凸显。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造成了社会财富的“马太效应”。弱势群体在上升渠道锁定的情况下出现反全球化、反区域一体化的浪潮势在必然，这种趋势倒逼各国选举迁就草根政治的反全球化倾向，加剧国际地缘格局动荡。其次，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相互依存关系发生变化，发达国家依赖外部利润稳定内部结构的路径失灵，将内部结构性危机更多归咎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从而对新兴经济体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如中美贸易战。此外在各种矛盾激化、结构性危机持续的背景下，部分国家政坛中浮现出极化政治、极端思潮和极度暴力的危险趋向，例如种族优越论、美国例外论、“伊斯兰国”（ISIS）等。面对世界政治形态转型以及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对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关系提出了挑战，受不同党派对外政策重点不同的影响，必然涉及对华政策的调整，如利比亚与也门撤侨行动、中菲黄岩岛之争、中缅密松水电站建设等。中国作为崛起大国，需要冷静地作出全局性的战略判断，需要更加针对性、可操作性把握和预测各国的选举活动和政治环境，这为中国的选举地理学者提出了时代命题和学科建设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