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华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广州 510631
2.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资本主义的崛起[1],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以下简称ICT)为核心的信息化浪潮引导工业化发展方式转变,信息和知识成为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信息商品已经变成当代资本在世界市场体系内进行扩张的必要条件[2]。从全球竞争角度看,国家和地区竞争的重心转向第五维空间,即虚拟的赛博空间,实力衡量的虚拟化和抽象化使得信息成为一种战略资源,优先获得重要信息、掌控绝密信息、获得信息流通的控制权、领先信息生产将是新世纪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全球信息高速公路从欧美延伸到东亚再到非洲,以圣何塞等为代表的科技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地位提升[3],以及以亚马逊、脸书等为代表的互联网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加速扩张,等等,这些现象背后都看到了信息权力的身影。如何主动利用信息权力来提升城市、国家竞争力及其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中的地位,需要深入探讨。
在此背景下,近年来关于信息化权力空间向度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关注,由此产生的新的学术概念主要有信息力、赛博权力和信息权力。1987年,张德霖最早提出“信息力”概念,认为信息的联结力、调控力、决策力,和由生产力信息的再生特征所生的再生力,由生产力信息的运动特征和共享特征所生成的辐射力,共同构成了社会生产力系统中的信息力[4],这个较为抽象的定义并未得到普遍认可。1995年,宋振峰将信息力定义为一个国家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等方面实力的总和[5],被较多学者借鉴和引用。1996年,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和威廉·奥多斯(Owens Appleman Williams A)在《美国的信息优势》一文中首次指出“信息权力”的存在,认为信息将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引导信息革命的国家将会成为最有实力的国家[6]。1999年,朗斯代尔(David J Lonsdale)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信息权力是一种具有高度灵活性的战略权力,可以通过和传统地缘政治权力的互动来重塑地缘政治格局[7]。同一年,政治学家提姆·乔丹(Tim Jordan)在其专著《赛博空间和网络的文化和政治》中提出,赛博权力是在赛博空间和网络上构成文化和政治的一种权力形式[8]。这三个概念相比,信息力是一种衡量地区或国家实力的工具,主要用于衡量静态的信息资源和信息开发能力[9],赛博权力专注于赛博空间的权力[10],而信息权力的内涵则不仅包括信息力,也包括对信息力的主观运用,从一开始就具有明显的能动性特征,且涵盖了赛博空间和物理空间。但遗憾的是,已有研究中并未给出明确的信息权力概念,国内外也没有出现对信息权力的系统梳理。
权力是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在当前的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权力也理应成为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视角和主题。然而,在地理学已有的相关研究中,学者更加关注新的空间形式,如“赛博空间”[11]、“流空间”[12, 13]、“地理网络空间”[14]、“代码/空间(code/space)”[15]的研究等,以及信息产业、ICT、信息基础设施等对社会经济空间组织、城市及区域发展等的影响[16]。这些研究更多是将信息作为一个“影响要素”,探讨其对于经济、社会、文化、地缘关系等的影响,而不是作为主动的“信息权力”。此前刘云刚等曾从智慧城市建设的角度,尝试对信息权力的存在及其影响作了分析[17],本文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尝试对信息权力及其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和展望。以下,本文首先讨论信息权力的概念,继而详细解读信息权力要素和信息权力的运行逻辑,在此基础上对信息权力如何运用于地理学研究进行探讨,最后进行总结和展望。
本文从能动的信息权力角度出发,将信息权力理解为行为体利用自身掌握的信息资源对其它行为体施加影响的能力。与传统地缘政治的陆权、海权等对比,海权、陆权的地理基础是固定的地理位置及自然资源,信息权力的核心资源——信息却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和流动。此外,海权、陆权等的权力主体一般是国家,国家作为资源的拥有者,对权力客体具有单向的压制性。而信息权力并无固定的主客体之分,不仅是国家,城市、跨国公司、个人等都可以登上信息权力的竞争舞台[18],信息权力的行为体更加多元化。在信息资本主义背景下,信息权力能够转化为社会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从而影响整个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不同性质的信息资源和多元的行为体之间展开复杂互动,共同诠释了信息权力的运行逻辑。
2 信息权力要素信息权力可分解为信息资源和行为体两个要素。信息资源是信息权力运行的基础,这个术语最早由罗尔科(J.O. Rourke)1970年在《加拿大的信息资源》一文中[19]提出,乌家培先生认为对信息资源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狭义的理解,指信息内容及其信息载体;另一种是广义的理解,指的是除信息内容本身外,还包括与其紧密相联的信息设备、信息网络、信息系统、信息人员等[20],本文采纳广义的理解。行为体是指运用信息权力的主体,行为体原本是指国际关系体系中能够独立参与国际事务的政治实体或政治力量[21],这里借鉴并引申为参与全球范围内信息权力博弈的实体或力量,具有独立性和能动性。
2.1 信息资源根据已有文献,可以将信息资源分为信息内容、信息基础设施、ICT,信息内容是信息资源的核心,信息基础设施是信息内容的载体,ICT则是促进信息内容和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因素。
信息内容包含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各类信息,如军事信息、政治信息、经济信息、文化信息、生活信息等等,以文本、数据、图形、声音、影像等各种形式存在,可借助信息基础设施进行全球尺度的交流与整合。信息具有集聚效应,不同类型信息各有其独特的空间分布格局和规律,如国际政治信息在布鲁塞尔等的集聚形成政治全球城市[22],以金融和服务为主的经济信息在纽约、伦敦和东京等的集聚形成经济全球城市[23]。集聚性之外,信息体现出强大的流动能力,一方面促进产业链空间组织的重组[24],另一方面,信息流及其引导的资金流、物流及人流等成为地域主体间互动的关键组成部分,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空间的重组[25]。值得注意的是,信息的流动并不是完全自由的,政府的审查、过滤、拦截等政策和行为会改变信息流的方向和内容[26]。
信息基础设施包括通过计算机、办公室设备和电信来获取、处理、存储和传播或传输信息所需的所有基础设施[27],其中,电信基础设施包括有线、无线、电信管道和卫星等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尤其是电信的突出特点是网络性,节点和连线构成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的要素[28]。作为相对稳定的、位于国家和地方政府管辖范围内的实体,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受到综合实力、自然条件、地理位置、政策等的影响,对资本再生产高效率的追求使得信息基础设施倾向于富裕的、有权力的空间,略过价值更低的空间[29],如非洲城市信息基础设施的相对落后与其语言障碍、政治不稳定、人力资源不足等固有的社会问题相关[27];国家边界(制度距离)、地理距离等是信息基础设施跨境相互连接的主要障碍,更高的规划、建设、管理成本提高了跨境信息基础设施的难度[30]。目前,传统三点组合(西欧、北美、东亚)仍具有最好的海底光缆连接状况[31],其他区域的信息流动往往需要借助这些地区的海底光缆,如新加坡和班加罗尔的绕远路通信(跨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六条海底光缆)。
ICT是通过电信提供信息访问的各种技术的总称,包括传感技术、计算机与智能技术、通信技术等,其概念内涵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更新[32]。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具有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重新塑造了人们的生活场景[33]和“地理状况”[34, 35],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的根本动力[36, 37]。首先,ICT大大拓宽了城市的活动空间,随着信息和知识、高新技术与服务业越来越紧密地融合在一起[38],新的经济结构、产业空间和城市空间逐渐出现[39],如智能走廊的形成[40, 41];其次,ICT改变了空间邻近性和区位的具体含义,地方空间的意义与动态越来越受到流空间的结构性支配[42],区域城市体系向跨国乃至世界城市体系演变,一种全新的、跨行政界线的城市间功能关系——全球城市网络开始显现,城市和区域的空间结构也由单中心转向多中心。最后,ICT带来“历史窗口”和发展机遇,技术的产生地和最初扩散地往往成为空间上的新增长点[43],以圣何塞、杭州等为代表的信息科技城市协调、管理、控制全球化进程的能力日益增强,在世界城市中的地位日益凸显。
2.2 行为体信息权力的行为体具有多元性,从尺度来看,可以分为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信息全球化使得原本被区分和隔离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与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虽然主权国家仍然是信息权力的主要行为体,但信息资本主义的发展,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等的进一步活跃,使得其在信息权力竞争中的地位和能力相对性地减弱。这种减弱的主要来源即非国家行为体,主要有以下三类:一是超国家层面,如涉及信息治理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机构——国际电信联盟(ITU,主管信息通信技术事务);二是跨国家层面,主要是国际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如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互联网巨头公司脸书、苹果、亚马逊等;三是次国家层面,包括地方政府、地区性公司、社会组织及个人等,如信息城市圣何塞,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企业高管,黑客等。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常常跨越尺度,即物理空间的边界作用和社会空间的等级性相对减弱,生成连通性更强的虚拟的全球信息网络,如图 1所示。
从信息权力的行为体的属性来看,可以分为政治行为体、市场行为体和社会行为体。国家政府和地方政府(包括城市等)属于政治行为体,具有一定的领域,且对附属于领域的信息资源拥有独占性的管辖权,如制定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产业等的发展政策。市场行为体主要指依照经济逻辑运行的信息产业内的企业,既需要来自政治行为体的保护、优惠和便利,也会竭力超越国界限制和政治控制以实现经济要素的最佳配置[44],包括电信业、计算机业、设备制造、软件、数据业务、互联网业等产业内的企业,扮演建设和运营信息资源的角色。社会行为体具有多元性和一定的自主性,通过与政治行为体和市场行为体的积极互动,维护信息权力运行中的规则和秩序,如制定信息行业规范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掌握各国信用评级信息的穆迪惠誉标普三大评级机构等,是信息权力运行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3 信息权力的运行逻辑信息和水相似,都具有流动性,信息基础设施类似河道,承载并限制信息的流动,ICT则像水利技术。这里借鉴米森(StevenMithen)对水和权力的分析[45],正如对水资源的控制是获得权力和维持权力的一种手段,对信息资源的控制是当代社会通往权力的一条主要途径。本文尝试从信息资源和行为体关系两个角度认识信息权力的运行逻辑。从信息资源视角来看,行为体占有的信息资源能够转化为信息权力,信息资源的分布组合奠定了信息权力的基本格局;从行为体关系视角看,行为体具有能动性,通过协作、对抗、推拉等关系重新定义信息权力的固有格局。两种逻辑相互补充,共同构成我们对信息权力复杂性的理解。
信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地理基础上的,正如卡斯特所说:“不断强化的社会和空间极化现象是信息经济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且正在西方社会变得普遍起来” [1]。信息生产实践有选择性地将一些空间纳入却将另一些空间排除在外,导致信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极不均衡。信息资源在拥有者与被拥有者之间的差异,不仅是一方比一方拥有更多信息的问题,实际上是一种重要的“授人以渔”的能力,即信息资源能够转化为信息权力,如掌握先进的生物信息技术就有可能掌握在医药行业的话语权。信息资源的多寡与信息权力成正比,其空间分布奠定了信息权力的基本空间格局,以下从国家、城市、城市内部等尺度展开讨论。
信息资源空间差异的基本地域单元是国家,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皆存在显著的信息资源差距。自从计算机诞生和“阿帕网”问世以来,美国一直把握着信息资源的先占者地位和初创者优势,不仅通过10台(共13台)顶级域名服务器掌握互联网的主动脉,还主导着信息产业链的关键环节,拥有领先的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和信息基础设施,比其他任何国家拥有更明显的强势。总体来看,美国、西欧、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在全球信息资源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信息资源比重持续增加,拉美、非洲等国家则处于信息资源的匮乏之中[46]。随着信息时代的产业格局不断调整和全球化分工的逐渐深化,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差距的“马太效应”会日益凸显,信息资源的强国和弱国的不均衡发展会愈演愈烈[47]。
信息全球化背景下,国与国的联系和差异越来越聚焦到主要的城市之间,城市信息权力的空间差异逐渐超越传统的“核心”和“外围”、“北方”或“南方”概念,不同国家内的信息权力优势显著的城市凸显出来,成为信息资源的集聚中心和信息权力网络的重要节点。这些城市可通过对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和信息内容等的分析得到,如依据美国电信地理网站的互联网骨干网络数据识别出全世界46个国家的78个互联网连通性较强的城市[48];利用互联网域名的数量和人均比数据识别互联网内容生产的中心,发现纽约、伦敦和东京等依然占据重要位置[49]。同时,信息权力优势显著的城市与所属国家、区域的相邻城市之间的信息权力差距趋于增大,典型案例如半边缘城市圣保罗、墨西哥城等,作为与北美城市体系连接的前哨城市,其承担的国际信息资源流远高于国内信息资源流,某种意义上加剧了城市发展的不均衡。
聚焦到更微观的尺度,会发现城市内部的信息资源也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就经济空间而言,最密集的信息和最好的信息服务一般位于全球城市的中央商务区,如伦敦金融城等,通过溢出效应吸引经济活动和高等级信息的集聚,从而成为全球决策制定、投资、监控和规划的中心[50]。就社会空间而言,以“空中飞人”(jet settleer)为代表的群体所聚集的空间能够吸引先进的ICT及相关信息资源的青睐,相对弱势的少数族裔群体等所在地则成为被信息资源忽略的空间[51]。
行为体对信息资源的综合运用能够将其转化为信息权力:首先,信息内容指向信息控制力,是社会权力分配的关键要素,信息的控制和协调能力实质上可上升到社会组织协调的层面,主要包含经济信息和政策信息等的控制,如来自北京的经济、社会等政策信息对国内所有城市的社会经济活动的强大影响,穆迪对希腊主权评级信息的调整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希腊的经济状况甚至造成其国际地位的下降。其次,信息基础设施指向信息获取力,信息基础设施越完善,企业、城市等获取有用信息的速度越快,能力越强,从而促进区域的经济发展。全球信息基础设施(尤其是海底光缆)是早期全球化和跨国公司生产网络的催化剂,并持续推动着全球经济活动,近年来,亚洲信息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快速发展,将有利于塑造新的世界经济体系。最后,ICT指向信息生产力,ICT越先进,生产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越强,从而驱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乃至创造国家、城市发展的领先优势,或者为后发展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硅谷的成功正是ICT转化为信息权力的最佳案例。信息控制力、信息获取力、信息生产力的相互协调,进一步整合为行为体的信息权力。
3.2 基于行为体关系的信息权力信息权力的格局虽然具有一定的结构性和稳定性,但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为了提升自身信息权力,行为体之间建立协作、对抗和推拉关系,进而重塑已有的信息权力格局。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参与互动的行为体的综合实力对比,实力接近的行为体具有一定的选择权,可以选择协作或对抗,相差悬殊的行为体之间很有可能建立被动的推拉关系,如亚马逊在开普敦建立数据中心;二是实际利益,行为体在非关键信息技术上的协作能够带来利益,但涉及关键的信息技术则选择对抗/竞争;三是行为体的道德取向(moralsyndrome)[52],跨国公司等侧重交易价值,倾向于协作,国家的本能则是获取(taking)价值,倾向于对抗,城市则是交易价值和获取价值的混合体,在协作和对抗中保持平衡。值得一提的是,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并非泾渭分明,可能是这几种关系的混合体,也可能随着自身的实力发展而转变。
信息权力中最为常见的关系是相互协作。流动在当下社会呈现加速状态,以商业、服务业等信息流为依托的远距离的关系、直接的联系、实时的连接,使得原本相互分离的地区通过一种新的“时间邻近”方式综合。在由此构成的全球信息网络中,无论是信息基础设施的连接,还是信息内容的交换,信息技术的扩散,相互协作都是最重要的逻辑。全球城市通过吸引企业和城市的信息流来占据“信息中心流”位置,亚马逊等跨国公司通过与城市的合作积极在全世界建立其信息基础设施,从而获得在全球重组社会功能和联系的权力。正如伦敦和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协作关系,伦敦通过打造特殊的政策环境吸引伊斯兰的金融资本,伊斯兰则利用伦敦作为全球金融信息集散地和交流运作中心的功能,双方共同推动伦敦成为西方的伊斯兰金融信息中心[53]。
如果参与互动的行为体双方的综合实力悬殊,信息分享带来的利益也会相差甚大,协作有可能变成一种推拉关系。信息流的流量和流向在全球非常不均衡,流量主要汇集在全球城市之间[54],流动方向则多是从南到北[46],因而导致通过信息获得发展的能力的不平衡,大多数城市变成为全球城市提供资源、劳动力等的经济腹地或者领域(domain)[50]。这种不均衡会造成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局面,是信息资源强者的主动选择,却是信息资源弱者的被动选择。非洲学者对于信息的全球不公正关注较多,他们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由于生物信息技术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非洲的生物资源单向且被动地流向西方世界,而从生物资源中获得的信息被跨国公司私有化后无法再回流非洲[26]。孟山都的转基因农业帝国也是通过控制各个国家种子等遗传资源的单向流动实现的,其结果是农民和农业对全球市场中转基因种子的依赖[55]。
最后,由于信息资源在分享和流动中可能会触及国家军事、安全、主权等核心利益,行为体之间会产生排他性的对抗关系。在信息全球化浪潮面前,外来信息的自由流动可能会对本国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方面造成巨大冲击和不良影响,国家倾向于用边界、法律、政策等手段来监管或阻碍其他行为体之间的信息流[56],以保障领域、主权和其他国家利益。当前,ICT成为未来构筑竞争优势的战略必争地,国家之间、企业之间就5G等关键通信技术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关系,正如印度对于华为参与其5G实验的排除。此外,普遍存在国家对国际信息的过滤与控制现象,传播军事机密、恐怖主义等不利于国家的信息的行为体与国家之间也出现了明显的对抗关系,典型案例如维基泄密事件。
4 信息权力在地理学研究中的应用 4.1 信息权力与地缘政治纵观历史,全球政治地理格局的演变无不受地缘政治规则的作用,地理环境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随着科技进步而改变[57]。1991年,海湾战争标志着人类首次信息战的出现,随着ICT的发展,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息战将成为地缘政治的“显性战场”,未来研究可以尝试从地缘政治角度出发,将信息权力与信息战的战略、形式、内容、发展趋势等的研究相结合。与之相关的是网络空间的主权和安全的研究,当前,国与国的军事竞争空间延伸至地理网络空间和虚拟的信息空间(或赛博空间)[58],战略空间从航运通道、太空轨道扩展到以海底光缆和骨干网为代表的信息基础设施,网络空间(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59-61],如何通过对信息资源的聚集和运用来提升国家的信息权力,保障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在未来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此外,信息权力在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扩散正在削弱基于领域的民族国家体系。全球金融市场的经济行为体出现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情况[62],以穆迪等为代表的信息评级机构通过主权评级信息的传播侵蚀希腊国家主权;当前苹果、亚马逊、谷歌等跨国公司存储并管理着全球大部分的数据信息资源,甚至比某些国家政府掌控的更加全面详细;维基事件对国家专属的军事、外交、公共安全等领域的文件的公布,具有跨国性、多样性、突发性等,极大地挑战了国家的法律、外交和国际关系等等[63],体现个人和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的信息权力。当然权力并不是单向的,针对非国家行为体信息权力增长的现象,国家对信息内容、信息基础设施、ICT等的管控范围和方式越来越明确,纷纷通过出台相关的法律、政策等逐步加强自身对信息资源的控制能力,对信息安全的保障能力。如何通过研究各种行为体之间的信息权力博弈,寻找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国家主权的侵蚀,与国家对信息、金融、农业主权(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等的维护之间的平衡,有待更多的讨论和完善。
进入21世纪,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面临着信息全球化带来的诸多复杂问题。信息权力的博弈正在从军事领域的显性对抗转向社会经济文化等更多领域的隐形牵制,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如国际金融稳定、全球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与其他行为体之间建立信息网络、增强连通性、相互合作和理解越来越重要,即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寻求与他国协作而非对抗的信息权力。以文化和娱乐领域为例,好莱坞作为影视产业的集聚地,借助于全球信息网络的构建,将其所裹挟的美国式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屏幕外的个体生活,正是运用信息权力来增强美国全球话语权的体现[64]。未来可以开展更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探索国家如何通过全球尺度的信息权力实践增强其文化和价值观的吸引力,合法化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行为,获得民众的支持和信任[65],从而改变其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中的地位。
4.2 信息权力与城市网络信息权力和城市的关系密切,1989年,卡斯特尔首次提出信息城市的概念,并从信息流动的角度分析了世界城市形成的力量基础,构造了“发展的信息模式”,认为所谓的世界城市就是他所说的信息城市,如何获得信息空间的进入权和对信息空间主要节点的控制权,就是在国际资本积累博弈中取得最终胜利并成为世界城市的关键之所在[12]。实证表明,建立在土地、劳动力等规模体量基础上的世界级城市虽然依然重要,但快速和大量的信息流经城市地区已成为现代城市的一个本质特征[66],城市逐步成为巨量信息的复合体,城市网络之间多功能、高质量的协调合作需求要求城市具有强大的信息中枢功能,脱离这种信息关系的城市将面临被边缘化的风险[67]。从信息权力视角出发,生产越多的信息资源,在信息网络中与越多的城市建立密集且高质量的信息联系,意味着拥有在其所在区域/世界进行各种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从而越有利于成为全球城市网络中的重要节点。
全球城市在全球信息网络中仅仅扮演重要节点而不是主导网络的角色[68, 69],信息网络的柔性和开放性为新城市的浮现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已有实证研究多关注静态的结果,通过对比信息基础设施网络或者信息内容网络与已有城市网络的重合度,来检验原有的城市网络是否依然重要,并识别新的“信息城市”的崛起。信息权力正好提供了一种动态的视角,有助于研究城市网络演变的机制和过程。城市不仅是“中心地”,也是一个个的信息中心,通过推动信息资源的生产和信息网络的构建,城市能够实现规模增长,从而更好地连接全球的财富和价值网络。正如全球城市伦敦的信息权力优势地位和大英帝国的殖民遗产密切相关,殖民地对英国法律、语言、文化的沿袭使得伦敦和这些城市之间的信息联系变得畅通无阻[70]。墨西哥城作为北美城市体系的前哨,与美国和加拿大的很多城市具有紧密的信息连接关系,其承担的国际信息流的核心功能有效地解释了为何其规模是墨西哥第二大城市瓜达拉哈拉市的五倍之大。因此,从信息权力视角探讨全球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和空间结构等,将会为城市网络研究带来新的活力。
就城市发展和战略等现实议题而言,当前,跨洋的海底光缆、超大规模数据中心等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如火如荼,数字内容、云计算与大数据、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快速发展,新产业所需空间的不确定性、创造性和偶然性,为城市融入全球信息网络提供了新的“区位机会窗口”。如果城市能够以超前的理念指导其战略和政策的制定,合理利用地理位置、政策、战略等来促进信息资源的生产和集聚,积极参与信息权力博弈,有效抓住融入全球信息网络的机遇,就有可能提升其与世界接触和联系的通达性,走向发展与繁荣,反过来重塑城市网络。如贵州利用其气候条件积极发展大数据和云计算产业,杭州借助阿里巴巴使自己成为信息技术的创新源。
4.3 信息权力与地方建构地方不只是容器,而是需要通过关系性的信息权力来定义,即由信息互动构建的社会关系和理解的网络[71]。虽然物理空间仍然重要,但是信息权力正在影响人们发现和维持地方的方式,地方不再局限于邻里关系,基于“非地方的”、开放的、动态的信息网络日益扩大,在信息权力运行中持续重塑地方的意义以及社会群体对地方的文化认同。马西的全球地方感(global sense of place)研究以自身居住的社区基尔伯恩为例,讲述了广泛的跨国社会关系是如何在地方沉淀,构成地方性的一部分的故事[71],未来可以进一步拓展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典型案例如达沃斯、乌镇等小镇通过全球层面的社会互动实现地方重构,其过程背后的信息权力机制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72]。
在研究地方感被重塑的同时,也必须重视信息权力对地方整体性和独立性的影响。信息权力博弈受到阶级、种族、性别、教育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以“空中飞人”(jetsettleer)为代表的群体和穷人等相对弱势的群体之间的信息权力差异日益加剧地方的社会空间分化,“碎片城市化”(splintering urbanism)现象受到广泛关注[29]。从另一个角度,地方通过虚拟化和信息化被捕捉到赛博空间,然而,这种信息化是不完整和有选择性的,对地方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整体性造成某种割裂,从而生成越来越多依赖于信息权力的碎片式空间。谷歌地图、百度搜索引擎、蚂蜂窝、大众点评、社交软件等通过引导人们在榜单中更“受欢迎”的地方花费时间和金钱[73],潜移默化改变人们对地方的认知和实践。此外,“打卡”行为对地方人气的提升促使更多“受欢迎”地方的复制式生产,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对“受欢迎”元素的提取和抽离会愈演愈烈,不仅造成地方感的单一化,也持续推动打卡圣地如“Instagramedplace”与周边地方的分离和地方的碎片化[74]。当前,信息权力与地方建构的研究远远滞后于复杂多变的现实,相关的研究潜力日益显现出来。
5 结语信息权力是当今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下,分布在政治、社会、经济、地理等各个领域的一种新的运行机制,信息权力行为体的多元化和运行逻辑的多样化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经济秩序提供了有趣的切入点。通过系统梳理“主动”的信息权力,本文提出以下三个可资参考的观点,一是信息资源不等同于信息权力,能够将静态的信息资源转化为动态的信息权力,即信息生产力、信息获取力和信息控制力,才能真正促进区域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信息资源的空间分布只能奠定信息权力的基础格局,能够灵活运用行为体之间的协作、对抗、推拉等关系,就有可能改变已有的信息权力格局。三是重视多元行为体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传统上对企业、城市、国家等的信息相关研究是分离的,本文用信息权力将这些行为体纳入同一个逻辑,如通过对城市信息权力的培育将提升所属国家的信息权力。未来,信息权力空间格局的演化、信息权力要素及其作用机制、不同行为体之间的信息权力博弈等将成为今后信息权力研究的新课题。
在21世纪的海量信息时代,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产业的快速发展,人和物越来越多的方面可计算、可模拟、可预期,人类社会的信息处理、分析、控制等活动将波及世界的每个角落,信息权力的内涵外延、表现形式和经济社会空间影响也必将越来越广泛和多样,本文旨在唤起地理学对信息权力研究的重视,由于研究对象之新,变化之快,涉及领域之广,难免出现一些理解不当或言之不准,期望未来有更多的学者继续跟进讨论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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