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华东师范大学 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 上海 200062;
3. 华东师范大学 城市发展研究院, 上海 200062
2.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ese City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3. Institute of Urban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领域(territory)是政治地理学的核心概念[1, 2]。现有研究一般认为领域的含义是不证自明、不成问题的(unproblematic)[3],因此鲜有研究给出领域的确切定义[4-7]。国内近期只有个别学者对领域概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梳理[1],但其研究主要着眼于学科视角下的领域概念演化及其内涵的动态扩展,对于领域概念本身的属性和特征展开的讨论相对不足。近几年来,以斯图亚特·埃尔登(Stuart Elden)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开启了新一轮对领域概念的批判性反思和理性思辨,揭示了领域概念的复杂性和既有理解的局限性。本文拟以西方近期对领域概念的研究讨论为基础,梳理和介绍西方理解领域概念的三个主要视角;并基于西方相关讨论,探讨领域概念的几个基本属性,包括多尺度性、多维性、关系性和生成性等。通过以上研究,探讨中国未来政治地理学领域研究的可行方向。
2 领域概念的多维解读目前,西方政治地理学主要从三个视角理解领域概念。一是“有界空间”视角,侧重领域的地理空间属性;二是领域性(territoriality)视角,突出领域是权力实施控制的工具;三是领域化(territorialization)视角,强调领域是权力关系和历史过程的产物。其中,第一个视角更为侧重本体论,即“领域是什么”;后两个视角更为侧重认识论,即“领域应该怎么理解”。
2.1 作为有界空间的领域概念地理学中最早明确从这一视角理解领域概念的学者是戈特曼,他在1973年出版的《领域的重要性》一书中列举了不同学科对领域概念的理解[8, 9],其中“有界空间”是地理学的理解角度。戈特曼认为划分领域主要有两个目的——提供安全的庇护所和机会的跳板[10, 11],并产生了领域的封闭性和扩张性的矛盾。此后,将领域界定为有界空间的视角在政治地理学中被广为接受[1, 4],大量研究将领域界定为被管制的有界(regulated- bounded;controlé- bordé)空间[6, 11-15],控制权和边界构成了这一概念的两个基石。不过,正如Elden所指出,戈特曼没有将“边界”看作“领域”的基本条件[9]。此外,尽管目前很多研究对领域的理解往往等同于国家领土,但是由于戈特曼对大都市区具有浓厚的研究兴趣,他没有完全从国家尺度理解“领域”概念。
目前,很多对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国际关系研究)都将重心放在国家尺度,且将其看作国际权力运作的容器。西方批判政治地理学者Agnew等对这种以国家为分析单元的领域研究提出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其存在主权—领域和国家—社会的简单等同和国内—国外的简单对立,容易落入“领域陷阱”[16, 17]。还有学者认为,随着全球化的深化,国家经历了各种去领域化和再领域化的过程[18],因此应该超越领域的“国家中心主义”理解[7, 19],将注意力从“边界”移开[20]。
2.2 作为策略和技术的领域概念还有研究主要从领域性(territoriality)角度出发理解领域的内涵,强调领域是一种策略、方式或技术,认为领域仅存在于不同主体的关系中。这方面最早的研究当属索亚[21],不过影响较大的首先是萨克[5]。萨克将领域性理解为主体(不局限于国家)通过控制地理空间来施加影响或控制的策略,包含划分、交流和执行等环节,核心是形成对物体或人的差异化机会(differential access)。泰勒在萨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对(国家的)领域的理解[11],他引入吉登斯将民族国家看作权力容器(power container)的说法,认为领域作为实现社会控制的政治战略,具有国家的权力容器(发动战争或组织防御)、财富容器(管理经济或推动资本积累)、文化容器(激发民族身份)和社会容器(分配福利)等功能[22]。Antonsich也认为,领域应该被看作国家控制、包含和规训人民的工具,或是民族认同产生的象征性源泉(symbolic source)[7]。
最近,Elden基于福柯的治理术理论和和系谱学方法[23],在梳理西方领域概念系谱的基础上指出,领域是一种过程、实践、产物、策略和技术[4]。Elden尤其强调计算作为一种治理技术对领域概念形成的影响,认为领域中除了边境(frontier)维度之外还有一个受测量(几何、统计等)和控制技艺(法律、监控等)影响的质量(qualities)维度[24],从这一视角出发可以将领域理解为一种可计算空间(calculable space)的政治对应物[3, 4]。Hannah等学者也从计算或技术的视角理解领域[25, 26]。
2.3 作为产物的领域概念还有学者将领域看作一种产物或结果。这包括两方面涵义。一方面,领域的概念是随历史变化的。很多学者指出,对领域的“有界空间”的理解源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主权观念和国家间关系[27, 28]。戈特曼讨论了领域概念的演化,认为领域概念的内涵随着技术和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一方面随着交通和信息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向外拓展,另一方面在追求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从封闭走向开放[10];Taylor指出,领域包含什么和为何包含这些(what is contained and why is)是(且一直是)不断变化的[22];Elden在《领域的诞生》一书中系统梳理了西方领域概念的谱系,认为其具体内涵是历史的产物[4];Paasi从边界和认同角度出发,认为领域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并将不同空间尺度的领域建构称为“区域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 of region)[29]。
另一方面,领域是社会建构物,因此应该放在领域化的框架下理解。Raffestin较早就提出领域是领域性的后果(consequence),应该被看作“一种划界行为和创造预定关系位置的过程”,关系则是领域概念的核心,可以通过由行动者、调节者、程式、关系等构成的模型来理解领域[30];Brenner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讨论了领域性的尺度重组,认为出现了全球领域主义和去领域化两种理解视角[31];Painter指出,领域可以被看作网络化的社会—技术实践的结果和关系网络的产物(product of relational networks)[6]。基于这一视角,Kärrholm首次明确提出了领域生产的概念,并归纳出四种领域生产的类型[32]。后续研究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视角进一步拓展了领域生产的研究。其中,结构主义视角的研究大多基于国家尺度,且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如Jones认为领域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主权的空间显现,并在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国家人事、国家组织和国家领土的三元辩证法[33];Brenner等在重读列斐伏尔的论著时也认为,领域与空间类似是社会和历史的产物,必须放入它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国家管理(statecraft)过程中理解[34]。后结构主义视角则更多借鉴后现代理论,强调认同、表达和意义的形成等问题。如Mitchell基于阿甘本等的理论,认为领域可以被看作自上而下的话语、政策和倡议等与自下而上的实践相互作用产生的社会意义体系[35]。
3 领域概念的衍生特征上述理解领域概念的三个视角存在一些共性。本文将其概括为领域的多尺度性、多维性、关系性和生产性四个延伸的属性特征,以破除传统观念对领域概念的僵化理解。
3.1 领域的多尺度性目前,大量研究将领域等同于国家领土。尽管刘云刚和罗小龙对次国家尺度的领域问题做了一些实证研究[36, 37],但是很少有研究从微观尺度界定领域概念,也未改变大多数人对领域的传统理解。如冬初阳就将Elden的《Birth of Territory》一书译为《领土论》。而实际上,如果将领域理解为“被控制的有界空间”,由于空间存在不同“尺度”,领域必然是多尺度的。西方对领域概念的研究诠释了这一点,认为领域概念不仅适用于国家主权对应的领土,还适应于区域、社区乃至个人空间。如萨克在辨析领域性概念时首先从动物的领域性行为和个人对其房间内部空间的权属声明出发;Johnston指出,领域具有多个层次和尺度(multiple layers and scales)[11];Storey在《Territories: The Claiming of Space》一书中对领域概念使用了复数形式,并且区分了宏观和微观尺度的领域[38]。Agnew更是明确指出,单纯以国家领土为分析单元容易忽略非国家尺度的领域过程和领域与社会的错位,落入“领域陷阱”(territorial trap)[16]。因此,有必要跳出领域的国家中心主义理解局限,更多关注微观尺度的领域现象和领域化过程(如国家内部各级行政区划调整等)。
3.2 领域的多维性目前,很多对领域的理解停留在国家主权宣称和军事占领的领土边界问题。尽管这些理解符合领域是“被控制的有界空间”的定义,但是更多将空间理解为容器,而较少考虑领域具体包含什么内容。正如戈特曼指出,法官很难准确界定领域包含什么以及它在民族国家的运行中必须被赋予什么角色[10]。实际上,由于空间包含不同“要素”、控制存在不同“形式”,那么领域必然存在不同的维度,单纯从边界本身就无法理解领域声明的具体空间权利的全部。正是基于这一思路,很多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系列理解领域维度的视角。如Elden指出,领域并非是由边界围合出的均质区域,而是包含各种异质的属性或质量(qualities)[24]。类似地,Raffestin也提出空间的“内容”(content)[30]、Taylor提出领域的“功能”(function)或“层累”(layering)[22]、Paasi提出领域的“维度”(dimension)[39]。
笔者认为,Elden的“质量”视角对于理解领域概念十分重要。首先,从质量视角出发能够理解领域形式的多样性及其受控制程度的差异。领域不仅包括军事区等“硬”的形式,还包括关税同盟等“软”的形式;不仅包括法定占领区等“强”控制空间,还包括影响区域(spheres of influence;如美国将加勒比海作为其“后院”)和租界等“弱”控制空间。领域不仅不是同质的区域[6],甚至其边界也不是始终明晰。如尽管在朝鲜—韩国的“三八线”或很多国家海关地区往往用铁丝网、界碑或标示线等画出明确的国境线,但是在很多情况下领域(如很多领海)的边界往往是模糊的边境地区(frontiers)而非明确的边界线(boundary)。其次,从质量角度出发,领域不再是国家不可侵犯的主权空间和国家间“零和”竞争的生存空间,而是可以根据情势和目标调整其重要性和变通控制形式的“可计算”空间。如国家可以设置各类自治区、特区或“合作区”,通过放弃部分管辖权、减少跨界流动障碍或承认领土范围内更多外国人权利[20, 40]推动贸易活动的便利化、提高对外资的吸引力;类似地,尽管往往认为国家对其领土有不可侵犯的主权,但也会策略性地设立各类停火区和“争议地区”,通过暂时搁置对控制权的争议实现和平。最后,质量的视角有助于反思领域概念的具体内涵,防止对领域的理解落入一些惯常的局限。
3.3 领域的关系性尽管领域往往被看作一种实体空间和结构,但是其本质是权力关系(权属/控制)的空间。从领域内部看,领域在用边界划分地理空间的同时,也界定了各种要素(如人口分布、资源与财富、军事力量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一般笼统称为主权关系,但实际上可以拆分为不同层级政府的权属和管辖关系、资源的使用和获益权利、人口流动的控制等。从领域之间看,领域也规定了各个层面的国际关系和行动规则,国家间的领域准则也始终存在于“主体间”的关系中。如两国的领域往往意味着两国之间在税收和人民管辖权等方面相互独立;两个领域国家之间服从特定的资本、商品和人员流动管制;国家领域的合法性需要建立在联合国大多数国家承认的基础上;领海边界多遵循12海里领海线和200海里经济专属区等规则。因此,领域不仅指代地理空间,还同时定义了各种要素的关系空间及其复杂的权力关系。正如福柯从战争的角度理解“国家”权力[41],我们也应该从要素间和主体间关系的角度理解领域。
3.4 领域的生产性正如空间[42-44]和边界[39, 45, 46]是被社会生产的(socially produced),领域也是各种社会过程和权力关系的产物。作为特定时期权力关系的空间对应物或权力要素的“容器”,领域的形式及相关控制规则随权力对比和政治需求而不断变化。例如,现代领域的相互独立和互不干涉等准则实际上建立于17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和19世纪的“欧洲均势”外交等实践,是欧洲大国之间停战妥协和国家间地缘战略博弈的结果;区域发展的“空间选择性”(spatial selectiveness)建立于地方博弈[47, 48];近年来国内很多大城市受限于土地资源和价格,开始与周边欠发达地区建立开发区分区或合作区[49],出现了不同主体控制领域的空间跳跃和相互交叠——如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海宁分区和深汕合作区与上海或深圳在地理空间上并不相邻,两地政府彼此分别拥有部分管辖权,形成了税收权、审批权、人事权、社会责任等不同维度或要素交叠的领域。目前,各种交通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也重新塑造和重构了传统领域[50]。
除了作为实体空间的领域外,领域概念和领域观念也是建构物。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空间并非客观实体,而是为了理解世界和社会空间关系而创造出的概念[51],领域也不是客观对象,而是为了理解政治空间的权属和控制关系而构建的概念。根据后现代理论,人们对领域的认知深受当代话语体系和知识—权力关系的塑造。我们对于领域的认识不仅深受地图投影和统计技术等的影响[52, 53],而且受各种国家权力和专家知识等影响。如被广泛接受的互不交叠的国家边界和互相嵌套的行政区划等级关系等领域认知都是现代权力关系下的产物。再如,León Villalobos研究指出,16世纪墨西哥Mezquital Valley地区的领域划分和治理深受当地一组地方精英的影响[54];Lamb更基于Rumford的边界工作(borderwork)理论[55],指出泰缅边境被多元主体的知识和实践塑造[56]。因此,领域概念和理解也是知识—权力和政治话语的产物。
4 结论与讨论领域是政治地理学中的重要概念,但长期缺乏应有的理论关注和明确的概念界定,很多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还停留在“有界空间”和“国家领土不可侵犯”的简单认识上。本文在系统梳理西方关于领域的理论研究基础上,归纳了理解领域概念的三个主要视角,并进一步指出相关研究中关于领域理解的一些讨论的焦点。总体上,领域不仅是一种有界空间,更是一种控制策略和权力关系产物;领域内涵远远超越了国家尺度的“国土”或简单的国家边界,而是可以推广到各种非国家尺度;领域因空间要素和控制方式的差异而包含了多个维度;领域不仅是对实体空间的描述,更是对权力关系的体现;领域作为一种策略、技术或产物受历史过程、权力关系以及技术的影响。本文认为,国内政治地理学可以围绕以下方向展开进一步研究。
4.1 本土领域概念的界定本文将英文的“territory”译为“领域”。尽管这也是目前常用的译法[1, 36, 37],但二者在语义上存在一定差异:如“领域”在中文语境下“地理味”不够浓,常指代知识范畴(field)等非实体空间涵义。有些研究将“territory”译为“领土”、“领地”、“地域”等。虽然这种译法更凸显“地理”,但涉及尺度较单一、对政治力量表达不足。“领土”在中文语境下一般特指国家的国土,较少用于次国家尺度(如很少说“地方政府的领土”);“领地”则相反,更侧重次国家尺度的控制范围,经常特指动物的势力范围或封建主的封地;“地域”在中文语境更接近“区域”(region),相对较少涵盖territory中的政治关系。因此,未来中国政治地理研究应该进一步寻求对“territory”更准确的翻译或提出适合中国语境的领域术语。最近,提出的“地盘”概念无疑是这方面一个很好的尝试,不过暂时还未被广泛接受。
4.2 不同尺度领域过程的耦合目前,国内政治地理学界对领域的研究仍集中在国家的领土安全和领域国家之间的地缘争夺等宏观尺度,较少涉及次国家尺度。然而,一方面行政区划、区域一体化和地方治理等微观尺度的领域过程也很重要,不应被忽略;另一方面,不同尺度的领域过程是交互和耦合的,因此研究宏观尺度的领域过程时必须考虑微观尺度的领域问题。如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全球化过程与特区和开发区建设等相辅相成,因此在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领域重构问题时,除了研究中国的边界控制等变化外还应分析特区的设立和开发区的出口政策等。类似地,很多社会过程不以国家边界为界,若以国家为单元对其展开分析容易落入“领域陷阱”[16]。因此,未来国内政治地理学对领域的研究有必要从国家尺度扩展到微观尺度和跨尺度,并将各种领域观念置于精细的解析和特定的历史背景中理解。
4.3 领域的生产领域作为实施控制的空间工具和一种认识权力空间的概念,是权力关系和社会过程的产物,并随着历史过程和各种话语体系的变化而被重构。因此,领域应该被置于空间生产和话语转换的视角下理解。对此,中国政治地理研究可以借鉴列斐伏尔等的空间生产理论[57]和福柯治理术中的“计算”[24]和“话语”[58]等视角,整合马克思主义和福柯式的空间生产理论[23, 42-44],一方面分析各种尺度的领域如何在不同主体的权力关系下形成、变化以及如何塑造各种社会—空间过程[59],另一方面批判性理解领域概念和观念背后的话语及权力关系,并分析领域对知识生产的建构作用[60]。
4.4 领域战略本文还有助于厘清领域对于国家的价值,进而更好地制定符合中国发展需要的领域战略。尽管古典地缘政治理论认为国家会不断扩张其领土,国家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也早已深入人心,但是一方面这些领域观念主要基于西欧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及“民族—国家”等学说,只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另一方面,领域的价值需要被综合考量、国家对领域的控制方式和程度也可以策略性地变化,而非不计代价地扩张或固守。实际上,中国古代对领域重要性的判断就与近代西方的领域观念有所不同——古代既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边境强则中国安”之论,也有边疆是“无用之地”和领土扩张的战争不义之说;古代中央对“五服”、“封地”、“羁縻”和“郡县”的控制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别。因此,领域战略的制定必须综合权衡复杂的时代背景、国际关系和国内外利弊,不能呆板地认为领土争议是战争的必然条件。中国在民族主义高涨的背景下,仍需保持理性、解放思想、因时制宜,合理平衡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可以灵活采用开放、共治和搁置争议等方式策略性地调整领域策略、回避部分国际争端,以达到国家长期利益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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