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地理学的发展经历了二战前和二战后两个快速成长阶段，目前处于第三个成长期^[1]。战后日本的政治地理学并没有像中国一样停滞不前，而是继续经历了20年左右的快速发展期，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逐渐沉寂，进入“一潭死水”^[2]的状态。不过，这种状况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又开始发生改变，从事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人员开始增多，学者们开始频繁出席各种政治地理学得国际学术会议，加入如国际地理学联合会（IGU）、国际政治科学协会（IPSA）、美国地理学家学会（AAG）和边境地区会议（BRIT）等学术组织，出版的成果数量也开始增加，这说明政治地理学在日本再度兴起。

本文在此背景下，对日本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脉络进行考察，分析其发展趋势及其对中国及整个东亚政治地理学发展的借鉴。本文分析所用的文献数据，均来源于日本的出版数据库Webcat Plus和学术论文数据库CiNii，这是日本现在最全面的书籍和论文数据库，由国家信息机构运营，涵盖了江户时代以来日本出版的所有书籍和论文。通过分析其中的文献，结合对日本学者的访谈，笔者认为，日本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对中国以及东亚各国启示颇多，包括对回归传统地缘政治学的警惕、对学科发展独特性的追求，对多尺度视角的重视等等，均是其可借鉴的经验。本文认为，包括中日在内的东亚政治地理学，将有可能基于自身的东方文化视角，为当代世界政治地图的领域性和复杂性理解做出独特的贡献。在结论部分，笔者提出建立“和平政治地理学”的倡议，希望以此重构政治地理学的方向，使之成为一门服务于“和平”而不是“战争”的学问。

日本出版数据库（Webcat Plus）和学术论文数据库（CiNii）的数据显示（图 1），标题中含有“政治地理”字样的出版物最先出现在1890年代到20世纪早期这一阶段。到20世纪40年代，标题中带有“地缘政治”字样的出版物以井喷之势大量出现。这一转变的原因当然与日本参与了亚洲太平洋战争有关，当时日本许多地理学家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地缘政治。不过另一方面，从作者的背景来看，大部分地缘政治的倡导者并非政治地理学者，而是关注历史、经济和区域的地理学者，如小牧实繁, 江沢讓爾、米倉二郎等^[3-6]。这一点与拉采尔的《Politische Geographie》和契伦的《Geopolitik》之间的理论传承逻辑有所不同^{[7, 8]}。这说明日本的地缘政治兴起并不是政治地理学者推动的结果。政治地理学只是舶来的“招牌”，它和地缘政治之间并没有理论承接关系。

图 1(Fig. 1)

图 1 1889—2015年日本政治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出版物数量的变化 Fig.1 Changing of Publications on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Geopolitics(1889—2015) 来源：Webcat Plus. http://webcatplus.nii.ac.jp/, CiNiiAriticles.http://ci.nii.ac.jp/。

二战之后，因为被制裁的原因，有关“地缘政治”的出版物立刻消失殆尽，但标题为“政治地理”的出版物仍保持数量增长，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图 1）。这一波增长推测与日本政治地理研究会（简称JAPG）的成立有关^[1]。JAPG正式成立于于1959年，其成员大部分均为战前从事地缘政治研究的地理学者，代表人物是JAPG的主席岩田孝三^[9]。这一时期有许多论文在JAPG主编的期刊《政治地理》上发表，但内容大都是地缘政治的相关课题。可见，二战后的日本政治地理学再次成为地缘政治的“招牌”。其间，西方地理学界普遍对地缘政治学进行批判或伦理反思，反思战争与地理学的关系，但因为日本名称上并没有“地缘政治”，所以当时日本“政治地理学”界对此亦没有任何的讨论，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西方国家的政治地理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复兴，这是基于人们对社会与政治事件的兴趣日渐增长，如越南战争、城市暴乱、民权运动以及其它社会问题的出现为背景^[10]。但是，同一时期日本也有诸多社会运动、城市暴乱，但日本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同样也丝毫未受此影响，反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政治地理学的相关成果数量大幅减少。在此之前日本的“政治地理学者”推出了许多成果，如前述的JAPG主席岩田孝三教授，他的成果汗牛充栋，但探讨的都是国家间的地缘政治。日本第一本政治地理学教材是由东京大学的木内信藏教授编著，这本书也仅是阐释了有关国家、国家领土和国际关系的话题^[11]。这本书也标志着政治地理学在日本地理学界的正式确立。十年后，JAPG的成员之一横山昭市教授和杰克逊教授合作，试图引入西方政治地理学的成果^[12]，但她实际上引入的仅是杰克逊的“系统理论”，这项理论在西方政治地理学界没有影响，对日本政治地理学的批判性建构也影响甚微。

这说明，日本的政治地理学本质上具有“地缘政治”基因，其发展并未受到（西方）人文地理学思潮转型的影响，也未太多受到外部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一批热衷于国家间（即古典）地缘政治研究的地理学者创建了“政治地理学”，并在战后继续用“政治地理学”的名称展开其地缘政治研究，这一点和西方政治地理学的发展脉络和发展逻辑大相径庭。

另一方面，在日本地理学界，20世纪90年代后却出现了明显的政治化潮流^[13]。图 1中的曲线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有关政治的地理学研究文献（诸如此类别的书籍和期刊论文等出版物）在数量上大幅增加。该曲线的数据也部分涵盖了邻近学科如社会学、历史学、地域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的政治研究，因此该潮流意味着整个人文与社会科学对政治递增的学术兴趣。这些兴趣是由一些当时兴起的学术思潮（如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所带来的，这些思潮对想当然的权力关系（如阶级、性别、种族、民族和殖民等方面的权力关系）提出质疑。同时，这些思潮对目前占主导的自然环境决定论认识论模型提出根本性批判。受这些思潮影响，日本地理学者开始更多地将政治作为他们的研究关键词。在日本，目前这些新思潮在地理的许多分支学科开始显现，如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1]。

这种研究方向上的政治转向，是由日本地理学中对批判性社会理论的引介所推动的。横山昭市，高木彰彦和山崎孝史等学者的著作将英美理论观点引入日本政治地理学^{[12, 14-16]}。特别是高木彰彦和山崎孝史为日本地理学者介绍了政治地理学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重要理论潮流（如世界体系理论、批判性地缘政治以及地方政治等）。正如山崎和熊谷所指出的，这一时期日本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数量增加，与日本地理学者订阅和引用《政治地理学》杂志的数量增加是同步的^[17]。因此，他们认为该杂志为政治地理学打开了新的理论视角。

冷战结束后，彼得·泰勒的教材被翻译成日文^[18]。该教材至今仍在不断修订完善，对政治地理学研究起着指引方向的作用。其中建立了多尺度的研究方法，将地方性的政治议题置于全球化世界中加以研究。然而，泰勒的结构主义方法很难在日本得到运用，因为日本地理学研究主要关注地方尺度和本土议题，而较少将其与国家和全球尺度关联^[12]。因此在日本，很少有人采用泰勒的多尺度视角进行实证研究。

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日本地理学界关于政治话题的研究成果数量增长，20世纪90年代后日本地理学者推动政治地理学发展的热情高涨起来。1993年，国际地理学联合会世界政治地图委员会（现在的政治地理委员会）在东京召开了一次政治地理学会议^[19]，会议论文集有英文和日文版本^{[20, 21]}。随后，日本地理学会下的政治地理学研究组于1994年成立。Takagi完整记录了他们的活动成果^[22]。尽管这个研究组开展活动仅维持到1999年，他们的探索并未能指出日本政治地理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但通过各种政治地理学研究主题的探讨，许多可能的研究议题还是被展现出来。

作为对上述政治地理学科兴趣增长的回应，21世纪世纪初又有一本关于政治地理学的著作《空间的政治地理》被纳入地理学系列教材中^[23]。与Kiuchi或Takagi的著作不同^{[11, 22]}，这本教材包含了更多的理论性章节，涵盖了批判地缘政治学、尺度政治、后殖民主义和空间生产等理论。尽管这些章节的作者未必承认自己是政治地理学家，但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日本地理学者开始自主探索空间、地方与政治的关系，主导政治地理学的发展。

在此之后，Yamazaki推出了教材《政治·空间·场所：面向政治的地理学》 ^{[24, 25]}。与之前的教材不同，这本教材试图将政治地理学置于日本及世界其它地区的战后地理学历史中去考察，将主要在欧洲或北美所形成的政治地理学理论概念应用到日本的各种实例中。尽管之前各种西方政治地理学理论已经被“引进”日本，但并没有被日本地理学者真正接受。这些知识还需要在日本背景下被验证和改良，并再次将成果“输出”到世界^[26]。Fukushima、Takagi、Maeda和Yamazak等人都是这方面的类似尝试^{[5, 9, 27-31]}。

如上所述，日本政治地理学在20世纪90年代后出现了两个部分的并立：一是传统的以地缘政治为内核的“政治地理学”，虽然衰落式微但影响依然深远；另一个是地理学的“政治转向”带动了有关政治的地理学研究增长，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之下的地方尺度^[32]。日本人文地理学传统上普遍缺少多尺度视角，惯于进行小尺度的研究。而这显然阻碍了日本地理学者对政治地理学的研究深入^[33]。由于避开了以国家为中心的古典地缘政治学或政治地理学，地理学者常常忽视民族国家的空间性和地域性，及其在全球化世界中动态性的研究。这种趋势也导致日本地理学者对边境研究的漠视。所以现在日本边境研究的主流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而不是地理学^[33]。

在此背景下，日本地理学者从1990年代后期开始，对过分专注于地方尺度研究的倾向展开批判性反思，比如借鉴日本社会学的多尺度转向经验^[34]，引入西方政治地理学有关古典地缘政治的批判性研究，引入批判性社会理论等，使政治地理学逐步开始向多尺度的研究范式转变，转而成为一门研究由多个政治行动者（包括民族国家在内）参与的，探讨其权力关系的空间性、领域性的学科^[30]。

此外，一些批判地缘政治作品也被日本地理学家引入日本，如Naruse、Yamazaki、Kitagawa和Takagi等^{[13, 35-37]}。Colin Flint的《地缘政治入门》也被日本地理学家翻译成日文，表现出学者们对日本地缘政治学复兴的有意识响应^[38]。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复兴并非产生于日本政治地理学术圈。自20世纪70年代JAPG的活动停止以来，在政治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中，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传统和脉络在日本地理学领域几乎完全消失了。唯一的例外是横山^[39]，她仍然遵循着以国家为中心的古典地缘政治研究范式，并未关注转向后的政治地理学发展。

另一方面，关于国家间的政治地理学或地缘政治研究也在复兴中。根据上述数据库的文献统计, 标题带有“地缘政治”的出版物和标题带有“领土”的出版物数量均处于持续的增长状态。这与近年的东亚周边地缘形势变化有关。根据日本政府的民意调查，因为日本与中国和韩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与领土争端处于紧张状态，日本民众对于中国和韩国、朝鲜的好感度都在降低^[40]。由此可以推断，日本民众对东亚地缘政治的不安全感在转化为日渐增长的地缘政治兴趣。因此，当前地缘政治及领土（边境岛屿）相关的出版物（包括有关这一主题的批判性研究）数量是持续增长的。古典地缘政治再次受到欢迎，经典的地缘政治著作如Mackinder，Mahan和Spykman等又作被翻译成日文出版^[41-43]。相应的关于国家间关系的环境决定论解释也有所复苏，这在Robert Kaplan的《地理的复仇》（日文版）中得到了充分体现^[44]。Kaplan指出，外交（安全）政策制定者重新认识到国家的地理格局和地理背景是国家立足于充满竞争的世界政治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以国家为中心的地缘政治是思考国家领土主权和国家间关系格局的理论基础^[45]。

总体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的两类政治地理学研究都看到了再次发展的迹象。这次发展中的积极信号之一是，日本作者在该领域不断增多的著作（而非译作）数量。还有一些可见的趋势，如日本地理学者尝试通过日本的实证研究提升理论观点等。尽管日本政治地理学在国际上仍影响力不足，但其影响力在提升之中。另一方面，由于拓展了古典地缘政治学或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地理学，日本政治地理学内开始出现了多尺度的研究范式。基于对古典地缘政治的批判，理解政治地理学过去为何及如何无法缓解社会冲突、难以构建和平世界的原因；通过引入批判性社会理论，揭示由多个政治行动者参与的空间权力作用。不过，地缘政治方面的成果大部分仍不是出自地理学家之手，其作者大都是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方面的学者，这一点中国的情况也有类似^{[45, 46]}。不过，不管怎样，日本的政治地理学和地理学中的政治要素研究都在发展，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这对日本政治地理学的发展是好事。

John Agnew的“领域陷阱”观点已指出，简化的以国家为中心的领域假设无法把握世界政治中的复杂的地理现实^[47]。在古典地缘政治学的历史中，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地理学只是作为了治国方略的工具。这也是日本地理学者长期避免将国家尺度作为分析单元而主要关注地方尺度问题的原因之一。如Peter Taylor和Neil Smith指出，与政治相关的研究都不应限于某个单一尺度。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地理学在欧洲和北美作为一个多尺度学科得到复兴，在这一过程中，批判性吸收古典地缘政治学传统，同时对空间权力与领域政治现象进行多尺度透视，已经成为政治地理学者的共识。因此，日本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地理学在战后的日本地理学中几乎消失殆尽，而近期日本古典地缘政治学的再度兴起并非源于日本地理学界。它是针对地理学之外的、当前日本地缘政治背景的一种普遍性反应。如前所述，日本政治地理学已经远离这些传统思想，并进行了重新建构，多尺度与批判性政治地理学在日本地理学科中正逐渐发展壮大，这一状况在中国、韩国也是类似^{[47, 48]}。

中国自本世纪初以来有关地缘政治的出版物逐渐增多，这与中国当下在全球化世界中经济与外交政策的重新配置有关。那在此背景下，中国地理学如何应对地缘政治学的兴起？从上述日本政治地理学的案例对照来看，实际上这是一个有点棘手的问题。古典地缘政治学在中国和日本的复兴，必将加剧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并进一步恶化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感受。那么，在构建更好的、而非对抗性的国家关系方面，政治地理学能否作出贡献？政治地理学家过去一直致力于研究不同种类的冲突，并试图揭示地理如何影响这些冲突。遗憾的是，这种知识体系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站在冲突的某一方来推动冲突发展。我们可以预见，政治地理知识在未来可能会再次用于推动冲突。那么我们基于对二战期间政治地理学作用的反省，当下的地理学家可以为此做些什么？笔者在此提出以下三个观点。

首先，地理学者在试图将地理知识应用于外交与军事政策之前，需要了解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之间的认识论和意识形态关系（例如环境决定论和“领域陷阱”）。其次，尽管以国家为中心的地缘政治学是政治现实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产物，但它们的极端形式会加剧（而不是缓解）冲突^[49]。地理学家应思考怎样去重构政治地理学，从而正确理解国家间的冲突，并提出减缓冲突的可能方略。第三，为解决上述难题，需要建立以“和平政治地理学”为主题的学术平台，并发挥东方“和平”思想理念的作用，推动国际政治地理学的方向转型。

基于目前政治地理学在中国的地位，摆在中国地理学家面前的问题是，在中国并未反思战前殖民国家地理学与地缘政治学之间的关系，以及考虑战后发达国家地理学对政治的批判性参与的背景下，地理学者应当如何处理突然兴起的地缘政治学并与其共生？中国地理学家是积极推动这种潮流，还是作为学者小心谨慎地对古典地缘政治学中的意识形态与决定论进行仔细审视？这应该是日本政治地理学迄今发展带来的最大悬念，也是我们今后必须积极面对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