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华南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院, 广州 510631
2. School of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本文是东西方政治地理学者对话以及中英文政治地理文献相互映照讨论的产物,论文的目的是通过对比和讨论,发现今后中国政治地理研究可能展开、并与既有的西方政治地理研究可以对话的一些主题。在过去40多年中,西方(尤其是英美)政治地理学已被公认是地理学中最积极活跃的一个分支学科,已完全脱离了“一潭死水”的刻板印象[1]。专注于政治地理学研究的《Political Geography》、《Geopolitics》等专业期刊不断涌现,优秀的学者也不断加盟到这一领域,每年都有大量的论文和书籍出版[2]。英美地理学的权威评论期刊《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会定期发布政治地理学的“进展报告”,美国地理学会(AAG)每年的年会中也都会组织大量的政治地理研究分会场,其数量在各分支学科中遥遥领先。当然,这种学科发展的活力来源于地理学者对政治要素在地理学研究中所起作用的日益关注,以及政治地理学者为这一分支学科理论发展所做出的贡献[3]。
与西方相比,中国政治地理学目前尚处于方兴未艾的起步阶段[4]。中国的人文地理学者优先研究城市、经济的倾向,以及中国学界对开展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研究心存顾虑等,都是其影响因素[5]。西方政治地理学的理论研究主要关注人类活动与领土(领域)的互动、不同政治地理格局的意义与影响、政治与社会运动的地理特征、政治对人—环境互动的影响,以及地方在政治认同及其实践发展中的作用等,而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目前仍主要是外缘性的,主要受西方理论概念以及国际关系等相关其他学科的影响,关注古典地缘政治的相关话题[6]。
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如果要实现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必须要直面一些挑战。这些困难包括:中国人文地理学中的实用主义特征[7, 8];大多数中国人文地理研究中不关心政治的态度[5],以及对从西方引入的概念、思想与方法论的过度依赖[9]等。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政治地理学被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而地缘政治却因为历史原因非常敏感;但在中国却恰好相反,地缘政治话题被如常的讨论,但政治地理的话题却显得十分慎重。这些特征涉及了一些中国与西方政治地理学未来交互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中西方政治地理学界应如何相互交流以促进该分支学科在各自国家的发展?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学者对政治地理学的关注与日俱增,开展的工作日益增多[7]。虽然这一分支学科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但是相关的研究正在增长。为了回应相关的研究需求,本文希望能够通过中西方政治地理学的对话,尝试提供一些可以深入的研究主题,就这些主题展开跨文化讨论,并期望这些研究主题成为沟通中西方政治地理学发展的纽带和桥梁。本文立足于西方政治地理学的成果,探讨其中的哪些主题和方法能够适应中国,但本文的目的绝不是意图由西方向东方施加影响,相反,笔者希望通过中国学者在这些主题上开展研究,影响并重塑那些对中国或对中国政治地理学知之甚少的西方政治地理学者的想法。希望本文有助于激发和提升中西方地理学理论视角与关注话题的相互交流——不仅对中国地理学者产生影响,同样也对西方地理学者产生影响。
2 中西方政治地理学的交流现状目前,中西方地理学者在政治地理学思想上的交流不是双向的,同时交流水平有限[10, 11]。在中国,一些精通英语的地理学者已经开始吸收借鉴西方政治地理学中的概念方法,并且致力于扩大西方学者(如Immanuel Wallerstein和Samuel Huntington)的成果在中国的影响。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地理学者们进入西方的大学学习,他们开始更多地接触到西方政治地理学。但是,能在中国人文地理学界广泛传播的当代欧美政治地理学成果仍相对较少。
另一方面,在西方也很少有政治地理学家意识到中国在政治地理学研究成果方面的贡献,中国也因此并未获得西方政治地理学者的太多关注,仅有少数例外[12]。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在《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杂志上最新的四份政治地理学“进展报告”中,有三份都没有参考任何中国政治地理学者的研究成果[13-15],而另一份[16]仅参考了一项——一位香港地理学者针对二十世纪早期北京的公共政治空间发展所做的历史研究[17]。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英文期刊《Political Geography》中,在过去两年,仅有一篇关于中国的研究[18];同时,在2016年美国地理学会年会中,政治地理学共有125个分会场报告,但没有一个报告的题目与中国有关。这可能反映了中国政治地理学当前的发展状况,这也意味着在西方大学获得教职并从事政治地理研究的学者,的确少之又少。
在中国,另一个对沟通交流起阻碍作用的因素是,开展政治地理学相关研究具有潜在的敏感性[5]。中国人文地理学者普遍存在一种担忧,认为西方政治地理学主要讨论那些由于政治性而无法在中国探讨的课题。但有时这种对政治敏感性的担忧是过虑的。比如Yeh[19]和Cartier[20]研究了被人们认为可能具有政治敏感性的话题,但他们的研究依然大量被引用并获得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此外,还有很多政治地理学研究课题,根本与政治敏感性毫无关系。
3 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潜力当前,中国政治地理学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存在许多有潜力的课题值得探讨。通过梳理西方政治地理学中适于中国的课题,可以发现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机遇。下面本文对这个交集中的五大研究领域进行综述,希望这些研究领域能为中国及其他地区的政治地理学发展提供借鉴。
3.1 广域行政与空间政治在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政治地理学课题可能就是广域行政与空间政治。部分已有研究已经给出了示范[21-29],而据此开展进一步研究的潜力仍十分巨大。在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基于城市与区域尺度的空间政治问题非常多,这类研究的现实背景是,地方管理单元的行政辖区常常无法覆盖承载实际问题的空间范围。在以碎片化的政治空间为特征的大都市区,综合性规划的制定变得日益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所谓的“地理不匹配”问题,即要解决的问题与被授权解决这些问题的政府部门的管辖范围在空间上并不匹配。
在这方面,西方学者已有不少研究成果的积累[30-32]。同时,研究中国的地理不匹配问题,也可以为西方政治地理学者提供有价值的深刻见解。因为在不同的地理背景下,特定政策对城市和区域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会有不同。比如城市蔓延,这是在中国和西方都在探讨的话题。对城市蔓延所带来的空间影响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揭示不同的城市蔓延政策以及不同的地理环境所引起的不同的空间效应。比如温哥华在过去几十年城市远郊蔓延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对土地利用加以限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波特兰,被所在州要求设置“城市发展边界”,因而波特兰设置了大都市尺度的政府机构(Metro),该机构制定了城市发展政策从而显著限制了城市蔓延[33]。在中国进行此类的对比研究,将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现状的理解,同时也将对政治地理学的发展产生贡献。
3.2 国际关系与地理想象随着在中国人文地理学中所谓的文化转向[5],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作为空间实体的地理并不是全部,同样重要的是人们主观上如何看待地理空间。中国地理学者近期对于地缘政治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地理想象的关注。当然,此类研究大多采用实用主义方法,关注特定的情况与热点[34-39],也有一些研究是关注地缘政治策略与霸权思想[40-45]。在这些研究中,都能看到地理想象的影子若隐若现。
目前,西方已有大量研究关于地理想象的研究,主要探讨其对国际关系所带来的影响[46-48]。例如Samuel Huntington对“伊斯兰世界”一词使用的研究[49]。“伊斯兰世界”这个名称,不仅是简单用来描述伊斯兰教占主导的地区,也常常被用来表示被推测为当前(或至少新出现的)对其他政权具有威胁的地缘政治实体。近年来,出现在西南亚和北非的动荡,逐渐了动摇了将伊斯兰世界看作动荡根源的地缘政治观点,但这种认识仍能获得广泛共鸣,并且在过去二十年中其影响力仍显而易见。这种认识从根本上影响了美国政策,并继续在北美和周边地区广泛传播(仅举一例,参见Sharkov近期在新闻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标题是“普京声明俄罗斯是伊斯兰世界的‘盟友’”[50)。]那么,伊斯兰世界这一说法在中国到底有多大影响力?它是否也在影响中国政策制定者和国际商业人士的认知与实践?探讨此类问题,有助于人们理解伊斯兰世界这一建构的力量,也将进一步对西方的既有研究形成有影响力的推动。
在关于地缘政治想象的研究中,中国政治地理学者的观点十分重要,能够从另一个侧面加深对世界热点地缘区(非洲、北极洲、中亚及其它地区)的认知,了解它们是如何被他人根据地理空间而进行不同的描述。通过中西方学者研究成果的对比,可以衍生诸多流行地缘政治学方面的研究。迄今为止,致力于流行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中国学者所作出的贡献,主要在制度化社会[51]或特定事件[52-54]方面,不过这些研究的核心思想,与地缘政治感知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的研究思路已经大体相通了。
3.3 边界冲突与划界研究对于中国地理学者而言,另一条构建政治地理研究的道路是,研究以缓解冲突为目的的特定地缘政治方案,及其优点与局限。地缘政治方案存在于不同的尺度:超国家尺度(区域性集团,如东盟或欧盟)、国家尺度(跨界合作协议)、次国家尺度(如波斯尼亚和塞浦路斯的民族政治分割),以及地方尺度(门禁社区等等)。其中的最后一条,也就是地方尺度,已经获得中国地理学界的关注[55-57]。但是,在更大尺度上,相关的研究仍然较少。因此,针对这一方向的研究将促进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同时充实政治地理学这一分支学科的内涵。
显然,因为政治地理方案(实际的和潜在的划界)对于现实中的结果有着深远影响,因此通过多元化的学术观点来论证这些方案将使我们受益匪浅。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波斯尼亚内战发生后,最初国家的区划以种族分布为唯一根据,而没有考虑环境或社会因素。图 1的地理分析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此划分方案的含义。这张图是我们根据奥地利政治地理学家Peter Jordan的数据集[58]所构建的地理可视化方案,它呈现了战前波斯尼亚人是如何迁移和利用空间的。该图使用了不同的颜色来表示根据种族的划分方案,而黑线则表示了战前的通勤空间,定义了约旦人的中观及宏观功能性区域。种族和通勤区域的不匹配凸显了分区方案的问题所在。
随着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中国学者也可以贡献一些在政治地理学维度下面对冲突状况的独特见解。从南美洲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再到邻近的中亚地区,中国的经济与政治利益正影响着演化中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状况。基于特定的地理划界方案将会如何影响该地区的稳定,与中国以及其他居住在该区域的居民密切相关。着眼于这些项目研究的中国政治地理学者将扩展西方学者的已有研究,并有潜力做出具有启发性的学术贡献。
3.4 边界与边界区域研究边界和边界区域(边境)研究代表着近几十年中西方政治地理学充满活力的研究焦点之一[60-63]。此类研究本身即具有政治地理的特性,因为在边界划分的过程中自然地产生了政治组织对空间的分割。对于中国地理学者而言,某些与中国相关的边界问题因其政治敏感性而可能具有研究难度,但是边界与边界问题在世界上是重要课题,因为它影响着无数人的生活并且影响全世界范围内的区域稳定。中国政治地理学者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将极大推进学术界在边界研究方面的发展。
要让边界和边界区域研究成为中国政治地理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关键着眼点并不在于边界的划定。相反,当下最有趣的问题是,在面对全球化、权力动态转换、更剧烈(有时更微弱)的边界渗透、变化的移民模式等趋势时所发生的转变。在这一领域,已有研究先例[18, 64-65],并且有机会在中国的周边边界地区及世界上的其他地区进行更多此类研究。这类研究并不仅是对特定边界地区的发展进行记录,而同时也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21世纪重大地理变革的性质与内涵。通讯革命、经济全球化以及加速的移民,对传统的边界管治提出怎样的挑战?政治与经济变革又会对边界区域的居民前途与身份认同带来何种影响?
鉴于上述问题的重要性,中国政治地理学者在关注边界与边界区域问题时,不应简单地只开展实证研究,也应该在理论层面对当今世界政治经济转型的讨论做出贡献。刘云刚等指出[8],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影响下的中国人文地理学研究与缺乏现实背景的西方理论之间存在着缺口,边界研究应成为消弭这一缺口的桥梁。事实上,Paasi[66]、Jussi[63]等提出的概念框架,为重塑社会文化进程的政治地理学变革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遵循上述所提的边界研究模式,也将符合刘云刚等所提出的以经验为基础的批判性视角[8]。
3.5 环境政治地理学西方政治地理学发展最快的领域之一是政治—领域过程对环境影响。《Political Geography》期刊中就有关于环境变化与冲突的专题讨论(卷43,2014),常常能见到许多与政治地理学和环境变化相关的文章和书籍[67-69]。当前,中国的环境问题因快速经济增长而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在此背景下,存在着很多可挖掘的研究机会。随着中国学者对政治地理学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深入了解,中国学者们可为中国及中国周边地区的发展提供深刻见解,例如提供有价值的实证数据,并对东亚独特的政治地理学背景如何影响环境作出有意义的阐述。
许多研究课题值得继续探究,如哪些政治领域差异能够解释中国环境变化、环境政策的地区差异?环境保护行动主义能够在哪些地区更好地扎根及发展?为什么环境保护行动主义在某些地方背景下更为有效?哪些有关环境管制的政策方法能产生良好效果,它们在哪些地区能够以何种方式实现?
如果我们提升讨论尺度,就会发现在东亚地区有很多跨境污染问题适于进行政治地理学分析,包括跨境水资源利用,跨境污染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此外还有许多重要的大尺度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问题值得关注: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投资战略和地缘政治利益会如何影响当地环境?目前中国日益频繁地参与国际组织,这是否会促使中国自身的环境整治意识的提高?在更为抽象的层面上,发达/欠发达国家的划分是国际协议温室气体减排责任与义务如何分配的核心概念,而中国并没有完美契合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这一二分法,那么基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是否有更好的国家间类型划分方法?
解决这些问题的不断努力,对于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意义重大,同时对于人类努力迎接21世纪全球性挑战也具有深远意义。环境问题正成为中国地理学越来越重要的研究课题,为中国政治地理学者和从事其它分支学科研究的学者们之间合作的开展提供了有利机会。同时,在西方环境政治地理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入具有良好前景,例如鼓励高校的跨国合作,或将中国发展现状置于政治地理进程影响环境的学术理解之中。
4 结语上述五大研究领域并未穷尽所有可能的研究方向,此处只是举出几个能够促进中国政治地理学发展的例子,这几个研究方向将从中西方政治地理学者的对话和合作中获益。我们重点阐述了具体的研究领域而非抽象的理论问题,针对上述领域的研究,如果中国政治地理学者能够做到不仅仅是简单记录发展过程,而是针对基础概念做出实证及理论贡献,那么这些研究的成果将产生巨大影响。这点在上述边界与边界区域研究中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表述,也同样适用于上述其它研究领域。
与西方相比,中国政治地理学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阶段,所以我们特别关注了能促进中国政治地理学发展的几个研究课题。本文最后再次强调以下几点:中国在政治地理学中的默默无闻与这个国家在国际中的重要性形成强烈反差,而中国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将对整个全球的政治地理学都带来益处。关注中国和基于中国的政治地理学研究工作中所形成的观点能够提供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一个逐渐活跃的中国政治地理学团体,将在地方及全球范围做出巨大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学者们需要避免夸大由政治敏感性所带来的关于政治地理问题的研究难度。政治敏感性确实不能被忽略,但是历史学者已经对中国的边界和边疆问题开展了有意义的研究[70, 71],这些都可以作为范例。如果地理学者只是简单地认为相关问题是研究禁区,那将会失去引入批判性地理学视角探讨具有历史及当代意义的政治地理问题的机会。
对政治地理学感兴趣的中国学者,需要在众多分支学科中凸显政治地理学这一分支学科的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学者需要在研究中更多的关注中国,或更积极的与来自中国的同事、学生分享见解与思考,推动跨文化的合作。近年来,在英语环境下学习和工作的中国地理学者不断增多,这有助于缩小语言鸿沟;另一方面,未来几年,如果更多的西方地理学者有兴趣学习中文,那将会进一步推动这种跨文化交流。中国和西方地理学者之间更多更好的交流合作,由此形成的协同效应很有可能会成为真正重塑21世纪政治地理变革的巨大机遇。
致谢: 本文最初发表于2016年中山大学召开的“国际政治地理学前沿论坛”,论文内容得到了与会专家的诸多建设性意见。中山大学张丽屏助理研究员、王韬博士、侯璐璐博士、张悦博士、硕士生吴寅珊、成婷婷等参与了论文的讨论和翻译、修订工作。特此致谢![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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