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西方政治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陆续引入中国，最早二三十年代就有海外归来的学者翻译了一些西方地缘政治的著作。五十年代后，中国关于政治地理的研究基本与西方世界脱钩，其间西方政治地理学与传统地缘政治分道扬镳，面向政策的研究由高校转移到咨询机构，出现了新政治地理学等等，发生了诸多变化，但中国国内的认识仍留在政治地理=地缘政治的时代。新千年后，西方新政治地理学的多尺度研究和批判研究范式开始引介到国内，有一些相关的实证研究成果出现，但国内对这个学科的认识总体上还是滞后的。西方新政治地理学是建立在对传统地缘政治的批判之上，而在中国因为没有这样的历程，不同范式的成果在中国可以同时呈现。本来西方学者对政治地理学的认识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这种状况就造成了中国学者之间，以及在与西方学者的交流中出现了种种混乱。所以我们当下需要吸收西方政治地理学的已有理论和方法，也要结合本土需求，面向本土问题展开相关的实证研究和政策实践。在此背景下，本专栏组织了跨尺度、多主题的一组论文，来集中呈现当前中国政治地理学的研究进展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其中包括两篇学科发展评述、五篇分支主题的进展综述和三篇面向现实问题的实证案例研究论文。

针对政治地理学科发展的总体展望，这里有两篇论文。第一篇主要从英美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和对既有研究成果的探讨出发，对未来中国政治地理学可能与西方对话、并可能产生理论贡献的五个研究领域进行了展望，包括广域行政与空间政治、国际关系与地理想象、边界冲突与划界研究、边界与边界区域研究、环境政治地理学等。第二篇主要从日本的视角出发，揭示了政治地理学在日本由国家间地缘政治向多尺度的政治地理学的转变过程，借以呼吁我们不要重蹈日本覆辙，我们要基于东亚国家的特点，发展面向和平、面向东亚国家发展的政治地理学。这两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分别是前美国地理学会主席和IGU政治地理委员会主席，他们的观点和建议对中国政治地理学发展应该是大有裨益的，可作为镜像借鉴。

在政治地理学的分支主题方面，本专栏推出五篇综述性论文，分别着眼于领域、飞地、信息权力、选举地理和生命政治。第一篇《政治地理学中的领域概念辨析》强调了政治地理学的核心概念——“领域（territory）”的解读，基于既有文献，归纳了领域概念的三个主要研究视角，即作为有界空间的领域、作为策略和技术工具的领域、作为领域化产物的领域；提出了领域的四个基本属性，即多尺度性、多维性、关系性和生产性；并提出领域研究的三个方向，包括多尺度领域过程耦合研究、领域的生产、领域策略的研究等。“领域”概念国内也译作“领土”、“领地”等，总体上和另一个概念“尺度”相比，作为控制策略和权力关系方面的涵义及其运用仍挖掘不够。希望通过作者的梳理，更好地推动领域概念的相关运用，由此也深化对政治地理学核心要义的理解。

第二篇《从域外领土到飞地社区：人文地理学中的飞地研究进展》着眼于政治地理学的经典概念——“飞地”，根据飞地与宗主地—东道地的关系，将其划分为行政飞地、经济飞地、飞地社区和飞地国家四种类型；依照飞地—宗主地—东道地的三方分析视角，对既有关于异域领土、经济飞地、城市内部的飞地社区等不同尺度的飞地研究进行了梳理和展望。政治地理学对飞地的研究起步很早，但近年的研究较多是来自民族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其他领域。这篇论文强调“飞地”研究在地理学中的运用，并展望了作为区域经济模式、作为社区类型等不同的飞地研究面向，有望对飞地的地理学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第三篇《信息权力及其地理学研究展望》着眼于地缘政治学的理论演进，指出了继陆权论、海权论、空权论、太空权论之后的第五个地缘政治理论——信息权论，论文探讨了当今全球化与信息化背景下，“信息权力”的出现对当今世界秩序形成的重要性，及其在政治地理研究中的运用。论文通过系统梳理，指出信息权力的运行特征，以及从信息资源、信息行为体到信息权力的生产过程。依托该论文的分析框架，可以对当前跨国企业、全球城市网络、国家间相互作用的格局进行解读和预测，也可以据此形成在地缘政治、城市体系、地方建构等方面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21世纪是信息时代，信息权力也必然会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运用，对信息权力的研究可望打开政治地理学的一扇新窗口，使中国政治地理学展现出与西方不同的面向，期望未来有更多学者在这一领域作出回应。

第四篇《西方选举地理学的研究进展》着眼于二战后西方政治地理学形成的独立分支——选举地理学的研究进展，系统梳理了1980年代以来西方选举地理学的发展脉络、研究主题和范式，探讨了投票地理、选举制度、选区划分、选票转化等相关研究主题的进展，以及与此相应的研究范式，包括空间分析、地理制图、政治经济学、后结构主义等。抛开中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不谈，选举地理学在西方目前理论和方法都已成熟，在中国也应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目前中国有许多议题，如基层选举、社区自治、两会代表选举等都涉及到选举地理的内容，待以时日，选举地理学的发展将值得期待。

第五篇《人口、治理与政治地理学：生命政治研究综述》着眼于福柯提出的生命政治概念及其在近年来政治地理研究上的运用，梳理了由真理的权力、治理技术与主体化构成的生命政治分析框架，从生命与权力的关系出发，归纳了生命政治的三个分析视角：对生命的照料、对人口生产力的提升以及对赤裸生命的排除，提出了生命政治在地理学中的三个应用主题，即可计算空间、生产空间以及例外空间；从国家间、全国和次国家三个尺度，提出生命政治在我国政治地理领域的应用展望。这个方向是西方新政治地理学视座下对地理实践中权力与人地关系理解的一个新途径，同样值得国内学者同行关注。

在面向现实问题的实证案例研究方面，本专栏有三篇论文，分别针对粤港澳大湾区、“一国两制”、“一带一路”政策背景下的相关议题展开探讨。《尺度重组理论视角下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研究》一文偏重政策分析，作者基于尺度重组理论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策背景进行了解读，探讨了从国家到城市的一系列尺度重组，包括尺度上推、尺度下移、合作联盟、尺度政治策略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带来的影响，揭示了政治地理学的尺度分析方法的有效性，同时也展示出中国区域开发中与西方不同的尺度政治特征及其复杂性。

《流动与认同：以香港居民为例》是一篇社会学范式的论文，但问题意识可归入政治地理的范畴。作者基于社会距离的概念，运用香港社会动态跟踪调查数据，探讨了香港居民的“中国人”身份认同与其跨境流动频率的相关性。论文发现，香港居民的“中国人”身份认同与其跨境流动的频率显著相关，但非线性关系，当流动频率超过某个节点，认同就不再增强甚至转而下降。这一结论在理论上对既有的认同理论进行了回应，在政策上也揭示了不仅要增加两地人员往来频率，也要务实缩小香港与内地的差异体验，后者更应受到重视等。

《地缘战略区位与对外直接投资——“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在中西亚地区投资的影响研究》一文主要采用中国对外投资数据，运用双重差分的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国家出现的投资效应。论文揭示了中国与东道国的经贸联系和东道国市场规模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以及中亚和西亚地区是中国对外投资热点地区的事实，并对其进行了基于地缘战略视角的评估和讨论。在中国，这项研究对于探索面向现实问题的新地缘政治研究方法提供了样本（在国内地缘政治研究有不少敏感红线，而采用地缘政治经济研究及定量化研究范式则稳妥许多），也对中国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学术参考。

当然，本专栏还有一些遗憾。一些论文没有通过编辑部和专家外审，一些论文因为敏感性或其他原因被撤稿，一些论文中途因为紧急原因转投他刊，因此专栏的内容结构上仍不完整。从更大的层面讲，“中国政治地理学”本身也还是一个不完整的概念。政治地理学在中国是一个外源性学科，究其根源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理论和范式基础之上。因此，如何形成中国自身的学科范式和理论，还需要我们持续的积累和探索。这其中涉及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理解“中国特色”，二是如何处理内生和外生的关系。笔者的理解是，对于“中国特色”，首先我们应采取谨慎的态度。虽然要针对中国特有的背景和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需要考虑国内意识形态和言论尺度等条件，但不能将“中国特色”作为一种“例外主义”乃至“研究局限”的合法化，而首先应该将普适性真理和社会关怀作为研究的基本检验标准。对此，最近相关学科中对本土化问题的讨论也有镜像意义。另外，关于内生和外生的问题，二者要并举，逐步合一。当前内生研究要着眼于建立严谨的、具有普适性的概念体系，要有理论指向；而外生研究也必须充分考虑地方背景和现实问题，突出对本土发展的政策价值。我们不能固步自封或妄自菲薄，需要不断的推进高质量的学术交流，推出高质量的学术成果，拉近学者在研究上的距离，凝练研究共识，这也是我们现在努力的方向。

2017年末我们在《地理科学进展》期刊上组织了一期“政治地理学专辑”，展示了政治地理学的几个研究领域，本专栏在此基础上，新增了关于飞地、信息权力、选举地理、生命政治、身份认同等的主题论文，希望从更广阔的维度展现政治地理学的内涵及其理解和运用。当然，这个学科仍在建构之中，未来包括传统地缘政治在内，如何进一步整合和突破，形成基于中国、面向世界的中国政治地理学，仍需我们共同努力。

最后，本专栏是基于过去几年“一带一路”与政治地理学暑期学校、博士生论坛的举办而产生的想法，在此对《人文地理》编辑部的大力支持，也对参与暑期学校、博士生论坛，以及对参与本专栏组织的各位作者、审稿人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