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浙江大学 城市学院 商学院, 杭州 310000;
3. 广州大学 旅游学院, 广州 511400;
4. 江苏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徐州 221116;
5. 南京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南京 210046
2. School of Business, Zhejiang University City College, Hangzhou 310000, China;
3. School of Tourism,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1400, China;
4. School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5.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Nanjing 210046, China
2008年5月12日爆发的8.0级汶川大地震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破坏性最大的灾难之一，波及面积50万平方公里，涵盖10个省区市、417个县（市、区）、4667个乡镇、48810个村庄，造成69227人次死亡，17923人次失踪，1510余万人无家可归，直接经济损失超8451亿元[1]。汶川地震相关研究是国内学术界的重要课题，然而鲜有从人文地理角度研究幸存者的灾难感知、灾后地方体验。地震破坏地方环境景观，改变人与地方间的物理关系，深刻影响了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地震造成巨大损失，导致个人和群体创伤，记忆在个体和集体层面受损。灾后重建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空间、建筑、景观的恢复，更是个人和集体层面记忆的修复，以及人与地方关系的重建。地震过去近十年，灾后物理意义上的地方保护和重建已基本完成，灾难经历者心里的地方重构如何？灾难是否会长期影响幸存者与地方的情感联系？
集体记忆与时间、空间紧密相连，对于寻找历史，唤起人与地方联系，构建地方空间和感受具有重要作用，是研究灾后人地关系的重要视角与手段[2]。本文以汶川地震重灾区北川老县城遗址为案例地，立足地震经历者、幸存者、有可能存在心理创伤的弱势群体，从空间视角，揭示灾后老北川居民的集体记忆（认知、情感和行为）空间，对比遗址现状官方记忆空间，寻找两者差异与影响机制，为灾后地方空间规划和保护提供借鉴。从集体记忆内容，探讨灾后居民对老县城认知、情感、地方感、行为，以期反映居民灾难心理、灾后特殊的人地关系。
2 文献综述 2.1 集体记忆与灾后重建研究“集体记忆”用来描述那些群体共享和形成的记忆[3]，被认为是与现代性相媲美的概念，一种从未来转向过去的视角，是近年来西方学术界涌现的奇特文化现象和研究热点[4]。概念的提出可追溯至Halbwachs[5]，他认为集体记忆不仅是一个心理概念，更是一种社会建构。法国历史学家Nora[6]认为记忆与空间紧密相关，承载地方历史的物质空间、地理符号能存储和唤起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又能构建心理上的地方，影响真实空间的建构与保护。在Nora以及Gerdien Jonker为代表城市学家的关注下，集体记忆研究被引入人文地理、规划建筑等领域。后期学者在前人基础上，将集体记忆研究与“纪念景观”、“地方建构”、“地方（国家）认同”相联系，案例集中在灾难地、战争冲突地、遗产地等[2]。因集体记忆理论的跨学科性，及其反映时间、空间，人—地关系的理论特征，受到灾难研究领域青睐，将其作为探究灾后人地关系、灾后恢复、地方重建的新视角。
一方面，灾后恢复和重建是物理意义上的地方空间、设施、功能的恢复和建设。例如汶川地震这一重大自然灾害后的地方重建，绝大多数研究关注灾后城镇规划[7, 8]、地方（历史文化名城镇）保护[9]、空间布局[10, 11]、建筑（住宅）设计建设[12, 13]、景观改造[14]等。某种意义上，这种大规模物理意义上的地方重建更多的是政府官方行为，相对缺少了对空间背后个人意义、记忆、情感的关注，也缺乏对空间使用群体态度和意愿的深入了解。同时，灾后以官方为代表的地震遗址保护和灾难纪念景观建设，涉及复杂的地方集体记忆选择和建构过程，体现了空间背后的政治性和权利话语。Till[15]认为灾后城市空间重建需要关注普通受灾群体的记忆与感受。他以受战争影响的城市波哥大、开普敦、柏林等为例，提出“受伤城市”、“记忆工程”、“基于地方的伦理关怀”共同再构建城市空间。另一方面，灾后地方重建，也是受灾群体心理上的重建过程。Nagel[16]认为地方重建，不仅是基础设施，而是通过集体记忆合理定义过去和治愈创伤的过程。灾后创伤恢复过程中，集体记忆被视为“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有助于团结凝聚民心，追寻地方历史，增强地方归属感[17]。Ardakani & Oloonabadi [18]认为集体记忆是历史名城、遗产空间保护的重要动力，集体记忆的唤起能增强地方认同，促进人们地方保护意图与行为。相应地，灾后人与地方的复杂记忆、情感经历，也体现着人—地关系修复和心理重建过程。Simpson & Corbridge[19]从个人创伤视角揭示了印度Bhuj地震后的集体记忆与灾后重建。Morrice[20]研究了美国卡特丽娜飓风后当地居民的认知记忆与情感体验，指出灾难造成地方破坏，形成创伤景观，不断催化和影响集体记忆，失去感和怀旧感交替作用于灾后居民。他认为居民心理重建是远比物理意义上地方重建更复杂和漫长。此外，一些学者关注灾后恢复过程中抗灾知识、经验的物化累积与传承。BlažKomac[21]研究了自然灾害及人类抗灾经历如何通过口头、书写、建筑、纪念物等形式被社会记忆保存的地理过程及个人因素在记忆景观形成中的作用。McEwen等[22]强调“可交流的集体记忆”，即通过居民亲身的灾难经历、灾难纪念（科普）景观、媒体记忆等多种形式，形成可传播与可传承的灾难集体记忆，作为一种应对灾难的预警机制。
不管是灾后物理意义上的地方保护、恢复与重建，还是受灾群体心理上的恢复和重构，前者侧重于官方意义上空间建构过程以及国家记忆保留，后者侧重微观（个人）视角上的认知、情感、意义上的地方建构，集体记忆理论都为研究灾后地方恢复和重建，提供了有用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支撑。然而，相关研究的跨学科背景，集体记忆的社会性、选择性、竞争—协商性等被强调，其空间性，乡土性、情感性相对忽略。灾后记忆的场所、场所的记忆，以及不同记忆群体与场所相互作用机制缺乏深入，这也是人文地理研究集体记忆以反映灾后人地关系、地方空间重构的根本点和着力点。
2.2 微观视角下集体记忆与地方空间建构个人记忆是利用空间参考点表达，场所、建筑和街道可以让人辨明所处位置，建立并整理自身记忆[23]。集体记忆是个人记忆的组合，因此具有空间性。Lynch[24]认为集体记忆在空间的框架下展开，分布于城市和地方的每一地段。古迹、街道、公园、社区等物质实体是集体记忆高度浓缩、固定、可触碰的点。物理上回到特定空间可以唤起对早期经历的回忆，而回忆可以唤起它们发生的空间[25]。正如Carruthers[26]认为，记忆具有空间建构能力，个人可以在脑海中形成三维空间意象，形成一个地方甚至整个城市。Yates[27]在著作“记忆的艺术（The Art of Memory）”中论述，记忆关注个人经验，针对当前所需回忆事实情景。人们根据最难忘的地方构建心理地图[28]。
一方面空间、地方唤起集体记忆，另一方面通过集体记忆可以建构地方空间。Withers[29]认为集体记忆是存储地方形态、意涵的积极因素，是研究消失的历史空间和地方感受的重要途径。Walsh[30]通过研究承载居民集体记忆的地形图、老照片、地方志，让美国特拉华州居民回忆起二战以前的乡村社区及消失的景观。Muzaini[31]关注创伤景观，通过集体回忆揭示了马来西亚战役经历者所建构的创伤空间。Maddrell[32]研究了丧亲现象的空间维度，通过集体记忆绘制了悲伤、哀悼、纪念等情感的空间地图。虽然，集体记忆是一种社会建构，受制于记忆群体，根据群体的态度构成想象维度，并通过共享的意象形成。但微观视角下集体记忆是个体记忆的集合，包含了认知或事实的记录，情感和行为方式[33]。因此，研究居民集体记忆空间可以通过个人记忆空间入手。李凡等[34]将集体记忆空间分为认知空间、情感空间，并通过认知地图和GIS研究了佛山历史文化景观所折射的居民集体记忆空间。周玮等[35]以南京夫子庙为例，通过认知地图和GIS可视化了居民的集体记忆街道空间。认知地图和GIS为个体记忆意象提供了可汇聚与交流的平台，是集体记忆空间可视化的有效方法。
3 研究设计 3.1 案例地汶川大地震是中国建国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灾害伤亡、损失最大的一次地震灾害，留下的遗址、遗迹将长期激发人们对灾害、人地关系及生命价值的思考。震后，保留了青川东河口、映秀镇、北川老县城、绵竹汉旺镇工业园、什邡穿心店等五处大型地震废墟遗址。本文选取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为案例地，其一在于北川老县城是汶川地震重灾区，全县15645人遇难，26916人受伤，4311人失踪①。其二在于北川老县城是震后完整保留且规模最大的地震废墟，也是首个异地重建的县城。涉及大规模的受灾群体和灾后异地迁移群体。以此为案例地研究受灾居民对于地方和灾难的集体记忆，灾后经历和感受，对于反映灾后人地关系，灾难心理与恢复有一定典型性，对于同类型地方具有借鉴意义。
3.2 研究框架根据集体记忆理论，记忆主体与空间可以分为：①官方记忆与空间，包括地震遗址，及在此基础上的官方展陈空间；②民间集体记忆与空间，由受灾居民群体共享的认知、情感、行为等组成，相应涉及认知空间、情感空间、行为空间。本文以现有遗址景观、官方记忆空间为本底，对比居民的集体记忆空间，以揭示灾后现实空间与居民集体记忆空间互动影响机制。相应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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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框架图 Fig.1 The Study Framework |
本研究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调研依托汶川震后恢复和黑色旅游研究课题组，由8名研究人员于2014年5月12日—14日在北川老县城遗址、汶川地震纪念馆、曲山镇任家坪安置小区、邓家村、擂鼓镇猫儿石村吉娜羌寨、永昌镇尔玛小区开展。首先，实地考察北川老县城遗址，包括废墟景观、纪念景观、官方标识牌、横幅标语等，拍下重要照片，绘制遗址官方空间现状平面图。其次，发放开放式问卷，调查问卷分三部分：①调查居民集体记忆题项；②居民基本人口、受灾信息题项；③居民认知地图，填写最难忘的地方、情感、以及灾后行为，并在地图上用“点、线、面”等符号标记相应地方。采用便利抽样的方式，发放问卷250份，回收有效问卷191份。再者，为深入挖掘唤起这些记忆及空间的原因，开展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内容涉及：①居民地震前生活和地方经历；②灾难经历；③震后地方记忆；④震后恢复情况、地方感。在告知研究目的、内容并征求受访者同意后，在填写开放式问卷的被试中挑选了21名典型样本进行深入访谈。每个访谈持续1个小时以上，并记录下来。
使用SPSS 21对191份开放式问卷进行人口统计信息和受灾程度统计分析（表 1）。运用Arcgis 10.0对官方展陈空间、居民认知记忆空间、情感记忆空间、行为空间进行统计、可视化呈现、核密度分析。根据扎根理论，对21份半结构化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围绕地方、认知、情感、行为等主题进行内容提炼。表 1显示了问卷样本的基本信息和受灾状况。样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分布较为均衡。在老北川居住十年以上被试占70%，可见大多数都具有较长当地生活经历。91%的被试经历汶川大地震，66%的被试在地震中有亲朋伤亡，64%有严重的财产损失，可见地震对当地造成巨大破坏，给居民生活带来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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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人口统计特征及受灾程度 Tab.1 The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Damage of the Samples |
北川老县城曲山镇位于V字型中低峡谷的河谷平坝，湔江穿城而过，四周高山围绕，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其在地震及后续次生灾害中损失惨重。老县城建城区0.7余平方公里，共计3.6万户受灾、20多万间房屋倒塌①。进入老县城遗址，地震灾难带来的沙土飞石、山体滑坡、建筑废墟随处可见。王家岩下老城区（图 2，左下部）80%的建筑被山石覆盖难以辨认，仅可见县人武部、检察院、法院、县委、劳保局、粮食局、农业局、畜牧局、人大、茶厂、电力公司等几处垮塌建筑（图 2，点1—11），茅坝一带新城区（图 2，右上部）60%以上的建筑垮塌。保存较好的建筑，包含北川大酒店、农业银行、规划建设局、林业局、绿宝酒店、电信公司、县镇政府、广播电视局、职业学校、农业局、水利局、交通局、公安局、曲山小学、北川中学茅坝校区等二十多处（图 2，点12—34）。新城区作为老县城主要的凭悼纪念地和遗址科普参观地，设立了中央祭奠园（图 2，点35）。使用Arcgis软件对近40余处带官方标记可辨认的遗址节点空间进行Kernel密度分析，得到遗址空间集聚的两个区块，一个是南面老城区区块，另一个是北面新城区区块。其中新城区出现围绕镇政府（图 2，点22）及中央祭奠园（图 2，点35）两处密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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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北川老县城现状官方展陈空间核密度分析 Fig.2 Kernel Destiny Analysis of the Present Exhibition Spaces of Ruined Beichuan County Town |
对官方标识牌、横幅标语进行分析内容分析，发现官方记忆内容主要集中于：①受灾情况介绍。包括遗址所在单位、功能、员工人数、遇难人数、建筑面积、震损面积、相关抗震事迹等介绍。②抗灾感人故事、科普教育说明。用图文形式，介绍此处地震中发生顽强生存、抗灾救人的感人故事，例如北川县农业发展银行遗址前树立的“废墟上的恋人”，曲山小学遗址前“芭蕾女孩李月”。部分坍塌建筑、垮损堤坝、山体滑坡、地表破裂等反应典型地震灾害特征地树立了科普牌。③抗震精神介绍。部分受损建筑、道路前悬挂白底黑字的横幅，例如“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共创祖国美好明天”，“任何困难都难不倒，英雄的中国人民”，“多难兴邦，爱我中华，自强不息，发奋图强”等。总的来说，遗址现状空间、官方展陈记忆突出了地震受灾场景、灾难损失、人员遇难，及抗震救灾，感人故事和抗震精神等。
4.2 居民集体认知记忆与空间根据开放式问卷，老北川县城遗址唤起被试420处难忘的地方（包括重复的地方，见图 3）。频数较高的地点是北川农贸市场（10.7%）、北川中学（10.5%）、县医院（7.6%）、十字口（6.4%）、北川中学茅坝校区（6%）、北川车站（5.2%）、曲山小学（4.8%）、北川大酒店（4.3%）、曲山幼儿园（3.1%）、北川公园\龙尾桥（2.6%）、遇难者公墓（2.4%）等。其中81.2%为节点空间、12.1%为面状空间、6.7%为线状空间。通过对340余处节点空间的Kernel密度分析，得到认知记忆空间密集区主要集中在老城区十字口（图 3，点14）、农贸市场一带（图 3，点17），这也是老县城最繁华热闹的地带。节点（地标）、道路、区域、边界不仅是人们感知地方空间和组织心理意象的元素，也是承载过去经历的记忆装置[24]。尽管这些地方在地震中倒坍甚至完全被覆盖，但这些地方的位置、空间，相关的经历却始终留在当地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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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居民认知记忆空间核密度分析 Fig.3 Kernel Destiny Analysis of Cognitive Memory Spaces of Local Residents |
49%的地点被试提到与地震记忆相关，包含32%是地震发生时所处地点，17%是亲人、朋友、同胞遇难受伤和救援的地点，唤起了地震情景、亲朋遇难记忆以及抗震救灾记忆。正如Tuan[36]在其著作“Landscapes of Fear”中描述，“当大地剧烈颤抖，个人被剥夺了最根本的安全来源，带来巨大损失和创伤……个人和群体烙下深深的记忆”。重大事件形成的闪光灯记忆效应，幸存者仍能回忆起地震发生时他们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一位曾经在北川中学就读的被试回忆起地震当天情景，“2:28开始地震，起初摇得不激烈，以为是大型机械从楼底经过。后来发现楼在摇晃，横着晃、竖着晃……过一会看到树从窗户口往天空冲，发现楼在下坠……地震结束后，我从窗户跳出，楼梯跑下来，跑下来的时候才知道楼塌了。跑到新修体育场，都是尘土……（男，30岁，老北川生活3年）”
51%的地点被试提到是生活相关地方，包括23%是生活地方、14%家、14%工作学习地方，唤起震前生活工作经历。比如被试提到较多的“北川农贸市场”，一位被试回忆到“我每天去市场买东西，和朋友聊天。我可以在那儿待一上午……（女，48岁，老北川生活30余年）”，另一位被试谈到“我每天在市场卖自家种的蔬菜。虽然工作辛苦，收入不多，但我喜欢这里市场热闹的气氛……（女，50岁，老北川生活40余年）”市场是当地经常使用和交流场所，也是一些人工作的地方，充满了日常生活经历和美好回忆。而这类承载日常记忆地方是个人生活历史的空间参照点，组成了个人日常空间轨迹，令人难以忘记[37]。Relph[38]认为那些我们成长、居住、工作的地方蕴含了生活经历对于个人意义非凡，个人也对这些地方存在深厚的地方依恋。相似结论也在Revels[39]的研究中得到印证，尼加拉瓜首都发生毁灭性地震已近40年，当地居民仍然能回忆并深深依恋着那些保存着他们童年记忆的日常生活地方和风景。
4.3 集体情感记忆与空间这些被试难忘的地方唤起了悲伤/难过/心痛（47%）、恐惧/害怕（16%）、惋惜（22%）、平静（2%）、怀念/留恋（8%）、开心/快乐（3%）、感激（1%）、骄傲（1%）等情感（图 4）。情感是我们积极参与世界的方式，集体记忆的情感性是其区别于官方记忆和历史记忆的重要方面[4]。地震前生活记忆与地震记忆交叉重叠，唤起多样、复杂、矛盾的情感（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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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居民情感记忆空间 Fig.4 Affective Memory Spaces of Local Residents |
被试提到63%的情感与创伤相关，包括悲伤/难过/心痛（47%）、恐惧/害怕（16%）等。灾难的突发性和恐怖性，造成巨大的苦难和损失，超出了人们先验认知，带来身体和精神所不能承受创伤[40]，引发一系列强烈的情感，包括恐惧、痛苦、悲伤等情绪反应，甚至伴随头痛、睡眠障碍等身体症状[41]。地震中那些众多同胞遇难的地方触发了集体悲伤，比如北川中学、初中、小学、幼儿园，“很多教学楼都塌了，令人触目惊心……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北川的未来，他们走了特别心痛、惋惜，每次经过这些地方都感到特别悲伤”（男，64岁，老县城居住30年以上）。那些发生地震时所在地方，亲人朋友遇难的地方，令人恐惧、害怕、悲伤、难过。“我父亲曾经在农贸市场做生意，地震时候在那里遇难，当我看见那里或回想起那里，感到十分悲伤和恐惧”（女，34岁，老北川生活20余年）。地震及创伤情感会随着时间和灾后恢复慢慢退去。一位被试表示“前几年是趋于悲伤，现在过了悲痛时期，更多是平静，能理性的看待这一些……”（女，25岁，老北川生活10余年）。
被试表达的情感30%与怀旧相关，包括惋惜（22%），怀念/留恋（8%）。怀旧是一种强烈、痛苦的渴望回到一个不再存在的家园的情感[42]。地震造成居住环境破坏，摧毁熟悉的地方景观，切断支撑群体的社会网络，打破个人与熟悉环境之间的舒适感、安全感，使得个人迷失方向[43, 44]。Morrice[15]认为灾后重大损失情况下，为了寻找和保持个人身份的稳定，人们会出现对过去怀旧情感。被试经常回忆起老北川的环境、曾经的家以及难忘的人、事，产生惋惜和怀念的情感。“我的家人与许多亲戚朋友都住在老北川县城，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居住，山清水秀、空气好、没污染……曾经有一个大房子和菜园，孙子孙女跟我们一起居住，生活很开心……地震时房子倒坍严重，很多亲人没有了，那种情感的丧失，多年后还是很失落，感到特别悲伤、惋惜，非常怀念北川的生活、以前的人和事……”（一对在北川居住50余年的老夫妻）。地震造成无法逆转的灾难与损失，北川居民被迫异地安置。怀旧表现在对老地方深深的依恋和不舍，难以轻易融入新的环境。“生活中的片段，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回忆起太多，是一种对往事的追忆，回味……住在新县城这么多年了，感觉与这个地方有隔阂，总觉得不是自己家，没能够融入”（男，60岁，老县城生活50多年）。Fullilove[45]认为，灾难引起地方移置（displacement），个人在失去熟悉环境，被迫适应陌生环境时，容易产生地方迷失而导致强烈的地方怀旧情感。此外，不少被试回忆起地震前居住、生活、工作地方，感到开心/快乐（3%）、感激（1%）、骄傲（1%）等。“我们县城虽然不大，但非常干净，漂亮。到了晚上看街上夜景，有繁华的夜市……这些都是其他周边地方不能比，很自豪。”（女，48岁，老北村居住40余年）
尽管被试提到具体难忘地方唤起的情感以负面为主，但对于整个老县城还是具有深深的依恋和认同。地方感是人与地方高度的情感连接[46]。被试对老县城的地方感，一方面体现在对独特自然人文环境的认同，另一方面是对居住、生活、工作地方的依恋和怀旧。一位被试表示“感觉老北川什么都好，山水、地理、人文，在那里生活这么多年，有深厚的感情……（男，60岁，老县城生活50多年）”，另一位被试表示“对老北川很有感情，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地方，独一无二，不可替代。比起永昌新县城，更喜欢老北川……”同时，许多被试表示，如果有条件，愿意回老县城居住。Proshansky[47]提出地方感包含人们对地方一些列正向和负向的情感依附。本文强调了相关研究中忽视的地方感中负面、矛盾的经历与情感。虽然地震摧毁了地方的物理形态，带来重大的损失，但人们对北川整体的地方感并没有随着地方毁灭而变为极端负向。
4.4 集体行为与空间根据调查统计，被试提到灾后行为空间有313处（包括重复的地方，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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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居民行为空间核密度分析 Fig.5 Kernel Destiny Analysis of Behavioral Spaces of Local Residents |
频率较高的老县城（18.9%）、遇难者公墓（12.8%）、北川中学（8%）、茅坝（4.2%）、北川中学茅坝校区（4.2%）、农贸市场（4.2%）、县医院（3.8%）、北川大酒店（3.8%）、十字口（3.5%）、老街\回龙街（3.2%）、曲山幼儿园（2.6%）、三道湾\望乡台（1.3%）、曲山小学（1.3%）等。其中节点状空间65%、面状空间28%、线状空间7%。通过对203处节点空间的Kernel密度分析，得到行为空间密集区主要集中在新城区茅坝、中央祭奠园、北川中学茅坝校区一带（图 5，点39，40）。这也是地震中受灾相对较小，保存较好，集中纪念遇难者的区域。62%空间相关的行为是悼念故人，31%是怀念故土，7%是参观遗址。绝大多数被试一年回老县城遗址2到3次，以寄托哀思（图 5）。
Connerton[48]认为集体记忆具有身体性，行为是集体记忆的反映。纪念仪式、纪念空间是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个人通过固定的景观空间、仪式设施、身体操演，将自己与过去、故人相联系。一位被试表示，“每年清明、5月12日，一家人回老县城，给亲人烧香、烧纸钱……（男，64岁，老北川居住30余年）。”纪念景观、纪念活动、特定的时空相结合，组成强大的记忆系统，群体通过纪念仪式、活动、传统习俗等实现集体回忆，社会通过纪念行为保持和传承集体记忆，增强地方认同。许多被试表示回老县城纪念故人的同时会到处走走，看看熟悉的地方，曾经生活居住的家、工作的地方，以怀念故土。但很多被试表示，由于官方空间管制，南部老城区很多地方无法进入。
4.5 官方记忆空间与居民集体记忆空间关系从集体记忆建构的空间角度，不管是官方记忆空间（遗址现状与展陈空间）还是居民的集体认知—情感空间、行为空间，三者存在一定差异。通过认知地图和GIS可视化、核密度分析发现，遗址空间的核密度集中在县城北面的镇政府区域及中央祭奠园区域两处（图 2）、集体认知记忆空间的核密度集中在县城南面的十字口、农贸市场区域（图 3）、集体行为空间的核密度集中在县城北面的中央祭奠园区域（图 5）。可见居民的集体认知记忆空间并不等于官方记忆空间（现状遗址的展陈空间），也不等于居民集体行为空间。
从集体记忆的内容角度，官方记忆与居民记忆亦存在着一定差异。官方记忆体现灾难损失、抗灾过程以及抗灾精神，时间上是展现震时、震后记忆。官方记忆某种程度上接近历史记忆，通过对重大事件、时间节点的选择性展示突出官方主题。而北川居民的集体记忆具有个人化、碎片化、多时空特征，震前震后记忆、日常记忆、灾难记忆夹杂在一起，产生了多样、复杂的情感，包括悲伤/难过/心痛、恐惧/害怕、惋惜、平静、怀念/留恋、开心/快乐、感激、骄傲等。地震记忆引起的创伤情感（悲伤、难过、心痛、恐惧、害怕），怀念失去亲人、朋友、同胞，以及地震前环境、生活、家引发的怀旧情感（惋惜、可惜、怀念、留恋）是震后恢复过程中最重要的情感体验。尽管具体空间引发的情感以负面为主，但是居民对北川整体还是充满了地方依恋和认同。
从集体记忆地方建构机制的角度，研究发现遗址本底空间是官方展陈空间的基础，官方展陈空间建构的过程也是对遗址本底空间的保护与官方记忆建构的过程。同时，遗址本底空间也是唤起居民认知—情感记忆和空间重构的基础，唤起了居民震前的日常生活记忆、震时的灾难记忆与抗灾记忆，而这种基于空间的认知—情感记忆又影响居民的灾后行为。受遗址与官方展陈空间范围的限制，灾后居民行为更多局限于到中央祭奠园集中纪念逝去亲人，而前往曾经的家、工作地，以及地震亲历地和亲人遇难地囿于局部空间管制而无法实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官方展陈空间（遗址现状空间）更大程度上影响居民灾后行动空间。官方记忆空间与居民集体记忆空间影响关系，见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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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居民集体记忆空间建构机制 Fig.6 The Space Construction Mechanism of Local Residents' Collective Memory |
结合居民关于地震遗址的集体记忆与空间建构，后期遗址保护工作可以加强对县城南面老城区的抢救性保护工作，挖掘居民的日常生活空间，以更好地寄托居民的怀旧、思乡情感。尽可能多开放居民可达到的遗址区域，以满足居民实地纪念的愿望。此外，一些唤起居民积极记忆、情感，强烈集体认同的地方，比如北川大酒店、北川体育馆、龙尾公园、每年新羌年张灯结彩的街道和庆祝活动等，可以在新北川建设中体现与强化。
5 讨论与结论汶川大地震摧毁了北川老县城，带来巨大的损失和伤痛。建筑、空间，地方的居住、生产等原始功能不复存在，通过政府的规划与地方恢复工程，地震遗址被完整保留，作为防灾科普、灾后纪念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然而从居民视角，北川老县城遗址不仅是展示地震灾难、抗震精神，普及防灾知识的旅游参观地，更是曾经的家以及亲人、同胞遇难的遇难地，然而受灾群体、当地社区的灾后地方经历、感知、态度却鲜有被研究。为了弥补相关研究不足，本文以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为案例地，以受灾居民为样本，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记忆地理的角度研究了居民集体记忆与空间，并通过与遗址现状官方记忆空间的对比，挖掘居民集体记忆的空间建构机制。
研究发现，居民的集体记忆空间包括认知空间、情感空间、行为空间三重维度，官方记忆空间包含遗址本底空间、官方展陈空间。居民认知—情感空间、行为空间与官方记忆空间存在差异，居民集体记忆空间与官方记忆空间之间存在复杂的影响关系。遗址本底空间唤起居民的集体认知—情感空间，影响其行为空间的抉择，而官方展陈空间是通过选择性的展示与开放，实现对遗址本底空间的保护，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居民的行为空间与范围。从集体记忆内容角度，本文挖掘了遗址空间背后承载着居民复杂的灾难记忆、日常记忆，及其蕴含的怀旧、创伤等复杂的情感，尽管具体空间引发的情感以负面为主，但居民对老县城整体还是充满了积极的地方依恋和认同。
本文从集体记忆角度揭示了灾后居民的地方认知、情感、行为，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居民特殊的灾后心理和人地关系，对深入了解居民灾难心理与灾后恢复有一定帮助；从空间对比角度区别了官方记忆空间与居民集体记忆空间的差异，为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规划与保护提供了借鉴。然而，研究亦有一定的局限性，正如微观个人视角下的记忆是一个不断记起和遗忘的过程，受官方记忆与社会背景影响，该研究结果只反映调研时间截点，北川居民关于地方的集体记忆和感受。更多融入灾后恢复全过程，反映集体记忆与地方建构，揭示灾后复杂的人地关系的机制和模型，期待更多案例、数据。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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