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玉龙雪山的山顶，丽江古城的人们就开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古城被三座小山环绕，面东南而被西北，灵动地四季闪耀着。透蓝的天空下总是强烈的对比色彩，小桥流水映衬出丽江人家的古色古香。虽然今日的丽江多被诟病：过度商业化、人身及财产隐患、伪道德标签等，都让这片土地变得与30年前其不为人所知时截然不同。但不可否认，丽江古城持续存在着顽强的生命力与持久力。究其原因，自然，人文，抑或是这片土地所附加的其他“假象”，都足以让其拥有着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社会氛围。

人文主义地理学将地方作为人生经验的重要组成^[1]，认为经历了空间转变的旅游劳工移民在“新”地方面临着“身”与“心”的重新定位与归属，甚至“家”与“非家”等一系列问题与纠葛^[2]，从而形成了复杂的在地生活体验。与社会学对社会融入的关注点不同，地理学视角下的地方融入在强调个体主体性作用的同时，更为关注人地之间的持续性互动关系。其中，社会氛围作为个体地方体验的重要构成，既是对个体所存在环境基调的反映，也塑造并影响着个体对于地方的感受及在地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对其在地状态产生相应影响。移入地的社会氛围究竟如何为众多外来的旅游劳工移民所感知，其又对该群体的地方融入产生何种作用与影响，此类研究相对少见。为此，本文以丽江古城的社会氛围为切入点，探究其对旅游劳工移民地方融入之间的影响关系，以期能为地方管理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启示，并适度拓展社会文化地理的研究内容与范畴。

1 理论基础 1.1 旅游劳工移民

从人口学的视角，移民是指个体或群体在迁移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一定数量、一定距离、在迁移地居留了一定时间的流动人口^[3]，其也用来指较大数量的人口从一个地区向另一地区的迁移，并且定居地发生变化的一种行动或社会现象^[4]。部分学者从个体或人群的视角出发，认为经历了空间转变的移民在离土离乡的过程中往往以寻找“地方”、重新定居作为最终目的^[5]，而在“寻找”与“定居”的过程中，由于受迁移动因、来源地、流动方式、组织力量等影响，相继衍生出诸如生活方式移民、季节性移民、旅游移民等多种移民类型。而以寻求就业机会与职业收益作为其与“新”地方建立联系的主要动因，产生了劳工移民，又称“劳动力移民”或“劳务移民”^[6]，该群体的出现与我国的城市化及现代化进程联系紧密。

随着城市进程的推进及大众旅游的蓬勃发展，劳动力数量不足和结构不平衡现象愈演愈烈, 引发大量劳动力向热点旅游目的地迁移，催生了新的劳工移民群体——旅游劳工移民^[7]。其以寻求旅游经济效益作为主要动因，受到劳工需求和旅游发展速度的共同影响^[8]。关于旅游劳工移民的概念界定，有学者^[9]认为其应当具备以下三点特征：有一处比较正规的住宅；旅游行为与劳务输出行为相结合；有定期或不定期的返乡意图。此论述关注了旅游劳工移民群体的空间特性及行为动机，但对其停留时间未置说辞。结合旅游劳工移民的现实行为，Williams与Hall^[9]进一步将其特征补充为空间上的异地性、时间上的长期性（区别于旅游者时间上的短暂性）和动机上的经济性。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学者杨钊和陆林以“旅游目的地定居行为”为主要特征，将旅游劳工移民界定为：旅游目的地以外劳工迁入旅游目的地定居并在旅游行业从业超过一定期限的移民，且其具有异地性（来自旅游目的地之外）、职业性（以旅游职业为主要生活来源）和长期性（离开户口地六个月）^[10]。该定义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也成为本研究对旅游劳工移民概念界定的来源与参照。

1.2 地方融入

自上世纪70年代以后，地方成为文化地理学的一个核心概念^[11]。不同于以往传统区域地理学对空间、场所等“表意性”的探讨^[12]，人文主义地理学者重点强调了地方所具有的经验、情感、意义等魅力，认为当空间被赋予文化意义时，空间即转变为地方^[13]。从人类行为发生的物理环境视角，地方首先是大部分存在的根本面向，回应了人的基本需要^[14]，无论是移民还是原住民，都与其脚下的“地方”发生着关联。但地方也因文化意义的赋予而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不仅仅表现在地理位置划分的不同，而且涵盖个体社会关系及主观性地方认同上的差异^[15]。随着个体在地时间的延长，地方也在人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以及人与人的互动中不断地发展与重构^[16]。

在对地方不确定性本质探讨的过程中，个体与地方的关系日益为人文主义地理学者所关注，“地方感”成为“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17]。地方感通常用来表示个体对于地方主观或情感上的依附，聚焦于人地之间的情感连结^[18]，是具有明确指向性的重要表达及呈现方式，当人们把情感或者审美意识投向特定地点或者区位时，就显示出地方感，且这种感受为主体所特有。同时，地方感也具有不确定性，在地方及个体经历变动性的共同作用下，其始终处于被不断重构和赋予新意义的过程之中^[19]。

地方感研究需要关注个体对特定地方的情感状态，应明确该地方情感的指向性，更应关注人地关系持续性的互动过程。Cutchin较早地关注了该问题，他在Dewey关于人与环境之间连续性体验哲学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地方融入（place integration）的概念，并将其解释为个体由于空间位置的转换和时间经历的过渡所产生的人与地方持续交互的发展过程^[20]。该概念从经验主义视角出发，将地方融入视为一种在地停留的持续状态。在该过程中，个体自身经历及地方不确定性的差异必然会造成地方融入程度的差异^[21]；而活动则成为克服当前和未来问题的重要方式，个体通过有意义和持续的活动参与，逐渐同地方“成为一体”（融入地方）^[22]。

1.3 社会氛围

氛围在汉语中的表达相对直接，《辞海》将其解释为笼罩在环境周围的气氛和情调，包括客观的环境要素和个体主观的情感性倾向^[23]。氛围的英文表达主要涉及两种，分别是atmosphere和climate，其中，atmosphere主要倾向于个体对环境的审美性与情感评价，常用于建筑学对具体空间环境的分析^[23]；而climate则是典型的气象学术语，有倾向和趋势之意，通常被定义为一段时期内的平均天气状况^[24]。由于climate一词具备表达稳定性与历时性的特征，更适用于社会科学领域对“氛围”的研究需要^[25]，故选取climate作为氛围的英文对照，并以此展开对相关研究概念的探讨。

作为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氛围涵盖组织属性、个体认知和群体认知三个层面^[26]。其中，组织属性层面将氛围视为组织明显的物质和物理特性的集合；群体认知层面认为氛围存在于个体共同的知觉之中；而个体认知层面则将氛围视为个体对组织环境的认知，并且这种认知能够显著影响个体行为^[27]。加之个体视角下氛围研究的易于测量性，自19世纪60年代起，个体认知层面的氛围研究逐渐得到学者们的重视^{[28, 29]}。同时，由于个体态度和行为变化多来自其所属环境的影响^[27]，氛围又有较强的社会属性，作为个体感知环境信息直接或间接的载体，其与个体态度与行为既相互作用又相互依赖^[28]，这也预示着社会氛围在氛围研究中的重要性必然日益凸显^[29]。

社会氛围（social climate）指某一社会、社区或群体内的人们能够感知到的具有相同持续性的一般气氛^[30]，该领域的研究主要从社会学和心理学层面展开。社会学视角下，社会氛围常用来指整个环境中的人际互动^[31]，是既定单元中物质、社会和情感因素与条件的相互作用^[32]。心理学视角下，该概念则侧重于表达“一体感”或“归属感”，并与个体满意度相联系^[33]。

鉴于人际交往是社会氛围形成的必要条件之一，而该必要条件又来自于组织和个体间频繁的社会互动与情感支持。因而在对社会氛围进行解构与分析的基础上，少数学者开始转向对其构成的探讨，如Li和Lai^[34]等的研究指出，频繁的社会互动与情感上的社会支持会直接导致个体间形成一种特有的“社会氛围”。此社会氛围既是社会群体环境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个体对环境中的气氛因素以及情感基调感知的重要呈现^[35]；Huang和Lin^[36]的研究同样肯定了社会互动与信任在社会氛围构成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Sun和Wei等学者建构起由社会支持、社会互动和社会信任共同组成的社会氛围结构，该结构的科学性也得到了进一步地验证与应用^[37]。

从当前的研究来看，社会氛围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具有多样化的表现形式，但就某一特定的社会氛围而言，其又存在某些共同性与外显性，因而是可以为研究者所测量的^[38]。社会氛围的测量方法主要包括定性和定量研究两种，定性研究主要是通过访谈的形式了解调研对象的主观感受和体验，侧重于对个人经验或意义建构做诠释性主观理解^[39]。相较于定性分析法，以问卷调查为代表的量化研究方法，题项精简，操作方便，对特定环境也具有有效的评估。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起，研究者们相继开发了大量的评估不同背景和内容领域的社会氛围调查问卷，量化研究方法逐渐被国内外众多学者广泛采用^[40]。部分学者还开发了针对某种特定氛围测量的成熟量表，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概况

丽江古城坐落在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其旅游发展大致经历了几个阶段：凭借近千年的悠久历史、古朴自然的古城格局、多元融合的民族文化及民居古建，丽江古城于1986年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97年成功申报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填补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尚无文化遗产的空白，知名度显著提升；1999年，依托昆明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及丽江旅游的热潮，丽江古城旅游人数得到空前增长；其后，丽江宣传部以及《新周刊》等文化媒体开启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景区景点营销模式，将丽江古城打造为一个充满了鲜花、小院、咖啡、音乐的小资胜地，游客人数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经过十几年的发展，丽江古城已成为集世界文化遗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全国文明单位等多项殊荣于一身的旅游景区，旅游地位不断提升。旅游业的繁荣发展刺激了新兴旅游服务行业的出现，在这种情境下，出于房屋租赁的客观收益、古城市政公用设施及社区生活条件的局限等考虑，大量原住民选择外迁，现已基本完成了外来人口的置换^[41]。而这种人口置换带来的是丽江古城由生活型城市向旅游移民城市的转变，且以旅游劳工移民为主，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样本群体。

2.2 量表设计与构成

在借鉴Cutchin地方融入量表的基础上，本文对其进行了部分修正。在既有文献中，Cutchin提出了以地方评价、非家庭性参与和地方依恋三个维度来测量社区居民的地方融入量表。仔细分析量表中“非家庭性参与”维度的题项构成，其意义表达实则为广泛的“社区活动参与”。作者在文章中也提及，进入或离开地方会造成一系列的挑战，而活动参与作为旅游劳工移民在地行为的重要反映，既是个体克服当前和未来问题的所有方式，也是克服人地关系遭到破坏的核心所在^[20]。因此，在综合审视本案例地的实际条件和调查对象特征的基础上，本研究将该维度更正命名为“活动参与”，以便更贴切地表达旅游劳工移民地方融入过程中参与社区活动的自由度与广泛性，同时也为未来维度结构组成的扩展提供一定的发展空间。

本研究采用结构式问卷，主要包括三部分：①人口统计学特征；②社会氛围测量维度；③地方融入测量维度。问卷①采用单项选择的方式设问，问卷②③采用5点式量表，分别为1分（几乎没有）、2分（比较少）、3分（中等程度）、4分（比较多）、5分（非常多）。社会人口学特征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在此地工作的时间。在社会氛围的测度上，以Yi Sun和Kwok Kee Wei等^[37]编制的社会氛围量表为初始参照，包括社会互动^[36]、社会支持^[42]和社会信任^[36]三个分量表，在保证问项意思表达准确的基础上，对部分语言表述稍作调整，使其更易为旅游劳工移民所理解。对地方融入的研究采用量化指标测量，以Cutchin^[22]开发的测量量表为基础，并结合活动参与维度构成量表^[20]，Williams^[43]的地方依恋量表进行适度修编，涵盖地方评价、活动参与、地方依恋三个维度。为检验测项的适用程度，对问卷进行初测以剔除存在歧义的选项，并将问卷交由旅游管理专业1位博士生导师和2位博士，对量表的合理性进行进一步评定，最终保留21个测项。

2.3 假设结构组成

哲学家们普遍认为个体生活在三维环境之中，即物境、人境和我境，在三维环境“压力”的相互作用下，个体往往会产生相应的环境感知，并以此作为其行为发生的基础^[44]。因此，在具有更高的社会互动、社会信任和社会支持率的社会氛围中，个体能够感知到相对稳定和更强大的信息，进而对其价值认知及个体行为产生影响^[45]。回归移民的研究，虽然较少有学者直接探讨经由人际间的社会交往而建构起的移入地的社会氛围，但部分学者已经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移民在移入地的社会交往感知对其心理乃至在地行为的相应影响。学者们发现，移民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会对其产生一定的情感支撑作用，这不仅有利于移民的自我发展和生活经验的获得，也影响其对移入地的综合感知及归属倾向^[46]。同时，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旅游劳工移民通过与其他存在者建立起密切的朋友关系，甚至深层次的亲情制造和家的建构实践等，逐渐形成强烈的地方归属感^[47]，其地方融入程度也会随之加深。另有学者从宗教的视角出发，同样证实了旅游劳工移民对移入地社会关系与社群所产生的社交依恋在其地方融入中的重要作用^[48]。此外，移入地社会群体所提供的信息甚至感情帮助等，通过增强旅游劳工移民的心理安全和归属感，能够帮助其快速适应新环境^[49]。从地方融入的角度看，地方融入以个体主动性为主要驱动力，活动参与行为则是判断个体融入程度的重要考量，此时良性社会氛围对成员产生的社会影响及其行为的塑造作用^[50]，也为旅游劳工移民群体形成地方归属感，并倾向于“留在”地方创造了基础。因而提出研究假设：

H1：社会氛围对旅游劳工移民的地方融入有正向影响

詹姆斯将“自我”分为物质自我、社会自我和精神自我，其中，“社会自我”是指个体同他人交往而形成的自我感觉，经由彼此之间的社会互动而形成^[51]。此意义上的社会互动通过对个体社会关系以及沟通交流的关注，在个体形成自我认知乃至获得生活意义上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与他人互动既是个体生存的需要，也是其自我显现的方式，个体不仅通过互动交换信息，也交流思想和情感，并因此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从而维持其社会身份。另一方面，个体间社会互动的核心动机是降低新环境中的不确定性^[52]，旅游劳工移民在新地方开展社会生产实践，有助于降低其对于陌生环境中不确定性因素的主观感受度^[53]，进而为其带来安全感甚至地方依恋感。因而提出研究假设：

H2：社会互动对旅游劳工移民的地方融入有正向影响

H2a：社会互动对旅游劳工移民的地方评价有正向影响

H2b：社会互动对旅游劳工移民的活动参与有正向影响

H2c：社会互动对旅游劳工移民的地方依恋有正向影响

社会支持通常用来指通过非正式关系而产生的社会资源^[42]，主要包括实际支持和情绪上的支持^[54]。学者们已经关注了社会支持对流动人口社会文化适应的促进作用。例如，社会支持的主效应模型认为，个体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适应状况就越好^[55]。经由彼此支持所建立起的社会支持网，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通过缓解人际冲突，在维持移入地的社会稳定上也起着重要作用^[56]。通常情况下，个体所感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其对新文化的适应也越容易，更易参与到当地的社会环境及活动中^[57]。国内学者还发现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之间存在着中等程度的显著正相关^[58]。反之，当个体知觉到周围社会支持的减少，则极易导致其心理适应问题的增加，进而导致人地关系的难以为继。因而提出研究假设：

H3：社会支持对旅游劳工移民的地方融入有正向影响

H3a：社会支持对旅游劳工移民的地方评价有正向影响

H3b：社会支持对旅游劳工移民的活动参与有正向影响

H3c：社会支持对旅游劳工移民的地方依恋有正向影响

社会信任主要涉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事实和心理情绪体验，反映的是社会关系的质量好坏和社会情绪的正负取向^[59]。学者们发现劳工移民群体往往倾向于保留传统社会网络与关系信任的方式，即信任有家族血缘关系的他人^[60]。而在本研究的案例地丽江古城，流动的游客与商户使得旅游劳工移民的人际交往始终处于不断地变动之中，彼此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呈现出转瞬即逝的特点。加之社会信任建立的长期性，旅游劳工移民在移入地与他人的互动甚至彼此支持并不必然导致社会信任关系的建立。但不可否认，社会信任作为个体与他人开展交往的润滑剂，有助于个体更快地为他群所接纳，加速个体在当地社区的融入。此外，社会信任既来源于个体的社会关系网，又通过促进人际间的交往与互动扩大个体的社会关系网，从而成为加强社会团结、推进社会融合的重要力量^[61]。因而提出假设：

H4：社会信任对旅游劳工移民的地方融入有正向影响

H4a：社会信任对旅游劳工移民的地方评价有正向影响

H4b：社会信任对旅游劳工移民的活动参与有正向影响

H4c：社会信任对旅游劳工移民的地方依恋有正向影响

综合假设H1-H4，可以得到本研究的假设结构组成（图 1）。

2.4 数据收集与样本分析

本调研于2017年7月开展，区域主要集中在五星街、八卦街、七一街等商户密集街巷。问卷调查以逐户走访，随机发放的方式进行。在进行问卷发放之前，首先询问被试者是否为古城本地居民，在得到否定答案之后，进一步询问其在古城持续从事旅游服务行业的时间，若时间在六个月以上，则对其进行问卷调查。期间共发放问卷260份，回收有效问卷219份，有效率达84.2%，达到了样本数量高于测项数据10倍的要求^[62]。

由数据可知，调研样本涉及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且以云南、福建和四川三省最多，共125人，占样本总数的57%。调研群体中男女比例基本适宜，女性120人，占55%；男性99人，占45%。年龄分布以中青年为主，集中于20—29岁，达131人，占样本总数的60%；其次是30—39岁，共44人，占20%。调研群体普遍接受过高中以上教育，且高中学历最多，占总数的32%；大中专、技校及以上学历占样本总体的48%。从样本群体在地方的停留时间来看，6个月到3年的群体人数最多，共109人，占50%；而居住时间在5年以上的达62人，占样本总数的28%。

3 结果分析 3.1 探索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通过因子分析来检验测项的有效性和问卷结构。对测项无应答率大于10%、旋转因子后载荷值小于0.4或同时在两个因子上的载荷均大于0.4者删除^[63]，再将问卷数据带入SPSS19.0进行因子分析。根据上述测量标准，社会氛围与地方融入的测量量表经过数次因子淬炼，保留21个问项，获取了完全载荷的因子。表 1显示，因子分为6大类，分别命名为社会互动、社会支持、社会信任、地方评价、活动参与和地方依恋。因子分析指标显示：KMO值为0.872，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2096.711，自由度df值为210，显著性水平p=0.000＜0.05，适合作因子分析。从特征值来看，前6个因子的值均大于1，说明应该存在6个因子。从方差贡献率来看，前6个因子累计解释了68.824%，超过了60%的提取界限，说明提取6个因子可以接受。

3.2 信度效度检验

本研究主要通过内部一致性信度、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进行检验。Cronbach's Alpha系数通常用以检验量表的内在一致性，其值在0.7以上则表明量表具有可靠性，且数值越高表明量表的内在一致性越好^[64]。数据显示，本量表整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s Alpha）为0.900。社会互动、社会支持、社会信任、地方评价、活动参与和地方评估六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如表 2所示，较高的Cronbach's Alpha值也表明本问卷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效度包括收敛效度和区分效度，指的是测量结果的有效性。本研究对收敛效度的测量采用拟合指标与AVE（平均变异量）和CR（组合信度）进行检验。若拟合指标满足要求且AVE数值超过0.5，CR数值超过0.7，则各构念之间收敛效度较好^[65]。测量结果如表 3所示，各维度的平均变异量介于0.5276—0.6162之间，组合信度介于0.7692—0.9057之间，均高于基本指标，说明本量表具有很好的收敛效度。区分效度通过AVE值的平方根和相应构念间的相关系数的大小来检验，若AVE数值的平方根高于其他构念之间的相关系数，则表明两个构念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66]。经验证，本研究AVE的平方根均高于其他相关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表明各维度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66]。

3.3 研究假设检验

本部分主要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及独立样本T检验来验证研究假设，采用绝对拟合指标、相对拟合指标和精简拟合指标来衡量模型的拟合情况。对于绝对拟合指标，模型X2、CMIN/DF、GFI、AGFI、RMSEA拟合结果分别为350.936、2.005、0.875、0.835、0.068；相对拟合指标，模型NFI、RFI、CFI、NNFI、IFI拟合结果分别为0.839、0.806、0.912、0.893、0.910；精简拟合指标，模型PNFI、PGFI、RMR拟合结果分别为0.699、0.663、0.092。在各项指标中，除NFI、RFI、NNFI接近最佳标准外，其他指标均达到模型拟合的理想水平^{[65, 67-70]}，可用于验证研究假设。

本研究使用AMOS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对提出的假设进行检验。参考标准为检验标准t值的绝对值大于1.96，则参数估计值达到0.05显著水平；若检验标准t值的绝对值大于2.58，则参数估计值达到0.01显著水平^[71]。在前期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为进一步验证社会氛围与地方融入之间的影响关系，本文在检验研究假设时，首先总体检验了社会氛围对地方融入的相关关系，以验证二者之间影响关系的存在性，其次，从社会氛围入手，就社会互动、社会支持、社会信任对地方融入的相关影响分别建立模型，以证明各因素间存在相关关系的可能性。检验结果如图 2所示。

从图 2所示的总体检验模型来看，社会氛围对旅游劳工移民的地方融入存在显著性正相关关系（γ =0.73，p＜0.001），即假设1成立。为进一步分析社会氛围各个维度间的深层次影响关系，同时也为了验证初步检验的结果，以及进一步探讨社会氛围三个维度变化差异对地方融入的影响关系，本文对假设2-4建立了3X3的结构方程模型来进行检验。各细分维度的检验结果如表 4所示。

从表 4得到的数据分析结果来看，社会互动对地方融入中的地方评价（p＜0.001）、活动参与（p＜0.001）、地方依恋（p＜0.001）均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假设2成立。社会支持对地方融入中的地方评价（p＜0.001）、活动参与（p＜0.001）、地方依恋（p＜0.05）均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假设3成立。社会信任对地方融入中的地方评价（p＜0.05）、活动参与（p＜0.05）、地方依恋（p＜0.01）均具有显著性正向影响，假设4成立。

由上述分析可知，社会氛围对旅游劳工移民的地方融入产生显著影响，其中，社会互动、社会支持与社会信任对地方融入均具有显著影响，且从数值分布来看，皆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综合以上假设检验结果，可得到本研究最终的假设检验结果图，如图 3所示。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地方融入是一个从个体进入地方伊始到离开地方而结束的持续性过程^[22]。在这一过程中，个体通过活动参与同环境建立起联系，使地方成为“自己的”^[72]。而旅游行业的服务性质及移民身份所具有的长期居留特点，使得旅游劳工移民在地方融入过程中与他人交往互动的需要更为明显。在此情境下，基于个体交往所形成的社会氛围作为旅游劳工移民对于社会环境的重要感知，不仅影响着个体对于世界的认知、价值观念等，同样影响个体在地方融入过程中的活动参与等行为。通过理论框架初步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得到了如下结论：

（1）在丽江古城，社会氛围与旅游劳工移民的地方融入关系显著，社会氛围对旅游劳工移民的地方融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看，社会互动对旅游劳工移民的地方融入影响更为显著，其次是社会支持与社会信任。作为移民群体双向交流的重要途径，社会互动是增进个体地方认知、参与地方活动的基础；而建立于社会互动基础上的社会支持与社会信任，通过减少人际冲突来帮助个体的地方环境适应与地方活动参与，在旅游劳工移民地方融入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今社会普遍信任度较低的情境下，离开血缘与地缘关系的依托，以长期交往及彼此展现为基础的社会信任的建立普遍较为困难，其对于旅游劳工移民地方融入的重要性也显得相对较低，本研究的检验结果也呈现出这一特点。但不可否认，社会信任作为人际联系的润滑剂，其在稳固个体地方情感，维持个体地方融入的过程中仍呈现出显著性影响。

（2）本研究初步界定了旅游劳工移民地方融入的组成结构，并依此建构了旅游劳工移民地方融入测量量表。其中，地方评价常用来指个体对于地方的感知，属于感知性融入；活动参与用来表示个体在社会事物中的参与度，是为功能性融入；地方依恋指的是人与特定地方之间建立起的情感联系，亦即情感性融入，三者结合能够清晰并完整地界定地方融入。此外，结合了Cutchin关于地方融入的理论框架及测量维度所构成的地方融入测量量表整体结构良好，信度和效度均处于较好水平；以此量表对旅游劳工移民群体的地方融入水平进行评估和测度，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解释力。

4.2 讨论

通过对以往研究文献的梳理及实证检验分析，本文在旅游劳工移民的地方融入与其移入地的社会氛围之间建立起了联系，发现了二者之间所存在的正相关关系。基于以往研究，以丽江古城的旅游劳工移民为例，本文也丰富并部分完善了地方融入的组成维度。但针对地方融入理论尚待完善的事实，以及其与社会氛围之间关系模型的理论渊源、研究进展等，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梳理与探讨，以期为其他研究者带来有益的启发，促进当前社会文化地理学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1）地方融入：经验主义视角下人地关系研究的新内容

在描述和解释复杂的人地关系时，以往的地方理论如地方感、地方认同、地方依恋等核心概念主要聚焦于“点”的分析，侧重于对背景性、静态的人地关系阐释，较少涉及地方环境及个体经验之于地方的相关探讨。而地方融入理论的提出首先是对以往环境适应理论的超越^[73]，该理论将环境作为一个容器，认为个体只能被动接受周围的条件，通过改变自身来适应环境。地方融入理论则以经验主义为视角，肯定了人类在适应环境的同时也在不断改造着周围环境，二者的交互作用正是个体经验产生的源头；阐述了地方活动在联结个体与地方之间的重要作用。此视角下的地方融入强调了地方不确定的本质以及人地之间的持续性互动关系，既回应了转型时期移民群体的地方需要，也是创造人地意义的关键所在。

（2）旅游劳工移民的地方融入：多学科综合发展的交叉研究

旅游劳工移民作为旅游业大发展的时代产物，对其地方融入的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社会学领域主要聚焦于群体之间的联系与依赖程度的探讨，并相继引发出社会融入、城市融入等概念，重点关注不同群体之间彼此调适的动态过程；行为地理学将个体的心理、行为等因素引入人地关系研究中，通过研究人的心理和行为来探求人和环境之间如何达到平衡的关系^[74]；人文主义地理学则通过对地方的重新解读，着重强调了个体的在地经验对于地方融入的影响作用^[12]。

同时，作为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而出现的移民新群体，与其他移民相比，旅游劳工移民本身既作为“异质性”存在于旅游地的社会中，也是移入地旅游发展的“推动机”^[75]，是我国旅游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其在动因、行为机制等方面的复杂性，当前学术界对该群体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涉及面较小，对其与地方（移入地）的互动关系研究也缺乏深层次的探讨。基于地方融入问题往往与移民的时空转换问题相生相伴的事实，本研究从关注人与地方间持续性关联的地方融入理论出发，综合应用社会学、心理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将其与旅游劳工移民相结合，对该复杂的人地关系现象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而在地方融入的过程中，对于旅游劳工移民与其他移民差异的分析也将成为研究者未来深入研究的重点方向。

（3）社会氛围：人人关系向人地关系转化的桥梁

社会学常以社会氛围来代表个体对其所从属社会环境的认识程度。其中，人际关系作为社会氛围的基本要素，是个体社会氛围感知的重要组成。对于处于流动性背景下的旅游劳工移民而言，其背后的人际关系也是流动着的^[76]，并因此形成复杂的社会网络。新环境中所产生的关系作为衡量个体地方情感依恋的重要指标，在一定程度上也帮助旅游劳工移民消弭彼此之间的社会距离，有利于其更好地融入地方生活。从地理学视角来看，地方理论将地方融入的发生视为人、活动、地方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的结果，个体在其中发挥着能动性的主体作用。因此，旅游劳工移民所感知到的人际氛围直接作用于主体的情感状态，显著影响个体的地方评价、活动参与和地方依恋。本研究从个体社会交往的层面出发，适度弥补了以往对社会氛围的研究集中于宏观性大背景分析的缺憾，并将其与旅游劳工移民地方融入的发生过程相结合，验证了社会氛围通过作用于人际关系的构建与维系，在人地关系建立中起到的桥梁性联结作用。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文章以地方评价、活动参与、地方依恋作为丽江古城旅游劳工移民地方融入的维度构成，其是否适用于其他案例地或者其他研究群体，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与检验。其次，本研究从个体认知视角出发，侧重分析由人际交往所建构的社会氛围与个体地方融入之间的相关关系，但对个体自身因素重视不足，后续研究应进一步加强对个体因素的关注，完善二者之间的影响关系研究。最后，文章关注了单边性的社会氛围对地方融入的影响关系，但对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双向互动关系缺乏必要的探讨，后续研究应进一步加深对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分析，以期进一步明晰二者之间的深层次影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