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是区域发展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重要关系。忽略了城乡间、工农间的相互联系会导致经济发展低效与差异拉大[1]。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在区域发展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角色和任务,这是区域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工业从农业无偿取得资源积累,各种资源的积累表现为从农村向城市流动[2]。我国在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也采取了“农业支援工业、乡村支持城市”的政策,并形成了中国城乡经济关系的二元结构。这种结构也成为目前阻碍中国经济进一步飞跃的重要因素。为了促进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早在2004年胡锦涛同志就明确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也是从2004年开始,我国实行了一系列的支持乡村发展措施。如“两减免三补贴”、粮食收购最低保护价、免征农业税等政策相继实施。2015年,习近平同志强调,当前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具备了支撑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物质技术条件,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阶段,并把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作为一项长期坚持的方针。
城乡关系一直都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3, 4]。人文地理学界对城乡关系的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总结。首先,理论方面。二战以后,西方地理学者对工业化时代“城市偏向”的思维进行了反思,提出了许多城乡联系的理论[5, 6],比较著名的是加拿大学者麦吉提出的关于东亚城乡一体化模式(Desakota模式)[7]。国内早期的一些研究总结了西方城乡发展的理论研究,并对我国城乡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8, 9]。随后很多学者对城乡关系的深层次理论内涵进行了探讨,如叶超等从亚当·斯密关于城乡关系的系统理论出发,揭示了城乡之间是一种基于产业分工而形成的互为市场的互利关系,探讨了城乡关系的自然演变规律[10]。薛晴等运用历史分析法,对城乡一体化的理论渊源及其嬗变轨迹进行了系统考察,并对中国城乡一体化提出了意见[11]。李智等从城乡相互作用的视角总结了中国乡村复兴的主要模式及其策略[12]。另外,还有一些研究对城乡关系的文化地理特质[13]、知识经济时代的城乡关系[14]等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其次,实证分析方面。在上述理论总结的基础上,国际上有大量学者对城乡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如Hazell和Haggblade[15]分析了印度30年的城乡间经济联系,Irwin等对国际上近百年的城乡发展研究进行了梳理[16]。国内也有很多学者从城乡收入[17]、空间格局[18]、城乡基础设施[19]等角度研究了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不同空间尺度的城乡关系问题,特别是对快速城市化地区城乡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20, 21]。第三,研究方法方面。城乡投入产出模型是衡量城乡经济关系的有效工具之一。因此很多学者运用投入产出技术研究城乡经济关系。如Leones等使用投入产出模型评估了14个国家的农业对经济的贡献[22],Espinosa等人通过城乡间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评估了农业政策对欧盟区域经济的影响[23]。我国学者杨振山等从投入产出模型的角度对城乡经济关系进行了理论探讨,利用矩阵分解技术证明了农业经济产出由农业内部乘数效应、外部乘数效应和城市涓滴效应共同决定,并以北京为例,进行了验证[24]。此外,也有许多学者运用其他途径研究城乡关系。如乔家君等通过遥感技术提炼出城乡界面的演变规律,来描述城乡关系的演化过程[25]。王鹏飞利用空间商品化方法研究了北京市城乡关系的演变问题[26]等。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本文通过城乡间投入产出表模型,构建了“乡村支持城镇、城镇反哺乡村”的判断系数,并对我国1987—2012年间的反哺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期对我国城乡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2 概念界定与假设 2.1 城镇与乡村城镇和乡村的划分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有些地方虽然行政上属于乡村,但实际主要从事非农产业活动。有些地方虽然行政上属于城镇,但包含大量的农业生产活动。为了避免问题的复杂化,同时考虑研究数据的限制性。这里,城镇被定义为进行非农产业活动的场所,且假设非农产业只在城镇进行生产。乡村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场所,且假设农业只在乡村进行生产。之所以这样假设,主要是因为我国一般型投入产出表只包含分行业信息,不包含城乡信息,这样假设有利于将一般型投入产出表转换为城乡间投入产出表。
2.2 乡村支持城镇与城镇反哺乡村如前所述,反哺的内涵和途径很多,如补贴、转移支付、价格剪刀差等,但更多的还是市场机制下,一个部门或地区的经济活动对另一个地区或部门经济活动的溢出效应。根据投入产出模型,这里将城镇反哺乡村定义为城镇最终使用行为(消费、投资、出口)对乡村经济活动的拉动作用。反过来,乡村支持城镇则表示为乡村最终使用行为对城镇经济的拉动作用。
3 研究方法本文用到的城乡间投入产出表的一般形式见表 1。由于中间投入部分将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分开了,因此也可称为(进口)非竞争型城乡间投入产出表。我国已经有学者利用投入产出技术研究城乡关系[17],借鉴其思想,本文对这一方法进行了重新梳理和构建。
根据上表,从行向来看,有以下公式:
(1) |
其中,
令矩阵
(2) |
即
(3) |
将公式(3)的逆矩阵变换为一般矩阵表达形式,即
(4) |
则可以将城镇和乡村地区的总产出表示为,
(5) |
(6) |
上两个公式中,
(7) |
城镇支持农村系数:
(8) |
以及城镇净反哺农村系数为:
(9) |
如果净反哺系数小于零,说明城镇对乡村还没有起到反哺作用,而是极化作用,数值越小,极化作用越大;如果净反哺系数大于零,说明城镇对农村存在反哺作用,数值越大,反哺作用越大。
3.2 乡村支持城镇与城镇反哺乡村的结构分解同上,从最终消费来看,乡村最终消费引起的城镇地区总产出占城镇总产出的比重,即最终消费引起的农村支持城镇系数为,
(10) |
城镇最终消费引起的农村地区总产出占农村总产出的比重,即最终消费下城镇反哺乡村系数为,
(11) |
则从最终消费来看,城镇净反哺乡村系数可表示为,
(12) |
从固定资本形成来看,乡村固定资本形成引起的城镇地区总产出占城镇总产出的比重,即资本形成引起的农村支持城镇系数为,
(13) |
城镇资本形成引起的农村地区总产出占农村总产出的比重,即资本形成下城镇反哺乡村系数为,
(14) |
则从资本形成看,城镇净反哺乡村系数可表示为,
(15) |
从出口/调出来看,乡村出口引起的城镇地区总产出占城镇总产出的比重,即出口引起的农村支持城镇系数为,
(16) |
城镇资本形成引起的农村地区总产出占农村总产出的比重,即资本形成下城镇反哺乡村系数为,
(17) |
则从资本形成看,城镇净反哺乡村系数可表示为,
(18) |
综上,将最终使用拆开,可以得到乡村支持城镇系数的结构表达:
(19) |
城镇反哺乡村系数的结构表达:
(20) |
以及城镇净反哺乡村系数的结构表达:
(21) |
根据中国投入产出学会官方网站和中国统计年鉴,笔者整理了我国1987—2012年的11份主要年份一般投入产出表。根据上述假设和概念界定,即农村只有农、林、牧、渔业,城镇只有非农产业,得到历年城乡间投入产出表。在结果分析中我们除了对11个年份的相关系数进行分析以外,还选择了1992、2002、2012三个重点年份对分行业、分构成的结果进行分析。在数据处理方面需要说明:
第一,部分中国投入产出表(如1987、1990、1992、1995等年份)只有净出口列,没有区分进口和出口。对于这些投入产出表需要将净出口分解为出口和进口。具体方法为:首先,根据相应年份统计年鉴,可得主要商品进出口比例。其次,将主要商品对应到各物质生产部门,假设各部门进出口比例与主要商品进出口汇总比例相同,可得农业和工业部门的进口比例。对于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的进出口比例,则采用最近年份(1997)进出口比例代替。再次,利用净出口总额和进出口比例可得分行业进口和出口总额。
第二,初始投入产出表数据中,进口部分是被放在第一象限,即最终使用部分的。也就是说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中均包含进口商品。但本文主要分析国内的城镇和乡村之间的经济联系,因此有必要将进口部分从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中扣除,并将进口部分放在投入产出表的第三象限,即(进口)非竞争型城乡投入产出表(表 1)。据此,本文的做法是将进口部分从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中按比例进行线性扣除,即按照各部门中间使用量和各项最终使用规模的归一化比例扣除进口量,并对中间投入进行重新平衡调整。
第三,由于各年份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划分不同,1987、1990、1992、1995四个年份为33部门,1997年为40部门,2000年为17部门,2002、2005、2007、2010、2012等年份为42部门。因此,本文将行业划分为17部门,分别为农林牧渔业(简称农业,下同)、采选业(采选)、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食品)、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纺织)、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木材)、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造纸)、石油炼焦及化学工业(石化)、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非金属)、金属冶炼压延及其制品业(金属)、机械制造业(机械)、工艺废品及其他制造业(其他制造)、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电热)、建筑业(建筑)、交通运输仓储业(交通)、批发零售业(批零)、住宿餐饮业(住餐)、其他服务业(其他服务)。最后对各年份投入产出表进行部门合并整理。
4.2 计算结果分析(1)乡村支持城镇
首先,我国乡村支持城镇经济的程度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即乡村最终使用活动对城镇经济的拉动作用在城镇经济中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1987—2012年间乡村支持城镇系数从19.18%下降到5.78%(图 1)。但在1997—2000年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农产品价格大幅下降,乡村支持城镇力度下降的趋势出现了一次波动。乡村支持城镇系数从1995年的13.50%增加到1997年的16.53%,直到2000年(13.71%)才基本恢复到1995年的水平。2002年开始,随着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加入WTO,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业和乡村的支持力度,开始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并提高了对农业的各项补贴。从2002年到2007年,乡村对城镇经济的支持程度不断下降。但2007年以后,可能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这种下降趋势严重放缓,2007—2012年间,乡村支持城镇系数仅从5.84%下降到5.78%。
其次,乡村的最终消费是乡村支持城镇的绝对力量。基本上历年乡村最终消费对城镇经济的贡献均占乡村支持城镇系数的90%以上(图 2),以2012年为例,乡村支持城镇系数为5.78%,而乡村消费对城镇的支持系数就为5.45%,占94.25%。乡村的资本形成对城镇经济的拉动作用虽然不大,但其所占比重逐渐上升。这主要是因为乡村的投资对城镇非农行业产品的需求较大。而农产品出口对城镇经济的拉动作用则逐渐下降,至2012年则基本可忽落不计。这也反映了我国农产品出口形式的不容乐观。
第三,乡村居民对食品、纺织以及服务业的最终消费是乡村支持城镇的主要活动。分行业来看乡村支持城镇系数(表 2),可以发现主要年份乡村支持城镇系数较大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对食品、纺织,以及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等服务业的消费上。而农业活动对工业产品的直接消费,如农机(机械)、化肥(化工)等,在早期年份也是乡村支持城镇的主要活动,如1992年的乡村对石化和机械行业的消费。但随着国家对农资、农机补贴的加大,这些行业的作用逐渐下降,至2012年已经不再是乡村支持城镇的主要活动所在。
(2)城镇反哺乡村
首先,我国城镇反哺乡村的程度逐年上升。即城镇最终使用活动对乡村经济的贡献在乡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提高。1978—2012年间,城镇反哺乡村系数从37.27%上升到70.95%。可见,与城镇经济越来越脱离于乡村相反,我国乡村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城镇,特别是2002年以后,2/3以上的乡村经济受城镇最终使用所带动。而2002—2005年间为城镇反哺乡村系数的增长速度最快阶段。
其次,城镇最终消费是反哺乡村的主要力量,但作用有所减弱。基本上历年城镇最终消费对乡村经济的贡献程度均占城镇反哺乡村系数的2/3左右(图 2),以2012年为例,城镇反哺乡村系数为0.7095,而城镇消费对乡村的支持系数就为0.4695,占城镇反哺乡村系数的66.17%,而1987年这一比重为74.39%,说明城镇消费对乡村经济的反哺作用有所减弱。而城镇的资本形成和出口对乡村经济的带动作用逐渐增强。1978—2012年间,城镇资本形成和出口对乡村的反哺程度占城镇反哺乡村系数的比重分别从11.73%和13.88%增加到15.82%和18.01%。
第三,城镇对乡村的反哺作用主要来自于城镇对农业、食品行业的消费,建筑业的投资以及纺织行业的出口等最终使用活动。分行业来看城镇反哺乡村系数(图 3),可以发现,城镇对乡村的反哺系数主要集中在城镇的农业消费(2012:0.174,2002:0.253,1992:0.162)、食品消费(2012:0.164,2002:0.080,1992:0.082)、建筑投资(2012:0.062,2002:0.114,1992:0.016)、纺织出口(2012:0.048,2002:0.040,1992:0.039)、以及服务业的消费等。尤其是城镇对农产品和食品的消费是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因此,刺激城镇对农产品和食品的消费有利于城镇反哺乡村。
(3)城镇净反哺乡村
第一,截止2012年,我国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仍处于乡村净支持城镇的相互作用阶段,但这种作用在不断减弱。从图 4可以发现,1987—2012年间城镇净反哺乡村系数始终表现为负值,即这一时期乡村仍在支持城镇的发展,城镇的发展仍处于极化阶段。但从变化趋势来看,城镇对乡村的净反哺作用有了较大幅度提高。尤其是在2000年前后,城镇净反哺乡村系数从2000年以前的-0.5左右提高到2000年以后的-0.2左右,这也是城镇反哺乡村的作用不断加大,乡村支持城镇的作用不断减弱的结果。
值得一提的是,2000—2005年间是城镇净反哺乡村作用增加较为明显的阶段,而1978—2000年之前和2005— 2012年间城镇净反哺乡村作用基本呈缓慢下降趋势。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在2000—2005年间支农惠农政策的效果较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支农惠农政策缺乏相应的长效机制。比如粮食价格、农业补贴等应建立起随物价水平变化的调整机制,否则对农业和农民的政策倾斜容易随生产生活物价水平的提高而逐渐降低惠农效果。
第二,最终消费是引起乡村净支持城镇的主要来源,投资和出口有利于城镇反哺乡村。从图 5可以发现,在最终使用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对城镇净反哺乡村的作用始终为负值。也就是说,乡村消费对城镇的经济拉动作用要大于城镇消费对乡村的拉动作用。但这种差异在2000年以后总体上有所缩小。因消费引起的城镇净反哺乡村系数从2000年以前的平均-0.6的水平缩小到2000年以后平均-0.4的水平。这可能主要得益于2000年以后城镇化的迅速推进导致的城镇人口的大幅增加,以及城镇居民对乡村旅游的贡献增加等原因。
相对而言,投资和出口对城镇净反哺乡村系数的贡献始终为正值,且其作用呈现逐渐加强趋势。2000年以前投资和出口对城镇净反哺乡村系数的贡献值合计基本在0.05— 0.10之间,但2000年以后这一数值基本在0.2—0.3之间。这是因为乡村农业投资和农产品出口的增加对城镇经济的拉动作用较为有限,而城镇非农产业的投资和出口增加都会或多或少的通过产业关联效应对乡村农业产业和乡村劳动力的收入产生影响,从而有利于城镇对乡村的反哺作用。
第三,对农产品消费、建筑业的投资、纺织机械产品的出口是促进城镇净反哺乡村的主要来源,而对服务业、食品、机械、批发零售等非农行业产品的消费以及农产品的出口和投资是抑制城镇净反哺乡村的主要力量(图 5)。由于本文假设乡村只有农业、城镇只有非农产业,因此非农行业的消费、以及农业的出口投资对城镇净反哺乡村系数的贡献均为负值,而非农行业的出口和投资对城镇净反哺系数的贡献均为正值。从贡献程度看,农业的消费(2012:0.114,2002:0.150,1992:0.031)、建筑业的投资(2012:0.062,2002:0.114,1992:0.016)、纺织业的出口(2012:0.048,2002:0.040,1992:0.039)是推动城镇反哺乡村的主要力量。尤其是增加城镇对农产品的直接消费和城镇建筑业的投资对城镇净反哺乡村效果最为明显。而对其他服务业的消费(2012:- 0.228,2002:- 0.241,1992:- 0.065)、食品消费(2012:- 0.07,2002:- 0.08,1992:-0.09)、机械制品消费(2012:-0.07,2002:-0.04,1992:- 0.08)、批发零售业消费(2012:- 0.05,2002:-0.05,1992:-0.09),以及农产品的出口和投资(2012:-0.06,2002:-0.03,1992:-0.07)是阻碍城镇净反哺乡村的主要经济活动。尤其是乡村对城镇其他服务业的最终消费(可能主要是教育、医疗行业)对城镇净反哺乡村最为不利。虽然乡村对食品的消费在乡村支持城镇系数中也占较大比重(表 2),但城镇对食品的消费也会带动乡村农业的发展,因此从净作用来看,食品消费所占比重相对并不突出。
5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本文在乡村只有农业、城镇只有非农产业的假定条件下,运用城乡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了“乡村支持城镇、城镇反哺乡村”的定量模型,分析了我国1987—2012年间城乡间的经济联系。从分析结果可以得出如下主要结论:第一,从经济联系角度看,我国城乡关系仍处于乡村支持城镇阶段。但乡村对城镇的净支持作用总体上不断减弱。一方面城镇对乡村的反哺作用不断加强,另一方面,乡村对城镇的支持作用也在减弱。第二,乡村对其他服务业(可能主要为教育、医疗行业)的消费是乡村支持城镇的最主要活动,也是导致我国城乡关系处于乡村支持城镇的主要力量,且具有增加趋势。乡村对食品、机械等非农产品的消费也是乡村支持城镇的来源,但占比不大,且总体呈下降趋势。第三,城镇对农业的消费、对建筑业的投资、以及纺织服装业的出口是城镇反哺乡村的最主要经济活动,同时也是对城镇净反哺乡村贡献最大的活动,其作用程度呈先增后减的趋势。
根据本文上述结论,对我国进一步促进城镇净反哺乡村提出以下政策方向:第一,减轻乡村居民在其他服务业领域(如教育、医疗等)的支出负担是关键。比如加大乡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投入、增加乡村居民教育补贴尤其是非义务教育阶段补贴力度等措施都十分有利于城镇对乡村的反哺作用。第二,刺激城镇居民对本国农产品的消费、保持建筑业投资力度、扩大纺织服装行业的出口水平是重点。比如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消费型农业,保持房地产行业的健康稳定发展,提高纺织服装出口津贴并提高其产品附加值等措施对于促进城镇反哺乡村都将会有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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