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各地城市普遍掀起了规模宏大的新城新区开发运动^{[1, 2]}。新城新区是城市规划和建设领域的常用专业名词，主要指城市基于发展需要，在主城以外开辟和集中开发建设的新型城市功能区域^{[3, 4]}。中国新城新区开发始于1950年代的工业综合体建设，改革开放以后得到真正迅速发展，先后呈现出经济特区、开发区、旅游度假区、大学城、产业新城、综合新城新区等众多形态。2013年，李铁和范毅等对12个省的新城新区开发情况作了调查，发现：①12个省会城市全部提出、且规划建设了55个新城新区；②144个地级城市中有133个城市提出、且规划建设了200个新城新区；③161个县级城市中有67个城市提出建设新城新区^[5]。这说明，新城新区的开发已经成为这一时期我国各级城市普遍采用的发展战略。我们有必要深入认知中国这场大规模的新城开发运动——它不仅是中国城市空间结构重组的过程、资本向建成环境领域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也是中国城市空间不平衡发展的加速过程。城市政府一般将新城新区定位为城市的副中心和重要的功能片区，赋予其开发与发展的战略优先权，进而引导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本向这些新城新区集聚。与此同时，一些老区和郊区则被政府所忽视，成为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本配置的低谷，加速了这些地区的老化、衰退与非正规化等过程。本文认为，城市空间不平衡发展既可能是一些新城新区快速开发的结果，也是其所需的重要条件，要完整地理解中国的新城新区开发运动，有必要将新城新区的快速开发与城市空间的不平衡发展统一分析。

当前中国新城新区开发的研究主要采用城市化与城市空间结构调整^[6-10]、企业主义城市（urban entrepreneurialism）和城市增长机器（growth machine）^[11-16]、居民住房需求驱动^[17-20]等理论视角。城市化视角认为，随着我国单中心城市的人口压力、交通与环境问题凸显，城市空间到了必须进行结构调整的阶段，而多中心都市区建设则是主要的解决手段，这种视角将新城新区的开发理解为城市化的客观需要和阶段。然而，不少中小城市也推出了大规模的新城开发计划，这说明新城开发运动并不一定由客观的城市化需求所推动。企业主义城市视角则从政治经济角度来理解新城新区开发运动，它认为在分权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三重环境下，中国城市经历了类似西方的企业主义治理转向，新城开发是这一时期企业主义城市治理的重点工程。为实现资本积累、地方营销和竞争力提升等多重目标，企业化的地方政府和资本力量组成了增长联盟，共同推动了新城新区的快速开发。还有学者认为，中产阶层扩张的住房和不动产投资需求构成了我国大城市新城新区发展的需求侧机制。这些研究视角较好地解释新城新区开发的动力结构，然而仍然难以解释：在资本、政策和人口等要素流动加速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环境下，一些新城新区是如何提升其地点黏性（stickness），吸引优质要素超常规集聚从而实现“优先”发展的？

本文引入国家空间选择性视角，以南京河西新城为例，解读其快速和超常规（不平衡）发展的过程与机制。国家空间选择性是指国家基于特定的战略需求，选择性地干预地理空间的发展进而造成空间不平衡发展的过程。这一理论视角发展于1990年代后期，并逐步成熟于2000年代早期。它的发展旨在回应199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国家空心化” ^[19-21]或“国家消亡” ^[20-22]等论调，同时从“国家”（state）的视角丰富和发展空间生产理论。中国具有典型的“强政府”特征——国家不仅培育和引导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在当今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发挥着强有力的战略引导和干预作用^[23-25]。因此，引入“国家空间”视角，探索国家或政府在新城新区开发中发挥的作用及其对城市空间结构的总体塑造作用，具有显著的理论与现实意义^{[25, 26]}。

2 国家空间选择性与地理空间不平衡发展

国家空间性选择理论都是建立在理论家鲍伯·杰索普（Bob Jessop）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上，是其在空间维度的延展。

2.1 国家空间选择性与地理不平衡发展

杰索普作为规制主义（regulationist school）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其重要贡献在于发展了“策略—关系”国家理论（strategic-relational theory of state）^[27]。杰索普认为在矛盾的社会关系格局中，国家缺乏独立管理经济和社会的能力，必须通过与相关利益群体的接合（articulation）来实现国家的职能；国家与不同利益群体的接合是国家的政治策略（political strategies）。所谓国家的“策略选择性”^[27]，是指国家在不同背景下优先选择某些策略而忽视他者的趋向，其反映的是国家对于社会政治基础的选择过程，国家优先代表和维护它们的利益。

鉴于杰索普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缺少对于空间问题的充分关注，地理学家马丁·琼斯（Martin Jones）和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对这一理论作了空间化延展。琼斯认为国家策略选择性内在地包含了一个地理空间维度，即国家在实施策略选择性过程中，存在着差别化地对待地理空间的倾向^[28]，他据此发展了“空间选择性”（spatial selectivity）概念^[28]。布伦纳则进一步建构了更加完整的国家空间理论^[29]。他认为国家的权力实际由不同领域和层级的国家机构所行使，国家的干预行为都具有特定的空间指向和空间效应，他由此将国家的权力组织和国家干预行为的空间性定义为“国家空间（state space）”^[29]。国家在选择和实施特定政治策略的同时，会构建和调整其空间选择性，布伦纳将这一过程称为国家空间选择性重构。

1990年代以来的西方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国家（政府）明显减少了对于经济和金融的管制，弱化了其社会管理和福利供给的功能，因此不少学者认为西方经历了所谓的“国家空心化”过程^{[21, 22, 30]}，流动资本才是全球化时代资本主义地理不平衡发展的决定力量。以布伦纳等为代表的地理学者认为，国家并未经历所谓的“空心化”过程，而是在资本主义危机的背景下重组了其空间选择性^[31]，即不再以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s）作为中心管理层级，不再追求国土空间的平衡发展，而是采取了一种“全球地方化”策略（glocalization）^[32]——将国家权力下移至地方层级，激励它们根据内生优势，采用企业化管理，竞争流动资本和人才，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实现城市等级的跃升。1990年代以来扩大的全球地理发展不平衡，不能仅仅归结于资本的不平衡流动，而国家空间选择性的重构同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8, 29, 33]}。

2.2 国家空间选择性视角下的新城生产分析框架

至于如何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运用国家空间选择性理论视角，布伦纳提供了两个相对具体的分析工具——国家空间策略（State Spatial Strategies），即偏向特定地区或地理尺度的空间干预策略）与国家空间工程（State Spatial Projects，即偏向特定管理领域或层级的国家权力组织）^[29]。也就是说，国家的空间选择性主要通过不平衡的空间发展策略和国家权力的选择性配置来实现。

中国历来具有“强政府”的制度特征，除了以上两个维度的国家空间选择能力外，中国各级政府还保有非常强的国有资源配置能力^[25]。相较一些西方国家（美英为代表）所采取的激进“私有化”改革，中国还保留着庞大的国有经济体系，如国有银行体系，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信贷支持，中国政府还拥有全部城市土地、矿产等资产的所有权，具有依托这些资产进行大举融资的能力^[34]。据此，我们认为中国背景下的国家空间选择性可展现在空间战略、国家权力和国有经济资源的空间配置三个维度。

这三个维度的空间选择性呈现为相互配合与支撑的关系^[23]：①空间战略是经由利益团体（如不同领域与层级的政府）广泛博弈而选择出来的一套发展方案（vision），是国家空间选择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基础；②国家权力的空间配置是国家空间选择性的组织和制度基础；③国有资源的空间配置则是国家空间选择性的经济过程，是造成特定地理空间效应的直接环节。以上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完整的国家空间选择性逻辑链（图 1）。

3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河西新城位于南京外秦淮河以西，是由外秦淮河与长江围合的一片完整区域，区域面积94平方公里，共分成三个开发片区。其中，北部片区28平方公里，为已建区域；中部和南部为未开发地区，是河西新城待开发建设的主要区域（图 2）。2002年南京市政府在河西新城地区进行了行政区划调整，将中部和南部待开发区域全面划归建邺区。因此，建邺区构成了河西新城的主要区级行政主体。

河西新城开发项目始于2001年，是南京市最早开发的新一代独立新城，也是南京市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迄今运作最为成功的一个新城。为实现快速和高品质建设河西新城的战略目标，南京市做出了一系列国家权力和国有资源的选择性配置安排，并广泛复制到后续的新城新区开发中。因此，南京河西新城的开发实践应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本文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即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资料分析等方法，来深入剖析南京市在河西新城所实施的国家空间选择性过程。2013至今作者持续跟踪河西新城开发建设动态，并采访到南京市规划局、河西新城开发建设指挥部、建邺区政府的有关官员，比较全面地掌握了河西新城开发建设的过程，且收集了各个时期的政策文件、规划文本和研究报告。

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必要的定量研究作为补充，包括：①描述河西新城优先发展及其所造成的城市空间不平衡发展状况；②比较城市空间不平衡发展的主要引导机制；③描述国家空间选择性推动的新城发展所产生的负效应，等等。定量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南京市统计年鉴（2007—2015）、南京国土资源局发布的土地出让数据^①、中国房价行情平台提供的南京各区房价数据^②，以及南京城市规划建设年报（2005—2012）。

4 国家空间选择性过程与南京河西新城的开发

在实证研究部分，本文将关注以下三个过程：①河西新城的开发在南京城市空间发展中的战略位置；②南京市政府为推进河西新城的发展所做的权力配置安排；③南京市政府向河西新城集中、精准配置国有经济资源的过程。

4.1 河西新城作为南京城市空间发展的战略重点

计划经济时期，南京在国家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是长江流域四大中心城市和仅次于上海的华东地区经济和交通重镇。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上海浦东新区的开放与开发，长三角地区愈益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南京偏居长三角地区的西隅，且深受计划经济模式的路径依赖，在引进外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方面步伐较慢，导致了其区域地位不断下降——同上海、苏州、杭州等城市的经济规模差距拉大，被无锡、宁波等城市所超越。

面对日益下降的区域地位，南京市于2000年制定了结构转型、主动融入全球化与城市区域地位复兴的三大发展目标，指出要把南京重塑为一座产业先进、功能强大和具有现代化风貌的新兴国际化都市。2001年，南京市政府提出了“一城三区”空间发展蓝图（即建设一个河西新城，三个新市区），并以它们作为南京未来城市建设和产业发展的主载体，承担着落实南京三大发展目标的主要责任，其中河西新城被省市政府视为关键载体，是“一城三区”战略的重中之重。因此，在河西新城的总体规划中，它被明确定位为：集金融、商务、商贸、会展、文体五大功能的南京副中心城区，展现现代化新南京的标志区，其战略意义被提升至“古都金陵看老城，现代化新南京看河西”（李源潮语）的高度^③。

4.2 河西新城的管理领域重组与管理层级跃升

1980年代中期以来，区街经济迅速发展，我国一些大城市为适应城市区街经济的迅速发展，开始了城市层次的分权化改革，市级政府将大量事权和财权下放至区级，形成“向市辖区放权”、“做大做实市辖区”的改革做法^[35]。南京市政府从1985年起建立了区级财政，并伴随区级财政能力增强，城市建设任务及相应的管理权限也经历了下放过程。至2000年代，南京市城建的责任与权力划分基本形成这样一种格局——少数跨区或重大工程由市政府机构直接组织及负责投融资，绝大多数一般城建项目都是区级政府依托可建设用地自行融资和组织实施^④。这种分权体制在城市建成区的实施不存在问题，但在开发建设活动集中的新城区则面临严峻的挑战^[4]。由于新城区的基础设施、产业基础均比较薄弱，郊区政府是否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独立承担大规模的新城区开发任务是首要的挑战；其次，区级政府管理层级低，其负责的开发建设项目往往需要通过冗长的审批过程，一个建设项目从立项到实施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行政成本。

面对如此挑战，为加快河西新城的开发，南京市政府在河西新城实施了一系列特殊的权力配置。首先，南京市政府于2002年专门划出56km²的核心建设区，组建直属于市政府的河西新城区开发建设指挥部（正局级单位，以下简称“河西指挥部”），由其独立封闭运作核心建设区内的城市规划、土地开发、项目投融资与建设工程管理等事务。核心建设区外其他区域的城市建设任务仍由其属地区级政府承担。通过河西指挥部的设立，河西新城的开发建设任务实现了分解与重组，绝大部分任务已经从区级政府上移至市级河西指挥部。

相较于以区级政府为平台来运作河西新城的开发，市级河西指挥部具有以下优势：①南京市领导、市级部门和建邺区领导直接兼任河西指挥部的负责人，指挥部领导定期召开工作会议，决定新城开发建设的重大事务，及时解决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按照“办事不出新城”的要求，市发改、规划、国土、交通、环保等职能部门移交或委托河西指挥部行使有关市级职权，省去了跑市里、跑部门冗长复杂的流程，从而形成了高效率的治理架构；②南京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给河西指挥部提供了一系列特殊政策。如南京市规划局在河西新城推出了一批改进规划审批工作的措施，使得河西新城的很多重要建设工程可以采取“边开工、边走审批程序”。又如，为加快河西新城CBD金融集聚区的建设，南京市政府出台了《全面支持南京（河西）金融集聚区发展的实施办法》，不仅为金融机构在河西集聚区发展提供了各种优惠的补贴、税费减免和奖励政策，还采取了全市新建金融机构必须向河西金融集聚区集中的强制措施。这表明：相比于一般地区而言，河西新城核心区的开发获得了明显权力和制度优势，这就是选择性的国家权力空间配置在河西新城开发中的具体体现。

4.3 河西新城作为公共资源选择性配置的对象

河西新城的发展获得战略优先性、特殊的权力配置的背后，是南京市政府对于河西新城发展优先配置国有资源的过程。

（1）土地财政资源的优先配置。南京现行的分权体制下，一般性的城市开发建设事务主要由区级政府来承担，但是土地储备和出让金征收统一由市政府土储中心承担，区级可以获得40%左右的出让金返还用于项目建设支出（表 1）。实际上，区级政府还需将土地出让收入中相当一部分用来应付庞杂的社会事务^⑤。

河西指挥部成立后，河西新城70%左右的开发任务实际上是由河西指挥部来承担。市政府授权河西指挥部直接收取、使用和管理土地出让金，且规定除上缴国家和省的刚性提计外（约17%），市提计部分全额返还河西指挥部用于新城开发建设（表 1）。仅此一项，以单位面积地块计，河西指挥部可支配的土地出让金就比一般区级政府多出了1倍的份额，且由于无须承担众多的社会服务责任，这些土地经营收入可以全额投入到城建开发之中。此外，南京市政府还授权河西指挥部直接收取各种规费、市场化经营公共资产并留成全部经营收益（如省市政府投资建设的博览中心、奥体中心等国有资产经营收益，道路桥梁地名冠名费等）。以上情况表明，河西新城的开发建设获得了比一般地区大得多的财政资源支持。

（2）发展机遇与公共资源的集中投射。南京市政府持续将一些重大事件、公共资源集中安排在河西新城，以此来促进河西新城的开发。例如，南京市级政府将2000年以后南京承办的所有“大事件”都部署在河西新城，包括2005年的全国十运会和绿博会，2008年的第四届世界城市论坛，2013年亚洲青年运动会和2014年青奥会。大事件的动员和营销效应，为大型公共项目的密集投射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也为资本的流入发挥了动员作用^{[36, 37]}，形成为河西新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源。在这一系列大事件的持续带动下，2004—2014年河西新城所获得的省市级大型社会公共项目投资占全市的比重一直高达40%以上（表 2）。河西新城之所以能吸引地产资本的争相进入，这些优质的公共设施项目功不可没。

4.4 河西新城区的“超常规”空间开发

2000年代中期以来，河西新城一跃成为南京城区土地开发和城建投资最为集中的板块。2002—2012年建邺区（河西新城的主体部分）住宅和商业办公用地出让金累计收入达440亿元（当年价），相当于南京江南八区（主城区）土地出让总收入的39.7%^⑥；自2002年启动河西新城区建设至2010年底，河西指挥部（河西国资集团）直接投资累计完成约400亿元^⑦，拉开了新城区发展的空间骨架，为迅速提升新城形象、撬动社会投资启动了重要作用。在河西指挥部的运作下，2006至2010年底，河西新城共吸引商业地产和房地产开发等社会投资约1030亿元，分别相当于南京江南八区同期房地产投资总规模的53.8%^⑧，成为全市房地产投资增长最为迅猛的地区。

作为其高品质开发的体现，河西新城的商品房价经历了迅速的攀升。2006年建邺区商品房平均价格5930元/m²，均低于中心城区其他区，至2011年已经涨至17200元，仅次于传统中心区鼓楼区。至2016年，河西新城区的平均房价继续快速上涨，已经超过了鼓楼中心区的均值，位居全市房价峰值^②。综上，自确立为全市空间发展战略重点以后，河西新城确已成为全市土地开发和房地产投资的“龙头”区域，成为城市公共资本和社会资本集中流入的地区，形成了高品质开发的模式，经历了“超常规”水平的空间发展过程。

5 讨论 5.1 新城开发机制：资本空间选择性还是国家空间选择性引导？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河西新城的快速开发与其他地区发展不平衡究竟是资本的空间选择性还是国家的空间选择性引导的结果？事实上，理解城市空间不平衡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视角是资本空间选择性理论。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资本空间选择性理论”（the seesaw theory of uneven development）认为，资本的不平衡流动是造成地理不平衡发展的深刻原因。他认为城市尺度上的资本不平衡流动受到“地租差”（rent gap）的牵引，实际地租与潜在地租水平的差值越大，资本越有可能流入这一地区，从而造成流出地与流入地之间的不平衡发展^[38]。本文认为，地租差与城市开发投资活动的耦合关系可作为资本空间选择性作用强度的重要表征，即：潜在地租差越大，其土地开发的利润空间越大，因而可能吸引的土地开发投资越多——地租差水平与吸引投资规模应该成正因果关系。若地租差水平与投资量的演化呈不相关或者负相关关系，则可以认为城市的开发相对地偏离资本空间选择性引导，而更可能由国家空间选择性所引导。为探讨这一问题，本文对建邺区（河西新城主体所在市辖区）和南京江南其他三区（如图 2，紧邻老城中心区三个区是承接老城功能疏解、城建与产业发展的集中区域，分别为下关区、栖霞区、雨花台区）的潜在地租差及实际吸引的投资量进行了对比分析。

首先，根据南京国土资源局提供的2006—2014年土地交易数据计算历年各区平均交易地价，根据中国房价行情平台所提供各区历年平均房产交易价格，计算五区历年的“地租差”（本文采用平均房价/平均楼面地价来衡量），且以建邺区历年的“地租差”为分子，以其他区历年的“地租差”为分母，计算相对“地租差”值，得到该值的演变趋势曲线（如图 3）（下关区于2013年并入鼓楼区，故2013—2014年下关区数据有缺省）。从曲线可知，建邺区相对其他区的潜在地租差在2010—2013年之间经历了一个明显的下降过程，主要原因是河西新城的地价上涨迅速，而房价的涨幅相对较小，这使得该区的地租差相对收窄。

其次，根据历年土地交易数据，计算建邺区相对其他三区吸引土地开发投资规模的比值，得到相对投资量的演变趋势曲线（如图 4）。

两幅趋势曲线对比显示，尽管建邺区相对其他区的潜在地租差比较值在2008至2013年间小于1，但是建邺区吸收的土地开发投资规模与其他三区仍保持大于1的比值，且在2008—2013年之间呈扩大的态势，这说明土地开发投资并未随着潜在地租差的变化而发生空间转移。这主要源于政府在此期间持续在河西新城植入世界城市论坛、青奥会等大事件的结果，既维持了大规模的公共投资项目，也给资本市场创造了持续的高预期，使得河西新城仍然是最主要的投资目的地。综上，我们认为土地开发资本向河西新城高度集聚并非由“地租差”所引致，国家空间选择性可能发挥着更关键的引导作用。

5.2 国家空间选择性引导下的新城开发：综合发展还是房地产化？

国家空间选择性在引导河西新城快速开发的同时，也造成了其发展缺乏一般城区发展所具有的综合有机性。首先，地方政府普遍将新城的建设作为一种城市营销战略，其首要目标是推进现代化新城的快速建成，因此地方政府选择了土地开发而不是产业发展与社会建设作为优先目标。在河西新城的发展中，南京市将河西新城核心区的开发建设事务上移至市级运作，而河西新城的产业发展和社会管理则仍然由建邺区政府来承担，这表达了将土地开发置于更优先战略位置的意图。其次，地方政府为推动基础设施和大型公共设施的建设，高度依赖于土地金融的运作模式。巨大的债务压力使得地方政府必须选择立竿见影的房地产开发模式，而不太可能依赖长期的产业税收来偿付债务^[34]。

再次，为匹配高品质的新城发展愿景，地方政府一般会设置比较高的产业准入门槛，一般选择发展高端的科技产业、生产服务业等，这构成了政府对于产业发展的选择性，这种产业选择性进一步抑制了新城产业发展的有机性。因此，国家空间选择性所引导的新城开发可能造成新城内在结构的不平衡——一方面高度依赖于土地金融和房地产开发，另一方面产业和社会发展则明显滞后，造成事实上的房地产化。

从河西新城发展情况来看，同土地和房地产开发的“优先性”形成鲜明反差，河西新城在产业和社会发展方面呈现相对“滞后性”。由于河西新城主要定位为疏解南京老城区的人口和服务业，本文以人均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常住人口增长三项指标来分析。2006至2014年，建邺区在前两项经济指标的增长量上处于南京江南市区中较低的水平。至2014年，建邺区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人均第三产业产值两项指标的绝对值仍然处于江南市区的谷底。从人口增长情况来看，2006—2014年间，建邺区常住人口仅仅增加了3.59万，远低于同处外围的栖霞区和雨花台区，甚至还低于需要疏解人口的老城三区。这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河西新城并未实现综合的发展，而是呈现出一定的房地产化。

6 结论

本文引入国家空间选择性视角，并对其分析框架做了一定“本土化”改造，我们认为国家空间选择性在我国背景下可具体展现为选择性的空间战略、选择性的权力和国有资源空间配置三个维度。

在此基础上，本文透视了南京河西新城“超常规”发展的过程和机制。围绕将河西新城打造成城市副中心的战略目标，南京市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空间选择性过程：①设立了河西新城指挥部，提升河西新城开发的运作和管理层级，提高了河西新城开发决策和执行的效率；②以河西指挥部为组织载体，向河西新城核心建设区集中投射了大量优质国有资源。这些选择性过程的总体结果是，创造了不均衡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使得发展基础薄弱的河西新城迅速提升竞争力，转变为资本争相流入的新空间。

本文还对比了资本空间选择性和国家空间选择性在引导河西新城“超常规”开发中所起作用。分析显示，河西新城土地开发的实际利润空间在2008—2013年之间已有所收缩，但政府通过持续植入国有资源等措施，提升了河西新城的发展预期，使其维持了高水平的土地开发投资规模，表明国家空间选择性可能展现了更强的空间发展引导能力。国家空间选择性在快速推动河西新城开发的同时，也给河西新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效应。相比于经历长期自然发展过程的地区而言，河西新城的发展表现出高度依赖土地和房地产开发的特点，产业和社会发展相对滞后，造成了事实上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于房地产发展，可能造成新城发展结果背离政府的战略初衷，不仅难以起到真正疏解老城压力、缓解城市病的功能^[39]，在一些中小城市还可能引发房地产和债务风险等问题^[34]。这就要求城市政府审慎地制定和实施具有选择性的空间干预行为，在遵循市场和社会的实际需求的基础上科学决策，如此才能保证政府的国家空间选择策略得以成功的实施，并产生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注释：

① 来源于网址：http://www.landnj.cn/LandBargainInfo.aspx。

② 来源于网址：http://www.creprice.cn/user/datades.html。

③ 资料来源：河西新城区总体规划, 2002。

④ 资料来源：中共南京市委办公厅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建立透明规范的城乡建设投融资机制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宁委办发[2014]98号]。

⑤ 资料来源：鼓楼区建设局官员访谈, 南京, 2013年5月。

⑥ 资料来源：根据南京国土资源局网站数据整理。

⑦ 资料来源：河西新城区十二五规划纲要, 2011。

⑧ 资料来源：南京统计年鉴（2007-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