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不少历史悠久的古村寨发生火灾，大火吞没了古建筑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和文化信息，也吞没了百姓安身立命的居所。灾难引发了与日常状态有别的社会进程和社会场景，使得社会深层的价值体系被凸显出来，成为社会构建、自我发展、生命追求的显示器和放大镜^[1]。灾难本身与灾后应变反映自然、生物和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也反映这些因素如何在物质和文化世界里运作^[2]。从社区日常生活尺度探讨灾后现实，通过灾难来理解人类社会的运行机制，已经成为研究人与环境的关键问题和发展趋势^[3]。经历了大火引发的灾难，居民惯常行为被迫中断，生活的物质外观面目全非，其所属社会结构及其功能遭到破坏，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寻求对惨重损失和生活剧变的解释与意义^[4]。为此，本文以剑河县温泉村发生火灾近三个月之时作为调研时间节点，围绕苗族村寨居民受灾情况和家中损失的重要物品，来思考由物品连接的家之情感和意义。

《尔雅·解宮》提到“牖户之间谓之扆，其内谓之家”，家是被围合起来的，是内部的空间，“家”具有多重指向，既包含着建屋居住与亲情关系，也包含着承传技能和礼仪习俗^[5]。家包含了实用性价值和无形的价值^[6]，有多层次的尺度和范畴，家、家园、社区、家乡、国家都在一定程度上被涵括进“家”的指代^[7]。中国的“家”是培养道德、规范社会的手段，西方的“家”是获得个人幸福的手段^[8]，但中西方对“家”有很多共通的理解^[9]。“家”渗透在人性中，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和生活中心^[10]。每一个人都被创造、出生、终老、死殁于其家的脉络之中，家成为一面折射自我和发现自我的镜子^[11]，是具有排他性和保护性的私人空间^[12]，是能够获得温暖愉悦和康养环境的场所^[13]，但家也可能是威胁和暴力^[14]与辛苦劳动的场所^[15]。“家”不是单一的房子构筑的物理空间，它还是盛满家具等物品的集装箱，它饱含社会关系，既是物质性的又是符号性的，既可能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也可能存在于想象之中^[16]，是存在和位置占有的象征^[17]，还是生产身份和理解社会最重要的载体，更是个人情感和社会意义根植的场所^[18]。通过“家”，人们才得以不断融入世界，使个体生命价值与自我认同得到确证和维护，是地方依恋和地方意义中最典型的构成^[19]。

在个体本位突出的近代西方，“家”受到了系统性的消解^[20]，然而家自身的价值取向是个体主义价值形式所不能取代的^[21]。目前，西方社会科学界对“家”的研究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家”之意义在后现代社会越来越被重视^[22]。西方在医学、心理学、社会学、地理学和人类学领域都有展开对“家”的相关问题探讨^[9-22]。从地理学的视角来看，对“家”的研究一直注重也越来越侧重人地互动中的人文关怀，探讨“家”的空间尺度^[7-9]、人与家的地方性双向同构^[10-12]、“家”的物理空间和社会属性^[7-18]、功能效用^{[15, 16]}和积极与消极情感维度^{[9, 10, 13, 14]}，还涉及家作为地方对群体的身份建构与社会认同的影响^[18-20]、依托家而产生的地方依恋和地方意义^[20]、移民“家”的地方性感知与表征^{[17, 24]}等问题，其中阶层身份、性别化的空间、权力关系、老年健康、跨界移民家的重构以及无家可归者都是主要研究话题^[14-24]，偏重于“家”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历史和环境要素。也有不少学者强调特定物品之于创造“家”的感觉和归属的重要程度^[25]。以物品作为探索主题源自早期一些哲学家对于财产的关注，Gusdorf早在1948年就提到物品对人格塑造的影响，Gabriel和Sartre也都提到过相关的话题，他们认为过去的记忆、现在的经验和未来的梦想都与构成人类环境的事物有关^[26]。Mead认为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看成是事物之间的关系，事物本身具有角色塑造性和社会符号性^[27]。阿伦特全面阐述了事物在社会中的意义，指出事物能跨越历史传达意义，物作为一种信息源，能识别意识身份，有一定的内在秩序和粘合力^[28]。物品是中立的，但人是否拥有和使用物品，使得物品不中立且呈现出物的人格化，物品也在塑造和使用着它的制造者和使用者^[29]。目前国内对物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共物品^[30]、商品消费^[31]以及艺术领域^[32]，对于家中的物品的研究还很少。国外以契克森米哈的研究最为全面，他通过多年的访谈调研，探讨物品对于“家”的构成贡献，以及由这些物品反映出的多样化情感、家庭环境氛围和人格特质^[25]。Rose探讨了家庭照片所连接的人与时空，体现的功能和情感意义^[33]，University着眼于分析房屋和家中物品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34], Tolia的研究发现，照片、绘画和图片等具有视觉文化的家中物品和摆设，被赋予超出其本身内容的价值和意义，折射出生活历程，承载着家园变迁和家庭环境，甚至成为文物或景观^[35]。Walsh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调查发现，一幅画、一个塑料碗和一台DVD构成了英国侨民在迪拜的家并强调了家中物品对理解家之意义的必要性^[36]。

中国人认为“居家自有天伦乐”，“家”在中国甚至被赋予了宗教态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37]。对于每个中国人而言，家是“乡土情结”和“乡愁”挥洒不去的根基，是血脉中流淌不息的依恋^[38]，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传统中，家是“差序格局”秩序典范的核心，集政治、伦理与文化意义于一身^[39]，是现阶段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最关键的场所之一，“家”的稳固会有效地推动各种社会价值规范的建立^[40]，因此，在社会加速变迁的现实当下，研究中华民族“家”的相关问题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然而，在有着重“家”文化传统的中国，我们对于家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日见势微，有学者急迫呼唤“家”哲学的本土化现代重生^[40]。因此，本文立足中国本土，以苗寨居民遭受火灾失去房屋为线索，从日常生活起居的微观空间尺度— “家”作为切入点，探讨人地互动的物质承载和由此引发的情感与意义，紧密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审视日常被迫中断后的物质与心理变化，梳理灾后所损失和所急需的物质内容，分析因受灾而凸显、激发和强化的情感与意义，是社会最基层的人文关怀^[41]，是人本主义价值取向的根本体现^[42]。本着民族地区居民火灾后需要的学术关怀，着眼于他们的“家”中物品，透过物品的社会属性并分析附着于“家”的情感，来理解民族村寨文化群体带着情感书写出来的家空间价值与意义，了解他们族群的地方性，以及灾难损毁家中物品和冲击地方感之后，紧迫需要获取什么样的生存物质和心理能量，以便于在实践中从物质配备和心理疏导方面给予精准救助，也为日后的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以及救灾活动提供一定的参考。

温泉村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岑松镇，居住着苗、侗、汉等民族，苗族人口占95%以上，村民主要经济来源于种养殖、工程土建和旅游服务，是岑松最富有的村寨之一。温泉村因村内有温泉而得其名，被评为“贵州30个最具魅力民族村寨”，成为正在开发的温泉景区之重要组成部分。然而，2016年2月20日的一场大火，使60栋具有民族风情的吊脚楼和百姓家里众多物品毁灭殆尽，给温泉村带来了创伤阴影不可逆转的灾难，也为世人留下无限悲伤遗憾。

2016年5月初，调研小组经过多次共同思考探讨，从调研程序、组织、方法和内容上做了多方面准备，2016年5月19日抵达调研地，共6人分两个小组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调研。以团队所住的农家乐为起点，按照滚雪球抽样^[43]方式寻找当地受灾居民作为访谈对象，在预调研过程中发现受灾居民都十分强调失去的家和希望重建的家，为此，依据Blunt等^[44]的观点分别用“现实的家”表示切实存在过的、居民曾经在那里生活的家，用“急需的家”表示居民心目中希望尽快重建的家。访谈中由居民“目前的生活现状”作为关怀切入点，在说明来意并征得受访者同意后，对访谈内容进行书面记录并全程录音且及时标好顺序编号，以“火灾发生时的情况和有什么损失”进一步展开话题，受灾居民通常会主动提到“家”的情况，调研人员进一步结合实际访谈就相关问题进行强调和延伸。共访谈42人，每次访谈在20分钟到50分钟不等，因有些受灾居民住到村外的亲戚家，还有的不愿意或不方便接受访谈，所以，被访谈者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达到样本饱和，而且从访谈内容来看，也基本达到了资料饱和状态。部分妇女因不会汉语而无法作为合适的调研对象，所以获得的男性访谈资料相对更多，受访者的文化水平以小学和初中为主，从职业来看年轻男性多打工，女性多从事农业或个体经营，有三位老年人属于行政事业单位。在此基础上，与村镇干部、剑河县旅游局和温泉旅游开发中心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对接，以更好地理解灾后应对措施和温泉村发展规划，并拓宽灾后研究伦理问题的反思。

调研完成之后，结合书面记录和录音内容将访谈信息整理为Word文档作为研究资料，依据社会学家Glaser和Strauss提出的扎根理论，采用NVivo11.0软件对研究资料进行处理，按照扎根理论“开放式编码—轴心式编码—选择式编码”的框架程序^[45]，分析家中重要的物品，以及由物品和情感引发的家的意义。首先将word资料文档导入NVivo11.0软件中，对原始资料进行初始开放式编码，筛选出与研究主题相关的内容并尽量使用受访者本人的话语作为自由节点，为进一步轴心式编码和选择式编码提供依据，接下来将与研究主题紧密相关的和出现频繁的初始编码进行聚焦筛选，对自由节点进行反复推敲，发现或建立类属之间的联系，应用NVivo11.0中的树节点整合功能实现归纳分类，最后在所有类属中选择出核心范畴，与其它范畴建立联系并验证关系，对不完备的范畴进行补充完善，并调整部分树状节点的位置和名称，最终分别提取出访谈对象所描述的在火灾后损失的重要物品25种（表 1），并结合原材料访谈内容，进一步应用分解、检视、比较、概念化和范畴化的质性研究方法程序^[45]，从物品本身所承载的价值和情感作为重要线索来归纳分析苗寨之家的意义。

表 1(Tab. 1

表 1 损失的重要物品 Tab.1 Important Items of Loss

表 1 损失的重要物品 Tab.1 Important Items of Loss

研究发现损失的重要物品（见表 1）主要包括生存依托和人生意义两种类型，其中生存依托的物品占到了75%以上，总频次最高的前四类分别是家具、家电、房子、苗衣银饰；抢救出的重要物品（见表 2）中苗衣银饰最多，其他也主要是生存依托的物品。受访者“急需的家”应有的物质配备可以归纳为4个主要类目和14个次级类目（见表 3）。对表 1、表 2和表 3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受访者在火灾中损失的重要物品和抢救出的重要物品以及“急需的家”中物质配备类目具有一定的一致性，生存依托的房子、家具、家电、食物、穿着、工具、钱等吃穿住用占有很大份额，尤其在希望重建的“急需的家”中，“住”一项即占了54.67%，吃占到26.67%，两项总共构成了80%以上，也不奇怪于有受访者直接表述“有吃有住就是家”，满足吃住方面又主要强调了“房子、家具、地基、设施、家电、粮食、炊具和菜园子”。

表 2(Tab. 2

表 2 抢救出的重要物品 Tab.2 Important Items to be Rescued

表 2 抢救出的重要物品 Tab.2 Important Items to be Rescued

表 3(Tab. 3

表 3 “急需的家”中的物质配备 Tab.3 Material Allocations in the "Urgent Needed Home"

表 3 “急需的家”中的物质配备 Tab.3 Material Allocations in the "Urgent Needed Home"

除此之外，很明显损失的类目要多于抢救出的类目，人们在抢救物品之时更多考虑生存的首要性，而当谈及损失之时，却对有人生意义的物品心怀遗憾。如果将抢救出的和损失掉的物品视作苗家火灾之前“现实的家”中的主要物质构成，则“现实的家”中所具有的物品要多于“急需的家”应有的物质配备，“现实的家”容纳了人们日积月累的东西，“老牌匾、旧军装、照片、棺材”等物品在“急需的家”中不会出现，这些不是新建家园的必须，“现实的家”中才会留存或预备，连接着生命的过去与未来。在“现实的家”中非常重要的“苗衣银饰”丝毫未见于“急需的家”，也正说明我们现有的最重要的物品未必是灾难后急需的家中的必需品。“急需的家”中所强调的“地基”、“水电设施”、“菜园子”，在现实中也是存在的，它们无法被抢救或不在重要损失物品之列，但却是构成“家”的重要物质支撑。把“菜园子”纳入家的范畴，意味着“菜园子”对于传统苗寨之家的重要性，且于本地居民而言，家的界限不仅仅是房子划定的空间界限，还包含围绕家延伸的附属区域^[13]。家电家具在家的物质构成中分外凸显，其中频次最多的又分别是床与电视，多位受访者提到现在的床或救济来的床不舒服，影响休息和身体健康，甚至有几位受访者自己专门买了新床，电视是生活中的主要休闲娱乐来源，劳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便是与电视为伴。

对受访者的访谈内容进行分解、检视^[45]，编码出9种情感分别为“亲情感、传承感、归属感、融入感、安全感、舒适感、成就感、幸福感、便利感”，见表 4。编码过程中发现，亲情感主要来自父母、妻儿等家人还有邻居；传承感包含经年累积的物品传承和仪式传承，充满文化脉络和时间沧桑；归属感源于自己所拥有的空间位置和拥有自主权的房子和其他物品，既有空间归属还有心理归属；融入感是生活时间久而形成的习惯或无意识状态；安全感是家人和房子共同营造的踏实心理；舒适感主要依赖所处环境和设施支撑；成就感是在“现实的家”中的一种自我价值体现；幸福感来自于“团结、和睦、温暖”，主要是家人给予的；便利感则体现在使用逐渐积累的日常物品方面。虽然受访者也表述火灾带来了“惊慌”、“辛苦”、“悲伤”、“惋惜”、“心痛”、“不适”等多重负面情绪，但是提到“家”，却全部是积极正面情感，甚至在描绘未来新建家园的状态中流露出美好的心境。

表 4(Tab. 4

表 4 “家”的情感 Tab.4 The Emotion of "Home"

表 4 “家”的情感 Tab.4 The Emotion of "Home"

无论什么样的情感，它并不悬置于空中，而是循着物质和人的交互而产生，“家”的情感也同样来源于或附着于“人”和“物” ^[46]。由表 4受访者具体表述的内容中能够看出，这些情感总是与一定的物联系在一起，却又超越了物质的层次，其背后连接的是亲属关系、历史信息、无意识状态或付出与怀念。且情感之间并不孤立，在这些情感交织中蕴含着人类更深层次的精神需求，正如Gustafson谈及日常环境时指向的幸福和尊严^[47]。

此外，“现实的家”能够实现所有的情感，而“急需的家”并没有体现传承感、融入感和成就感，因为传承感和成就感需要物质的承载，融入感更是需要时间沉淀，人们在重建家园之初，并没有这样的期望或无法达到这样的效果。由此可知，不仅“家”中物质有逐渐积累的过程，“家”的情感也在循序沉淀升华。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也正说明“家”中物和情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固态化成品，而是充满动态流变的过程。火灾使原有的物质和人的心理情感蒙受损伤，一些物品的重要性得到凸显（比如拖鞋和家中自制的辣椒酱），而另一方面，正如访受访者谈及，“灾难过后活着最重要，很多物品都不重要了”。甚至有受访者提到，“以前感觉不上台面的黄胶鞋，现在穿着也没觉得丢人现眼和不适应”，这也正是家的物品、情感乃至意义在重大事件之后产生变化的印证。

对于损失的和抢救出的重要物品为何会有类目和频次差异，受访者的相关具体表述中指出了原因，除了与物品本身是否具备抢救条件和火灾当时人们的心境有关以外，物品本身的价值意义是主要原因，可归纳为“珍稀贵重”、“生存所需”、“情感连接”、“纪念传承”、“属性特征”、“文化特色”、“自我成就”、“个人认知”和“有无对比”九大原因，其中，有8位受访者明确提到“现在什么都重要”，可见物品的重要性在火灾后得到彰显。对主要涉及的物品类目进行分析，便可知作为“现实的家”中最重要的物品，“苗衣银饰”不仅珍稀贵重，它还涉及情感连接、文化特色、自我成就等多个方面。而且，家中的物品之所以重要，与时间距离（小时候就有那棵老树、祖上传了好几代锤子、冰箱是新买的）、空间归属（没了房子，现在连避雨的地方都不属于自己）和社会关系（苗衣是奶奶和妈妈做的、那礼物是朋友们送的）密不可分，物品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激发人的情感又反过来被情感赋予独特的价值（礼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是朋友们送的），情感的时间性、空间性和社会性共同构筑了意义的产生^[48]。

家中物品的重要性能体现出家的价值意义^[25]，则“家”的意义必然能从物品重要的原因中分析得来。表 5“具体物品或表述”与前文所探讨家中重要物品和家的情感有无法割裂的联系，结合“现实的家”和“急需的家”中提到的重要物质构成和活动进行梳理，最终共构建出9类家的意义，分别为：财物积累、生存所需、情感连接、纪念传承、符号表征、身份认同、成就自我、空间界定和仪式承载，并且细分为23类次级意义（见表 5）。

表 5(Tab. 5

表 5 “家”的意义 Tab.5 The Meaning of "Home"

表 5 “家”的意义 Tab.5 The Meaning of "Home"

人们往往将日常的生产生活物品和最贵重的财物都放在家里，所以财富积累和物品积累构成了家的“财物积累”意义，这些财物是生存之所需，没有家就没有了生存的基本保障。家还是连接各种情感的地方，情感中无不透露着“纪念传承”的信息，或者传承了房子、锤子等物品，也或者是孩子维系的生命传承，还有像苗衣所展示的具有浓厚苗家特色的文化传承。但所有的财物都有符号表征意义，房屋的材料形式有自然之手的塑造，苗衣银饰和房子牌匾无不包含着苗寨居民的地方性和族群性，身份证和荣誉证书等又是自我形象与能力的呈现；居民通过这些物品获得地方感并寻求自我、族群和社会的认同，为此，家还发挥着身份认同的意义；人们凭借自己制作或赢取的一些物品而获得自我满足和自我发展，最终发挥成就自我之意义。家还是有地理位置和空间归属的地方，受访者提到的地基指明了家的位置，房子营造出空间归属意义，而菜园子更是将家的空间界定做了延伸；居民提到在被烧毁的“家”那里举办丧礼、特殊的节日也要去那里吃饭，是家所具有的生命仪式和节日仪式意义，火灾之后，将亲戚朋友送的鸭子带到被烧毁的老房子地基上杀掉，又是火灾这一事件仪式的体现，共同构成了家的仪式承载意义。

从相关的物品和其重要的原因分析还看出，家的这些意义并不完全独立，它们之间会存在一定的联系与交叉，不同的意义可能出自同一个物品，同一物品又可能承载着多重意义。无论是什么物品、蕴含着怎样的情感，又体现出何等的意义，最终都围绕满足人赖以生存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是人能够存活的原点，也正如某位受访者所说“有家人才能活着，家里稳妥了，心里踏实，才能去做事”，这句话仿似点破了家的终极意义即是为人提供能量地方。

人们日常在家中度过，离不开生产生活相关的各类物品，灾难之后，房屋居所和家中物品的重要性得到凸显，这些物品不仅发挥着功能价值，还连接着人的情感，彰显着家的意义，与此同时被烧毁的“现实的家”和希望重建的“急需的家”并不完全一致。具体分析的结论如下：

温泉苗寨居民的家在一定的地基范围内，由房子划定出空间归属，并通过菜园子有一定的边界延伸。家中的物品类目主要包括家具、家电、房子、苗衣银饰、食物、穿着、工具、钱等，以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吃穿住用为多。木房、苗衣银饰、床和电视组合在一起仿佛勾勒出一幅苗家人基本生活形态的素描。其中，苗衣银饰被提及频次之高彰显其独特且多重的意义。苗衣银饰是苗族人民生命中的必备物品，是重大节日或礼仪活动中的盛装，具有显著的民族象征，是苗族人民智慧和艺术的结晶，是穿在身上的历史，是地方性和族群身份认同的承载物，是文化的传承和情感的连接物，还是生活积累的财富，这也从另一个层面表明，生活中那些最重要的物品往往具有丰富的内涵，与多重情感和多重价值意义相关联。

家是一个空间，是一个地方，是一个有边界的场所，容纳了人们赖以生存和逐渐积累的物品，饱含着人们的亲情感、传承感、归属感、融入感、安全感、舒适感、成就感、幸福感、便利感。情感寄予物品之中并通过物品的累积而循序沉淀升华，是动态流变的过程，这种变化在火灾发生之后的情感与意义扭转中也得到印证，体现出时间性、空间性和社会性的统一。家的意义是在人与家所在的地方、与家所呈现出的物质形态以及容纳的物品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取决于家中物与人经年互动累积的情感^[49]，形成了包含财物积累、生存所需、情感连接、纪念传承、符号表征、身份认同、成就自我、空间界定和仪式承载的多维度意义，提供人类生存的物质能量和心理能量，家的终极意义也在物质功能和积极情感效用中得以实现，以“居家感”最终支撑人的生存发展^[50]。由此可见（如图 1），“家”是在一定的归属空间（地基、菜园子）中，通过构筑特有的形态（房子），装点生产生活的配置（物品），在空间、时间和社会作用体系下，累积惯习情感，能够带来物质能量和心理能量的地方，而且家中越重要的物品所承载的情感和意义维度层次也越丰富，情感和意义随着重大事件而产生流变。

图 1(Fig. 1)

图 1 “家”的意义体系 Fig.1 The Meaning System of "Home"

吃住和日常用品是人类生存所需的基础物质条件，居民在现实的家中更在意贵重且已有情感连接的物品，如苗衣银饰、老木箱、照片、书籍等，而当思索灾后急需的家之时，更关注其支撑条件如地基、水电设施、菜园子等。在人们的意识中，急需的家更需要底层构筑，而现实的家更偏重上层积累，二者在家的意义体系中都不可或缺。火灾之后，当地居民希望重建的家以满足马斯洛提到的生理和安全需求为主，也蕴藏着爱与尊重的寻找，但并没有要通过急需的家追求自我实现的意动。现实的家具有时间累积性，比急需的家囊括了更丰富的物品，尤其是具有苗族特色的“苗衣银饰”在现实的家中无比重要，而在急需的家中却不是必须，可见，现实累积的最重要的物品，未必是生存中的必须，但是对现实的家却有着不可抛离的作用价值。也因此，现实的家比急需的家承载了更多的情感和意义，这种超越主要来自与更多物品的互动，也来自时间的漫延，印证着家的意义本身充满稳定与动态两面性，于再生产的过程中得到丰富和提炼。

苗寨之家有其显著的地方性和族群文化特点，也具有一般意义的代表性。世代安身立命于温泉苗寨的家，虽然有别于迁移人口“家”的流动与转换^[27]，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居民地方感也被迫部分中断。居民们在火灾中失去的东西，不仅是被烧毁或破坏的物理特征，还有这些特征所体现的记忆和意义^[51]，流离失所的他们此时已经无暇将家的尺度扩展到“国家”和“家乡”，身边活生生艰难的日常，赋予“家”更多个人生存的企望，他们曾经是安稳的，现在也不曾离开家乡，老房子的地基和浓浓的民俗文化氛围还在，然而，房子和家中物品被烧毁，又使得他们身陷追寻“家”的归属和地方感的重构之中。

“家”的重建其实质是有关物质、意义、社会关系以及自我认同价值的重建，而且物品对于“家”的重建也会存在着激励（比如房子营造的归属感）、引导（比如最紧迫的吃穿住用）亦或是阻碍（比如新地基的审批）的作用。房子的归属感、生活的自由感以及舒适的床对于受灾居民来说很重要，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灾后救助的物质资源分配与效用程度。还有像农具、部分家电也应该纳入重点救灾的范围。此外，有些物品如照片、棺材、嫁妆、书、牌匾、证书、动物、玩具等，被提及总体频次不高，但这些物品对于某些家庭或个人所蕴含的特殊价值也不容忽视。灾后及时展开与家有关的物品、情感和意义调研，应用现代智能开发更具体细化的救助平台，以技术手段弱化救助无力或漏缺，便于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进行有针对性的援助，才能免除不必要物资的积压和浪费，实现社会资源效用最大化，推动精准救灾的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