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国际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呈现出了多元化、跨学科、边界模糊化等发展特征^{[1, 2]}。著名英国人文地理学家Ron Johnston等对当代人文地理学的发展作了如下总结：“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之前，学科（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可以追溯到少数几个关键学者和他们的作品，大多来自于德国和法国，而如今这些作品却很少被密切关注。人文地理学已经分叉为许多大陆流派，他们中的每一个流派都有着各自的核心人物和经典作品在引导着实践，却没有形成稳定的范式。具有争议的是，英美地理学（Anglophone geography）受经典作品限定较少，而更多受到经典概念的影响——如空间，场所（区域、情景和地方），及环境”^[3]。类似地，其他学者也对当代人文地理学做了概括性的描述。

首先，当代国际人文地理学具有很强的交叉学科特性。人文地理学一方面综合了生态环境研究、经济学与区域规划发展等传统学科领域，并不断吸收和运用新的技术方法，如地理信息系统（GIS）的应用^[4-7]；另一方面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人文地理学经历了革命性的文化转向，从而让国际人文地理学逐渐走向了社会科学，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行为科学等学科发生了交织^{[8, 9]}。国内学者在总结现有人文地理学SSCI期刊的学科分布的基础上，构建了当地人文地理学跨学科体系框架，发现人文地理的关联学科多达30多个^[10]。

其次，相比于其他的学科（如自然地理），当代国际人文地理学具有很强的地方化或地方嵌入性^[11]。各个地区的人文地理发展路径存在着很大差异，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其中，以欧美为主体的学者推动了国际人文地理学的社会文化转向，逐渐形成了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区域主义”、“女权主义”、“社会网络理论”、“演化经济地理”等在内的理论派^[12-19]。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继承了传统人文地理学关于人地关系、生态环境、区域规划与发展等研究命题，将人文地理学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发展主义”和“实证主义”属性的实践派^{[2, 20, 21]}。

再次，国际人文地理学呈现出高度极化的发展格局。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长期在人文地理学术期刊和论坛中处于霸权地位，通常称为英美霸权主义^{[22, 23]}。而被称为南半球（global south）的第三世界国家，甚至包括部分欧洲国家都处于国际人文地理学的边缘。这种高度不平衡发展格局无疑制约了当前科学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不利于学科的长远发展^{[11, 23]}。

尽管现有学者对当前国际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格局、地区差异、多样化等有着上述概括性的总结，但仍存在以下不足：①现有研究大多关注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发展，而缺少全球范围的整体性研究；②现有研究很少考察学科多样性对于国家人文地理学学科发展的影响作用；③现有文献计量分析在选择国际期刊时往往没有细分学科门类，而统一划分为人文地理学期刊，忽略了学科之间的差异；④现有文献分析在选择SSCI期刊时没有对期刊的国际化程度进行甄别，事实上部分人文地理的SSCI期刊只局限于部分地区的研究，并不是真正的国际期刊。因此，本文通过对人文地理学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期刊进行了删选和分类，试图从全球尺度对新世纪以来国际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进行系统而详实的文献计量分析，从而为把脉国际人文地理学发展趋势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有助于我国当前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双一流）建设。当然，通过SSCI期刊论文的统计分析来考察国际人文地理学发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事实上除了SSCI期刊之外还有许多其他形式的交流途径，如书籍、研究报告、会议等，但考虑到数据的获得性、可比性以及权威性，本文认为基于SSCI期刊的文献分析仍然是学科发展研究的重要途径。

文献计量法已广泛应用于学科评价分析，在信息与图书管理学领域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方向，称为科学政策与创新研究（science policy and innovation studies）^[24]。文献计量法也长期用于人文地理学学科发展的讨论。英国地理学者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分析了人文地理学几个主要期刊的引用情况，发现城市和经济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中占据中心地位^[25]。Bodman等通过国际期刊的发文情况、引用率、作者来源等信息长期观察国际人文地理学的发展趋势和特征，指出最近几年来，国际人文地理学的英美霸权正在受到挑战，但国际人文地理学仍然发展极不均衡，表现出很强的地方化倾向^{[11, 23, 26, 27]}。国内学者主要通过分析《地理学报》的发文情况来探讨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特征、作者和合作机构、主流研究趋势等^{[21, 28-30]}。也有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国际期刊的引文、词频、作者分布、合作状况，以及编委的组成，探讨了国际人文地理的发展趋势、特征、格局和存在的挑战^{[9, 10, 31, 32]}。此外，冷疏影通过统计分析国家自然基金中人文地理学科的课题申请情况，指出当前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学科边界开始模糊化，研究领域多样化^[33]。

文献计量法通常通过数学和统计学的方法分析文献量、引用率、作者、合作机构等方面的构成和相互关系。本研究聚焦于国际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格局、地区差异和多样性分析，采用了聚类法、多样性指数、雷达图等方法对国际人文地理学学术期刊（SSCI）进行量化分析。

（1）系统聚类法

聚类法是一种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的统计学方法，其原理是根据不同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大小进行类别划分，同一类观察对象之间的距离要小于不同类之间的距离。聚类方法包括多种算法，而且由于算法的不同结果往往也有所差异，常见的算法有K均值聚类法（K-means clustering），系统聚类法（Hierarchical clustering）和两步聚类法（Two-Step clustering）。其中，系统聚类法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树状图，因而能够更加直观地判断各类别之间的距离大小，并广泛应用于文献计量研究中^[34]。

系统聚类的基本思想是先将所有研究对象看成一类，然后规定类与类之间的距离，选择距离最小的一对合并成新的一类，计算新类与其他类之间的距离，再将距离最近的两类合并，这样每次减少一类，直至所有对象合为一类为止。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定义也存在着多种算法，包括单一连接^[35]、完全连接^[36]、平均连接^[37]和沃德连接^[38]四种距离测算。本研究基于SPSS的系统聚类分析模块，以世界主要国家人文地理学各子学科SSCI论文的国内占比为基础数据，采用平均距离的算法对各个国家进行聚类分析。

（2）多样性指数

多样性指数是一种用来度量学科发展平衡程度的重要指标，通常使用的多样性指数包括赫希曼指数（HHI，Hirschman-Herfindahl index）^{[39, 40]}，香农指数（the Shannon Entropy Index）^[41]，欧吉夫指数（the Ogive Index）^[42]。本文采用了文献计量法和产业研究中最为常用的赫希曼指数作为衡量各个国家人文地理学科发展平衡的测度指标，其公式表述如下：

(1)

式中，b_i是考察国家各人文地理学子学科的发文比例，I是子学科的数目。赫希曼指数越高说明该国的人文地理各子学科发展越均衡，反之说明存在“偏科”的现象。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美国科学情报机构（ISI，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所收录的SSCI期刊数据库。在SSCI论文数据库中，人文地理学的国际期刊主要收录到“geography”子类，然而，也有相当数目的人文地理学期刊，比如Urban Studies，Cities，Habitat International，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等，并没有被收录到“geography”子类，而是收录到“urban studies”和“planning and development”子类。此外，部分期刊虽然被划分到“geography”子类，但这些期刊只关注部分地区的研究，例如Australian Geographer，Canadian Geographer-Geographe Canadien，Geografisk Tidsskrift-Danish Journal of Geography，Singapor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等期刊属于个别地区的期刊，不应归类为国际人文地理期刊。因此，本研究以“geography”、“urban studies”、“planning and development”三个子类的期刊为基础，逐个核查分析各期刊所属的学科领域，对国际人文地理学期刊进行了再分类。最终共有60个期刊入选为国际人文地理学期刊，作为文献计量研究的来源。

同时，本研究参考了国内外人文地理学子学科的划分标准（主要以王恩涌等编写的《人文地理学》教材为依据），对以上60个期刊进行了子学科分类，考虑到人文地理SSCI期刊的学科分布和可鉴别性，我们将国际人文地理学的期刊划分为包括经济地理（EG）、城市地理（UG）、社会与文化地理（SCG）、政治地理（PG）、乡村地理（RG）、环境与可持续研究（ES）、地理信息系统应用（GIS）、以及跨学科（INT）在内的8个子学科领域（见表 1）。本文主要统计分析21世纪以来，即2000—2017年的论文发表情况，共计57593篇。统计的基本原则为，当一篇文章有一个作者（包括合作作者）来自某个国家，这篇文章就计算为这个国家的成果。因此，各个国家的发文总数大于实际发文总数，大约多出20%左右（这也是国际文献计量学通用的方法）^[43]。统计初步结果显示共有193个国家在2000—2017年之间发表过SSCI期刊论文，但大部分国家的发文数目都在两位数，因此，本研究只考察国际人文地理学期刊发文量排名前30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发文总量占全部文献的92%以上。

表 1(Tab. 1

表 1 人文地理学的SSCI期刊分类 Tab.1 Classification of Journals in Human Geography

表 1 人文地理学的SSCI期刊分类 Tab.1 Classification of Journals in Human Geography

统计分析表明（见表 2），人文地理学各个子学科在不同国家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单科国内占比最多的为日本的环境与可持续研究，高达37%，而单科国内占比最小的是韩国的乡村地理，仅占0.6%。通过变异系数（CV）也可以得知各国的人文地理学子学科的SSCI论文发表比例在国际之间分布极不均衡，其中除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变异系数较小（0.28）以外，其它学科的变异系数都很大（0.4以上），这充分说明了国际人文地理学各学科的发展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表 2(Tab. 2

表 2 世界主要国家（top30）的国际人文地理学单科国内占比描述统计 Tab.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Publication Shares in Top 30 Countries

表 2 世界主要国家（top30）的国际人文地理学单科国内占比描述统计 Tab.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Publication Shares in Top 30 Countries

表 3展示了发文总量排名全球top30的国际人文地理期刊文献占比情况与赫希曼多样化指数。结果显示，全球SSCI人文地理文献占比在1%以上的有11个国家，而其余国家（包括其他82个国家），其文献总量只占不到15%，充分说明了国际人文地理学的发文来源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表现为高度极化的格局。其中，英美两国的占比总和超过60%，形成了绝对性的优势，进一步印证英美国家的主导地位。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是唯一作为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top10的人文地理大国（排名第6）。此外，表 3还展示了各国人文地理学学科的多样性指数，其中多样化指数最高的国家包括爱尔兰、以色列、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他们的多样化指数都在0.85以上（说明这些国家的人文地理学发展相对均衡），而中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土耳其等国家的多样化指数却小于0.8（说明这些国家的人文地理学科发展相对单一化，存在偏科现象）。

表 3(Tab. 3

表 3 世界主要国家国际人文地理学的发文占比与多样化指数统计 Tab.3 Market Share and HHI of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in Human Geography for Each Country

表 3 世界主要国家国际人文地理学的发文占比与多样化指数统计 Tab.3 Market Share and HHI of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in Human Geography for Each Country

此外，本文进一步分析了世界主要国家的人文地理SSCI发文总量分别在2000、2008和2017年三个年份的占比变化情况（如图 1所示）。

图 1(Fig. 1)

图 1 世界主要国家人文地理SSCI论文占比变化（2000—2017） Fig.1 The Changes of Proportions of SSCI Articles for the Main Countries Over the World

统计结果显示，新世纪以来，国际人文地理学的发展态势经历了快速的变化。首先，英美国家在国际人文地理学的霸权地位受到新兴国家的挑战，其SSCI论文占比从2000年的绝对优势（占比66%左右）下降到2017年的45%左右，呈现衰落的趋势。英美人文地理学的衰弱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国际人文地理学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在上个世纪末期，英美人文地理学家主导了地理学的文化和制度转向，在学术界形成了绝对的垄断地位，但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以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崛起，国际人文地理学研究视角开始从单一的西方范式进入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时期，研究命题也逐渐从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经典概念，如空间、场所、身份认同等扩展到全球化、气候变化、环境问题、区域公平性等人类面临的共同话题^[3]。比如有学者通过人文地理期刊SSCI论文的关键词统计发现，最近十几年来，全球化（globalization）、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政策（policy）、移民（migration）等热点词汇的出现频率呈逐年提高的趋势^[9]。

其次，中国的人文地理学学术贡献在这段时间增长最为显著，从2000年的1.8%快速增长到2017年的7%，在发文数量上已经超越了许多欧洲人文地理学老牌国家，如德国和法国。中国人文地理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快速提高一方面得益于最近几十年中国在社会经济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尤其是近二十年来的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给人文地理学者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案例和实践经验。因此，中国人文地理学者在城市化、土地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快速提升。比如有学者发现，最近几年来中国人文地理学者在国际一流期刊，如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Habitat International，Land Use Policy等担任编委甚至主编职务的人数在不断增长^[32]。另一方面，中国人文地理学的迅速崛起还得益于中国学者在最近二十多年来开始大量引进西方学术理论，并推进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的融合，通过鼓励外派留学生和出国访学等政策，与西方一流学者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而为中国人文地理学走出国门创造了条件。

同样经历了快速崛起的国家还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荷兰等。这些国家的人文地理学研究范式一方面跟英美国家较为接近，同时也有着自己的特色和核心竞争领域。例如，荷兰的人文地理学家在经济地理与城市地理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澳大利亚的人文地理学在全球气候变化、环境研究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然而，占绝对数量的世界其他国家在国际人文地理期刊的论文比重却增长并不明显，甚至在2008年的比重相较于2000年有所下降，说明国际人文地理学极化有增强趋势，学术话语权仍然被西方国家的学者所掌控。这种高度极化的发展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际人文地理学的健康发展。

首先，不均衡的人文地理学体系发展抹杀了学科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国际人文地理学等同于西方人文地理学，而来自于其他国家的认知论（如中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则极少能在国际学术刊物和论坛中找到自己的舞台。其次，由于西方国家的社会文化语境与发展中国家存在巨大差异，因此那些发源于西方国家的理论体系往往不能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制造了所谓的“理论陷阱”，即当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全盘照搬西方理论时往往会遇到理论与现实相脱节的困惑。

为了考察国际人文地理学的地区发展差异，本文通过系统聚类法和雷达图进行分析。从图 2、图 3聚类分析的结果来看，国际人文地理学的top30国家可以大致分为四大阵营，它们分别是：①第一阵营国家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爱尔兰、新加坡和以色列，这些国家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除以色列外），即他们都是英语系国家，通常称为盎格鲁国家（Anglo-countries）；②第二阵营国家包括中国、韩国、日本、墨西哥、巴西，这些国家在地理上都属于亚太地区国家（除巴西以外），简称亚太国家；③第三阵营国家拥有的成员数目最多，包括荷兰、德国、比利时、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瑞士、奥地利、葡萄牙、智利，这些国家主要分布在中欧和南欧，简称中南欧国家；④第四阵营国家主要包括挪威、丹麦、瑞典、芬兰、澳大利亚、南非、印度，总体上以北欧国家为主，简称北欧国家。此外，土耳其被单独列为一类，说明土耳其的人文地理学学科结构相对比较独特，不属于以上任何一个阵营。总之，通过以上聚类结果很容易发现国际人文地理学存在很强的地域性，说明地理邻近性和文化邻近性是形成国际人文地理学地区差异的重要原因。

图 2(Fig. 2)

图 2 世界主要国家人文地理学学科结构聚类分析树状图 Fig.2 Tree Diagram of Clustering Result of Top30 Countries in International Human Geography

图 3(Fig. 3)

图 3 国际人文地理学四大阵营的全球分布 Fig.3 Global Patten of the Four Major Groups in International Human Geography

雷达图可以为进一步分析各个阵营专长的人文地理学学科领域提供更加直观的证据。如图 4所示，不同阵营的国家所专长的人文地理学领域存在着显著差异。首先，盎格鲁国家主要专长社会与文化地理、城市研究、以及跨学科研究。这一结果跟上述Johnston等总结的盎格鲁地理学（Anglophone geography）特征非常吻合，即英美国家是推动国际人文地理学社会文化转向的主导力量。类似地，根据朱竑等学者对近年来国际期刊Cultural and Social Geography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结果，在社会与文化地理学领域排在前十位的地理学者都来自于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其中英美国家占了7位，包括Ron Johnston，Valentine Gill，Holloway Sarah，Andrew Jones等，他们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文化认同、权利、性别、种族、消费等方面^[45]。此外，引导国际人文地理学社会和文化转向的领袖人物，还包括新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David Harvey，城市与经济地理学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Allen J Scott，Michael Storper，Andy Pratt等。

图 4(Fig. 4)

图 4 国际人文地理学四大阵营的学科分析雷达图 Fig.4 Radar Plots of the Disciplinary Structure of the Four Major Groups in Human Geography 注：左雷达图线条表示各阵营总体占比情况，右雷达图线条表示各国家的占比情况。

其次，亚太国家所专长的领域主要为环境与可持续研究，以及地理信息的应用，这一现象主要跟亚太国家面临严重的环境问题息息相关，尤其是中国、墨西哥和巴西都属于快速崛起的工业化国家。根据之前类似的文献计量研究，中国学者在国际人文地理学期刊发文最多期刊主要为城市规划与发展、地理信息系统、土地利用、生态景观等领域的期刊，其中中国学者在Journal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ASCE）期刊的文章占比高达40%以上，其他刊登中国学者文章比例较高的期刊还包括Habitat International，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cience等^[10]。

再次，中南欧国家专长经济地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等领域；北欧国家也专长经济地理，但同时在跨学科、社会与文化地理学方面也具有一定优势。这主要跟德国、荷兰、瑞典等国家在经济地理领域具有很强的研究传统有关，尤其是古典经济地理的奠基人主要集中在德法两国，比如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论。近现代以来，经济地理学主要流派，如知识地理学派和演化经济地理学派主要的代表人物大都来自这些国家，包括Maskell Peter，Björn Asheim，Ron Boschma，Philip Cooke，Harald Bathelt等。

总而言之，国际人文地理学的地域差异非常明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空间邻近和历史传承性，大体上英美国家专长社会与文化地理，欧洲国家专长经济地理，而亚太等发展中国家更专长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上分析结果证实了不同国家的人文地理学学科结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然而，学科结构的平衡程度（多样性）与人文地理SSCI论文产出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即多样性是否有更利于学科的发展，现有文献对这一问题尚缺少讨论和研究。本文首次尝试分析学科多样性指数与SSCI发文量之间的关系。根据文献计量法，计算各国家的论文产出时通常需要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即用论文总数除以总研发投入，获得单位研发投入的科研产出。本研究使用世界银行发布的各个国家2000—2017年研发总投入对其发文总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得到了单位研发投入的人文地理学SSCI论文产出，并以此作为相关性分析的基础数据。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见图 5），单位研发投入的人文地理SSCI论文产出与各国的学科多样性指数之间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皮尔逊相关性系数为0.49，P值为0.006 < 0.01，即正相关较为显著。由此可见，当人文地理学各子学科发展越均衡，多样性越高，该国家的人文地理的单位研发投入产出的SSCI论文量将越大，也即学科产出和创新能力越强。该结论与上述雷达图显示的结果一致，在国际人文地理学处于寡头地位的盎格鲁国家表现出最为均衡的学科结构，而在国际人文地理学处于边缘地位的亚太国家偏科特征最为明显，其他欧洲国家则处于中间位置。遗憾的是，中国虽作为唯一的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人文地理学大国行列，但中国的人文地理学学科多样性指数排名最低，说明中国的人文地理学发展极不平衡，存在严重偏科的现象，制约了我国人文地理学的创新与国际化进程。这一问题同样也存在于其他亚洲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

图 5(Fig. 5)

图 5 世界主要国家人文地理的SSCI论文产出与多样化指数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Fig.5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Disciplinary Diversity and Normalized SSCI Papers in Human Geography

新世纪以来，国际人文地理学延续了上个世纪人文地理学发展的基本格局，表现为高度极化的全球分布。其中，英美国家在国际人文地理学中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其发文量占据全球发文总数的60%以上；以欧洲国家为主体的第二圈层国家占据发文总量的20%以上；而其他100多个国家在国际人文地理学中处于边缘的地位，只占总量的15%左右——中国是唯一进入全球排名前十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人文地理学各个子学科在不同国家也有着显著差异，说明国际人文地理学的异质化现象明显。正如Paasi和Bodman等国际学者发出的警告，这种不平衡的国际人文地理学发展格局对学科的国际化和学术交流产生了阻碍作用，是制约人文地理学学科多元化和包容性发展的主要原因^{[22, 23]}。此外，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人文地理学体系的另一个弊端还在于忽略了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存在的发展问题（如贫困、污染、腐败等命题），因此现有的国际人文地理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不能直接服务于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难题，如果照搬西方理论容易掉入“理论陷阱”。

进一步通过系统聚类法将全球排名前30的国家进行了聚类分析，发现全球主要国家大致可分为四个主要阵营，分别为盎格鲁国家、亚太国家、中南欧国家和北欧国家。不同阵营的国家所专长的人文地理学学科领域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盎格鲁国家主要专长社会与文化地理、城市地理、跨学科研究，中南欧洲国家主要专长经济地理、地理信息系统应用，北欧国家专长经济地理、跨学科、社会与文化地理，亚太国家则专长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国际人文地理的这种地区分化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和历史传承性，说明人文地理的社会文化嵌入度较高，地区特色鲜明。

最后，本文分析了世界主要国家人文地理学学科结构与单位研发投入的SSCI论文产出之间的相关性，发现人文地理学学科多样性与国家的SSCI论文产出呈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学科发展越均衡，学科的创新能力越强。而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韩国与日本）在学科多样性方面排名靠后，存在偏科现象，严重制约了学科的创新力。以中国为例，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偏科现象主要是两个方面造成的。一方面，长期以来中国人文地理学以服务社会需求为学科特色，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创新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性反思；朱竑等学者也认为中国人文地理学在“文化转向”的大背景下存在理论创新严重滞后的发展问题^{[2, 45, 46]}。另一方面，中国人文地理学在方法论上过于依赖定量分析、地图展示、模型构建，而缺少应用后结构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等社会科学的批判方法，因此，在解析社会文化现象时显得过于僵化^{[46, 47]}。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①虽然在论文数量上中国已进入世界人文地理学大国的行列，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单位研发投入的SSCI论文产出却在top30国家中排名最低，说明我国人文地理学国际化程度相对较低，应加快推进人文地理学的国际化进程；②当前的中国人文地理学存在严重偏科的现象，其专长领域主要局限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研究、地理信息技术的应用等方面，而在社会与文化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领域仍然较为薄弱，中国人文地理学应采取更加多元化和均衡化的学科发展策略；③对比于世界其他人文地理学强国，中国的人文地理学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实证主义和发展经验总结，然而该方向在以盎格鲁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人文地理学流派中并不被重视。因此，未来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国际化应在强化“实践”特色的同时突出理论贡献：一是加强中国内生性问题的解读，通过探索中国人文社会活动的实验场，揭示中国快速城镇化路径和城乡不平衡发展问题的本质，探讨中国文化景观的内涵、中国空间经济组织和创新体系等命题；二是加强外向理论对话和贡献全球智慧，比如结合当前国家的“一带一路”全球化倡议，提出具有中国人文—经济地理特色的发展理论和治理模式^[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