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质量一词最早源于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发表的《福利经济学》，强调总体福利的非经济方面^[1]。20世纪50、60年代，国外生活质量研究开始进入成熟期，在生活质量的内涵、测度方法及测度指标体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中正式提出了生活质量这一概念，认为生活质量就是人们生活的舒适便利的程度以及精神上所得到的享受和乐趣^[2]。1971年，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政治和增长阶段》中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追求高生活质量，正式把生活质量纳入经济发展阶段分析的理论框架^[3]，还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探讨了生活质量的内在涵义。国外生活质量研究广泛涉及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学科，形成了不同的生活质量理论^[4]，呈现由关注个体生活质量转向关注群体生活质量、由关注客观条件转向关注主观感受、由关注物质环境要素转向社会文化要素的发展趋势。提高乡村居民生活质量更是成为欧盟乡村发展政策（2007—2013年）的重点目标之一。

国内关于生活质量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生活质量的概念界定、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等方面，出现了大量基于社会学、经济学视角的实证研究，研究对象多侧重于城市居民^[5-7]，认为生活质量既有物质水平的提高，又有精神道德方面的内容。生活质量亦被纳入我国小康社会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系统研究。近年来，有关乡村生活质量的研究成果有了明显增加，特别是一些地理学工作者开始从地理学研究视角关注乡村居民生活质量^[8-10]。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乡村发展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乡村生活质量能够反映一定区域内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要求，研究意义重大。本文对国内外地理学领域乡村生活质量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并进行综合评述，提出今后有待深入研究的方向，以期为后续乡村地理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国外有关生活质量空间格局的研究起步较早，但多反映城乡间生活质量的空间分异，体现乡村间生活质量空间分异的研究较少。认为经济动机和生活质量因素对城乡人口迁移具有重要影响，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是城乡迁移的主要动机^[11]；Gilbert等运用分对数模型，分别构建了基于生活满意度和心理健康的主观幸福感测量指标体系，发现苏格兰乡村地区生活满意度显著较高，而基于心理健康测度的主观幸福感的区间差异不明显^[12]；Esterlin等探讨了现代经济增长对个体主观幸福感城乡差异的影响，认为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乡村生活满意度接近或超过城市^[13]。

国内地理学界对于乡村主客观生活质量空间格局的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田永霞等基于小康监测体系中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分别测算了村级主客观生活质量指数，对北京山区经济薄弱村居民主客观生活质量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客观生活质量的村间分异明显，高指数村庄主要分布在近郊区；主观生活质量具有一定的地域趋同性，离城区越近主观满意度越低^[14]。还有研究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能源消费、居住条件、环境卫生5个方面构建了乡村人居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深入分析了典型地区乡村人居环境质量的空间格局^{[15, 16]}。总体来看，对乡村人居环境质量、居民生活水平^[17]等从客观层面体现乡村生活质量的评价较多，反映乡村居民主观需求和感受的主观生活质量评价的相关研究较为薄弱，主要侧重于乡村居民满意度与幸福感等方面研究内容^[18]。

乡村生活质量的演变是乡村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空间等方面要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乡村转型与重构能够带动乡村要素、结构和功能的调整优化，促进乡村生活质量提升。

二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先后经历了快速城市化和逆城市化过程，乡村空间、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发生了剧烈变化，乡村重构成为相关领域研究的重点课题，在乡村重构的概念、过程、影响因素、形成机制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探讨。认为乡村重构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由于农业经济地位的下降和农村经济的调整、农村服务部门的兴起和地方服务的合理化、城乡人口流动和社会发展要素重组等不同因素的交互影响下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结构的重新塑造^{[19, 20]}。Hoggart基于历史变迁的分析方法和乡村变化特征两个视角，从过程、途径、结果等三个层面对乡村重构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深入剖析^{[21, 22]}。在乡村重构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方面，Kiss构建了乡村重构模型，指出乡村重构不仅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组织形式在结构上的变化，也包括不同社会部门的发展，是地方因素和超地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地方因素对乡村重构的影响越来越显著（图 1）^[23]。还有研究重点关注了乡村就业结构、旅游活动等特殊因素对乡村重构的影响^{[24, 25]}。

图 1(Fig. 1)

图 1 乡村重构模型 Fig.1 Rural Restructuring Model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23]整理。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国内乡村聚落进入功能转型和空间重构的剧变期，对于乡村聚落空间演化^{[26, 27]}、乡村人居环境演变^{[28, 29]}、乡村转型与重构^{[30, 31]}研究成果大量增加。有学者认为乡村聚落空间的演变受城市化进程中用地、人口、产业、设施、观念等多方面因素变化的影响^[32]。周国华等构建了乡村聚落演变的“三轮”驱动机制，将乡村聚落空间演变的一般过程划分为初期阶段、过渡阶段、发展阶段和成熟阶段^[33]。还有研究深入分析了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变过程及形成机制，认为乡村人居环境的演变特征体现在乡村聚落的空心化和边缘化、乡村生态环境的剧烈变化以及乡村社会文化的更新，乡村人居环境的演变是一个自组织演化过程，农户空间行为变迁形成这种演化过程的内在动力^{[28, 29]}。此外，个体观念、需求开始受到关注，认为农业生产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和乡村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追求是导致乡村聚落空间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34]。

随着地理学的社会文化转向和后现代转向，国外乡村地理学越来越关注乡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贫困、社会冲突、弱势群体等社会问题。乡村地域内部各个主体之间存在冲突，包括内部各阶层之间的冲突及内部与外部进入者之间的冲突^[35]。在乡村贫困问题研究方面，随着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在空间贫困陷阱、贫困形成机理、区域贫困的测算、贫困地图绘制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36]，认为区位、生态环境等地理因素对乡村贫困在空间上的集中产生重要影响，形成空间贫困陷阱^[37]。还有学者基于乡村地区女性^{[38, 39]}、年轻人^{[40, 41]}、同性恋者^[42]等特殊人群，从个体微观层面进行了乡村生活质量的深入研究。Ansell等采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定性研究了艾滋病对非洲南部乡村青年生计资本获取的影响^[41]。此外，乡村地区残疾人的身份认同、老年人与贫困的关系等也成为相关研究的热点话题^[43]。

国内学者则更加关注乡村贫困与空心村问题。贫困作为全球性问题，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距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44]，乡村贫困问题一直是国内地理学工作者关注的重点领域，研究方法由早期侧重机理、政策研究的定性分析转向借助数学模型、空间分析进行定量研究，在乡村贫困的测度与模拟^{[45, 46]}、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47, 48]}、贫困地理识别及类型划分^[49]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乡村贫困的空间格局受自然地理特征、地理区位特征、公共服务设施可达性及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空间异质性和依赖性^[47]。通过构建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和空间贫困指数，开展了以不同尺度地理单元为单位的贫困识别^[49]，对实现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此外，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乡村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对乡村整体生活质量具有极大的抑制作用，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空心村的概念与内涵、现象与特征、形成机理、影响因素、效应及调控等方面。目前，学术界尚未对农村空心化的概念形成统一的认识，刘彦随等提出农村空心化是城乡转型发展进程中农村人口非农化引起的“人走屋空”，宅基地普遍“建新不拆旧”，新建住宅向外围扩展，导致村庄用地规模扩大、原宅基地闲置废弃加剧的一种不良演化过程^[50]。空心村具有一定的发展演化规律，是乡村地域系统内、外驱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51, 52]}，受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政策制度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53, 54]}。针对空心村现象带来乡村耕地资源流失、人居环境恶化等诸多负面效应^[55]，学者们在空心村整治和调控对策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56]，对空心村乡村生活质量的整体提升提供了全面的理论支撑。

国外城乡关系研究的萌芽最早可以追溯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设想，倡导建立城乡一体的新型社会结构，全面推动城乡人居环境的改善^[57]。之后，城乡关系成为国外地理学领域关注的重点课题，在城乡关系变迁、城乡等值化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认为乡村地区不再是单纯的乡村空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对立与界限逐渐模糊，出现了新的城乡关系^[58]。Clock采用人口结构、人口密度、就业结构、交通格局等16个变量对城乡分界点进行了定量研究，发现城乡之间不存在重要的自然分界点，证明了城乡连续体的存在^{[59, 60]}。丰富的城乡关系理论与实证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撑，如Morgado等构建了测度城乡关系的行动者网络模型^[61]、Murata提出了城乡相互依存的工业化模式^[62]。德国在区域空间发展和国土规划中，明确了城乡等值化的战略目标，在制度层面落实了以统一生活质量、公用设施、劳动就业等指标为基础的城乡协调发展理念。

国内城乡一体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先后经历了起步阶段、缓慢发育阶段、快速成长阶段等3个发展阶段^[63]，在理论与实践探索方面成果丰富。学者们对城乡一体化的基本概念进行了广泛探讨，但尚未形成共识，杨培峰认为城乡一体化是城乡经济应高度发展和给人极大满足的“自然—空间—人类”系统，满足人的需求和追求发展是城乡一体化的两大目标^[64]。乡村工业化、乡镇企业、政府决策意识、市场经济体制等内部动力因素，乡村城镇化与城市现代化、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外部动力因素及环境因素共同驱动着城乡一体化发展^{[65, 66]}。城乡一体化所涵盖的城乡经济、人口、土地利用等方面内容已经成为地理学者开展城乡一体化研究的重要切入点。此外，国内学者开始借鉴国外城乡等值化的理论与实践经验，认为城乡等值化是在承认城乡社会形态、生产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别的前提下，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使城乡居民享有同等水平的生活条件、社会福利和生活质量^[67]。提出城乡等值化应是城乡资源配置、公共服务、就业机会、生活质量、民主决策等方面的基本等值^[68]。

乡村地域空间是乡村生活质量的重要载体，乡村空间结构的优化体现在乡村景观、生态空间、公共空间、用地布局等方面的优化与营造。

随着城市化进程中乡村衰退、环境恶化等全球性问题的爆发，乡村景观和生态问题成为国外地理学界研究的热点，研究内容集中在乡村景观的演变及动力机制、乡村景观感知与评价以及乡村景观生态保护等方面。乡村景观的概念源于迈克哈格、西蒙兹和刘易斯提出的大地景观概念和规划。经济、人口及环境因子共同驱动着乡村景观的重构^[69]。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村镇交通、信息等基础设施网络是乡村景观演变的主要动力，而乡村工业化导致人口集中、乡村规模扩大，则导致乡村聚落景观的根本改变^{[70, 71]}。Koreleski概括出波兰乡村文化景观的演变历程，认为二战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以及乡村地区可持续和多功能发展理念的推行，促进了当代乡村文化景观的形成^[72]。还有很多学者更加关注乡村生态环境保护与规划，Yokohari等通过对城市周边乡村地区生态功能识别、分类和评估，构建了保护乡村生态环境的总体框架，并提出通过详细规划使每个生态单元成为都成为整个体系的组成部分^[73]。此外，发达国家还较早地提出了以追求理想生活模式为目标的生态村建设理念，认为生态村是一个以人为尺度的村落，人类活动不损害自然环境并融入自然环境^{[74, 75]}。

国内也有较多学者以乡村景观、乡村公共空间、乡村用地布局等为切入点，探索乡村空间结构的优化模式与路径。唐承丽、贺艳华等基于乡村聚落空间与生活质量的互动机理，从乡村空间功能整合、空间结构优化、空间尺度调控三个方面深入剖析乡村空间结构优化问题，构建了能够有效提高生活质量的乡村聚落空间优化框架与理想模式—RROD模式^{[9, 76]}。姚亦锋主张立足地理生态环境架构乡村审美空间，形成美丽景观体系^[77]。张凤太等将景观优化与农业生产、旅游开发、山地开发和石漠化治理相结合，设计出贵州喀斯特山区乡村景观的四种优化模式^[78]。还有学者基于景观安全格局、“三生空间”协调等深入探讨了乡村居民点用地布局的优化方案^{[79, 80]}。

国外相关研究起步较早，乡村地理学研究的理论框架先后经历了功能视角、政治—经济视角、社会视角三个发展阶段^[81]，为乡村生活质量研究积累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社会学、行为学、心理学、生态学等相关学科交叉融合趋势明显，研究内容不断丰富，对乡村发展转型过程中乡村社会问题、乡村社会组织以及全球化进程中乡村发展面临的新问题等方面研究得到关注，对实践中乡村发展相关政策制定、制度创新等具有较强的前瞻性和指导意义。研究视角不断深化，研究侧重点从早期对乡村物质空间的关注逐渐转向注重基于女性、儿童、同性恋者、少数族裔、难民等特殊群体及边缘化群体、从个体微观层面出发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方法多样化，在计量统计、数理模型、空间分析与模拟等新技术、新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的同时，基于实地访谈、观察等质性分析方法的研究成果增多，出现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相结合的综合性研究^[82]。

国内地理学领域对乡村生活质量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近几年研究成果在数量上有了明显上升，但已有研究多立足经验总结和实证分析，对乡村生活质量相关内容的理论创新较为薄弱，缺乏对现实问题认知的预见性和前瞻性。以乡村生活质量为主题词的综合性研究非常滞后，基于“格局—过程—机理”以及“问题—优化模式”的乡村生活质量相关研究内容有待继续深化。与相关学科交叉研究不足，立足“空间”研究的传统思维方式尚未转变，对乡村社会、文化、制度以及微观个体的研究明显滞后。在研究方法上，从早期的描述性分析转向注重基于3S技术和计量方法的定量研究，研究深度不断加大。

地理学具有区域性和综合性。乡村生活质量受自然和人文因素的交互影响，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异质性，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区域的乡村生活质量具有差异化的空间分布规律、发展演化规律以及内在作用机理。在今后的研究中，需在地理学新技术、新方法应用的基础上，加强乡村生活质量长期跟踪，更加关注不同时空尺度内典型区域乡村生活质量的空间格局、演变路径及其作用机制，以及不同情景模式下乡村生活质量的模拟与预测等方面研究内容。

乡村生活质量是一个包含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多重维度的复合概念，地理学应充分发挥综合性与交叉性的学科优势，在人地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加强与生态学、社会学、行为学、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注重学科融合与创新，拓展乡村生活质量研究切入点，开展多种研究理论与方法相结合的跨学科综合集成研究。在注重乡村物质空间研究的基础上，更加重视乡村社会、文化、生态等因素对乡村生活质量的影响。继续加强基于3S技术、空间分析、数理模型等新方法、新技术的定量研究，尤其是加强对乡村生活质量演变过程、机理的模拟和预测。立足个体微观数据搜集和挖掘，积极探索基于地理时空大数据的乡村生活质量研究，推动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化。

乡村生活质量研究涉及生产、生活、生态、社会等多个方面内容，尽管现有研究在乡村生活质量的格局、过程、机制等具体内容上有了较为丰富的成果积累，但研究的系统性、前沿性仍有待提升。发挥地理学应用性强的学科优势，在吸纳、借鉴国外相关理论成果的同时，开展适应中国本土化和新时代特色的乡村生活质量理论探索，加强乡村生活质量相关理论研究的前瞻性，注重当前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紧密结合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精准扶贫战略，探索构建乡村生活质量调控与优化模式；更加重视政策和制度研究，为新时期乡村发展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课题提供指导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