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相关研究回顾

民族旅游村寨研究属民族旅游微观层面研究，国外单独对民族旅游村寨的研究较少，多以某一国家或某一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为主题开展。国外民族旅游相关研究起源较早，始于20世纪70年代，发轫于人类学研究。“民族旅游”（ethnic tourism）首次出现在Valene Smith的专著《东道主与游客：旅游人类学》 ^[1]当中，书中选取了一些典型民族旅游地讨论其文化变迁问题。Nash著有《旅游人类学》，奠定了旅游人类学的学科基础。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上刊登了大量研究民族旅游文章，掀起了民族旅游的研究热潮。其研究以MacCannell、Cohen、Nash、Graburn等为代表。民族旅游村寨的地方性研究，与民族村寨文化保护、民族性、旅游形象、族群认同等密切相关。代表性研究主要有：MacCannell率先以“舞台真实性”（staged authenticity）为主题，拉开了旅游场域中民族文化真实性问题讨论的序幕^[2]。在旅游对民族村寨地方性相关影响的认知上，有学者认为，旅游在帮助威尔士人获得经济收益的同时重新谱写历史、重估文化价值，对民族形象的塑造（ethnic image-making）有着潜在作用^[3]。也有学者认为旅游是本土社区成员身份认同再解读的催化剂，可促进族际间关系的缓和，但也可能导致不可预见的结果^[4]。民族性（ethnicity）穿插在旅游的许多方面，旅游可促进民族认同，也可让主流民族重新认识少数民族^[5]。旅游促进了少数民族身份的形成、加固和强化，也对其文化呈现提供了空间^[6]。此外，文化旅游可让民族社区丰富的传统、历史、艺术、美食等资源价值被开发和利用，但机会与挑战并存^[7]。在对村寨地方性重要性认知上，有学者认为，社区旅游规划中的重要资产是乡村社会文化、环境资源及其周边环境^[8]。语言生动性和共有文化特质的保留易于促进基于社区民族旅游项目开展^[9]。在相关问题和矛盾认识上，有学者认为，旅游体验的真实性既是土著旅游的主要资本，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管理挑战^[10]。在民族旅游运营中，文化复制与综合集成是矛盾性问题之一。其营销工作和资源管理计划都已意识到本土文化的重要性，并非常重视吸纳本地居民和咨询年长者^[11]。村寨居民对文化商品化态度褒贬不一，认为其带来社会经济收益的同时会破坏当地文化和信仰体系^[12]。

国内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相关研究主要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民族旅游村寨研究中对保留地方文化特色的关注；二是地方性研究中将民族村寨或传统村落作为切入点进行研究。在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文化特色保留方面，开放的地方观已是共识。有学者认为，乡村旅游发展使得苗族传统民间艺术从隐形的民俗生活状态走向了旅游产品和旅游景观，地方性知识特征是建构奇异文化空间的有效资源，被重塑为供人消费的旅游商品。传统民间艺术的发展和存续处于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延续与蜕变等多重文化选择之中^[13]。民族文化是民族旅游的灵魂所在，大部分都是根植于地域、产生于特殊族群的地方性知识。民族旅游发展通过“商业化”或“文化创新”形式将其从原生语境中搬上旅游舞台，成为一种消费品。即使不发展旅游，受多因素影响，地方性知识变迁也会以另一种同样迅速的方式进行^[14]。在民族旅游村寨作为地方性研究切入点方面，民族旅游的“麦当劳化”问题受到关注。民族村寨旅游呈现出简单化、标准化和流水线化的特征，同质化模式在便于政府管理的同时也削弱了民族文化的自主创新能力，具有地方性和原生性的元素被弱化或取消了^[15]。泸沽湖的案例研究表明，地方性是由媒介和游客的旅游实践、当地居民的地方实践以及大规模全球流动当中复杂的文化、价值、知识、资本等要素互动所共同表征、建构和重塑的过程，地方内部的认同呈现出多元特征^[16]。剖析生计层、制度层、意识形态层和自然层四个层面关系的“四层一体”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分析法被视为发掘传统乡村地方性的重要方法^[17]。

可以看出，国内外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相关研究非常重视地方特色强化和突出从而避免同质化问题，以谋求民族旅游村寨的长远发展。主要围绕地方特色保留及形象塑造、地方文化运用与保护、地方知识整合、地方力量调动、社区居民的地方认同与身份认同等展开。区域地方性的生产和发掘从而避免地方发展建设的同质化现象也已受到关注，但明确以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建构为研究对象的还较少。在保护传统村落、坚守本土文化根基的发展要求下，关注微观层面的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的建构，有一定现实意义。大糯黑村作为云南老牌旅游地石林旁的民族村寨，政府密切关注，所获殊荣较多，内部社区精英也为其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石头寨”景观风貌统一，民族文化风情浓郁，地方特色突出，其地方性保护具有代表性。探寻其地方性建构的动力机制，可理清其地方性建构的影响因素，从而为他地地方特色的保留提供参考。

2 案例地概况 2.1 概况

糯黑村位于石林县圭山乡北部，“糯黑”原名“藤子哨”，撒尼语“糯”意为“猿猴”，“黑”意为水塘，“糯黑”原意为“猿猴戏水的水塘”。村内最大的水塘因此被称为“猴子池”。糯黑村地处东经103°31′、北纬24°40′，距圭山乡政府4 km，距石林风景名胜区约25 km，距石林县城30 km，距昆明90 km，邻近长湖景区，是茶马古道泸西通往昆明的古驿站，紧邻云南省道九石阿旅游专线。糯黑村平均海拔1985 m，属低纬高原季风气候区。发育有典型的溶沟、峰丛、洼地、漏斗等地表喀斯特地貌以及地下河、溶洞等地下喀斯特地貌，形成了山峰石岭、重岩叠嶂的景观。糯黑村辖大糯黑村和小糯黑村两个自然村，全村国土面积约100 km²，耕地面积为2544.72亩，人均耕地面积2.67亩。研究案例地主要选择旅游接待活动较多的大糯黑村。大糯黑村内主要居住着彝族支系—撒尼人，共有256户，1064人^①。据史料记载，糯黑村始建于明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迄今有600多年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后，糯黑村逐步采用当地石材盖屋建房，村内建筑及道路均以石头为主材，被称为“糯黑石头寨”。整个村落以一条Y字形主干道（从入口到中心广场、从入口到天葬山脚）辅以分叉路将整个寨子的各个院落联系在一起，形态自由灵活、富有生气，形成了一个富于变化、形态多样的聚落空间。

2.2 典型地方性元素

大糯黑村最具地方特色的是撒尼彝族风情及“石头寨”景观。其中彝族撒尼风情又以服饰、歌舞表演、宗教信仰、神话传说、节庆活动、特色饮食、语言文字、传统体育活动等为代表。火把节和密枝节是当地最为隆重且富有特色的节庆活动，民间文学、音乐、舞蹈及艺人、民族体育、传统手工艺和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其中，口述文学《阿诗玛》、民族乐器大三弦、石林彝族刺绣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外，以当地石材为原材料的民居、烤烟房、石板路、石栏、石圈等共同形成了当地的“石头寨”景观。民居建筑典型代表有王家大院和盘江日报社旧址。周围还有龟山、杜鹃山、杀牛山、猴子池和旱地，共同形成了四季富于变化的自然生态景观和农业景观。后文将以撒尼彝族风情及“石头寨”景观两大核心地方性元素的维系为核心，对其地方性建构的动力展开讨论。

2.3 旅游发展历程

一般认为，大糯黑村旅游发展起步于2003年。2003年，王玲教授将云南大学“211工程”、“十五”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云南彝族（撒尼支系）调查研究及小康社会建设示范基地”的调研观测点选定在大糯黑村，并建立了工作站和彝族撒尼文化研究中心。也有人认为，村里的旅游最先是由画家带动起来。不少画家、艺术家被大糯黑村独特的景观所吸引，来此写生摄影，使其逐渐进入大众视野。2005年，大糯黑村有5家农户经上级旅游部门批准，开始在自家庭院内经营集吃、住、娱为一体的“彝家乐”民族文化生态旅游项目，正式开始旅游接待。2007年大糯黑村被评为昆明市文化旅游特色村。石林作为“中国南方喀斯特”的一部分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对糯黑的发展和农家乐经营起到了带动作用。2008年，大糯黑村先后建成了彝族文化博物馆、彝族撒尼阿诗玛文化课堂及3000多平方米的民族文化广场。2009年7月，大糯黑村被列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的田野考察点之一。2013年大糯黑村进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同时成为云南省首批50个民族特色旅游村寨之一，是昆明市唯一进入此名录的村寨并成为昆明市首批外事接待点。2014年接待游客约11万人次。2015年，糯黑被评为云南省特色文化产业示范村，共开设“农家乐”接待点7家，可同时接待100人住宿和400人就餐。2014年至2016年，糯黑相关信息先后被新浪旅游、乐途旅游、搜狐旅游等主流媒体报道，在携程旅游、百度旅游网站以及石林自助游、昆明周边村寨游等主题下均能检索到糯黑相关旅游信息。同时，“糯黑石头寨”也不断出现在诸多本土地方微信平台中。

糯黑客源市场主要以昆明、曲靖、玉溪省内游客居多，能留下的过夜游客并不多^②。出行方式以自驾游和团队为主。部分旅行团队在昆明—石林—九乡行程中会增加糯黑观光游览项目，但一般不过夜。截至2016年9月，大糯黑村已建成两座文化广场。在节庆期间可临时搭建摊位满足简易的餐饮、烧烤以及篝火晚会等需求，同时兼具停车和旅游接待功能。目前有糯噶渡、落增憨、李家园、青石园、作比地、彝王宴、知姐渡、阿文、玉兰园9家客栈和火塘乐色酒吧。有单人间、标间、三人间等多类型客房。食宿价格在50—100元/人/天不等，桌餐从200元/桌到500元/桌不等。糯黑彝族文化博物馆也是圭山民族文化陈列室，展示了糯黑村传统历史、服饰、饮食、宗教信仰、节庆活动、生产生活器具、红色文化等相关内容，是旅游者了解和认识糯黑的窗口。

3 结构主义视角下地方性建构的动力机制

结构主义，起源于索绪尔和雅各布森的语言学著作，经列维—斯特劳斯发展，成为人类学一种文化分析方法论，后逐步扩展到哲学和整个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领域^{[18, 19]}。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均是一种哲学分析视角，且结构主义与功能主义密切相关^[20]。皮亚杰认为，结构具有整体性、转换机制和自我调节功能^[21]。结构主义重在探索人类文化的基本结构以及思想文化更新的基本模式，在探索人类文化创建机制的同时关注不同时代推动各种思想文化发生变动的动力基础。且试图把各种文化现象当成可理解的相互关系网络，从中找到一个相互联系的总体视角，统一地理解和分析人类文化各个方面及其表现的共同基础，也非常重视日常生活现象及其基本结构^[19]。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建构的动力机制，是在现代旅游背景下以开放的地方观来审视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的生成，以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为基础，关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股动力来源，本研究试图在系统视角下以内部—外界结构为关注点来梳理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建构的动力机制。

在地方性形成过程中，非结构性动力以个体能动性为代表，政府推动则属于结构性力量^[22]。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建构的动因可分为结构性动力与非结构性动力。其中，结构性动力包含：宏观的国家政策、制度安排、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全球化与旅游化浪潮；非结构性动力主要来源于个体或“偶发事件”，如民族社区精英、本土投资者、外来投资者、民间组织机构、空间与族群联系等。在结构性动力与非结构性动力作用下的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建构的动力机制如图 1所示。

结构性动力分别受到国家政策、制度安排、社会环境以及工业化、信息化、现代化、全球化、旅游化密不可分的“五化”影响，为便于梳理将其分开论述，但在实际过程中，五种力量往往相互交织；非结构性动力主要受到社区精英、外来人员、民间组织机构以及空间与族群联系的影响。结构性动力对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的建构往往起到自上而下的影响，政府制定的政策、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主导或引导着民族村寨的发展走向，社会环境和时空环境则裹挟着民族村寨与外界融通。工业化、信息化、全球化和旅游化从物资生产、信息沟通与传播、交通运输、商品供应、价值再造等多方面重构着民族村寨，使得民族村寨更多受到外界影响而被动卷入和改变。非结构性力量主要来自个体。民族村寨社区精英包含了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以及备受尊崇的权威人物或精神领袖，往往能积极地投身于村寨发展建设之中，设身处地为村寨发展考虑，从而起到良性示范作用。外来人员包含外来投资者、地方依恋者和非政府组织等，为村寨发展带来了新理念、先进技术及发展资金等，空间与族群联系决定了村寨风貌的协调度和民众内部的和谐度，共同形成了村寨自下而上的发展动力。

4 大糯黑村地方性建构的动力机制解析

大糯黑村地方特色的保留和凸显以内生型社区精英引领带动为关键，又因其独特的民族及旅游政策条件、区位条件、时代背景和石林景区的高知名度等因素受到了诸多结构性动力影响。整体来看，既受到了来自国家、省、市等各级政府的政策扶持，也受到了社会环境变迁以及“五化”影响。社区精英作为典型的非结构性动力在大糯黑村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代表人物包括云南大学的王玲教授、曾供职于昆明市旅游局的王光华先生、云南大学的王筱春教授等。后文以具体的动力要素分析为基础，进一步阐释各动力要素与大糯黑村地方性建构的关系。

4.1 结构性动力 4.1.1 国家政策从顶层设计助力了糯黑撒尼风情的保留

政府赞助对发展民族旅游起到关键作用，同时推动着民族旅游中的文化保护^[23]。国家政策对民族村寨地方性的建构体现在对民族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文化传承与保护原住民发展的关注。上级政府出台了多项政策指导民族村寨建设与发展。2000年，云南省人大批准公布了《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大糯黑村获得了相关殊荣：2005年，“糯黑彝族文化保护区”被列入昆明市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名录；2006年，被列为第一批云南省彝族（撒尼）文化保护区；2005—2007年，被确定为石林彝族自治县特色村；2007年度入选昆明市文化旅游特色村；2013年，进入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5年，被评为云南省特色文化产业示范村。各项殊荣的获得，是对大糯黑村地方文化特色与价值、传统文化保护工作的肯定，也为大糯黑村赢得了诸多发展机遇。糯黑入选云南省首批民族特色旅游村寨之后，省政府补助了150万元用于支持乡村特色旅游民居示范点、特色民居保护、农家乐扶持等。云南省及石林县相关规划也对大糯黑村进行了项目安排。据村民介绍，从九石阿公路进村的水泥路和村内的石板路主要归功于政府的资金支持，村内也在统一规划下树起了彝语、中文、英语的古色古香标识牌。石板路、石屋、石墙等共同构成的“石头寨”景观质朴和谐，风貌统一，与各级政府的重视密不可分。

4.1.2 内部规章调控地方传统，约束地方民众行为

大糯黑村有强有力的内部本土规制。早在1914年，大糯黑村村民就已具备了保护整个生态系统的意识。为保护自然资源、石料、草木等，特立《封山碑记》。这一举措使得糯黑村保持了较高森林覆盖率，水资源得到良好保护。在新时代背景下，以此为基础制定了《村规民约》。2016年制订的《糯黑村村规民约》规定了土地、山林资源、消防安全、消防、偷摸扒窃、人畜、人权、生态、公共卫生、家庭邻里、学校等诸多相关事项的管理细则，对村寨生活各个方面都做了约束性要求。《村规民约》与《封山碑记》一脉相承，并且在新时代背景下不断地丰富完善，涉及面也更加广阔，较好地延续了糯黑地方传统。

4.1.3 工业化重塑地方产业结构、生计方式与生活器具

大糯黑村最重要经济作物是烟叶。云南光照时间长，种植的烟叶品质上乘，烟叶销售成为当地最主要经济来源，糯黑也是云南烟草业的原料供应地之一。摩托车、拖拉机成为新时代糯黑主要交通运输工具，同时用来销售农作物和家禽家畜。家庭条件较好的农户还有私家汽车。生活器具在工业化背景下的转变体现在服装、家用电器、食品、各类日用品、农耕器具等生活及生产物资的变化上。当地老年女性仍有包头习俗，但年轻人平日基本都穿着流行服饰，只在重大节日穿民族盛装。电视、冰箱等现代设施已进入村寨，商铺销售着来自外地的各种商品，农用器具也做了便利化改进。在地方文化调适的自选择与自适应下，糯黑传统在消隐的同时新的替代选择也在不断生成。

4.1.4 信息化改变地方主体的文化接收与传播方式，推动地方形象塑造

文化传播“穿行”于人群和社会，文化自身的复杂性和文化传播的复杂性共同决定了文化传播的复杂性^[24]。即使偏远的民族村寨，文化传播也呈现出二元或多元互动状态。以大众媒介、网络和智能终端为代表的信息化技术变革成果在剧烈地改变着作为糯黑地方主体的当地居民文化接收与传播方式。主要体现在大众媒介的进入改变了以往村寨居民之间面对面口头沟通方式。移动智能终端让信息的接收和发布都更为便捷。伴随着大量外界信息的涌入，多元价值观、世界观也冲击着村寨的中青年，外界的生活方式干扰着村寨的生活传统。同时，媒体对大糯黑村的宣传和塑造起着积极作用，使其得以更好地被传播和感知。早期相关报道更多见诸于报端和电视媒体，新媒体升温后，糯黑的宣传也从传统媒介转移到移动智能终端。糯黑彝寨“石头寨”的地方形象通过图、文、声、像等形式生动地传播到他地，又把他地的文化引入大糯黑村。作为受众的本地居民对糯黑撒尼风情和“石头寨”景观重要性有了全新认识，促成当地居民主动维系糯黑地方形象。

4.1.5 现代化改变生产、交通、语言、服饰等生活的方方面面

现代化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一整套变革：生产方式从手工制作到机械化生产，从每件精雕细琢的手工作品到流水线上生产出的千篇一律商品，动力来源从人力、畜力到化学燃料如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电力带来的动力革新，加速了人类社会移动速率和物资流通方式。被卷入现代社会的大糯黑村，即使房屋外部结构和内在架构保留了传统样式，但内部陈设也已有了鲜明的现代化烙印。大糯黑村的生产方式、交通工具、生活器具、服饰、家电等均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状态：人们既身着现代机器流水线上生产的服饰，也保留了刺绣与麻制品的传统手工制作习俗；中青年群体流畅地用普通话和人交谈，老者则继续使用彝语；重大节庆活动人们既身着彝族服饰表演民族歌舞，也演绎流行歌舞，采用传统乐器吹奏也使用现代音响及灯光设施；马儿、羊群驮着铃儿行走于石板路上响叮当，拖拉机咕咚咕咚地穿行于寨内……人们置身现代社会，又与传统割舍不断。大糯黑村渐进式地适应现代社会，表现出了民族村寨在现代社会的自适应性。

4.1.6 全球化使糯黑得以在国际舞台展示地方魅力

全球化表现为世界各地经济联系、文化交流各方面的加强。在现当代“世界历史”背景下，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业已相互渗透和汲取，甚至可以说已经在“短兵相接”了^[25]。2009年7月，糯黑被国家民委确定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的田野考察点之一，众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在会议期间专程前往糯黑参观考察。作为“云南—彝族（撒尼支系）调查研究及小康社会建设示范基地”，糯黑接待过多批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博硕士研究生。不少海外旅游者也造访糯黑。大糯黑村代表着中国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彝族撒尼人支系聚居地，也代表着特色乡村和少数民族村寨，保留了较好的民族文化传统和鲜明独特的景观，具有典型的研究价值。全球尺度下的糯黑地方意义与魅力并未消减，反而更显独特珍贵，其自身的调整与适应也在同步进行。

4.1.7 周边区域和村寨旅游化发展推动了糯黑地方传统的维持

石林景区是云南的老牌旅游地，也有着国家地质公园、世界自然遗产、AAAAA级景区等殊荣。石林县还有长湖景区、乃古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冰雪海洋世界等景区，整体旅游发展氛围好。随着民族文化旅游和乡村旅游的兴起，大糯黑村“石头寨”特色景观和浓郁撒尼风情吸引了不少旅游者慕名而来。周边良好的旅游氛围、糯黑村的各项荣誉称号、上级对建设资金的大力支持以及相关规划的不断出台，为糯黑发展带来了良好契机，促进了地方传统的维持。有受访者表示：“他们节庆的时候在村寨表演歌舞也是一种预演，因为还要到石林景区表演，那边表演大家是可以分到钱的，不然大家也不会这么积极”^③。写生学生持续到来、专家学者关注以及旅游者镜头下的“凝视”，都在促使当地居民思考如何更好地展现家园的地方魅力，地方传统保护也成为村寨建设的应有之义。旅游发掘了村寨传统价值之外的观赏、审美、文化和娱乐价值，为村寨建构了一套全新的意义和价值系统，形成其文化自觉自信以及对家园传统维系强有力的动力。

4.2 非结构性动力 4.2.1 社区精英对糯黑地方性保护起到了关键性引领作用

社区精英是非结构性动力中的关键性力量，也在地方特色维系中起着良好的带头和示范作用。云南大学的王玲教授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彝族撒尼女性，也是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专业的博士。在她推动下，大糯黑村成为云南大学“211工程”“十五”民族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云南少数民族调查研究及小康社会建设示范基地”彝族（撒尼支系）子项目调研观测点；并组织成立了“云南彝族（撒尼支系）调查研究及小康社会建设示范基地”工作站、彝族撒尼文化研究中心、文化博物馆、阿诗玛文化课堂等；推动“糯黑彝族文化保护区”进入昆明市级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名录、并争取到了石林“阿诗玛民族文化长廊”建设子工程——“糯黑民族生态示范村”。她的相关著作和文献对糯黑地方文化特质相关的物质文化、社会文化以及精神文化变迁起到了较好的整理、记录和保存作用，全面深刻地刻画着糯黑，成为外界了解糯黑的重要渠道。同样生长于大糯黑村并从事旅游行政工作的王光华先生，对家乡的热爱和情感也使其积极投身于糯黑旅游业的建设和发展。这些从村寨走出来的“原乡精英”，关注着糯黑发展并积极争取相关支持。此外，作为村寨行政领袖的村长，在地方传统的保护中也起到了积极作用。有位受访者如是评价村长：“当初号召大家外墙装饰不要用瓷砖而尽量用本地石片的时候，虽然有补助，但大家都嫌麻烦不愿折腾。于是村长就先带头敲掉了自家刚贴上去的瓷砖，换成了现在看到的一片一片的本地石片。他爸都骂他疯啦，但村民看到村长自己都敲了，也纷纷同意换掉，然后贴石片。”^④

4.2.2 在糯黑进行艺术创作的高校师生为糯黑注入了新的地方魅力

影响大糯黑村地方性建构的外来人员主要是在当地进行艺术创作的老师和学生。糯黑先后被确定为云南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艺术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田野调查点、云南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本科生暑期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基地、云南艺术学院绘画专业本科生写生基地、西南林学院旅游专业本科生实习基地、红河学院绘画专业本科生写生基地等。据一位在糯黑写生的油画专业硕士研究生介绍，大糯黑村的状态很接近法国巴比松，可以看到朴实的农民生活。巴比松在法国代表着农民乡村生活典型。油画、美术专业师生创作过程，是对糯黑地方之美的挖掘和记录。在艺术家笔端，糯黑的观赏价值和审美功能得到释放，阿文客栈展示了不少艺术家的画作，平凡的村寨被赋予新活力和意义，变得灵动且富有艺术气息。

4.2.3 高校及科研机构强化了糯黑的地方特色

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建筑学、旅游学领域的多位学者都以大糯黑村为调研对象，将其作为案例点进行研究。高校科研机构对大糯黑村的关注、记录和研究为其地方性解读提供了多元视角和素材。各类社会民间组织机构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更好地推动了大糯黑村发展。昆明诸多高校将糯黑列为田野调查点、实习基地或写生基地，对糯黑生活空间赋予新的科研价值、艺术气息和美感意义，其独特性和代表性也愈加突出。如云南大学王筱春教授主持的福特基金会项目“少数民族妇女参与当地旅游服务工作和文化活动的调查研究”就以糯黑为调查点。从国际非政府组织对糯黑的关注可以看出，糯黑虽为中国西南边疆民族村寨，但也被呈现在广阔的国际视野下。在被列为“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田野考察点之后，大量海内外专家和旅游者相继到来，有的出于学术研究需要，有的为领略其少数民族风情。大糯黑村的地方特色和魅力，也在这些“他者”的组织机构和参与者宣传中得以突出。

4.2.4 糯黑紧密的空间和族群关系更易形成统一的地方风貌

大糯黑村全村土地面积约为30 km²，相对较小的空间范围内也更易实现风貌的统一和管控。村落是小尺度的空间聚落形态，民族村寨中族群关系会决定内部关系的协调度。糯黑彝族撒尼人口占到了98%，有着共同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服饰、节庆活动、风俗、饮食习惯等，更易形成有机统一的居住空间。民众之间更为熟悉和团结，无论在生产生活方式、还是房屋建筑上都更为相似，风貌自然更加统一，也更容易沟通和共同决策村寨发展问题。再者，社区的发展仍旧由当地居民主导，旅游发展对整个村寨而言在可控状态。这是小尺度单一民族村寨相比多民族聚居地地方风貌更为和谐统一、地方特色更加明显的优势所在。

5 结论与启示

文章采用结构主义分析法和半结构访谈，以大糯黑村为案例研究点进行实证分析，尝试解析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建构的动力机制，找出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建构与变化的一些轨迹，以期为当下传统村落和特色村寨保护提供一定借鉴。研究主要结论与启示如下：

第一，民族旅游村寨的地方性主要表现为村落景观和少数民族风情。二者分别从“一显一隐”两个方面代表着地方性的外化形式与文化内涵。大糯黑村突出的地方性表现在其“石头寨”景观和撒尼风情。“石头寨”的建筑石材源于本土，且有一定历史渊源；作为彝族支系的撒尼人有着独特的语言文字、宗教节庆、民族服饰、手工技艺、特色饮食等，共同构成了当地的核心特色。

第二，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建构的结构性动力是指政府和外界强大的、宏观的动力要素，非结构性动力主要体现为以个体主观能动性和内部条件带来的动力因子。一般的结构性动力表现为政府政策、制度安排、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及旅游化，非结构性动力主要源于社区精英、外来人员、民间组织机构、空间与族群联系等。成为了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建构分析的基本框架。但具体到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生成过程，各村寨各要素影响程度与成效均有所不同，需要具体分析。

第三，大糯黑村的案例研究显示，结构性力量中的来自政府的政策与制度、旅游化影响，非结构性力量中的村寨人员（社区精英与入驻外界人士）、空间与族群联系是其地方性得以较好保留的关键因素。糯黑地方特色的维持，虽然受到了全球化、信息化、工业化时代背景的影响，但政府重视的行政力量、石林景区发展与文化展演带来的实惠、九乡—石林—阿庐古洞旅游专线的兴起起到了重要作用；社区精英不懈努力、外来创作者的艺术审美、较小空间范围和紧密的族群联系是其地方传统得以延续传承的关键。政府“自上而下”主导推动与民众“自下而上”的主动保护两股力量的契合是地方得以良好管控的前提。可以看出，来自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民众的认可践行以及地方特色带来切实福利是地方性得以维持的保障条件。

第四，开放的地方观是地方性研究中要树立的基本前提。现代社会中任一区域均难以避免地被卷入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无论是多元文化杂糅的大都市、还是偏远的边疆民族村寨，都不是孤立静止的存在，均或多或少地受到外界影响。地方性在持续变动，在考察地方性或地方文化时，要理性认识其部分变迁和异化。村寨中旧传统的消弭、新文化的生长，是地方开放交流的必然结果，也是地方发展的正常诉求。大糯黑村虽有典型的特色景观与民族风情，现代化痕迹也交织在其生活方方面面，现代生活物资、器具与设施也大大提高了社区民众的生活质量和便利性，但并不影响旅游体验与形象。

第五，民族旅游村寨地方性的彰显，明确主要影响的一般性及特殊性的动力因子有助于寻找针对性策略。如寻找政府或外界政策、资金、人力资源支持；借力旅游发展带来的机遇通过本土文化展演、特色纪念品、旅游商品等形成民族文化与技艺的传承动力；通过基础设施改善、增加收入等让地方民众切实受益从而充分调动民众维持地方传统与风貌的积极性与能动性。

注释：

① 数据来源：李村长访谈提供。

② 资料来源：访谈客栈经营者王某，实地调研。

③ 资料来源：村民毕某访谈提供。

④ 资料来源：村民王某访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