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b. 中山大学 城市化研究院, 广州 510275
1b. Institute of Urbaniza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分税制改革后,财权上移事权下放导致地方政府预算内财政缺口扩大,“为增长而竞争”[1]的锦标赛[2]激励地方政府通过预算外财政收入匹配日益增加的事权需求,在追逐良好政绩的竞争过程中相互间存在着模仿学习的互动性[3]。土地财政理念下,住宅用地供给受限[4],地价房价攀升,维持房地产市场发展成为地方政府获得更多预算外财政收入的重要方式之一。部分城镇在模仿学习中逐渐形成路径依赖与消极锁定,产业结构单一,发展动力难以为继。当遭遇严重外部冲击时,缺乏适应能力的上述城镇与主导产业更合理的周边城镇将会出现经济增长分化,经济韧性是解释分化现象的关键视角。
全球化加速之际,韧性城市成为应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金融危机、恐怖袭击等的城市发展新策略[5, 6]。经济韧性是城市韧性的组成部分之一[7],增强经济韧性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背景下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出发点。经过工程韧性、生态韧性、适应性韧性的认知转变,符合演化经济地理学逻辑内核的适应性韧性能更好地解释经济韧性的非线性多重演化轨迹与地理分异,对制定地方经济增长策略有现实指导意义。国外经济韧性研究较为成熟[8, 9],国内相对缺乏微观实证层面的经济韧性研究[10]。
另一方面,路径依赖与锁定作为演化经济地理学名词[11],在解释报酬递增给新兴产业带来积极锁定[12]、消极锁定导致资源型老工业区衰落[13]等现象上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破解消极锁定桎梏、创造新增长路径本质上就是增强适应性韧性。国内学术界对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已有国外著作翻译[14, 15]、相关综述[16-19]和实证案例研究[20, 21],但依托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范式并结合具体实证案例的经济韧性研究比较匮乏。
能否找到满足背景分析和研究要求的一对城镇?东莞市樟木头镇、常平镇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凭借地理及交通区位等优势,樟木头—常平—塘厦是早年东莞房地产发展的热点板块之一[22]。樟木头、常平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同时启动外销型房地产业,全球金融危机中常平的适应能力却强于樟木头,危机后常平不断推进转型升级而樟木头深陷依赖房地产发展的消极锁定,两镇在转型能力上同样存在较大差距。除城镇规模、自然禀赋等初始因素外,为什么在相同的土地财政激励下地理邻近、产业结构相似的镇街发展会表现出不同的经济韧性?结合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范式来探讨两个不同转型案例最终出现韧性差异的深层原因具有学术意义和实际价值。
2 经济韧性视角下的衰落与转型:基于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的分析框架 2.1 韧性、经济韧性与演化经济地理学生态学家Holling于1973年、1996年分别将韧性概念从物理学、心理学领域引入到生态学、社会学研究中,工程韧性到生态韧性遵循着由单一均衡到多重均衡的内核演变。随着复杂科学系统论在社会—生态系统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强调恢复均衡状态的旧有内核逐渐转变为描述系统遭受不同程度冲击或压力时所具备的适应能力,适应性韧性取代工程韧性、生态韧性成为韧性研究中的主流观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地区间经济联系日渐紧密,金融危机影响范围日渐扩大,强调“事前预防”的适应性韧性对构建城市经济韧性更具现实意义。基于此,经济韧性理论超越抵抗扰动、恢复功能的旧观点,更为重视系统对外来冲击的适应能力和实现新发展路径的转型能力[23]。2001年Gunderson与Holling提出的“适应性循环”理论[24]和2010年Simmie与Martain提出的“区域经济韧性模型”[8]是适应性韧性的经典分析框架,能较好地解释区域经济韧性的非线性演化与地理分异,成为对接演化经济地理学传统范式的学术窗口。
2.2 经济韧性视角下的演化经济地理学分析框架: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David-Arthur的路径依赖演化模型吸纳了偶然事件、惯例、模仿学习、锁定、路径依赖与路径创造等演化经济地理学核心名词。惯例、模仿学习反映主体经济韧性变化和呈现自增强效应的过程,是解释路径依赖与锁定等经济现象的重要理论依据。该模型把外部冲击视为解除锁定状态的必要条件,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削弱樟木头对房地产业的路径依赖,反而强化了消极锁定状态。结合Hassink对德国、韩国船舶制造业、纺织业的对比研究[25, 26],证实路径依赖与锁定程度有强弱差异,同时表明以资本密集型、高进入壁垒、高沉没成本的产业为主导且结构单一、相关多样性低的地区更容易形成消极锁定。房地产业符合资本密集型、高进入壁垒的特征,所以依赖房地产业的城镇容易形成锁定。路径创造难易程度与锁定强度成正相关;而锁定强度与经济韧性强弱程度成负相关。
路径依赖理论抛开单一均衡、多重均衡的旧思路并采纳动态、开放、非均衡式的演化观点后开始快速发展,具有与适应性韧性相似的理论内核。内生性演化路径、应激性演化路径和缓慢演化路径、快速演化路径等在非均衡环境中均有可能存在[12]。
面临外部冲击时,不同经济韧性的城镇表现出不同的适应能力,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图 1),最终呈现不同的转型效果。不同演化路径的存在为路径创造提供选择方案。经济韧性较弱的城镇通过创新和重建等方式确立产业发展新方向,促发新制度形成与新技术运用,从而增强城镇经济韧性,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路径创造本身具有能动性,表现为主体层面上地方政府对城镇发展战略的抉择,地方政府通过制定不同发展战略达到经济增长或福利增进的既定政治目标。在不完备市场经济与强大政治晋升激励下城镇发展带有浓厚的地方官员偏好,企业在外部冲击期间获得政策扶持是实现创新和重建的制度突破口[27],地方制度、技术变革、经济结构、劳动力结构和社会文化氛围等因素能较好地解释相邻城镇应对外部冲击时经济韧性表现的分化。故形成本文的分析框架,如图 2所示。
1978年前,樟木头、常平工业基础孱弱,以农业生产为主。1979年常平毛织一厂开办后,“三来一补”在珠三角兴起,大量外来人口入莞就业。各镇街在相似条件和激励下具有多种发展方向。1985年,樟木头火车站经扩建成为京九铁路重要停靠站,日均113次列车停靠,年客运量达41万人次,交通均质化格局首先被打破。外来人口大量增加推动工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城镇建设不断完善,奠定了房地产业原始积累的社会环境基础。同时自然环境优美,气候宜人,适合居住养老。国家放宽商品房建设限制后,1991年开发的翡翠花园作为东莞第一个港商投资房地产项目,标志着樟木头外销型房地产业的诞生,是产业演化路径形成阶段中的偶然事件。
依托相同交通优势,常平“三来一补”企业数及工缴费收入连续8年位居全市首位;同样形成了以外销型房地产、玩具、五金、服装、纺织、电子等为支柱的产业体系,外资来源多元化、项目覆盖面广、技术不断提高、投资长期化的特征明显。
在路径形成阶段,樟木头与常平具有一致的发展方向,各经济主体潜力较弱,但是主体间经济联系不断由弱变强,经济韧性逐步增强,是经济开始增长和充满发展机遇的时期。
3.2 1992—2003年:路径分化阶段莞樟公路扩建竣工后,大量香港货车途径樟木头北上,高收入的货车司机成为港人置业先锋。随着1994年广深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更多港人从深圳进入樟木头。广深、京九铁路和莞惠(莞樟)、东深公路交汇的区位优势[28](图 3)汇聚大量人流。囿于城镇建设面积狭小,镇政府经单位产值对比后选择发展外销型房地产业。随后斥巨资在港投放楼盘广告,吸引港商来樟开发投资。由于“熟人效应”扩散、居住环境优美、气候适合养老、建筑风格熟悉,港人不断入樟置业。在政府引导下,民间资本开始流入房地产市场,香港商会在樟木头的“区域路径竞争”中起到重要作用。
到2000年,共引进超过70亿元外资,其中房地产业投资超过60亿元,在港销售商品房超过35000套,上缴税收达3.55亿元;共建成10个大型农贸专业市场、68个商业设施、5家星级酒店和8000多个商铺,其中粮食批发市场规模位列华南第一。2002年首设为期一月的小香港旅游节制度,共接待游客160多万人次,售出433套商品房,销售总额达1.2亿港币。在房地产业主导的发展模式下,GDP增速一度远超常平(图 4)。樟木头先后获得多项国家级、省级荣誉,促使镇领导在“为增长而竞争”的锦标赛中取得政绩优胜,认知僵化导致地方制度开始固化。
与此同时,常平却与樟木头房地产业带动商业、旅游业、服务业与养老业共同发展的模式[28]相反,为期两年的大规模整顿有效解决了其房地产开发、销售、管理全过程的大量问题,行业发展走向规范。工业受到重视,常平积极推动“三来一补”企业转三资,大力扶持民营企业,降低了经济对外依存度,经济韧性持续增强。1997年火车站更名为东莞站及东站开通客运业务后,常平依托两个大型客运火车站和铁路口岸的新优势不断增强交通枢纽功能。
商贸物流、交通运输成为“京九第一镇”的新支柱产业,镇政府因此将其定位为交通枢纽、物流基地、商贸重镇,没有形成对发展房地产业的认知性锁定。新支柱产业推动用地功能细分,物流园、工业园、商贸区、行政文化区等功能分区的出现极大提高了对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从而缓和了建设用地快速扩张与城镇发展空间有限的矛盾。工业园中企业间知识传递频繁,相互学习与网络联系密切,企业引入与更替直接由园区招商引资决定,响应市场变化能力很强,这些优点都是樟木头“大杂烩式”老工业园所不具备的。在此基础上,2002年举办的首届大京九农副产品食品(常平)交易会作为打开“地方机会窗口”的偶然事件,无形中促发会展业萌芽。经济发展迎来新契机,地方制度随之产生相适应的调整。
在路径分化阶段,樟木头各经济主体增长潜力很强,主体间经济联系较强,但经济韧性增长有所减缓,是发展路径逐渐僵化的时期。得益于地方制度流变、管理和生产技术优化、房地产业管控和商贸物流业重点培育,常平的经济韧性迅速提高,实现了第一次产业转型升级。
3.3 2004—2008年:路径锁定阶段“非典”爆发后,港人进入内地逐渐受限,樟木头房地产外销比例急剧下降,港式楼盘不断被抛售。房地产建设开始由粗放扩张转为“精耕细作”,部分房地产商更加注重设计风格、配套设施、物业管理等质量细节。其它企业纷纷模仿学习行业龙头,建筑风格、居住环境、物业管理等都出现相似性,认知邻近下惯例不断扩散和复制。
由于长期举债发展,资产负债率高、金融风险大、历史遗留问题多等弊端凸显,樟木头建立了以筹措偿还债务专项资金、协助社区招商引资和确权办证等为主的地方制度。以房地产业为服务核心的制度固化形成本地政治性锁定。认知僵化演变为认知性锁定后,高度邻近的网络联系挤占其余产业资源、阻碍新兴产业崛起。经济韧性不断向适应周期波谷下滑,樟木头在功能性锁定下缺乏应对金融危机的适应能力。镇领导开始意识到经济结构僵化问题的严重性,然而未能及时完成对房地产业的管控。危机爆发后香港政府出台的新一轮公屋政策(在大陆购房的港人不再享受公屋分配待遇)引发香港业主再次大量抛售在樟房产,外销型房地产业受到致命打击,其它行业受到严重波及。工业发展雪上加霜,合俊玩具厂倒闭造成近6500名工人失业,引发社会动荡;外来人口急剧下降,镇中心区开始衰落,商贸活力减退。
同时期,常平则结合早年管控经验,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业的引导。推动外销为主转为内外销结合,2006年内销比例已达到85%;同时进行房地产企业改制,提高开发管理水平。另一方面,“中国最佳物流名镇”称号下积累的商贸物流优势促使会展业不断成熟,多次成功举办大型会展,吸引众多行业巨头,商贸物流业亦因此获益。“无地招商”制度下落户的企业总部及信息咨询、管理类企业为本地带来大量新型人才,知识传递突破园区范围限制。产业间正反馈循环促发协同创新,主体间经济联系紧密,现代服务业体系日渐成型(图 5)。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新兴制造业依托东部工业园(常平园区)实现镇级工业的规模化发展,园区为新企业提供专项资金、政策扶持、立项申报等一站式服务。商贸、会展和新兴制造业的发展同样出现自增强效应,专业性商贸市场改造升级、第一届东莞(国际)玩具礼品博览会举行、汽配产业引入等均成为各自行业的催化剂。
2008年,经过“三旧改造”的“一园三区”(常平科技园、金美园区、木抡园区等)在经济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优化基础上进一步实现功能衔接互补,园区经济推动下高科技产业发展格局不断扩大,科技孵化器、四众平台①、公共科技服务平台和产学研基地数量迅速增加。作为地方经济主体之一的民营企业开始进入生物医药、新材料、精细化工、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反映了常平在较强经济韧性下具有应对金融危机的良好适应能力。
在路径锁定阶段,弱经济韧性的樟木头各主体增长潜力、主体间经济联系在危机中被严重削弱;常平却具有良好适应能力,从而实现第二次转型升级,两镇之间形成较大差异的经济增长分化。“感恩文化”推动樟木头镇政府扶持困难企业,企业自身亦寻求调整,主体间经济联系逐渐恢复,经济韧性得到一定增强,是寻求创新和重组的时期。
4 路径创造:金融危机冲击下经济韧性与发展路径差异“感恩商家,帮扶企业”的社会文化氛围短期内能够稳定经济环境,但阻碍优胜劣汰的盲目扶持实际上会增加本地企业对政府的依赖,削弱生存危机意识,降低抵抗经营风险的能力。这对樟木头经济韧性的长期增长是不利的,如何在消极锁定中寻求危机后的恢复与转型成为镇政府的首要考虑。冲击下认知性锁定开始破解,镇领导确立“以旅游促环境优化,以环境带百业兴旺”的新路径,将旅游、商贸确立为新支柱产业。然而由于物流仓储、电子商务平台等硬件和商业信誉、产品质量等软件建设不完善,早年凭借商贸专业市场及交通区位取得优势的批发零售业遭遇瓶颈。
与此同时,功能性锁定仍未破解,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连续6年超过10%(经验数值线),且逐年增长。主要原因在于房价快速上涨迫使深圳业主涌入东莞,毗邻的凤岗、塘厦、樟木头等镇街房地产业首先出现复苏。2010年,总投资近百亿元、试图带动旅游及健康产业发展的保利生态城项目重磅落户,然而仅开发若干楼盘后便骤然停工。该偶然事件虽未能促发文旅健康产业,却再次提振了本地楼市,房地产为主导的经济结构愈发缺乏相关多样性。随着深圳业主替换香港老年业主成为置业主力,养老休闲产业亦开始萎缩。弱转型能力下樟木头不可避免地出现缓慢衰落(图 1中的P6),以旅游和商贸业为转型升级方向的路径创造最终失败。
对比之下,常平形成“一厂一策”的针对性帮扶制度,根据实际情况从融资、减负、科技创新、转三资等方面协助企业恢复生产。在相似激励和约束下,更具可塑性的地方制度会实现与产业发展的协同演化,这种环境中的产业更替往往是循序渐进的。因而会展业成为常平地方制度发挥作用的重要支撑,镇政府通过组织企业外出参展,增加与外地同行企业、电子商务平台面对面接洽的机会,降低企业学习沟通成本,拓宽了内销渠道;参展积累的人脉关系拓宽招商引资范围,内资(上海、深圳等)、台资逐渐成为当地经济的重要活力源泉。
生产是企业经营除融资、销售外的另一个重要环节,借助生产技术变革来提高产品质量是企业应对外部冲击的根本之策。通过“机器换人”等项目引入先进设备,推广纺织工艺改进、LED半导体照明技术升级、电机能效提升和注塑机伺服节能技改等,企业生产效率提高,产品质量日趋稳定。科技创新提升标准化产品的技术含量。常平科技园国家级孵化器引入各类初创型科技企业和服务机构,为原有民营企业试水新兴产业提供技术支撑;企业与院校、科研机构建立长效合作机制下的科技创新与服务平台、行业技术联盟,产学研项目降低了企业自主创新成本,主体间经济联系网络的连通度逐渐提高;民营企业也不断扩大R&D投资份额,高新技术企业、外资企业研发中心和申请专利的数量大幅度增加。
成功惯例、知识溢出沿着高连通度网络传递、复制和扩散,企业衍生强化产业集聚。以勤上光电为龙头的产业集聚区是常平第三次转型升级的主要载体之一。集聚区配套光电产品检验检测中心和光电产业教育培训中心,园区经济的组织管理技术变革尤为重视公共性产业服务体系的建设。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并重的新路径下,“大商业、大会展、大流通”策略促使老化的商业网点改造升级,镇中心商业区、火车站商务中心等商圈开始形成;宝力珠宝文化产业园集研发设计、展示销售于一体,玩具产业与“阿里巴巴—东莞产业带”项目、国际啤酒节与手机APP等O2O平台建立合作关系,会展业被赋予新形态;大京九物流基地推动铁路货运和仓储、农产品和工业产品批发、快递速运等物流产业发展壮大。服务业信息化、标准化和规范化成为深化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战略。
晶苑集团是常平招工最多的劳动力密集型制衣企业之一。据访谈,每采购一台环纳制软机可减聘10—12人,减少成本约150万元,同时极大提高产能。近几年利用引进设备自主进行软件编写开发排版、外出参展学习交流的员工数量不断增加,而一线普工数量明显减少。光电产业更为迫切地寻求劳动力结构优化,镇政府相应地从教育培训基地、“订单式”培养制度、入户入学条件等方面培养和引进光电人才。劳动力结构优化与经济结构调整同步进行,增强内生动力成为各经济主体转型升级的共识性策略。
从设立毛织一厂起,常平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就孕育着与时俱进、开拓进取的企业家精神。企业应对冲击的自主能动性被极大调动后,基于“常平制造”区域品牌的企业联盟开始成型,跨行业主体间经济联系网络的复杂度逐渐提高。随着东莞积极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意大利维龙公司拟将蓉欧快铁东延至常平,并投建中欧(常平)跨境贸易产业园,常平交通区位优势进一步扩大。得益于先前的知识和技能积累,部分企业家开始涉足面向欧洲市场的跨境电商产业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珠宝玉石产业。地方经济联系网络能够以更高标准镶嵌进全球生产网络,离不开孕育企业家精神的社会文化土壤。
因此,地方制度、技术变革、经济结构、劳动力结构、社会文化氛围等因素导致樟木头、常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韧性分化(图 6),表现为应对金融危机的适应能力和转型能力的巨大差距。常平能吸收外部冲击,缓震后不断转型升级,经济主体联系增强,增长潜力得以维持,经济韧性逐渐恢复甚至继续增强;而樟木头却迎来房地产业的停滞,经济主体的联系部分瓦解,经济韧性被削弱,城镇发展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迫切需要进入增强韧性的革新和重构期。
借鉴常平的成功经验,樟木头在寻求革新和重构期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一是转变发展思路,培育新主导产业,重点发展商贸旅游业。通过完善物流仓储设施、电子商务平台等建设,提升商品交易便利度与流通效率。确保产品质量,夯实商户口碑,深耕塑胶、粮食等优势专业市场,实现专业市场规模化发展。樟木头是东莞市内唯一的纯客家古镇,文化氛围浓郁,客家景点众多,可以与东莞客家民系集聚区、惠州部分客家地区共同开发客家特色旅游产品,形成深莞惠客家文化区全域旅游格局,推动本地餐饮住宿、文化创意、批发零售等行业复苏。另外应通过降低积分入户入学要求、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等政策吸引“新莞人”落户,降低常住人口购房门槛,实现房地产内销。
二是通过城市更新带动硬件设施升级。结合公众参与开展港式社区微改造,实现“益生菌”②渐进式有机复兴,激发城镇活力。科学规划城镇空间结构与功能布局,调整存量用地功能,例如削减住宅、商住用地规模以及适当提高工业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公共绿地规模。工业用地连片打造集约式新工业园区,旧工业园区实施改造升级。通过引进深圳高新技术企业、推动“机器换人”和落实百樟荟、创能等重点项目促使制造业企业技术升级与设备更新,增强集聚效应和网络联系。采取PPP等投融资新模式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完善公共服务配套,提升城镇生产生活品质,营造吸引技术人才的就业居住环境。沿石马河打造滨河景观带,增设市民公园,增加公共绿地面积。
三是重塑社会文化氛围,调整大包大揽式帮扶企业的旧思路,警惕房地产外销风险。感恩文化能促进和谐社会建设,但运用于经济领域要考虑绩效,危机意识需根植于本地企业网络。虽然深圳客户大量涌入推动房地产业暂时复兴,仍应加强风险管控与外销危机意识,适当限制深圳客户置业,避免出现从“小香港”到“深圳后花园”的认知性锁定。激发企业家精神,营造创新氛围,为促发新产业提供有益的文化环境支撑。
本文建立了一个经济韧性视角下演化经济地理学案例研究的框架,重新梳理樟木头、常平在金融危机中不同经济表现的历史轨迹,对比揭示樟木头、常平这两个地理邻近、产业结构相似、土地财政基本相同的镇街经济韧性产生差异的原因,包括地方制度、技术变革、经济结构、劳动力结构、社会文化氛围等。证实演化经济地理学与韧性理论相结合在分析城镇产业转型升级时有良好适用性(图 7),适应能力与转型能力、“历史依赖”与“地方依赖”等观点有现实指导意义。为依赖房地产业等缺乏经济韧性的城镇提供了路径再造的具体对策:一是积极寻找新主导产业,提升经济主体潜力与联系,增强韧性,促发转型升级;二是科学规划空间结构,调整存量用地功能,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全面升级硬件设施;三是重塑强调风险管控与危机意识的社会文化氛围。演化经济地理学与经济韧性的理论结合能否在实证分析中广泛运用,如何进一步将创新、网络、收缩城市等理论纳入上述框架,都值得深入探讨。
注释:
① 众创、众包、众扶、众筹为特色的平台。
② 在2016年广州城市更新创新论坛中,李郇教授发表“工作坊:美好环境与和谐协会共同缔造”的专题演讲,用“益生菌”渐进式有机更新展示厦门市鹭江老城区改造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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