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主义作为冷战时期国际关系的知识遗产，其概念内核和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当时日趋变化的经济社会背景下，世界各国都在致力于寻求能够最有效提供公共服务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途径^[1]。在该语境下，区域主义和区域一体化往往被视为具有相同含义的概念，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次浪潮成为对区域主义进行经验研究的动力，其思想渊源包括交流主义、新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三个理论方向^[2]。交流主义理论是针对北大西洋区域提出的，旨在探讨如何通过建立政治共同体来避免战争，一体化被视为以“安全共同体”形式出现的政治共同体状态；新功能主义理论则认为现代经济、技术和其他形式的合作将会带来世界政治一体化，也即由功能组织和民族国家主宰的世界，具有很强的欧洲色彩，并在欧洲一体化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政府间主义的理论基础来自现实主义，它重视外部因素在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强调欧洲一体化与国家的外部性密不可分^[3]。20世纪70年代，尽管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有所放缓，但是以此为基础的理论探索并没有结束，其关于一体化条件和进程的分析以及对相互依存观点的强调不仅引导更多研究者思考，也对随后的国际政治学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世界经济越来越趋向于以地区为中心的聚合式发展，区域主义的特征越来越突出。为了区别于70年代及其之前的区域主义概念，相关的研究开始使用“新区域主义”^[4]。然而，在不同的语境之下，新区域主义的概念内涵并不相同，比如Palmer用新区域主义来说明区域合作的新发展，社会学家使用新区域主义描述当时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伴随工业化而呈现区域化的发展现象^{[5, 6]}。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区域研究逐步兴起，不同学科依据研究角度的不同对新区域主义进行了重新界定^[7]。其主要的时代背景包括：多边贸易和外国投资等国家经济贸易联系逐步加强，国家经济管理能力不断下降，区域经济政策倾向于自由主义，环境意识对区域政策的影响逐步提高以及社会生产组织模式由标准化大量生产向用户化、小批量生产转变^[8]。新区域主义与旧区域主义在政治经济关系、国际贸易的基本观念、经济系统的目的和区域发展的目标等方面均存在显著的差异^[9-12]。但是新区域主义既缺乏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范式，也没有相对稳定清晰的概念界定，甚至也不存在受到一致认可的政策行动，而是把包含多尺度的区域空间规划、区域经济地理、社会发展及区域联合在内的一切为区域协调发展和一体化目标实现的措施都用“新区域主义”的概念进行表达^{[13, 14]}。

综合来看，区域一体化的动力可以概括为自上而下的计划力量和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两个方面^{[15, 16]}。传统区域主义是政府主导的区域整合现象，将宏观区域视作若干个地域相邻政府合作的结果，可以将其视为自上而下计划力量推动下的区域一体化过程^{[17, 18]}。新区域主义是在全球化、分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其最大的特点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和社会参与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目标，是一个开放和多维度的系统，在该系统中多种参与者共同推动区域一体化^{[19, 20]}。因此，新区域主义的本质是在市场行为准则下，区域通过竞合推动的区域一体化。

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是指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占城市群所在区域不同城市之间联系强度总体强度的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本文研究的目的是通过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城市群一体化的演变特征分析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对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影响。本研究选择长株潭城市群对新区域主义进行实证研究，不仅能够丰富西方新区域主义理论，而且能够深化对我国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理论认识。之所以选择长株潭城市群，主要考虑到其在发展的初期阶段较多地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然后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迅速发展，从发展路径来看具有较好的典型性。

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湖南省东北部，包含长沙、株洲和湘潭三个地级市，5个县级市，7个县，12个县辖区。考虑到研究区域的完整性，长株潭城市群的行政范围采用3个地级市的行政范围，外围区域采用扣除长株潭城市群之后的湖南省行政范围，具体的空间尺度为地级市（州）。

研究的时间跨度为1980—2015年，考虑到两个相邻年份之间经济网络结构的变化幅度有限以及简化计算过程，以5年为时间跨度，截取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共计8个年份。GDP数据来源于各年份《湖南省统计年鉴》，具体指标为行政范围的GDP总量，距离数据通过各区域中心城区的位置点计算得出。

定量分析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有经验和理论两种方法，经验方法主要是通过实际调查或相应的统计资料确定城市间联系强度，比如搜集客货流或资金流数据；理论模型则是利用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模型进行推断。在西方学者关于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区域一体化过程的研究案例中，通常采用的指标是进出口商品总值以及跨国投资水平^[21]。由于我国在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商品和资金流动缺乏相应的统计资料，而利用调查方法搜集一手数据费时费力且难以获取历史时期的数据，因此采用城市引力模型测度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城市引力模型是地理学计量革命时期社会物理学派的理论成果，其基本观点是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存在相互吸引的规律性，其联系强度的大小与两个城市“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城市之间的距离成反比。

城市引力模型中包含城市质量、距离、距离衰减系数和经验系数4个变量。城市质量采用GDP总量来表示，两区域之间的距离采用区域中心城市之间的几何距离来表示。距离衰减系数采用2也就是平方关系来表达^[23]。经验系数k对最终计算结果不产生影响，在研究过程中赋值为1。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强度大小采用公式（1）进行计算：

(1)

其中，F_ij为区域i和区域j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G_i为区域i的GDP总量，G_j为区域j的GDP总量，D_ij为区域i和区域j中心城市之间的几何距离。在指标的单位方面，GDP的单位采用万元，距离单位采用米。其中，城市对其自身的引力不进行计算，在数据处理过程中以0进行处理。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程度就可以通过长株潭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强度总量与湖南省不同地级市（州）经济联系强度总量的比例来反映，具体公式如下：

(2)

其中，R为长株潭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水平；x_ij为长株潭城市群内部区域i对区域j引力大小，y_ij为长株潭城市群内部区域j对区域i引力大小；X_ij为湖南省范围内（湖南省内所有地级市（州））区域i对区域j引力大小，Y_ij为湖南省范围内区域j对区域i引力大小。

此外，以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为基础，运用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对湖南省网络结构进行分析。通过网络结构反映不同区域之间经济联系强度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

固定资产投资是推动城市群发展的重要动力，为定量分析政府和市场力量对长株潭区域一体化的作用，采用比较集中系数的方法对国有和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情况进行分析^[24]。具体公式如下：

(3)

(4)

其中，B_i为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比较集中系数，f_i是长株潭城市群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水平，F_i为湖南省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水平；p为长株潭城市群户籍人口，P湖南省户籍人口总量；B_j为非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比较集中系数，f_j是长株潭城市群非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水平，F_j为湖南省非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水平。通过B_i和B_j的变化趋势与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水平变化趋势的相关关系分析两种投资方式的影响。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总体水平呈现“V”字型变化特征。从长株潭城市群内部三个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强度来看，随着长沙、株洲和湘潭三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三个区域之间经济联系强度呈现指数级增长的趋势，其中2015年的经济联系强度是1980年的10341倍。从湖南省层面来看，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不同地市（州）之间经济联系强度也呈现指数级增长的趋势，其中2015年的经济联系强度是1980年的10144倍。从区域一体化水平来看，最高值是2015年的69.32%，最低值为1990年的58.24%，总体呈现出“高低高”的“V”字型变化特征。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水平的“V”字型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高—低—高”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是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的阶段，平均水平为67.20%，本阶段选取的年份包括1980年和1985年，长株潭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水平较高，分别为68.00%和66.40%；第二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是区域一体化程度的低谷阶段，区域一体化的平均水平为61.25%，本阶段选取的年份包括1990年、1995年和2000年，长株潭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程度较低，分别为58.24%、61.54%和63.96%；第三个阶段（2000年之后）是长株潭城市一体化的高水平阶段，区域一体化平均水平为69.11%，本阶段选取的三个年份为2005年、2010年和2015年，长株潭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水平较高，分别为68.70%、69.30%和69.32%。

图 1(Fig. 1)

图 1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水平的变化趋势 Fig.1 The Change Trend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Level of Changsha-Zhuzhou-Xiangtan Urban Agglomeration

从定义和测度方法来看，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是区域网络结构演化所呈现出的一种总体特征。从数据层面来看，区域网络结构的空间演化是长株潭城市群区域一体化过程的基础，可以通过区域在不同年份的空间联系状态、网络阶段及其演变关系分析长株潭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过程。任何区域和城市都不会孤立存在，不同的城市或区域之间总是进行着物资、能源、人员和信息的交换，这就是城市或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正是这种关系把彼此分离的城市或区域结合成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网络体系^[22]。理论上任何两个城市或区域之间都存在相互联系和空间作用，但有些联系是主要联系，而另外一些联系是一般性联系。本文将区域按节点城市进行处理，其位置为地级市（州）所在城市。两城市之间的最大引力连接线与一般性引力连接线分析结果如图 2所示。为了表述的方便，本文界定中心节点和腹地节点两种节点类型，以1980年益阳为例，湖南省共计14个地级市（州），益阳对益阳的引力大小视为0，剩余13个地级市（州）的引力大小均大于0，其中长沙市与益阳之间的引力大小为12.95，在13个地级市（州）中位居第一位，所以益阳是长沙的腹地节点，长沙则是益阳的中心节点。

表 1(Tab. 1

表 1 不同年份区域经济联系强度和长株潭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水平 Tab.1 Regional Economic Relationship Strength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Level in Different Years

表 1 不同年份区域经济联系强度和长株潭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水平 Tab.1 Regional Economic Relationship Strength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Level in Different Years

图 2(Fig. 2)

图 2 湖南省区域网络结构体系演化示意图 Fig.2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Network Architecture in Hunan Province

从网络结构的视角分析长株潭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过程，结果表明湖南省区域网络结构既具有整体结构的稳定性也具有动态性。其中稳定性特点可以概括为由长沙、株洲和湘潭三个地级城市所构成的铁三角结构在湖南省区域经济的网络结构中始终处在非常稳定状态，从1980年到2015年任意两城市之间的引力线都处在较强的状态。动态性特点可以概括为邵阳、娄底和衡阳三个区域所构成的几何中心与长沙、株洲和湘潭所构成的经济中心与周边区域经济联系的此消彼长。

湖南省区域网络结构体系的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发展背景是计划经济初步向市场经济转变阶段，湖南省存在三个网络中心，分别是长沙、邵阳和衡阳。该阶段外围地区经济发展处在低水平离散状态下，邵阳和衡阳的经济体量远小于长沙，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也成为网络节点。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邵阳和衡阳两个由于地理位置形成的网络中心开始弱化，比如娄底的中心节点先是邵阳（1990年）、后来转为长沙（1995年）。第三个阶段（2000年之后），这一阶段以市场经济为主，湖南省存在长沙和衡阳两个中心节点，长沙市网络中心节点的地位进一步强化，最为显著的变化是怀化的中心节点由邵阳变为长沙，而衡阳网络中心的地位在这一阶段也较为稳定。

政府和市场合力是区域一体化演变过程的内在原因，但是为了在新区域主要视角下分析分析两种力量此消彼长的关系，需要对两种力量及其合力分别进行测度。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作为原始指标，为了降低价格和人口规模对计算结构的影响，采用比较集中系数的方法对两种类型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分析。如果比较集中系数大于1，表示该类型的固定资产投资在全省所占比重大于人口规模在全省所占比重。计算结果表明无论是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和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比较集中系数都大于1，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占比高于在全省人口规模所占比例。

通过比较集中系数与区域一体化水平变化趋势的对比关系进一步分析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对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的影响。两种类型固定资产投资比较集中系数均呈现上升趋势，其变化关系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绝对优势；第二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两种类型固定资产投资交替占有优势；第三阶段（2000年之后）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绝对优势。两种投资力量的变化过程与长株潭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水平的变化过程呈现出一定的相似性。

为了进一步分析该变化趋势的相似性，采用一次线性方程y = ax + b对其进行回归分析，其中y是长株潭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水平，x分别代表国有、非国有和组合状态下固定资产投资的比较集中系数。在组合状态中，1980年、1985年和1990年选取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比较集中系数，其它年份选择非国有。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组合状态下的比较集中系数与区域一体化水平之间的拟合关系最佳，从而说明在20世纪80年代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一体化水平有重要影响，而在1990年之后，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对区域一体化的影响程度更大。基本结论可以概括为在20世纪80年代，区域一体化水平更多地受到计划经济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区域一体化的影响因素受到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方面的作用，2000年之后，区域一体化水平更多地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

区域网络结构变化和政府—市场作用力的定量分析能够解释长株潭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形成过程，但是仍有必要在定量基础上对政府和市场两种基本力量进行定性分析。从新区域主义的观点来看，原有旧区域主义的最大特点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政府力量实现区域整合，而新区域主义的最大的特点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和社会参与实现区域一体化。政府与市场力量的此消彼长关系也构成了长株潭城市群区域一体化形成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时代背景，可以借鉴新区域主义的基本观点，通过分析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历史演变过程研究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的变化过程。

（1）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阶段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水平较高的主要动力来自“自上而下”的政府力量。我国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因此，对于这段时间湖南省区域网络结构和区域一体化特征分析要从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期开始。“一五”计划期间，全国重点建立了一批城市，其中株洲属于全国6个新建城市之一，长沙和湘潭属于74个一般扩建城市。在此背景下，株洲硬质合金厂、南方动力机械厂和株洲电厂等属于国家“156”重点工程的项目落户长株潭地区，株洲冶金厂和湘潭纺织印染厂等省属和部属重点企业也先后在长株潭地区开工建设。1966年到1975年“三五”和“四五”时期，在大力发展国防工业和三线建设的背景下，长株潭地区重点发展了中小型机械和化工等产业。与此同时，铁路、公路、内河航运和航空运输也得到大力发展。这种“自上而下”的政府力量主导了长株潭城市群在改革开放之前的发展过程，也使得长株潭地区逐步改变建国之前低水平离散均衡的状态，长株潭城市群地区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到20世纪80年代，国家开始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但是由于处在起步和探索阶段，这一阶段区域网络结构和一体化格局与计划经济末期阶段的发展特征，处于高区域一体化阶段。

（2）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中期阶段

表 2(Tab. 2

表 2 固定资产投资的比较集中系数及回归方程 Tab.2 Compare Concentration Factor of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and Regression Equation

表 2 固定资产投资的比较集中系数及回归方程 Tab.2 Compare Concentration Factor of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and Regression Equation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水平较低的主要原因是“自上而下”计划力量向“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转轨。进入到1990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与推进，原有以政府为主导“自上而下”的计划力量开始向“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转变。这一时期国家和湖南省通过政府投资的力量及其重大项目建设开始衰退，与此相关的时代背景包括国家开始进行土地有偿使用制度改革和国企改革等。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湖南省乡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长株潭地区之外以中心地职能为主、服务于乡村地区发展的中小城市获得了快速发展。在计划经济力量为主逐步转为市场力量为主的背景下，湖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格局可以概括为长株潭经济总量占湖南省的比重逐步下降。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长株潭城市群GDP总量占全省的比重为31.03%，但是到1990年该比重下降到26.71%，1995年该比重上升到29.03%，但是依然没有达到1980年的水平，直到2000年该比重上升到31.86%，长株潭城市群GDP总量在全省的比重在回归到1980年改革开放之初的水平。

（3）2000年之后改革开放的后期阶段

长株潭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水平较高的主要动力来自“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2000年之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以市场为主导“自下而上”的力量逐步增强，市场对资源要素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突出。市场经济体制环境的建立促进了资源要素的流动和配置，经济要素、人口和资本的流动性在市场媒介的推动下大为增强，区域经济的发展更多地回归到要素市场本身的发展诉求。在此背景下，长株潭城市由于发展基础相对较好，要素集聚能力较强，加之良好的区位条件和政策因素，长株潭城市群区域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这种发展不仅包括经济总量及相对规模地位的升高，也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及在国际和国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从相对经济地位来看，2010年长株潭城市群经济总量占湖南省经济总量的41.06%，高于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10个百分点，2015年占湖南省经济的比重进一步升高到41.24%，虽然相对比重的增速有所放缓，但是依然呈现出进一步增长的趋势。从产业结构来看，2000年长株潭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23.50:38.0:38.50，2015年调整5.28:52.63: 42.09，第一产所占比重现在下降，第二、三产业结构比重上升。

本研究是在新区域主义的视角下分析长株潭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过程，并在借鉴区域网络结构、城市引力模型和比较集中系数的基础上构建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定量计算方法。研究结果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区域一体化过程呈现明显的“V”字型特征，这种特征的形成过程与我国改革开放之后“自上而下”的政府计划力量逐步让位于“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密切相关，呈现出自下而上的新区域主义特征。具体而言，长株潭城市群区域一体化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该阶段的基本特征是长株潭区域一体化程度较高。这一阶段湖南省区域网络结构的基本格局沿袭了改革开放之前低水平离散的基本形态。由于经济发展规模相对于计划投资具有滞后性，这一阶段长株潭城市群由于在计划经济时代大型项目的投资和建设，其发展速度与规模显著高于长株潭外围地区。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基本特征是长株潭区域一体化的程度处在低谷阶段。该阶段长株潭城市群区域一体化水平较低源于政府计划力量逐步让位于市场力量但后者尚未充分发展。第三个阶段是2000年之后，该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区域一体化水平较高，网络空间结构形态逐步向城市群集聚方向演化。在这一阶段，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长株潭城市群由于区域经济发展基础较好，在要素集聚和经济发展方面具有优势。

按照新区域主义的观点，区域整合和区域一体化发展目标的实现不能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政府力量，区域成员之间市场主体的分工与协作才是区域一体化过程的关键力量^{[25, 26]}。从本文的研究结论来看，无论是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时代还是自下而上的市场经济时代，长株潭区域一体化水平都处在相对较高的水平，而在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长株潭区域一体化水平出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因此，可以理解为在区域一体化发展目标的实现方面，无论政府力量还是市场力量都可以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两种力量的过渡阶段则最终导致了区域一体化程度达到了低谷。但是也应看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起到了主导性作用，而计划力量也并非是完全缺位的，长株潭城市群的相关规划以及不同政府主体之间的沟通和协调也发挥了重要作用。2005年之后长株潭城市群的区域一体化的程度略高于1980年的区域一体化的程度可以视为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从总体上来看，新区域主义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国家关系，它是在“旧区域主义”的基础上经思辨与实证对比得出的结论，将其运用于中国国内的区域经济关系的研究过程中，需要注意到研究问题的政治经济环境与西方有所不同。所以，强调市场力量而对政府力量忽视的观点有待商榷，而如何通过两种力量上下结合互动实现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目标则应成为后续研究的重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