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口迁移流动是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经济改革以来最重要的社会变化之一^{[1, 2]}，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应发展阶段的人口从乡村流出后直接在城市定居的一步到位的迁移模式不同，发展中国家的流动人口往往需要在乡—城间和城—城间进行不断的循环流动^{[3, 4]}，从而产生一个流出地和一个或多个流入地相关的多重地域归属^[5]。在循环流动的过程中，流动人口会采取跨地区生计方式（multi-locational livelihood）以实现家庭利益的最大化^[6-8]。已有研究表明，他们的跨地区生计有着诸多表现形式，例如分离家庭（split family）成员的空间配置、农忙时节的返乡潮、“赚在城市、花在农村”的消费模式等^[9-12]，而返回流出地的住房投资行为则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种跨地区生计方式^[12]。

尽管近年来流动人口返回流出地建房和购房的现象屡见于新闻和媒体的报道^[13-15]，但是迄今有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探讨其在流入地的住房状况与住房保障政策^[16-22]，对其在流出地住房安排的实证分析仍然十分有限，从跨地区生计视角系统分析和比较流动人口在流出地的建房和购房行为的研究更为少见。长期以来，对流动人口在流出地住房投资行为的研究散落在流动人口汇款、人口回流效应等相关的研究主题中^[23-26]，这些研究多以简单的介绍性文字刻画描述流动人口在流出地的建房或购房行为，导致对其的认识始终相对含糊。近期少数文献从社会学或经济学的视角探究流动人口在流出地建房和购房行为，发现流动人口在流出地建房和购房行为主要是由循环流动状态所引发、或利他和利己主义所驱动、以及经济和家庭因素的促使而做出的家庭生计策略^[27-30]。但是，这些研究很少纳入空间的维度，同样忽略时间因素的影响，导致对流动人口在流出地的住房投资行为所具有的特定的地理时空特征的刻画和描述都还不够充分和全面。事实上，流动人口往往在流动过程中凭借自身以及外部的力量不断改善其个人和家庭的福利状况，渐进性地实现财富累积^[31]。在城市定居困难的状况下，流动人口会在流动过程中的某一时间节点转向流出地进行住房投资以实现家庭经济收益最大化，而由这种跨越地区的住房投资行为引起的地理空间位置的变化所隐含的相关迁移流动特征与规律急待进一步的深入探究。然而，迄今研究往往忽略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返回流出地的住房投资行为作为一种典型的跨地区生计方式所具有的重要研究意义。尽管近年来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和滞留长期化态势愈发明显^{[32, 33]}，但受制于制度、市场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流动人口循环流动的状态和跨地区生计策略在近期内不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34-36]。由此可以预见，流动人口在外流动一段时间后选择返回流出地建房或购房的跨地区生计方式也将在一段甚至更长的时期内持续发生。因此，在跨地区生计的视角下对其进行研究，不仅能在理论上拓展和深化对流动人口住房行为特征的认识；而且在实践上能为新农村建设和中西部城镇化建设背景下解决流动人口在流出地的住房等相关问题提供切实可靠的理论依据和实证支持。

基于上述，本文试图基于跨地区生计的地理视角，采用抽样调查获得的问卷数据和实地调查获得的定性资料，系统地分析流动人口在流出地的建房和购房行为的时空特征及其规律，以此为进一步完善新农村建设及中西部地区的就地就近城镇化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2015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以及福建师范大学人口发展研究中心与福建省卫生计生委合作获取的能够反映流动人口流动经历和过程的调查数据。其中，流动经历和过程的调查以2014年福建省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作为抽样框，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方式，以在流入地（福建省）居住满1个月、年龄在15周岁及以上的跨县（市、区）的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调查覆盖全省9个地市及平潭综合实验区的45个县（市、区），共计2100份问卷（男性1104份、女性996份）。剔除不符合要求的问卷，余下有效问卷1976份，有效率达到94.10%。调查涉及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住房投资状况、流动经历等内容。被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如表 1所示。从中可以看出，男性的比例略高于女性，他们的年龄集中分布在20—39岁之间，以农业户口和初中文化为主，已婚者的比例高于未婚者，一半左右为跨省流动者。

2.2 概念界定

（1）跨地区生计

跨地区生计方式（multi-locational livelihood）指的是流动人口在其流动过程中，为了寻求家庭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将家庭成员和资源同时配置于流出地和一个或多个流入地的生计方式。

（2）流出地

基于研究需要，本文的“流出地”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指的是流动人口户籍所在的村（居）委会范围内；另一种指的是流动人口户籍所在村（居）委会外，县（市、区）范围内。

（3）流出地的住房投资行为

本文将流动人口在户籍地村（居）委会内的建房行为（包括翻建、扩建或新建住房）和在户籍地村（居）委会外，县（市、区）范围内的购房行为统称为在流出地的住房投资行为。由于本文探究的是跨地区生计背景下流动人口在流出地的住房投资行为，故将最近一次住房投资行为发生在流动前的样本剔除。

2.3 研究方法 2.3.1 定量研究

（1）生存分析法

由于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返回流出地的住房投资行为是在一定时间内所发生的重要事件，且“住房投资时间与首次外出的时间间隔”是个具有时间属性的动态变量，因此本文使用生存分析（survival analysis）方法中的Kaplan-Meier方法和生存函数对这种跨地区生计行为的时间特征进行分析。Kaplan-Meier方法是事件史分析方法中的生存函数非参数估计法之一，Kaplan-Meier生存函数是关于生存时间超过某一个时间t的估计，是在时t与在此以前各时期生存概率的连乘积，因此Kaplan-Meier估计方法也被称作乘积限估计^[37]。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分别将“是否建房”和“是否购房”作为事件状态，并编码为“1=是，0=否”。

（2）空间分析法

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返回流出地的住房投资行为作为一种跨地区生计方式，在研究其空间特征时，将所跨路径在空间可视化的基础上用“跨地区生计走廊^①”加以表现，以揭示其所存在的路径特征与规律。

2.3.2 质性研究

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深入访谈是质性研究中最重要的调查方式^[38]。因此，除问卷调查数据外，本文还辅以使用笔者在人口流出地河南省和安徽省进行深入访谈所获取的第一手资料。所调查个案涉及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官员、办事员、企业主或人事经理以及村干部、当地村民等人员。访谈提纲采取半结构式，每次访谈时间在30—60分钟左右。此外，笔者在走访过程中还参观了新农村建设示范村与非示范村。通过对上述采集到的录音与图片资料的分析，进一步展现流动人口在流出地住房投资行为的情况。

3 流出地住房投资行为的基本特征 3.1 建房的基本特征

由表 2可知，有62.90%的流动人口在流出地村庄内有过建房行为，但由于本文的研究问题是流动人口在其流动过程中返回家乡的住房投资行为，故将在首次流动前已经建房的643个样本剔除，最终获得有效样本1333个。在这1333个流动人口中，在其流动过程中返回流出地村庄建房的样本有600个，占45.01%。流动人口在流出地村庄建房如此普遍可能有如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中国农村地区，建房是农户家庭中的头等大事，农户经常会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新建、翻建和装修住房，甚至不惜为此债台高筑；二是大多数流动人口在乡—城流动的过程中提高了收入水平，尤其是工资性收入，从而使其在流出地的建房意愿变成可能。除此之外，他们往往以汇款的形式与流出地保持密切的联系，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跨地区生计行为。

在实地走访中，我们发现流动人口在其流出地村庄内翻建、扩建或新建的住房通常是宽敞明亮、装修精美、居住环境良好的楼房，与其在流入地城市呈现出的居住空间拥挤、布置简陋、环境恶劣等住房特征截然不同。图 1分别展示的是周口市扶沟县XX村农民工返乡新盖的两层装修精美的小洋房和新乡市获嘉县XX村农民工返乡新建的三层传统北方平房。

3.2 购房的基本特征

与流动人口在流出地村庄内存在相对较为普遍的建房现象相比，流动人口在流出地县域范围内的购房发生率相对较低。如表 2所示，在全部样本中，仅有18.88%的流动人口有过购房行为，扣除首次流动前就已购房的85个样本和流动后选择在流出地县域范围外购房的71个样本，实际上流动人口在其流动过程中返回流出地县（市、区）内购房的样本只有217个，占有效分析样本（1820）的11.92%。相比45.01%的建房率，流动人口在流出地的购房率整整低了33.09个百分点。笔者所在课题组在广东、安徽、河南、湖南、湖北、四川和贵州七省针对回流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回流人口在流出地县（市、区）内的购房率也仅为15.09%；以下在安徽和河南的深入调研资料也进一步证实了流动人口在流出地购房率较低的事实。这主要是因为相对于在流出地村内建房而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县域内购房是一种需要更多财力支撑的行为，而目前大多数流动人口在外务工获得的收入还不足以支撑其实现在流入地县域内购房这一行为。由此说明当前中国住房市场的现状对于流动人口返回其流出地购房也是一个障碍因素。这与新闻媒体所报道的“农民工返乡购房热”现象存在出入，因此当前提倡鼓励流动人口返乡购房以解决房地产库存和购房转移市民化的思路与实践是值得商榷的。

受访者1：安徽省滁州市XX市XX村X主任

“目前，我们村回来的人，靠土地变卖与打工挣的钱，有一些在县城买了房子，人数大概占全村的四分之一。”

受访者2：河南省新乡市XX县XX乡X乡长

“我们县城现在的房价一平在两千六左右，是有一些回流农民工在县城买了房，但也不多。”

3.3 流出地住房闲置

问卷调查数据显示，流出地村庄内22.33%的新建住房和流出地县域内购买的26.27%的商品房完全处于闲置状态。在实地走访中，我们也发现农村中翻建过的住房甚至是精装修的小洋楼大门紧闭，空无一人。图 2展示的是我们在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XX村和安徽省淮南市寿县XX村采集到的图片，可以发现这些新建的住房处于无人居住的状态，附近的居民亦告知这些住房的主人基本上常年在外打工，仅春节时才回家居住。与受访者3的交谈进一步说明了流动人口返乡建房后因继续外出而导致住房闲置现象的普遍存在。之所以产生这一现象可能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获得的收入水平低和流出地缺乏就业机会等关系密切。因此，为了尽可能补偿住房成本，流动人口在流出地完成住房投资这一行为后，他们仍然需要继续保持乡—城之间的循环流动，由此导致多数流动人口长期处于“城市买房付不起，家乡住房住不上”的尴尬处境。此外，在不少农村地区建房是婚姻的先决条件，为儿子娶媳妇是很多流动人口建房的直接动机。但是新建或翻新后的住房面积，却远远超出儿子娶媳妇后新增加的一家三四口所需要用到的住房面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很多年轻人婚后仍选择外出打工，因此造成了住房闲置。受访者3和4的情况就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观点。

受访者3：安徽省淮南市XX县XX局XX局长

“前几年，我县很多外出打工者都回来盖了新房，而且盖得非常漂亮。他们在盖好房子后因为缺钱又外出打工。房子一般没人住，最多是留给家里的老人与孩子住，他们自己在清明节和春节回来住上一段时间后又出去了。”

4 流出地住房投资行为的时间特征

21世纪以前，回流出地村庄建房流动人口少，2005年以来渐多，且集中分布在2008年及以后的年份，2011— 2015年回乡建房比例高达44.67%（表 3）；洛伦兹曲线也直观反映了流动人口回乡建房时间分配的不均衡（图 3）。这不仅与近年来在外务工收入水平逐年提高有关，也与相关政策的出台实施相契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于2005年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的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战略的颁布与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流动人口在流出地的建房行为。图 4所示的是滁州市凤阳县XX村为落实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以政府规划，村民出资的方式，大力整治乡村居民点后所呈现出的新农村面貌。

20世纪90年代，被调查流动人口几乎没有经济能力返回流出地购买住房，97.24%的流出地购房行为发生在21世纪以来，尤其集中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这一比例高达83.41%，且流出地购房时间分布在2012年、2013年和2014年的比例分别达到13.36%、27.19%和17.97%（表 3）；与建房行为相比，流动人口在流出地购房的时间高度集聚在近5年内（图 3）。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在该时期内推行的购房优惠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流动人口的返乡购房行为^{[39, 40]}。

4.1 时间跨度

由于流动人口是在流动过程中返回流出地发生住房投资这一跨地区生计行为，因此有必要将该行为嵌入人口流动的过程加以考察。就建房行为而言，他们需要在外平均流动1.81次^③、6.24年后才能返回流出地建房。在外流动1年以内就返回流出地建房的比例仅占12.33%，在外流动10年以上才返回流出地建房的比例占20.33%。就购房行为而言，他们需要平均在外流动1.90次、8.27年后才能返回流出地购房，比建房行为多流动0.09次且将近2年的时间。在1年以内就返回流出地购房的比例仅占5.99%，在外流动10年以上才返回流出地完成购房的比例占到34.10%（表 4）。上述研究结果反映出流动人口在流出地的建房和购房行为并非只是炫耀攀比性消费的表现，而是其家庭在一定制度文化背景下于较长时期内权衡各方面因素后做出的较为理性的决定。此外，流动人口回乡建房或购房所呈现出的时间特征还与其生命历程密切相关。在访谈过程中，我们发现，流动人口在流出地的住房投资行为是其家庭成员为了完成因个人或其他家庭成员在生命周期某一阶段的人生事件（结婚、生育等）引起家庭规模的扩大而做出改善居住条件的具有预期性投资决策（如访谈4）。

受访者4：安徽省滁州市XX县XX村中年妇女

“我和我老伴在宁波辛辛苦苦打工五六年，挣了钱，就是为了回老家建房子给儿子娶媳妇，媳妇生完孩子不久就和我儿子出去打工了，留我们两个老人在家里照顾孩子”。

4.2 生存分析

Kaplan-Meier分析方法的结果表明，流动人口返回流出地建房与首次外出时间时隔的均值^④为14.97年，返回流出地购房与首次外出时间时隔的均值为25.72年，二者相差10.75年。图 5展示的是流动人口在流出地建房和购房的生存函数曲线，购房行为的累积生存率始终大于建房行为，说明不论在流动过程的哪一时刻，购房率始终低于建房率。具体表现为：建房的生存函数曲线随着在外流动时间的延长而迅速下降，到第24年，流动人口返回流出地建房的累积生存率降为20%，即80%流动人口在流出地发生了建房行为。购房行为的生存函数随着在外流动时间的延长缓慢下降，累积生存率到第26年达60%后，到第28年下降到50%左右。生存函数曲线进一步验证了上述分析得出的流动人口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返回流出地购房的研究结论。

5 流出地住房投资行为的空间特征 5.1 区位特征

表 5列出了住房投资者的流出地区位特征。就流出地区而言，来源于东部地区流动人口的建房率或购房率均大于来自于中西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就流出地地形而言，相比于山地或高原，来自平原或丘陵地区的流动人口返回流出地建房或购房的概率更大。就村庄与乡镇的距离而言，已建房者的村庄与乡镇的距离比未建房者缩短0.61km，已购房者的村庄与乡镇中心的距离比未购房者缩短0.33km。结合受访者5可知，乡镇与村庄较近的距离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当地村民在乡镇购房。这一结果说明，流动人口倾向于在地理区位条件较为优越的地区进行住房投资行为，即流动人口在流出地的住房投资行为存在区位优化选择倾向。这是因为一方面，优越的地理区位意味着拥有较高的居住适宜性与交通通达性，因而促进了流动人口住房投资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新农村建设的政策导向也是倾向于将农村地区的住房整治统一到区位条件较为优越的近郊或平原等地区。课题组在农村的调研就发现，很多新农村规划建设的住房多是整齐划一地坐落在区位条件较为优越的地段（如图 4），而一些村庄内部交通条件不好的区域则多出现陈旧简陋的住房。

受访者5：安徽省滁州市XX有限公司X主管

“我们公司的员工大部分是临淮本镇人。近几年临淮镇的发展很快，公交车联通邻近的村庄，所以几个与临淮镇距离较近村的村民一般都会在本镇买房，不会去县城买房。”

5.2 路径特征

如前所述，流动人口在外流动至某一时间节点后，会做出返回流出地进行住房投资这一跨地区生计行为的决策。为了进一步刻画流动人口在流出地住房投资行为的空间特征，我们将住房投资行为发生时的流入省份作为跨地区生计的起点，流出地省份作为跨地区生计的终点，据此绘制出流动人口在流出地建房和购房的跨地区生计走廊^⑤。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本次问卷调查的地点是福建省，所以跨地区生计走廊的起点多以福建省为主。由图 6可见，流动人口在流出地村庄内建房和流出地县域内购房的跨地区生计走廊的数量存在明显的差异。

由某一流入地返回流出地建房的跨地区生计走廊共计73条，以“福建—XX”、“广东—XX”和“浙江—XX”的数量最甚。以福建省为起点，共产生21条跨地区生计走廊，其中以“福建—福建”、“福建—江西”和“福建—四川”这三条为主，其样本数分别占41.90%、17.61%和10.73%；以广东省为起点，共产生13条跨地区生计走廊，其中以“广东—江西”、“广东—湖南”、“广东—河南”和“广东—四川”这四条为主，前两条的样本数分别占22.22%、15.56%，后两条的样本数各占11.11%；以浙江省为起点，共产生9条跨地区生计走廊，其中以“浙江—江西”、“浙江—湖北”、“浙江—安徽”、“浙江—福建”和“浙江—云南”这五条为主，前两条样本数分别占31.58%、15.79%，后三条样本数各占10.53%（图 6a-6c）。可见流动人口在流出地建房的跨地区生计走廊数量多且分布广，印证了前文45.01%的建房率。由某一流入地返回流出地购房的跨地区生计走廊共计34条，“福建—XX”共产生17条跨地区生计走廊，数量最多。其中“福建—福建”的样本数占比高达52.31%，其次是“福建—四川”、“福建—重庆”和“福建—江西”，其样本数分别占12.82%、9.74%和9.23%（图 6d）。该结果说明在跨地区生计走廊的数量上，流动人口在流出地县域内购房的数量明显少于在流出地村庄内建房的数量，与前述流出地的购房率并不高的事实相互呼应。可见即便流出地的购房成本低于流入地，但多数流动人口仍缺乏足够的住房购买力，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才选择将其住房投资行为转移到流出地村庄内建房，形成了典型的“城市挣钱，农村花钱”的住房消费模式。这种住房消费模式是其在跨地区生计方式下做出的一种符合其家庭生计需求的理性安排。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在福建省进行的一项由随机抽样调查获得的流动人口个体数据，辅以河南与安徽两省的调研访谈资料，从跨地区生计视角对流动人口在流出地建房和购房两种住房投资行为的时空特征进行探究，得到如下结论：①流动人口在流出地村庄内建房或在县城（镇）内购房是一较为普遍的现象，且多是出自于其家庭跨地区生计策略下的理性安排，但建房率明显高于购房率。这种跨地区生计方式不仅反映了流动人口将在流入地难以实现的住房投资行为转向流出地而获得家庭利益最大化的事实，而且体现了该群体在流动过程中与家乡保持密切的联系。但为了补偿住房支出，多数流动人口选择在完成这一跨地区生计行为后继续外出务工甚至举家流动，导致流出地的住房闲置，造成住房资源的浪费。②流动人口在流出地住房投资行为2005年以前较少，而2005年以来渐多，建房和购房经历的时间跨度存在差异，后者的时间跨度更长。此外，不同特定时期国家和地方的住房政策对这两种住房投资行为都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③流动人口在流出地的住房投资行为存在区位优化选择倾向，优越的地理区位能促进其返回流出地村庄建房或在附近县城（镇）购房；建房与购房产生的跨地区生计走廊数量悬殊，前者明显多于后者，进一步体现了流动人口在流出地的建房率高于购房率的事实。

上述由流动人口跨地区生计方式所引发的在流出地的住房投资行为反映了流动人口“城市买房付不起，家乡住房住不上”的困境。解决这一困境，对实现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提出的促进“一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实现就地就近城镇化”的战略布局具有重要意义，值得予以高度重视。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实施土地流转策略，加快新农村建设进程。赋予农民使用、转让土地的权利，允许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并通过确权登记进行使农民得到公平的分配与收益，引导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户进一步向城镇转移，解决农村宅基地闲置的问题。同时应当看到，土地流转策略并非解决农村住房闲置的万能之计，条件合适的流出地农村能够留住人口才是关键要义；因此要坚持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扩大示范村的建设范围，强化新型农村社区的产业基础，使更多新型农村社区成为当地居民安居乐业的场所。第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提升住房投资水平。流动人口在流出地的住房投资行为，尤其是购房行为虽然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个体经济资本的多寡，但住房政策对此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可小觑。对此，相关部门应大力推行科学的住房政策，为流动人口的返乡住房投资保驾护航。除住房补贴等优惠政策外，流出地可构建多层次城镇住房体系，为符合条件的返乡流动人口提供政府保障性住房、经济适用房等。第三，推进流出地就地就近城镇化，吸引人口返乡定居。中西部地区应以县城为依托，通过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为就近城镇化提供支撑。一方面，积极发展当地特色产业，有效地承接产业转移，为返乡流动人口就近就业提供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并落实公共服务体系保障，以良好的人居环境和社会福利吸引流动人口返乡定居，逐步减少大规模的“候鸟式”人口迁徙。

注释：

① 借鉴已有文献中“迁移走廊(the migration corridor)”的提法^[41]，本文将流动人口由流入地返回流出地进行住房投资的路径称为“跨地区生计走廊（the multi-locational livelihood corridor）”。

② 流动人口返回流出地的住房投资行为时间截至调查时点2015年5月。

③ 本文将流动人口跨县（市、区）离开户籍地或前一个流入地而在新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的流动算作一次新的流动。

④ 这里的均值不是常有的算术平均值，而是用特定的方法估计的平均生存时间，因为有截尾数据。

⑤ 建房的跨地区生计走廊如下：福建—XX（21条/494个），广东—XX（13条/45个），浙江—XX（9条/19个），上海—XX（4条/7个），湖北—XX（3条/5个），江苏—XX（3条/4个），四川—XX（2条/4个），海南—XX（2条/4个），贵州—XX（3条/4个），山东—XX（3条/3个），湖南— XX（2条/3个），陕西—XX（2条/2个），安徽—XX（1条/1个），甘肃— XX（1条/1个），河北—XX（1条/1个），河南—XX（1条/1个），黑龙江— XX（1条/1个），新疆—XX（1条/1个）；购房的跨地区生计走廊如下：福建—XX（17条/195个），广东—XX（5条/9个），浙江—XX（3条/4个），江苏—XX（2条/2个），北京—XX（1条/1个），甘肃—XX（1条/1个），贵州—XX（1条/1个），海南—XX（1条/1个），湖南—XX（1条/1个），宁夏—XX（1条/1个），云南—XX（1条/1个）。括号内的a/b分别表示跨地区生计走廊的数量以及所具有的样本数。建房的跨地区生计走廊共计73条，600个样本；购房的跨地区生计走廊共计34条，217个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