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外来人口不断流入，中国城市外来人口规模持续膨胀。据统计，2016年中国大陆总人口13.8亿人，城镇人口7.9亿，占总人口的57.35%，其中跨市辖区的流动人口为2.45亿^①。在众多大城市中，城中村拥有大量廉价私房，使其逐渐演变为低收入外来人口的主要聚居区。但城中村往往存在环境质量差、安全隐患大、社会问题多、市政配套设施落后和违法建设泛滥等诸多问题^[1]，给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带来负面影响，被认为应尽快拆除^{[2, 3]}。目前，城中村拆迁改造已成为地方政府城市建设的工作重点。2014年3月，上海市发布《关于上海市开展“城中村”地块改造的实施意见》，提出要改造分布在外环周边、老城镇地区并被城市包围的城中村。随后，2016年8月22日公布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草案，明确到2020年将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万以内。人口管制与调控力度的加强，城中村拆迁工作的快速推进，使得外来人口居住问题日益突出。

住房是外来人口在城市的落脚点和生活稳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4]。由于户籍限制，不少外来人口既买不起房、也无法享受政府提供的住房保障，住房多以私房租赁为主导，以市郊或外环附近的城中村为区位选择^{[5, 6]}，包括自住、合租、群租等多种租赁模式。部分学者基于住房供给—需求关系，认为外来人口的居住决策是由个人住房需求与城市住房供应共同决定的^[7]。或从外来人口个体居住偏好来分析其居住行为，认为外来人口的居住行为具有明显的职业—收入主导型偏好、城市住所—农村耕地约束型偏好以及社会交往融合型偏好^[8]。关于外来人口居住选择影响因素的分析，有学者认为外来人口依据工作地点选择居住地，职住距离是影响其居住选择的重要因素^[7]。此外，城中村外来人口收入普遍较低，他们只能在自身经济可承受范围内租住房子，租金便宜、生活成本低对于外来人口至关重要，而居住地周边的设施和服务则较少被考虑^[9-12]。

城中村作为部分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的平台和踏板，解决了他们在城市的基本生存问题，并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出路^[13-15]。目前，不断推进的城中村拆迁改造无疑对外来人口的居住有着巨大的影响。城中村拆迁改造与城市外来人口住房相关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事实上，城中村作为外来人口的聚居区有其存在的客观性和合理性^[16]。现行的城中村改造只关注村民、政府、开发商的利益，而外来人口作为城中村的居住主体，其权益往往被排除在外^[17]。城中村改造在资源、情感和机会三方面加剧了对外来人口的空间剥夺^[18]。由于外来人口无法获得住房保障，城中村拆迁改造使其失去临时居所，大量流入周边地区并给社会安定带来负面影响，长此以往将不利于城乡的统筹发展^{[19, 20]}。基于此，部分学者提出城中村改造不应仅强调其空间形态而忽略其居住功能^{[21, 22]}，在拆迁改造的同时，仍需提供租赁价格相对合理的居住场所^[23]。此外，已有文献还从制度及政策角度出发，提出政府应建立更合理的住房保障和租赁市场管理体系，逐步将外来人口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规范正规住房市场^[24]。打破外来人口长期被住房市场及其他社会机会所隔离的现状，使其融入社会保障等国家体系，才能更好的保障外来人口的住房利益^{[25, 26]}。

本研究针对上海市联明村外来人口展开调查，分析外来人口在城市内部的住房迁移特征，并结合城中村拆迁的影响，分析外来人口居住选择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本文以联明村为研究区域。联明村位于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原包含12个自然村，从1993年开始动迁，至今仅剩4个自然村。2015年，当地村民为2300人，外来人口数量约为1.5万人^[27]。在实地查访中与居民交流得知，联明村剩余部分也将于今年继续动迁。

研究数据来源于2017年4—5月份展开的对联明村现存的6、7、8、9队等4个自然村外来住户的抽样调查。由于联明村一套民房往往被分割为十几个小房间出租给外来人口，因此，在每套民房中抽取1—2个外来住户作为调查对象。问卷采用面对面访谈并由调查人填写问卷的形式。共收集128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25份。

经统计（表 1），联明村外来人口中男性比重较大，为57.6%，女性占比42.4%。在年龄构成上，30—50岁的外来人口占65.6%，30岁以下的第二代移民占比16.8%，说明城中村外来人口主要为青壮年。90.4%的被调查者为已婚，并以家庭迁移为主。

表 1(Tab. 1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描述 Tab.1 Basic Information Description of Samples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描述 Tab.1 Basic Information Description of Samples

本次调查的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文化水平为初中及以下占比59.2%，高中及大专占比31.2%，本科及以上占比2.4%，还有7.2%的人未受过教育。因文化水平、劳动技能等因素的制约，外来人口入沪后绝大多数只能从事低端产业，以社会服务、商业和制造业为主。其中52%为私营企业或个体雇佣人员，9.6%为个体户或私营企业主，仅有8.8%为国有企业单位员工。从职业构成来看，从事社会服务业、商业和制造业分别占比28.8%、20.8%、21.6%，社会服务业主要是低端服务行业。还有少许从事餐饮业和运输行业，均为4%。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就业人员中，有51.4%与工作单位签订了书面合同，以正规就业为主，职业相对稳定，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相比有较大不同^[23]。

再者，城中村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不容乐观。53.6%的外来人口没有任何保险，且部分签订书面合同的外来务工人员只有三险，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极少有五险一金。在收支方面，城中村外来人口中劳动人口人均收入为3401元/月。由于样本中82.4%的外来人口为家庭式迁移，这部分外来人口的平均家庭月开销为3804元/月，人均消费为1385元/月，平均房租为1049元/月，房租占家庭月开销的27.6%。而个人式迁移的外来人口的人均消费为2114元/月，平均房租为850元/月，房租占家庭月开销的40.2%。与上海市平均水平相比^②，城中村外来人口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费均偏低。

通过对外来人口搬迁次数统计发现，联明村73.6%的外来人口曾在上海搬过家，表现出较高的流动性。具体而言，在上海搬家1—3次的外来人口占比40.8%，4—6次的占比18.4%，6次及以上的占比14.4%，平均搬家次数为3次，一直住在联明村从未搬迁过的外来人口占比26.4%。

对联明村外来人口在沪最近一次的搬迁轨迹进行统计，可以发现明显的就近迁移特征（表 2）。联明村外来人口搬迁主要发生在闵行区范围内，占比50.4%。其中，21.6%的外来人口是在本村几个自然村或已拆自然村内搬迁；18.4%在七宝镇非联明村这一范围更换住所；还有10.4%在闵行区非七宝镇范围内搬迁。而在上海市非闵行区内搬迁的人数仅占外来人口的15.2%。

表 2(Tab. 2

表 2 外来人口最近一次搬迁轨迹 Tab.2 The Latest Relocation Path of Migrants

表 2 外来人口最近一次搬迁轨迹 Tab.2 The Latest Relocation Path of Migrants

尽管城中村拆迁改造进程不断推进，外来人口依然选择在城中村之间转移。经统计，有56 %的外来人口在最近一次搬迁前也曾住在城中村，以联明村已拆自然村和联明村附近已拆城中村为主。大部分外来人口搬迁原因即为原住城中村拆迁，而且随着城中村拆迁力度的加大，外来人口将更为频繁地从一个城中村搬到另一个城中村。部分受访者表示，如果联明村拆迁，仍首选附近城中村居住。

进一步分析现住所拆迁后外来人口搬迁意愿发现，35.8%的外来人口选择“较远一点的房子，保持租金不增加”，而租金较低的房子大多是城中村私房，进一步验证了外来人口在城中村之间转移的特征。并且，在与外来住户交流中了解到，多数人明确表示要搬到邻近的松江区九亭镇的城中村。此外，22.0%的受访者选择“交通便利的房子，哪怕租金提高”，表明外来人口对出行距离及时间较为看重。14.6%的受访者选择“改建后条件更好的房子，哪怕租金提高”，还有27.6%的租户表示一旦联明村拆迁将会离开上海。从居留意愿来看，72.4%的受访者表示仍继续留在上海，只有27.6%的受访者选择离开上海，说明外来人口的普遍意愿是留在上海。但是随着城中村拆迁，一些外在因素发生改变，比如外来人口失去临时住所，或居住成本增加，超出其可支付能力，他们的居留意愿就会改变。选择继续留在上海的外来人口表示能承受的平均租金涨幅为451元，一旦超过这个上限，外来人口则更倾向于离开上海。

城中村拆迁意味着外来人口将再次进行居住选择，同时私房租赁市场会产生波动，进一步影响外来人口的居住选择。基于现有研究，外来人口在进行居住选择时多倾向于工业开发区、商业密集区等工作机会较多的地方，以提高找到合适工作的机会和效率^[7]。并且，外来人口的居住地往往随工作变动而迁移，来保证较短的职住距离。因此，将周边工作机会较多和职住邻近作为就业层面的指标，纳入城中村外来人口居住选择指标体系。目前，大部分城中村外来人口收入水平不高，其可支付的住房成本应与收入水平相匹配，房租价格也成为影响外来人口居住选择的重要因素，将其与居住设施、居住面积作为住房条件的衡量指标。鉴于以往研究中外来人口在城市的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同乡聚居特征^[28]，因此选取与亲戚老乡朋友住得近、邻里关系两个社会交往层面的指标，来分析诸如血缘、地缘、邻里交往等因素对城中村外来人口居住选择的影响。此外随着外来人口举家迁移现象的凸显，子女教育对外来人口居住选择也有着重要意义，将其与治安、社区管理服务、市场商业完善、医疗设施完善、休闲娱乐设施完善等归并为公共服务设施方面的指标。

总体来讲，本文将城中村外来人口居住选择影响因素划分为就业条件、住房条件、社会交往以及公共服务设施4个层面共13项指标，采用方差分析方法，探究各项指标对外来人口选择当前住所（N=125）和拆迁后选择新住所（N=90，部分外来人口在联明村拆迁后选择离开上海，不纳入“拆迁后选择新住所”统计）的影响程度和变化趋势。

从四个方面的平均得分来看（图 1），就业条件对城中村外来人口选择当前住所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住房条件和社会交往方面，而公共服务设施的影响力最弱。外来人口选择将来住所时，各方面的影响程度排名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得分均有了相应的增长，其中住房条件方面增长最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各个因素在两个阶段的变化情况（表 3），其中，“居住面积”、“房租便宜”、“居住设施”、“治安较好”、“社区管理服务较好”、“市场商业完善”和“医疗服务设施完善”的变化极为显著。“邻里关系”和“休闲娱乐场所较多”变化较为显著。但是“周边地区有较多工作机会”、“职住邻近”、“与亲戚老乡朋友住得近”和“子女教育”的变化并不显著。

图 1(Fig. 1)

图 1 居住选择影响因素四个方面的平均得分 Fig.1 The Average Score of Four Aspects in Housing Decision

表 3(Tab. 3

表 3 拆迁前后居住选择影响因素的平均得分 Tab.3 The Average Score of Factors in Housing Decision Before and After Demolition

表 3 拆迁前后居住选择影响因素的平均得分 Tab.3 The Average Score of Factors in Housing Decision Before and After Demolition

两组指标中，就业方面，“职住邻近”的平均得分分别位于第一位（3.744）和第二位（4.0111），涨幅为0.2671。根据新古典经济理论，人口乡—城迁移的核心动力是城市丰富的就业岗位和较高的工资水平^[29]。寻求就业机会和获得较高的工资收入是外来人口来到上海的主要目的，因此外来人口的就业状况是影响其居住选择的重要因素。而“周边有较多工作机会”的平均得分并不高，分别为2.456和2.833。这是由于大部分外来人口在上海居住时间较长，有长期从事、较为稳定的工作，并且由于原住所被拆迁改造后就近搬到联明村，没有更换原有工作。

住房条件方面，“房租便宜”的平均得分由第二位（3.456）上升到第一位（4.3111），涨幅最大。在私房租赁市场，外来人口一直处于弱势地位。且随着城中村的拆迁，私房数量减少，其他城中村房租暴涨，租金已成为阻挡外来人口流入的门槛。部分外来人口表示，一旦联明村拆迁，周围房租价格上涨，他们就会离开上海。“居住设施”、“居住面积”两个指标的得分分别增长了0.674和0.745。根据调查数据，外来人口平均居住面积为4.72m²，上海市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6.1m^2③。外来人口的居住面积甚至低于上海市最低人均居住面积要求（5m²）^④。此外，城中村内住房的基本设施不足。从设施拥有数量看，平均每个租户拥有2.2项设施。液化煤气的拥有率最高，占比63%，其次空调、互联网设施的拥有率达到40%以上，但拥有独立厨房、独立卫生间、淋浴设施的租户比例较低，分别为26.8%、20.5%和19.7%，而管道煤气的拥有率最低，为3.9%。调查发现，居民大多利用院落或者楼道空地来洗衣做饭，而卫生间多为几家租户共用，鲜有淋浴配套设施。

社会关系方面，“邻里关系”指标得分有所上涨。联明村内外来住户较多，且多为低收入群体，彼此间具有一定相似性，使外来人口交往频繁，友好度较高^[30]。并且，绝大部分外来人口表示能从邻居处得到关心和帮助。因此外来人口在选择新住所时，会倾向邻里更和谐的社区。但“亲戚老乡朋友住的近”是唯一一个出现负增长的指标，下降了0.146。一方面由于联明村外来人口在上海居住时间较长，尽管有继续住在一起的意愿，但由于工作、房源等因素逐渐与亲戚老乡朋友分开；另一方面，外来人口的社会网络呈现出成分多样化、关系现代化、空间分散化的特征，外来人口正积极利用聚居区以外的社会关系来谋求发展机会，不再囿于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31, 32]}。

公共服务设施方面，外来人口对该方面的要求普遍较低，但指标得分均有所增长。邻近中心，交通便利，接近各种教育、医疗、购物和娱乐等生活服务设施意味着高租金。对于外来人口而言，区位条件好的地方并不一定是最适合的，反而较差的居住区位更符合外来人口的居住需求。因此，基于个人因素与客观条件，外来人口对公共服务设施的考虑较少。事实上，城中村缺乏完善的社区管理，存在安全隐患且治安环境差，滋扰着外来人口的日常生活，促使他们选择公共服务设施更完善的住所，导致该方面指标得分的增加。与其他方面因素比较，子女教育因素比较特殊。这一指标得分较低，而且几乎没有增长。这是因为联明村中有学龄孩子的外来家庭数量较少，仅14户，但这几户家庭都认为子女教育是他们在进行居住决策时最重要的因素。总体上，公共服务设施方面指标得分的增加，表明外来人口有选择较好的居住区位，更接近居住区的教育、医疗、娱乐、购物等生活服务设施的意愿。

城中村拆迁是导致外来人口再一次进行居住选择的直接原因。城中村拆迁在住房、工作、生活等方面给外来人口带来消极影响。调查发现，27.6%的外来人员表示一旦城中村拆迁就会离开上海。住房方面，63.2%的外来人口认为城中村拆迁后，房租会更贵（见图 2）。这是由于城中村拆迁导致外来人口搬离，寻找新的住所，在租房需求上涨和房源减少的双重刺激下，使得租金暴涨。同时，这也导致63.2%的人认为房子更难找。此外，只有6.4%的人认为搬迁后的居住条件会更差，他们认为，没有比城中村环境更差的了。

图 2(Fig. 2)

图 2 城中村拆迁对外来人口的影响 Fig.2 Impacts of Urban Village Demolition on Migrants

工作方面，32.8%的调查对象认为城中村拆迁会造成通勤不便。受访者基本上属于近距离通勤，平均通勤时间为20.84分钟，通勤时间在15分钟以内的占比57.7%。如果城中村拆迁，为保持现有房租水平，部分外来人员会选择较远的地方租房，进而改变通勤方式和时间。同时仅有8.8%的外来人口表示会换工作，说明外来人口的工作整体上较为稳定。而14.4%认为离开城中村后找工作会比较困难。

生活方面，32.8%的受访者认为搬迁耗时耗力，因为他们不仅要挤出空闲时间寻找合适住房，还要整理和搬迁自己的物品。15.2%的外来人口认为搬迁后需要花时间和精力适应新环境。由于调查中仅有14位受访者的子女在上海上学，因此极少数受访者认为搬离现住所会影响子女教育。

总体来看，城中村拆迁对外来人口的影响主要是房租上涨和房子难找，其次是通勤问题以及给生活上带来的不便，而工作、居住条件以及公共服务方面的影响较小，这与影响外来人口选择新住所的因素的重要程度不谋而合。

基于上海市联明村外来住户的问卷调查数据，本研究分析了城中村外来人口在城市内部的流动特征，探讨了其居住选择的变化及原因，并整理了城中村拆迁对外来人口的影响。首先，调查显示，城中村外来人口入沪多为举家迁移，主要从事低端行业，但工作相对稳定。其次，从城中村外来人口搬迁轨迹来看，外来人口在城市内部的流动具有就近搬迁和在城中村之间转移的特征。再次，城中村拆迁前后外来人口居住选择发生了改变。房租便宜超越职住邻近成为影响外来人口居住决策最重要的因素，但两者对外来人口的居住决策均起到决定性作用。外来人口对居住设施、居住面积等住房条件以及教育、医疗、购物和娱乐等公共服务设施方面的考虑较少，但两个层面的指标得分的上升，说明外来人口对公共服务设施和住房条件有了更高的要求。与之相反的是，外来人口对血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的考量逐渐减少。由于子女在上海读书的外来人口家庭不多，所以子女教育得分并不高，但在这些家庭中，子女教育是决定性的因素。最后，城中村拆迁改造对外来人口居住、工作、生活等方面均带来了负面影响。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一些政策启示。首先，城中村改造应兼顾外来人口群体的住房需求，提高外来人口住房可得性。外来人口倾向于选择房租便宜、接近工作地点的住房，对居住条件、社会交往、公共设施服务的需求较为次要。而城中村改造后提升了租金，往往超出外来人口的可支付能力。因此，城中村改造应结合外来人口的具体需求采取合理、适宜的改造模式，以提高外来人口住房供给。其次，提供外来人口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的参与权，保障其居住权益。城中村拆迁改造给外来人口带来了诸多影响，而外来人口往往没有发声渠道，其真正诉求不被了解，更无法为自己争取居住权益。因此，引导外来人口参与城中村改造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政府在实行宏观人口调控政策时需兼顾社会公平。上海已形成“以业调人”、“以房控人”、“以证管人”的人口调控政策^[33]，城中村改造作为“以房控人”的调控手段，的确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但实际上，在需要高端人才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同时，仍需要体力劳动者来保障城市各项事业的顺利运转。

城中村的外来人口大多是体力劳动者，在为城市做出贡献的同时，由于没有“合理的身份”，导致不能享受完整的社会保障、舒适的居住环境。而城中村的拆迁更是进一步剥夺了部分外来人口的居住空间和对城市的希望。此外，对于其中坚持留在上海的外来人员来说，不断的拆迁会给他们带来更困难的生存环境，容易引发社会问题。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外来人口的城市化是当前以及未来人口发展的趋势。诚然，城市的资源有限，不能无止尽地容纳外来人口，但城市也需要不断改善其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以提升城市的承载力。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② 上海市居民人均收入为4525元/月，人均消费支出为3121元/月。数据来源于《2016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③ 数据来源于《2016年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④ 数据来源于《上海市居住房屋租赁管理办法（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