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产具有身份传递作用，如何通过物质及非物质遗产形式表征人们的身份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1]，但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2-4]。在现实中，旅游业将遗产简化为一种休闲品^[5]，忽视对遗产内涵的理解^[6]。但是，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不只事关遗产物质形态保存，更重要的是其非物质形态的文化传承，如遗产所包含的价值观、规范及文化意义等与遗产身份紧密相关的话题，因此研究遗产所表征的身份意义显得尤为重要^[7]。因此，遗产是一个涉及地理位置、空间分布与尺度大小和地方意义、身份表征与身份认同的综合现象，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点^[8]。然而，虽然遗产旅游地的认同问题的研究与日俱增^[9-15]，但遗产认同的具体内涵到底是什么，现有文献没有清楚回答，本文拟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对遗产认同的概念及其研究路径进行阐述，为进一步推进遗产旅游研究奠定基础。

遗产的产生与认同问题紧密相关。早在1994年，Ashworth首次阐述了遗产产生与认同的关系，他认为遗产是对待过去（the past）的一种方式，是从保存（preservation）和保护（conservation）演变而来^[16]。在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年代的欧洲，对待过去的主要方式是“保存”，即根据专家制定的一系列客观标准，对历史建筑等纪念物进行筛选，然后由法定部门进行保存。这里专家是文物守护者如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解释遗产的价值并将其价值观强加于公众。后来，随着规划者和管理者的意见加入决策过程，对过去“再生或重建”得到认可，对过去的一种有目的性的“保存”（preserving purposefully）即“保护”观念逐渐占据主导地位。随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成立，“遗产”成为对待过去的主流方式。因此，Ashworth认为遗产只不过是通过有意控制和组织，生产出的供市场使用的产品，遗产的产生就代表了某种身份的价值观。

在21世纪遗产产业化背景下，虽然国际组织和国家是遗产认定及保护公约的制定者，但在遗产保护的实践中，地方政府的作用往往远大于前者。但地方政府通常更看重遗产的经济功能^[17]，旨在借遗产资源发展旅游业。随着遗产地旅游的发展，遗产成了多尺度、多文化身份群体的聚集地，他们对遗产的诉求因身份与理解差异而导致冲突日益加剧，关于遗产与身份认同问题也因此得到进一步彰显。

最初，遗产主要是指建筑、遗址遗迹等物质遗存。1992年，世界遗产委员会提出增加“文化景观”类型，并正式将遗产的文化内涵与意义作为评价世界遗产的一项重要标准，第一次使非物质元素变成遗产的组成部分。1994年，奈良会议对遗产保护的真实性标准进行修订，将物质遗产的精神要素纳入真实性的评价标准。1999年，《巴拉宪章》正式提出要求保护遗产无形价值。同年，国际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在华盛顿举办的第30届综合会议中，将遗产地原住民的知识、风俗、知识产权等非物质要素纳入遗产的讨论范围^[18]。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颁布，并将“非物质遗产”界定为实践、表述、知识、技术及与个体、群体、社区相关联的文化空间^[19]，该概念不仅强调遗产的文化社区、社群和个体的核心作用，还指出无形遗产对身份及认同有着重要意义^[18]。甚至有学者认为遗产无关有形或无形，物质遗产只有通过其非物质性才可被阐释。因此，遗产重点在其被赋予的意义（meaning）和表征^[8]，即人们投射其上的观念和价值观。可见，联接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的纽带其实是意义与身份，从意义与身份认同视角的遗产研究，是打破遗产物质与非物质性的二元结构，确保遗产的完整性的研究路径^[20]。

失调性（dissonance）是遗产的本质特征之一，遗产失调性是指人类和他们的遗产在时间或空间上不一致的状态以及由此引起的矛盾^[21]。遗产失调性源自人们的不同视角，因为多数遗产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往往是人们通过民族、宗教、国家、阶层、财富、性别、个人经历等不同视角赋予其不同的价值，而且这些视角还会依照其所在情境发生变化，所以利益相关者对遗产的理解冲突与失调在所难免^{[8, 20]}。遗产失调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遗产是以当下为中心对过去的选择，是用历史叙事对现代的阐释，它存在当代与过去的不一致^[22]。第二，遗产归属具有非此即彼的排他性，一旦法律认定遗产属于某一些人，就必然不属于另外一些人。第三，遗产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等多种用途，不同的用途产生不同的价值冲突，它贯穿于遗产的商品化及市场细分的整个过程。这种内生矛盾^[23]是遗产与生俱来的（intrinsic），哪些可被认定为遗产，是谁的遗产，解释或不解释哪部分遗产，等等，这些具有包容性及排他性的叙事其实是身份认同建构的过程^[22]。

由此可见，遗产认同问题与遗产问题始终伴随，但以往研究大多关注遗产的民族与国家身份，常忽略全球化背景下身份的多维度与多尺度性。这种身份既可以是地理尺度的，如国家、区域、地方，也可能是非地理尺度的，如语言、宗教、民族、性别、阶层等。当然并非所有的身份标识物都可以作为遗产，只有那些人们意识到并愿意去保存、保护和传承的身份标识物才是遗产。当然，并非所有人都认为遗产问题与身份认同相关，如有人认为遗产旅游业只是一种服务业，与身份认同的关系并不紧密^[20]，但中国的实践表明，遗产旅游确实与身份认同密不可分^[3-4]，因此，有必要厘清遗产认同的准确内涵、研究路径与研究意义。

“遗产认同”源于“heritage identity”。“identity”译为名词“身份”和动词“认同”^[24]，通常“身份”指人的一些客观特征，如年龄、性别、出生地等，而“认同”偏于人的主观身份感知，如年龄感、性别意识、民族宗教识别与情感等。因此，“heritage identity”可以理解为“遗产身份”或“遗产认同”。从字面和词性上看，遗产身份指的是遗产拥有什么样的客观身份特征，比如地方遗产、国家遗产或世界遗产，遗产认同则是指人对遗产的主观认知、理解、态度和评价。认同有积极和消极之分^[25]，遗产认同也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方面。

理解遗产与身份认同（identity）是理解遗产认同的内涵的基础。遗产指任何被人意识发现、赋予价值，并认为应该保存，保护，传承的事物。其含义有两点：第一，遗产是被人“关注”到的，不是天然的。因此，只要人“想要（want）”，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遗产。当然在现实中，人们还是倾向于将那些对现代有积极价值的事物看作遗产。第二，“人”具有多维度身份特征，包括地理尺度的和社会文化等非地理层面的^[26]。遗产一旦被这些人赋予特定价值，它就成了“这些人”身份认同的标志，“非这些人”就被排除。遗产“继承性（inheritance）”与“去继承性（disinheritance）”和身份认同所包含的相似性与差异性、包容性（inclusive）和排他性（exclusive）叙事有着天然的联系^{[5, 20, 26]}。

然而，关于遗产认同的讨论多集中于官方认定的公共遗产，对个体、家庭等私人领域的遗产认同较少涉及。同时，关于公共遗产认同的研究主要关注权威话语对遗产的界定及其遗产的物质性特征，往往忽视了“人”在遗产中的“主体性”，尤其是女性、非官方组织、原住民、游客等非权威主体的遗产认知。因此，本文提出遗产认同概念，旨在突出“人”在遗产中的作用，它既包括遗产身份，关注遗产被赋予的客观身份特征，也包括对遗产的认同，强调人对遗产的认知、情感、评价、行为实践等方面^[27]，尤其是后者，更有利于遗产意义的再生产。因此，遗产认同研究有两个核心问题：①谁界定的遗产，哪些是遗产，遗产界定者怎样借助遗产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②“非遗产界定者”如何认知、评价遗产，他们如何认同界定自己的遗产，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

遗产是从普通事物向“认知遗产”^[28]转变的“遗产化（heritagization）”过程^[29]，关于这一过程有三种解释模型，分别体现了三种不同的遗产认同研究路径。

第一种是Ashworth提出的遗产产品生产模型^[16]。他认为遗产是资源被挑选、阐释和包装并转化为遗产产品，再通过遗产消费推动遗产产业发展的过程（图 1），遵循资源—产品—消费的逻辑体系。该模型表明，过去的事件、民俗、神话、遗存等与特定地方相结合的“原材料”经保护机构介入，由专家学者对其科学、审美、历史价值进行识别而转化为资源，再由地方政府和专家挑选哪些可作为遗产，阐释哪些遗产故事等以及故事讲给谁听，即确定遗产的卖点和目标市场，把资源转化为产品的过程。在这个模型中，消费者的认同起着关键作用，因为消费者的遗产认同促使他们更多地访问遗产地，从而促进遗产产业的发展。

图 1(Fig. 1)

图 1 遗产产品生产过程 Fig.1 The Production of Heritage Products

第二种是Howard提出的遗产化过程^[26]。该过程可以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遗产的形成，主要有三种方式：天生就因为稀缺珍贵成为遗产、努力争取获得遗产地位、被动赋予遗产称号。第二阶段是学者、政府和遗产所有者通过编纂遗产名录、命名来保护遗产。第三阶段是对遗产进行修复、阐释，再现和商品化，主要考虑是否要鼓励游客参观，区分不同细分市场需求。第四阶段，指遗产可能面临的破坏、甚至消亡阶段（图 2）。在这一模型中，如何区分遗产消费的细分市场，又如何限制遗产商品化步伐，调整遗产阐释的对象，转变遗产形象是其中重要的问题。

图 2(Fig. 2)

图 2 遗产化过程 Fig.2 The Process of Heritagization

第三种是李春霞、彭兆荣提出的遗产化与商业化循环模型^[30]。该模型按产业链“生产—分配—消费—再生产”的逻辑，将遗产化理解为遗产资源认定、评估和管理。遗产化之后就是商品化，在商品化阶段的重点是根据消费者需求包装遗产，然后进入遗产消费阶段，通过市场消费对遗产注入新的价值与意义，遗产得以再生产。在整个过程中，消费者的需求遗产认同不断诱发资源以合适的方式被认定、阐释和开发为遗产（图 3）。

图 3(Fig. 3)

图 3 遗产化与商品化 Fig.3 Heritagization and Commercialization

遗产具有从地方到全球的多尺度身份特征，不同尺度的遗产有不同的身份。这些身份可互相强化，也可能相互矛盾。长期以来，国家主导遗产创造和遗产政治利用，国家身份认同构成遗产与国家最重要的关系。但随着“遗产运动”加快，遗产的全球尺度、地方、邻里、家庭甚至个体尺度诉求越发明显，凸显出遗产多尺度身份特征^[8]。有研究表明，遗产会强化家庭、邻里、地方、国家乃至大洲、普世等多地理层次的认同^[26]。

通常有两种政治尺度的遗产，一种是公共遗产，也是目前的主导型遗产，其基本特征是有着地方边界，且受治于官方公共政策。另一种是个体和家庭私人领域的遗产，包括记忆、相册和家庭习俗等，它与个体复杂的情绪相关联，其空间边界并不明确。由于越来越多的超国家、跨区域性和世界性组织成为遗产认定的主体，人们开始强调遗产所具有的普适性价值^[8]，不断推动私人领域遗产向公共领域转变。即便是私人遗产，一旦被列为世界遗产名录，它也就属于整个人类，形成Kearns所说的“离散性世界主义”^[31]，同时也导致地方边界地区的民族主义竞争，其中体现的遗产身份尺度转换如图 4所示。

图 4(Fig. 4)

图 4 遗产空间尺度转换 Fig.4 The Spatial Scales of Heritage

遗产是一种政治资源，标志着遗产相关者的文化意义和权力。遗产的文化身份与遗产认同嵌入在遗产生产和消费中。对于遗产生产，遗产通常是由精英阶层意识并有组织地进行保护而产生，是建立在专业判断和审美价值识别的基础上^[32]，精英阶层通过遗产这种文化资本垄断来维持其精英阶层的控制权。比如，早期被列入遗产名录的多是象征民族国家或权贵阶层身份的遗产，体现权贵者的文化身份，那些非权贵、非精英群体的话语在遗产生产中往往被忽视。随着平民阶层的遗产越来越多地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8, 32]}，原住民开始具有文化身份和遗产控制权意识。与权威们通过考古性的科学话语建构静态的文化身份不同，原住民利用其先在的地方知识、动态具象的、富有情感和记忆的、多元复杂的形式建构属于他们的遗产并提出他们的文化身份诉求^[33-38]。对于遗产消费，往往被认为只是中产阶层的事，因为只有超过平均收入^[39]，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32]才能更好地理解遗产的意义，而更多的普通大众去遗产地不是为了体验遗产，只是把遗产地当作满足好奇心、娱乐休闲的场所^[40]。在这种遗产旅游的消费过程中，游客也在建构差异性的身份认同，基于体验动机的游客形成防守型身份认同，而享乐动机的游客则会形成投射性身份认同^[41]。

在遗产实践中，行动者常通过遗产信息传播、遗产命名、纪念遗址修建、纪念活动举办、建立博物馆、保护与修复、遗产旅游等活动建立其身份认同与遗产的联系^[20]。

遗产传播实践通常包括三种策略：专家话语、平民话语和大众话语，其中电影、电视节目、广播、网络媒体等大众话语是遗产价值传播的最主要策略，同时受众对以上不同话语的接收和理解也是遗产实践之一^[42]。给遗产命名的实践通常是文化精英和开发者实现其文化资本积累的手段，当然也可能成为其他群体进行话语抵制的途径。因为谁拥有命名权，谁就相对控制了遗产，阶层和族群的不平等也因此而再生产^[43]。遗址修建的实践的核心是考虑对遗产的修复程度和遗产真实性的衡量，其中，由于专家、游客、遗产地居民对于真实性的认知有差异，因此对“谁的真实性”的讨论是修复、保护遗产的前提^{[44, 45]}。为减少利益相关者冲突，遗产修复要更具兼容性，除了强调其经济价值，还要关注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种价值^[46]。博物馆式实践包含对文物编码、表征、解码三个层次。编码事关谁管制博物馆，谁创造展示品，其中，对文物的编码越来越体现对少数民族的关注，而对意义的表征，强调与原住民的联系，对遗产的解码则更强调社会责任，重视参观群体的多元化^[46]，这三种层次的博物馆实践分别不同程度地关及到主体身份认同间的协商^[47]。

遗产旅游是遗产实践的最主要方式，也是形成身份认同的关键方式，其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8]。一方面，成为世界遗产可短期内显著促进旅游发展^[48]，但从长期看，遗产促进旅游的效果并不显著^[49]，因为成为世界遗产意味着对旅游的额外规制。另一方面，旅游发展在某种程度会增强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但也会因为旅游带来的个体消费主义和过度商业化导致遗产的普适价值消失。

总之，不同行动者基于民族国家、经济利益、怀旧、保护等需求将其身份认同投射至遗产旅游地。由于谁掌管遗产，谁就有了财产所有权，谁就拥有从遗产旅游获利的合法性。因此，如何建构世界主义的身份认同，采取多方合作治理，增加遗产旅游地包容性成为未来研究的关键^[50]。

综上，遗产认同主要包含两层意思，即遗产被赋予什么样的身份特征；以及行动者对遗产的认知、情感、评价和行为实践，遗产认同研究可以有以下四种路径：

从时间视角，将遗产看作一个遗产化过程。隐含两个假设：第一，遗产自身就是产品，遗产化过程就是遗产产品生产过程；第二，遗产因其无法忽视的“非经济”价值才需要被保存和保护，遗产化过程必经的产业之路或许会使遗产终结。在整个遗产化过程中，天然的风景、民俗、建筑等被挑选然后包装、阐释、组合为遗产产品供消费者体验。遗产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形成遗产产业循环发展，也可能使遗产消亡。此过程中不同阶段的遗产认同分析，有助于将静态的遗产认同动态化，充分理解特定阶段或特定群体因遗产价值差异而引起的冲突。

从尺度视角，将遗产从地方到全球、从个体到公共的相互转化过程。在遗产的生产过程中，表征或重构了地方、国家、世界不同尺度的身份认同，也可能是个体和家庭身份认同，同时也标记着遗产与阶层、民族、性别、宗教信仰等文化身份的关系。理解遗产身份特征及人们相应的遗产认同，是分析遗产相关者“自我”和“他者”，“我群”与“他群”的关键。

从文化身份的视角，将遗产认同嵌入到遗产的生产与消费中。遗产的生产与消费过程都标记着遗产相关者的身份，如果尺度特征与文化身份标记交叉重叠，还会加剧遗产失调性，探索文化身份与遗产认同的关系，加强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理解与对话有可能缓解遗产失调性。

从遗产实践的视角，分析遗产与身份的现实转换。人们通常借助遗产知识传播、遗产命名、遗产保护与修复、纪念活动、博物馆修建和遗产旅游等实践方式来实现遗产的身份表达，但由于遗产面临的多群体特征，无论哪种实践方式，遗产相关者对遗产的理解总是存在差异与冲突，特别是遗产旅游的实践，既是地方重要的经济增长来源，又是各方意义争夺的中心。如何借助“遗产认同”达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对话与理解，建立遗产经济用途与社会文化政治用途之间的平衡，既是挑战也是未来的方向。

遗产认同研究中“表征与实践”视角，类似于新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景观研究，既关注表征视角下文化对景观的作用，象征性意义的转变和文化再生，也关注非表征视角的日常行为及情感^[51]。因此，未来可能建立“遗产”与“景观”理论研究之间的联系，丰富新文化地理学理论。

此外，本文提出遗产认同的概念与研究路径，只有确定了遗产地有关“什么是遗产，谁的遗产，如何再现遗产”的问题，才能建立遗产与核心相关者的积极认同，避免其消极认同，同时通过促成核心相关者与边缘相关者的对话和理解，以更好地保护和利用遗产，在丰富新文化地理学理论的同时，也可为遗产旅游地管理实践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