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所”（displacement）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现象，它发生在不同地区、不同尺度，也表现出不同的形式。本文关注绅士化（gentrification）语境下的失所现象。“绅士化”这一概念由Ruth Glass于1964年提出，用以描述伦敦内城工人阶级社区被中产阶级逐渐侵入的现象^[1]。自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推进，新自由主义城市化在西方逐渐兴起^[2]。在这一城市发展信条下，绅士化被奉为治疗城市中心衰败的灵药，与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运动并肩而行^[3]。绅士化也从一种零星的、自发的中产阶级回归城市中心的运动，升级为政府与资本合谋下的全球性城市战略^[2]。在此背景下，作为绅士化造成的一个主要社会效应，失所现象也在时空尺度上呈现出一种常态化、规模化的趋势。近三十年来，作为绅士化的概念内核之一^[4]，西方失所理论体系不断系统化和清晰化。然而，失所在西方学术界一直备受争议。学者们围绕其是否发生、发生的规模范围以及与绅士化的联系等方面进行了诸多的争论。本文指出，这些争议的背后，隐含了不同空间观的思辨。

中国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土地所有权制度改革以来，城市经历了一轮快速扩张期。而同时，计划经济时代持续衰败的城市内城也正在经历深刻的转型过程。中国城市的绅士化以新建绅士化为主要形式，通过大规模的、以房地产开发为导向的城市更新来推进城市空间重构^{[5, 6]}。这种城市再发展模式不可避免会产生多种社会经济后果。在城市空间博弈中处于绝对劣势的低收入人口，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绅士化以及因之产生的失所现象的影响，亟待进一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然而，与西方相比，中国对因绅士化造成的失所现象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都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认为，失所现象反映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维度，即社会可持续性。因此，对这一现象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对于推进中国可持续性城市化具有深远的意义。基于此，本文通过文献综述试图对绅士化语境下的失所研究进行梳理并提出对中国的启示。

“失所”从语义上理解是失去住所或失去居所之意，来源于成语“流离失所”，对应displacement一词的英文释义“The enforced departure of people from their homes”（《Oxford Dictionary》）。在美国住房及城市发展部1978年发布的一项报告中，Grier E和Grier G对失所这一概念进行了清晰的定义，即原居民因为现有居所或周边环境产生的某些变化而被迫迁居的现象，且这些变化：①超出了原居民本身通常可以控制或者阻止的范围；②尽管原居民满足了之前在此居住的所有条件还是会发生；③使得原居民继续在此居住变得不可能、有危险或者在经济上难以负担^[7]。造成失所的原因复杂多样，表现形式也各异。其中，有因战争而造成的失所（war displacement）^[8]，因环境问题而造成的失所（environmental displacement）^[9]，因大型工程而造成的失所（如dam displacement）^[10]，还有本文下节将要深入讨论的因绅士化而造成的失所（gentrification-induced displacement）。

失所现象一直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因其对受影响家庭会产生多方面的负面影响。1998年，联合国发布关于失所的重要文件，其中将displacement一词译为“流离失所”^①。此后，研究失所问题的中文文献大多沿用这一译法。除此之外，“被迫迁移”、“被迫迁居”也是较为常见的译称。而在研究因绅士化造成的失所问题的中文文献中，目前常见的中文译称有：“替代”^[11-13]，“置换”^[14-16]和“动迁”^[17]等。本文认为，研究绅士化语境下的失所现象，首先应将这一现象置于一般性失所研究的体系下，与因其他原因造成的失所现象保持概念上的一致性。因此，本文采用“失所”这一概念，与一般性失所研究中常用的译称“流离失所”相一致，略去“流离”，旨在弱化该译称的文学性和情感色彩，而强化其学术性。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文语境中，“流离失所”常暗含“无家可归”之意。虽然因战争造成的失所常造成大规模人口无家可归，因其他原因造成的失所却更加强调不可抗外力下的被迫迁居现象，即对现有居所的失去。考虑到学术概念的精炼性与严谨性，“失所”相较于“流离失所”更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现象的一般性特征，更易于对这一现象进行抽象化，也便于将西方失所理论体系转译至中文语境中。更为重要的是，本文关注绅士化语境下的失所理论，“失所”这一译称相较于绅士化研究中的其他译称，在语义上更加具有延展性，更能表达失所现象发展出的多种维度，从而保证了西方概念在译介过程中内涵的完整性。

自Glass发现绅士化现象以来，绅士化已发展为一种全球性现象。学术界对绅士化进行了大量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Glass所观察到的经典绅士化的基础上，绅士化的内涵和外延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拓展。现有研究表明，绅士化现象会在城市区域产生多种社会、经济和空间效应。而其中，失所被认为是与绅士化相伴相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并因其反映了绅士化的社会利益冲突而受到广泛关注^[18]。经典绅士化理论中，由于中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社区的入侵，造成被侵入社区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剧烈变化，并常常导致原有低收入居民被迫搬离被影响的社区，产生失所现象。过去三四十年间，西方对于绅士化引发的失所研究较为成熟。然而在中国，虽然绅士化研究大量出现，对与绅士化紧密相关的失所现象，无论是在理论发展上还是在实证研究上都较为缺乏。本文基于失所这一译称，从理论上将西方的概念体系做进一步梳理和讨论，以期启发更多关于这一议题的研究。与一般性失所研究相比，绅士化所引发的失所研究侧重城市尺度的失所现象，并已发展出较为细致的理论脉络。从表现形式上而言，绅士化引发的失所现象包含直接性失所（direct displacement）与间接性失所（indirect displacement）。

通过对纽约绅士化与失所现象的深入观察，Marcuse首先对因绅士化造成的失所现象进行了不同类型的界定^[19]。他将直接性失所定义为居民被迫从现有居所搬走的现象。Marcuse指出，造成直接性失所的原因，大致分为两种情况，即物质性失所（physical displacement）和经济性失所（economic displacement）。物质性失所主要跟住房条件和设施的变化有关，如房东切断住房的水电供应迫使住户搬走；而经济性失所与居住成本的变化密切相关，最典型的是房东将房租涨到现有住户无法承担的水平迫使其搬走。

在Grier E和Grier G所定义的直接性失所基础上，Marcuse进一步定义了两种类型的间接性失所：排斥性失所（exclusionary displacement）和潜在性失所（displacement pressure）。当上一住户主动搬离某一住所之后，该住所被绅士化，造成类似的家庭无法再以同样的（经济）条件搬入此处居住，这种现象被称为排斥性失所。对于后者而言，住房市场中他们可以负担的房屋数量减少了。换言之，他们由于绅士化现象被排斥在了很多本可以居住的地区之外。潜在性失所是指现有住户因为整个社区发生的剧烈变化（如朋友邻居相继搬走，熟悉的店铺被新的店铺所取代，以及公共设施、交通出行方式的变化等等）而使得现有社区于他们而言，变得越来越不宜居，从而在心理上造成巨大压力的现象。对于这些住户，尽管他们尚勉强留在某一正被绅士化的社区，失所却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图 1给出了绅士化语境下失所研究的概念体系^[19-21]。下一小节本文追溯不同失所概念背后所蕴含的空间哲学。

图 1(Fig. 1)

图 1 “失所”概念树 Fig.1 The Concept Tree of "Displacement"

自Marcuse提出失所现象的概念框架以来，虽然西方对因绅士化造成的失所现象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然而关于是否发生失所以及失所与绅士化的联系等诸多问题仍存在不少争论。Davidson指出，现有关于失所的争论大都围绕“迁入/迁出”（即直接性失所）这一核心问题展开，因此围绕的焦点局限在是否存在低收入群体从绅士化地区迁出的过程，即Grier E和Grier G所描述的直接性失所^[22]。

事实上，对失所的不同认知可追溯到其背后所蕴含的空间观（philosophy of space）。从中文语义上来看，失所的不同形式对应了对“所”的不同解读。简而言之，直接性失所强调的是住所或居所（habitat/dwelling）在物理空间/区位上的意义；而间接性失所尤其是潜在性失所则更加强调场所（place）或场所感（sense of place）。Davidson对失所研究背后所蕴含的空间观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22]。他指出，目前以直接性失所为主的量化研究，将失所简化为空间上的迁出过程，而这种认知背后是笛卡尔式空间观过度嵌入失所研究的结果。笛卡尔式空间观基于广延的概念，构建了具有长、宽、高的物质空间/几何空间^[23]。认为空间是具有均质性和绝对性的“容器”，等待物体将其填充。在其空间观下，空间被视为人类活动的背景，而失所则被等同于对物质性空间的丧失（如一所房子/一个区位）^[22]。在这一空间观的指导下，学术界在研究失所问题时偏重于直接性失所，即是否包含迁入/迁出的空间变化过程，也往往将没有低收入人口的迁出作为没有发生失所的证据。

20世纪以来，笛卡尔式空间观受到了诸多挑战。如海德格尔在其著作《存在与时间》中指出，笛卡尔基于数学和量化信仰将置于我们之前的这个世界客体化^[24]。空间长期以来被视作死亡的、非辩证的、形而上的、静止的，而其本质上的主观性特征却被忽视^[25]。与此相对，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空间观^[26]。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并不仅是社会关系演变的“容器”或“背景”，而同时是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出的具有社会性的产品（a social product）。列斐伏尔尤其关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被商品化的城市空间对实际生活经验/场所感的蚕食或者威胁。他提出的空间三元论（spatial triad）抽象出（社会）空间的三个维度：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再现（representation of space），再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三个维度分别对应感知的空间（perceived space），构想的空间（conceived space），和生活的空间（lived space）。而真实的空间，作为一种社会性的产品，是这三个维度的相互作用与叠加。其中，再现的空间这一维度对于失所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其是列斐伏尔抽象出的饱含居住者实在经验（lived experience）的空间，是真正属于使用者的空间^[26]。

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观，Davidson指出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失所研究将失所仅仅抽象为一种空间迁移过程，而忽视了空间的社会性。列斐伏尔空间观中饱含居住者和使用者实在经验的空间，是他们在场所中“生活”出来的社会关系，正是体现了一种场所营造和对空间的能动性与自主性，凸显出空间的日常性（everydayness）和使用价值（use value）。可见，“场所”（place）在失所研究中的回归，对于完整把握失所这一现象的多重维度至关重要。因此，比之传统笛卡尔语境下的空间认知，海德格尔和列斐伏尔的哲学理论更能阐释“失所”这一概念的核心内涵^[22]。

综上可见，现有中文文献对失所这一概念的译称，无论是“替代”、“置换”、还是“动迁”，都对应了西方主流失所研究中的笛卡尔式空间观，即将失所简单抽象为空间上的被动迁移过程，而忽视了失所的其他形式及其深层意义^[22]。相比而言，“失所”这一译称，涵盖了间接性失所背后所体现的海德格尔和列斐伏尔的空间观，即对场所的丧失（the divesting of place: displacement^[27]）与因之产生的心理落差。基于这一空间观，即使没有发生低收入人口的空间迁移过程，失所现象也可能存在。因此，要对失所现象的不同维度有一完整的把握，需要将不同的空间观整合到失所研究的理论框架中。在这一完整的分析框架下，不论是注重物质性空间的直接性失所，还是日常性空间的间接性失所，都能得到准确的把握。

在西方失所研究中，直接性失所一直以来受到学者们更多的关注。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多使用定量方法，或基于人口普查数据调查某一地区居住阶层的变化，从而推断失所现象存在与否以及发生的规模；或通过大规模人口迁移数据反映某一地区特定阶层的迁入/迁出模式。如Atkinson就用前一种方法对伦敦的失所现象进行了定量研究，他基于人口普查的职业分类数据，计算出在某些被绅士化的区域目标失所群体（工人阶级）在减少而目标绅士化群体（中产阶级）在增加。他认为这一结果表明这些地区存在因绅士化造成的低收入阶级失所现象。然而，基于这一方法得出的结论受到了质疑^{[28, 29]}。如Hamnett基于同一套普查数据，通过研究反驳了Atkinson之前的结论^[30]。他指出，某些社区工人阶级在减少而中产阶级在增加并不是由于工人阶级被中产阶级驱逐出去（即失所现象），而是由于伦敦职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造成中产阶级整体上在扩张。因此，Hamnett指出，Atkinson在其研究中所揭示的现象并不是失所，而只是阶层更替（replacement）。Hamnett的这一结论也被他后来参与的一项研究所证实^[31]，他们调查了伦敦地区从1981年到2001年的社会阶层变化，发现了持续的阶层更替过程，表明伦敦的中产阶级在不断壮大。

类似从人口迁入/迁出角度进行的讨论还有Freeman以及其和Braconi对美国进行的研究^{[32, 33]}。其中，Freeman和Braconi对纽约市七个绅士化社区的调查发现，与其他没有发生绅士化现象的社区相比，这些社区的低收入阶级表现出较低的迁居频率。他们基于这一结论认为绅士化造成的失所现象是有限的，甚至可能出现零失所的绅士化过程（gentrification without displacement）。值得一提的是，Freeman最新发表的关于英国失所现象的文章依然沿用了这一视角，即从人口迁入/迁出的角度来理解失所现象^[34]。

西方学术界对直接性失所一直保持着持续的关注，使用的研究方法多为基于大规模人口普查或者迁移数据的定量研究，鲜有基于个体失所经验的定性研究。究其背后的原因，主要是在直接性失所中寻找失所者异常困难^[4]。如Newman和Wyly指出，当研究者们去绅士化住区寻找直接性失所者时，他们往往已离开，并且极难追寻到他们的踪迹^[35]。Atkinson将这一现象描述为失所者所具有的“隐形”（invisibility）特性^[36]。

近年来，直接性失所研究基于人口迁入/迁出的单一性视角受到了诸多学者的质疑。如Slater在论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绅士化研究中批判性视角的缺失时，他指出，以人口迁入/迁出为切入点对失所进行的量化研究很难真正区分失所与阶层更替，因此造成了目前学术界争论不休的状况^{[20, 37]}。同时，基于大规模人口数据的定量研究方法忽视了人口迁移宏观表象之下的个体失所经验。由此，Slater呼吁对Marcuse提出的间接性失所现象给予更多的重视，并回归到失所经验者本身进行研究。近十年来，间接性失所，以及其背后的列斐伏尔空间观，越来越受到西方学者们的关注。较早地，Davidson和Lees基于新建绅士化（new-build gentrification）概念，观察到泰晤士河岸存在因新建绅士化而造成的间接性失所现象^[38]。Mazer和Rankin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哲学，从居住者日常生活经验入手，调查了多伦多绅士化住区的潜在性失所现象。他们发现由于绅士化，该社区房租上涨、社会肌理被破坏，同时低成本的生活设施也逐渐减少，原有居民切身感受到较大程度的失所威胁和压力（即潜在性失所）^[39]。类似的研究还有Sakizlioğlu以及Shaw和Hagemans对不同地区间接性失所的分析^{[40, 41]}。

值得一提的是，学者们近年来的研究不仅从实证上对Marcus提出的间接性失所现象进行了验证，同时在概念内涵上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如Stabrowski提出“日常性失所”（everyday displacement），并将其定义为社区居民在场所营造的过程中实在经验的安全感、能动性和自由感的持续丧失^[42]。类似地，Atkinson提出“象征性失所”（symbolic displacement）的概念，从一个社区象征性语境的角度来看待失所现象。这些象征性的语境包含社区建成环境以及社会肌理，其变化会造成原有居民场所感的逐渐丧失^[43]。

除了对间接性失所概念的发展，最近的研究在间接性失所的成因上，也有了更多的阐释。如对于排斥性失所，除开经济性因素，也体现在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和社会网络等方面。近年来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因教育绅士化（education-led gentrification）而产生的失所现象。Butler等就发现了因教育设施的绅士化而造成的对现有低收入家庭的排斥性失所现象^[21]。此种绅士化与不同阶段的教育均有关联，社会阶层流动性更强^[44-47]。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教育相关的绅士化现象在中国城市呈现出了一些典型的特征^[44]。由于学区的划分，导致对稀缺教育资源的争夺映射到城市空间发生“学区绅士化”（jiaoyufication）现象^[48]。有学者认为，中国的学区绅士化现象是一种基于生产端的城市空间资本化过程^[45]。这一过程不仅将底层阶级排斥在某一特权空间之外（排斥性失所），而且从根本上截断了其向上流动的途径（下一代通过接受教育获得文化资本）^[49]。相对于一般意义上的失所，其影响无疑是更加深远的。

总的来说，近十年来，尤其是Slater产生较大影响力的文章发表之后^[37]，学术界对于间接性失所的关注逐渐增加，使用的研究方法多为基于个体失所经验的定性研究。相比直接性失所，间接性失所，尤其是潜在性失所，更加强调个体的主观实在经验和场所感，强调失所者在日常生活中情感上和心理上的感受。因此，间接性失所很难通过量化研究来体现，而必须落脚到失所经验者本身。并且，潜在性失所关注的是尚居住在绅士化社区的低收入群体，因此也不存在直接性失所研究中难以寻找到失所者的尴尬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间接性失所的诠释中，列斐伏尔空间哲学观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Mazer和Rankin以及Stabrowski的研究都体现了这一视角^{[39, 42]}。并且，学者们对于间接性失所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并不局限于Marcuse提出的排斥性失所和潜在性失所，而是从其产生的根源着手，发展出不同的概念，如日常性失所、象征性失所、政治性失所^[50]、文化性失所^[51]等等。这一研究趋势一方面体现了失所现象尤其是间接性失所现象的多元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Marcuse失所概念体系的延展性。

本文基于“失所”这一概念，介绍西方绅士化语境下的失所理论体系，探究不同的失所形式背后所蕴含的空间哲学，并对西方失所研究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综述。Marcuse首先对失所现象进行了完整的类型划分，抽象出直接性失所与间接性失所。直接性失所强调住所或居所在物理空间上的意义；而间接性失所尤其是潜在性失所则更加强调场所或场所感。在笛卡尔式空间观的主导下，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偏重于以迁入/迁出为核心的直接性失所，而忽视强调个体经验的间接性失所。本文指出，间接性失所是失所现象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因此需将关注日常生活经验的列斐伏尔空间观整合到失所理论体系中，以更好地指导失所实证研究。近年来，随着一部分学者的不断呼吁，西方间接性失所研究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不仅涌现出了较多的实证研究，而且学者们还对间接性失所的概念、内涵和形式进行了进一步的总结和发展。总的来说，西方失所理论体系正臻于完善。

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城市正经历着剧烈而深刻的转型过程。以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为导向的城市更新活动必然造成大规模人口失所。尤其是在城市衰败区（如棚户区，城中村）居住的低收入人口将首当其冲。换言之，对中国而言，由于城市发展与更新所造成的城市人口（尤其是低收入人口）失所问题已经不可忽视。因此，将失所现象在中文语境下进行理论化与概念化，对于转型期中国城市研究具有现实与深远的意义。从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如果说第一轮城市化/郊区化造成大量农民失地的话，那么中国的再城市化（城市更新）则可能造成大规模（低收入人口）失所。可以预见的是，低收入人口失所在当今“市场逻辑”下的城市更新中势必成为新常态。

基于中国城市发展特征与现实，本文对中国未来失所研究提出以下方向：首先，开展城市转型过程中的失所现象实证研究，探寻不同的失所形式、产生的原因以及受到影响的社会群体特征。中国正经历着以政府为主导的大规模城市非正规住区改造，其中以东北地区棚户区改造和东南沿海地区城中村改造为代表。在这一过程势必产生多种形式的失所现象，社会影响深远，亟需实证研究。实证研究一方面可以沿袭西方对直接性失所形成的定量研究范式，对失所的空间特征与规模有一整体的把握，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针对失所经验者本身的定性研究。其次，未来研究可以试图将中国城市失所现象置于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社会公正和城市权等理论的大框架下。无论是社会可持续理论还是社会公正理论，都强调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同群体之间利益的相对均衡分配，尤其是对话语权缺失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而失所问题，正体现了城市转型过程中在空间维度上对低收入群体城市权的剥夺。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城市权问题涉及到更多的体制性因素，如户口制度。因此，对失所现象从诸如城市权的角度深入研究，将有助于在西方理论框架下探索出兼具本土特性、符合中国城市发展实际的可持续性发展路径和制度设计。

注释：

①《关于国内流离失所问题的指导原则》（Guiding Principles on Internal Displac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