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儿童公平、健康发展问题正成为我国重大社会问题之一^[1]，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全国共有27891万0—17岁的儿童^[2]，儿童健康发展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质量与效益。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提出建设儿童友好型社会的发展目标，研究农村儿童日常生活时空间特征是促进农村社区建设儿童友好型社会的应有之义，是揭示农村儿童社会排斥、社会剥夺与空间隔离的新视角^[3]，也是衡量儿童社会公共服务、公共资源配置的新维度^[4]。农村儿童的日常生活是其成长阶段的重要内容，深刻影响儿童的社会性发展，研究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的时空间特征，有利于厘清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的时间规律和空间规律，探讨农村儿童日常生活与农村空间环境、基础设施的互动关系，为营造儿童友好型农村环境提供依据。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西方地理学界对农村儿童的关注度越来越高。Matthews H等及时总结了儿童地理学研究兴起后带来的伦理和方法论问题，从四个方面给出了具体建议，一是儿童地理研究中强调儿童的参与性，而不是将儿童视为研究对象，重视儿童在研究过程中的参与；二是探讨了儿童地理研究中的伦理问题；三是提出了儿童地理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四是提出了儿童地理研究的挑战。同时，Matthews H强调了在家庭、学校和游戏场之外，儿童与其他建成环境的关系^[5]。2000年以后，随着儿童地理研究的深入，地理学家注意到儿童群体本身的异质性，Matthews H认为在儿童与童年研究中，人们对成长的关注越来越重视，更多的研究关注的是城市儿童的经历和行为，对农村儿童的成长问题关注较少，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儿童对乡村生活存在混乱和分离感，与乡村环境的理想情景形成较大对比，Matthews H认为这与成长环境的偏远、设施贫困和交流破碎相关联^[6]。Tucker F讨论了乡村环境中女童的空间冲突感知问题，研究了10—14岁女童与成人以及其他儿童的空间冲突^[7]。近年来，国外对儿童日常生活的研究多从儿童心理、情绪、能力等方面出发。Konen T等针对小学生日常生活睡眠行为与情感的交互作用，采用门诊评估和多层次分析方法，发现良好的睡眠为孩子第二天的情感福祉提供了基础和资源^[8]。Barker J E等探讨了儿童日常生活中结构化时间与自主执行能力的关系，认为儿童花在较少结构化活动上的时间越多，他们自我执行能力就越好^[9]。在研究方法方面，Young L认为图像方法更容易促进儿童主体在研究中的参与性^[10]。Giovanna Fassetta在加纳和意大利年轻移民研究项目中使用图像方法的经验，认为图像工具为年轻参与者提供了掌握研究过程的机会，并且允许展现他们的观点^[11]。

2011年以来，国内学者开展了一系列儿童日常行为活动的研究，韩西丽等研究综述了城市儿童体力活动，从城市儿童体力活动水平调查、儿童户外场地规划设计、户外公共空间与体力活动关系以及儿童对户外环境中体力活动的机会感知等四方面进行了梳理^[12]。王冬等采用儿童环境感知地图的研究方法，分析了城中村儿童户外体力活动环境影响因子，提出了“活动场所+活动路径”、“路径”、“场景”等三种儿童对邻里空间的感知结构^[13]。叶成康等采用访谈、城市观察方法探讨了旅游开发对胡同社区儿童户外体力活动机会的影响，发现儿童对旅游开发影响有积极感知，旅游开发活动吸引低年龄段儿童活动的参与，儿童看护者的数量、观光游览和商业开发方式对儿童户外活动类型存在显著影响，对活动强度没有明显影响^[14]。同时，曲琛等采用问卷访谈、感知地图研究方法，开展了城市邻里环境与儿童户外体力活动的可供性研究，通过理想与现实邻里户外活动环境的可供性对比，分析了不同环境要素的可供性特征^[15]。

时空间行为特征研究方面，国内研究从不同行为活动类型和不同人群两个方面展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通过大连^[16]、天津^[17]、深圳^[18]、北京^[19]等城市的实证研究，一方面对城市居民通勤^{[20, 21]}、购物^{[22, 23]}以及休闲^{[24, 25]}等日常行为的时空间特征进行了研究，另一方面对女性、老年人等特殊人群的行为特征进行了研究^{[26, 27]}。在研究方法方面，活动日志、GPS设备、手机移动数据、互动调查网站、面对面访谈、电话访谈等是目前时空间行为研究的主要方法；在研究的时间尺度方面，由工作日、休息日各1日发展到1周，根据长时间问卷调查数据反映历时性比较研究逐渐成为趋势。

综述以上研究成果，我们发现：①国外关于儿童和童年的研究起步较早，多是从心理和教育层面关注儿童的社会化过程。儿童文化、儿童游戏也是国外儿童研究的重要方面。同时，国外儿童地理研究中对城市与农村儿童的关注比较均衡，这与国内儿童地理研究多关注城市儿童，忽视农村儿童研究形成对比。②国内农村儿童研究紧密结合当前城市化进程中暴露出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现实问题，研究主题集中在农村儿童教育、健康、权利、现代传媒影响等方面，对农村儿童日常时空间特征关注较少；研究方法以问卷调查、田野调查为主。为保证研究过程中儿童的主体性，研究者多应用直接观察、参与式观察、面对面访谈以及图像感知调查等方法。因此，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的时空间特征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③国内时空间行为特征研究表现出研究对象、行为类型不断细分的趋势，并且与空间规划实践紧密结合。对女性、老年群体的行为特征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因此，对农村儿童日常生活时空间特征的研究，可以拓展国内时空间行为研究的范围。

本文选择西北地区农村儿童为研究对象。长期以来，由于受经济、文化、生活环境的影响，农村与城市儿童、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农村儿童在享受文化服务设施、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导致了农村儿童在接受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落后于城市儿童。近年来，尽管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的建设投入，大部分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较快。但是，从整体水平来看，农村儿童的生活境况仍不容乐观，特别是西部不发达地区、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及边境地区，乡村儿童的生活仍难以保障^[28]。儿童作为重要的社会建构者，对儿童日常生活的关注，有助于制订合理的儿童政策，从而更加有效地保障儿童权益。尤其对农村儿童日常生活时空间特征的研究，有助于从儿童角色出发审视新时期扶贫工作的效用，关注农村儿童空间的社会公平与扶贫政策^{[29, 30]}。

本文采用生活日志调查、面对面访谈以及儿童回忆图画调查等方法，获取农村儿童一周日常生活数据，分析农村儿童日常生活内容、时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揭示了农村儿童日常生活时间节律性、空间规律性的特征。

2 研究区、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

本研究选取甘肃省平凉市华亭县河西镇河西村、安口镇马家堡村为研究区。研究区属于六盘山褶皱带及东部黄土高原的过渡地带，平均海拔1300 m，河西村、马家堡村距华亭县城分别为24.6 km、10.8 km，两个案例村均无过境交通穿越，居住环境较为封闭。因此，案例村有助于了解过境交通免干扰状态下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特征，为今后不同案例区的对比研究提供了基础。

本次调查以河西镇河西中心小学、安口镇马家堡小学的学生为调查对象，主要考虑：一是这两所小学学生居住地均在学校周边自然村，学生每日通勤的独立性较强，能保证调查结果的丰富度和完整性；二是这两所小学周边均有村民活动广场、文化站等基础设施，调查可显示农村儿童日常生活与农村公共空间、服务设施的关系；三是这两所小学学生均存在农村留守儿童情况，留守儿童占调查对象的9%，调查可反映留守儿童与父母在家型儿童日常生活的差异。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参照城中村儿童户外体力活动调查中调查年龄段^[13]，选取6—12岁儿童为研究对象，因为6—12岁是儿童对周围世界更加好奇，是理解世界的能力快速发展的时期，有独立活动的能力，在行动上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其活动较少受到监护者的影响。本研究在马家堡小学、河西中心小学教师的帮助下，采用教师问卷访谈和儿童回忆图像相结合的方法，对2016年12月3日至9日一周生活进行了调查，调查共7天，共有22名儿童参与调查。调查内容分两部分组成，一是学生一周生活日志调查，以及“以家为中心”的每日活动回忆图画；二是根据日志和回忆图画内容进行补充访谈调查。共获得22份儿童7天生活日志，其中周末每日生活日志每一小时记录一次，周内生活日志结合小学作息时间进行记录。最后得到有效日志记录21份，154份“以家为中心的校外活动”回忆图画。样本分布特征见表 1。

受访儿童年龄在9到12岁之间，符合研究设计样本需要。女孩比例高于男孩，家庭人口构成均在4人以上，其中6人以上家庭占14%，留守儿童（父母两人均外出打工）有2名，占调查样本的9%，家庭中拥有电脑网络的儿童有4名，所占比例为18%。调查同时发现，乡村儿童使用手机上网的比重较高，占调查样本的95%。

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时间地理学方法，综合利用生活日志问卷调查、图像感知调查^[31]与面对面访谈方法，在征得学生家长、学校老师同意的条件下，以两所小学22名学生为调查对象进行跟踪研究。

调查表格由A、B卷构成。A卷内容重点在于调查农村儿童的基本情况，包括年龄、性别、居住地点、家庭状况等内容。B卷内容重点在于调查农村儿童的每日活动行为的时间构成和空间范围。B卷设计以小时为单位，请受访者如实填写每日相应时段的活动内容、活动地点与离开居住地的距离、活动伙伴。

根据问卷设计，本研究先期进行了预调查。预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在不设置条件的影响下，全面了解乡村儿童日常生活的基本情况，掌握乡村儿童日常活动内容的基本类型，由此指导正式调查中B问卷中关于活动内容、地点调查的规范化。本次研究根据预调查结果，绘制了每一位调查者的每日生活路径示意图（如图 1），通过图示方法清晰地反映出每一位受访者在时间约束条件下的活动与地点结构^[32]，为汇总乡村儿童每日活动类型提供了依据。

根据预调查结果，本研究中乡村儿童日常生活内容进行了归纳分类，分为上学、个人护理（洗漱等）、通勤、就餐、家务、家中游戏、户外游戏、写作业、看电视、看书、外出、睡觉、休息、其他等14种类型。活动地点可分为家、学校、家周边、街道、广场、朋友家、县城、其他等8种类型。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村儿童日常生活时间利用的总体特征 3.1.1 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的时间节律性

分别统计周内和周末在各个时间点上农村儿童各类日常生活的样本比率，以分析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的时间节奏特征。

统计结果显示，周末日常生活内容明显比周内丰富，周末游戏、户外运动占用时间比重高于周内。从各类日常活动随时间的变化趋势来看，周内形成两个明显的时间控制时段，即早上7点50分至11点35分和下午14点至16点35分；尽管周末日常生活时间利用与周内存在类型多样化的差异，但保留了周内时间节律的相似性，即周末写作业时间基本与周内上课时间相似，在周末出现三个写作业时段的高峰，即早上10点至12点、下午14点至15点以及17点至18点。由此可见，农村儿童日常生活保持了比较强的时间节律性，这种节律性的控制因素以家庭就餐时间、学校作息时间为主（图 2），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农村儿童日常生活内容较为单一，周内学校作息时间成为主要的生活节奏控制因素，周末则以家庭就餐时间为主，基本不存在课外教育补习现象，这与城市儿童参加教育补习规模较大、频率较高、时间较多形成了显著差异^{[33, 34]}。

（1）游戏时间特征

游戏有利于儿童的社交、体能、智能、创意及情绪发展。从社会学角度看，儿童游戏是一种社会化机制，它通过建构“游戏社会”来映射真实的生活世界，通过游戏实践的中介作用将儿童社会化为具有“社会性”的个体，从而为儿童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化创造了实践条件^[35]。当儿童尽情投入游戏之时，亦是儿童成长各项关键能力建立之时^[36]。农村儿童周内游戏时间利用高峰在19点35分至20点35分，周末游戏时间利用出现两个峰值，一是上午9点至11点，二是下午16点至19点。此外，周末家中游戏和户外游戏峰值相似，均是集中在这两个时段。农村儿童游戏时间在日常生活中所占比重与课业时间、看电视时间所占比重相当。通过家长访谈，家长们认为当前农村儿童游戏活动较自己童年时期普遍减少，主要是受到课业学习、看电视时间的影响。

农村儿童游戏空间以户外空间为主，院落周边、村庄广场、小树林等成为重要的游戏场所。游戏方式多以传统打沙包、跳皮筋、滚铁环、捉迷藏、爬树、打篮球、打乒乓球以及其他农村儿童自己制作的玩具为主。而城市儿童游戏场地则以“人工环境”为主，场地类型单一。沈瑶等关于中国城市居住区儿童游戏环境的调查发现，调查对象中74%的儿童回答为自家附近没有好玩的地方而发愁。城市儿童喜欢的游戏方式中则出现了游戏器械、电脑网络、消费型室内游戏机等新游戏类型，游戏方式出现商业化、室内化、静态化的趋势^[37]。因此，农村儿童日常生活中游戏活动的建构性更强，一方面是游戏内容的建构性，农村儿童游戏内容多是以身边熟悉的事物为“材料”进行自由创新组合；另一方面是农村儿童日常游戏空间的建构性，他们通过活动定义出村庄内部的儿童活动空间，这些空间是非正式的儿童空间，具有动态性的特征，随着游戏活动发生而产生，随着游戏结束而消逝，这与城市儿童对商业性游戏玩具和正式儿童游戏空间的依赖性形成明显差异。

（2）看电视时间特征

大众传媒是影响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因素之一^[38]。现代儿童的成长和社会化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书籍、报纸、杂志、电影、广播、电视几种传播媒介的选择。电视传媒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最早发生作用^[39]。尤其在农村，传媒类型、信息渠道单一，看电视成为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的重要活动内容。农村儿童周内看电视时间主要集中在18点35分至22点35分，周末看电视时间则出现了两个峰值，一是早上8点左右，二是18点至22点。

电视是影响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空间的活跃因素。农村儿童调整自己的时间以免错过他们喜欢的电视节目。因此，晚上电视剧时间是农村儿童看电视最集中的时间段。电视节目也是农村儿童共同交流的重要信息，彼此分享其中的故事。电视节目可以构成一种童年记忆，并在后期成长阶段成为稳定了的生活记忆。相比之下，电脑对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的影响不如电视的影响大。究其原因，主要是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本次调查中有电脑并可以上网的家庭只有一户，西北地区农村儿童接触到电脑的机会并不多。

研究发现，电视作为农村地区大众传媒的主要载体，是影响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因素。“作为一种外界影响因素或一种教养方式，电视为儿童提供了一幅现实社会的图景和各种人生理想的模型，在分辨和理解其意义的过程中，儿童逐渐建立了关于的当前社会现实的概念和信仰。” ^[38]因此，在大众传媒形式单一的农村地区，电视形成了儿童了解外部世界的重要渠道，知识型电视内容有利于儿童的社会化和现代观念的形成。另一方面，大众传媒的涵化作用对儿童日常行为产生影响，尤其不良电视节目会对儿童产生暴力影响、认知偏差、神经紧张、消费行为改变、行动不积极以及消极心理情绪等六方面的影响^[40]。研究认为，一方面全社会要关注儿童电视节目质量；另一方面家长应对儿童电视节目进行有目的的筛选、甄别，避免儿童受到不良电视节目的影响。

根据受访儿童回忆图画，可以从中发现儿童每日活动的焦点。对回忆图画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图画中电视出现的频率最高，其次是游戏活动（图 3）。

与我国城市儿童看电视时间相对比^[41]，我们发现周内城乡儿童看电视时间时长相当，均在1至2小时之间，而周末日农村儿童看电视时间较城市儿童多。究其原因，上学作息时间的控制导致城乡儿童周内看电视时间相当，而周末日农村儿童日常生活内容没有城市儿童丰富，导致看电视成为农村儿童周末日的主要休闲活动内容，因此看电视时长高于城市儿童。但是，通过文献对比我们发现，就屏幕时间总体而言，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的屏幕时间低于城市儿童，而且农村儿童日常生活中屏幕时间的活动类型相比城市儿童较为单一，这与城市儿童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电子产品的类型多样化紧密相关^[42]。

3.1.2 周末与周内农村儿童日常生活时间利用特征

（1）周末与周内农村儿童日常生活时间结构相似性

经过调查发现，农村儿童周末与周内日常生活时间特征具有相似性（图 4，图 5），具体表现在：周内上课时间与周末在家写作业时间基本相同。究其原因，是因为家长对儿童学业的关注程度较高，为农村儿童专门安排出周末学习时间。同时，调查结果也受到调查时间的影响，由于调查时间处于冬季农闲时期，农村儿童没有机会参与家庭劳动，因此显示出周末学习时间的规律性。

（2）周末与周内农村儿童日常生活活动内容差异性

周末与周内农村儿童日常生活存在游戏、看电视等活动内容的差异性，周末生活内容除学习之外，活动内容更丰富，活动地点更多样化，活动地点类型主要有家中、院落周边、广场、街道、朋友家、县城等。除过县城外，其余活动地点受到家庭就餐时间的约束，在三餐对应时间段农村儿童日常空间出现以“家”为中心的空间收缩，活动地点均分布在步行活动范围内，时间距离在10分钟以内。

3.2 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空间利用的总体特征 3.2.1 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的空间规律性

农村儿童周内日常生活主要围绕上学、放学、回家写作业等活动展开，活动地点集中在学校、家、上/放学路上，具有空间规律性的特征，反映出农村儿童日常生活内容的单一性。周内日常生活在中午时段与下午放学后存在较大差异，中午校外生活主要以“放学—回家途中—午饭—写作业/午休—上学途中—上学”为主，空间变化有限，活动弹性不强。下午放学后的校外生活受到时间限制，活动的空间范围变化不大，大多集中在家里，调查样本中只有一名男孩吃过晚饭后在广场上玩耍；同时，活动内容以写作业、看电视、院内玩耍为主。

（1）广场、院落周边是农村儿童户外活动的重要场所

对农村儿童周末分时段活动地点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广场是农村儿童周末生活较为集中的空间（图 6），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均有儿童在广场活动。同时，早上10点至中午12点、16点至19点是农村儿童广场活动较为集中的时段。

院落周边也是农村儿童周末生活较为集中的空间，从中午12点至18点均有活动发生在院落周边空间。可以看出，中午12点以后农村儿童活动范围出现以“家”为中心的空间收缩，直至18点农村儿童周末生活回归到家庭内部。周末发生在院落周边的活动以早上10点至下午17点、下午18点至晚上20点为主，拐点变化发生在早饭、晚饭时间；发生在广场的活动以早上10点至中午12点，下午17点至18点为最集中时段。

根据访谈调查，当问到：“晚饭后，你有没有出门玩耍？去哪玩？和谁一起玩？几点回家？”访谈儿童回答“有出门玩耍”的占70%，代表性访谈回答有以下几种：

1、答：有。去广场玩，和朋友们一起玩，6:50—7:30回家。

2、答：去了。去门前面玩，和钱某某一起，6:30回家。

3、答：有。去门前树林里，和赵某、张某。平均在6点回家。

访谈补充调查反映了农村儿童晚饭后日常活动的空间特点，农村广场、院落周边有较强的吸引力。同时，访谈结果显示农村儿童游戏活动中同伴关系的重要性，晚饭后的游戏时间都是和同伴一起分享，并且具有稳定性。

（2）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空间类型有限

除广场和院落周边外，院落内部、朋友家中以及街道也是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的空间类型。与城市儿童丰富的活动空间选择相比，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空间类型有限。

周末，发生在院落内部的活动以中午13点至14点为最低点。同时，在17点至19点也是家庭内部活动的低值区，显示这些时间段内发生在家庭外部空间的乡村儿童活动有所增加。发生在朋友家中的活动以下午16点至晚上18点为主，发生在街道的活动以中午12点至下午14点最为集中，发生在县城的活动以中午12点至下午16点为主。

周内，农村儿童日常生活表现出围绕“学校—家庭”的“两点一线”空间模式，周内放学后的活动空间主要以家庭周边空间为主，活动内容也较为单一。

对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空间进行周内和周末对比可以发现，周末日常生活活动地点较为丰富，活动地点类型主要有家中、院落周边、广场、街道、朋友家、县城等。除过县城外，其余活动地点受到家庭就餐时间的约束。

3.2.2 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的空间动态性

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空间动态性主要表现在非正式儿童空间的建构与转换方面。儿童作为积极的社会行动者，通过与成人社会的互动，主动参与儿童生活的建构。一方面通过儿童同伴关系建立了稳定了休闲网络，乡村儿童通过邀约汇聚一处形成了定时定点的玩耍时空规律；另一方面，乡村儿童通过活动主动建构了儿童空间，从原本成人社会空间中通过活动定义出儿童空间，例如房屋的墙面、家门口的小树林、院落周边等地点。由此，我们可以将农村儿童空间划分为正式儿童空间和非正式儿童空间，正式儿童空间以广场为代表，非正式儿童空间则以儿童通过活动建构的空间为代表，非正式儿童空间具有时效性，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呈现出来，随着活动消失，但是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根据访谈调查，当被问到“最喜欢去哪些地方玩”的问题，有代表性的答案是“和朋友们一起去小树林玩”、“对着墙打乒乓球”、“在门口和小朋友跳皮筋”、“在广场玩”等，“小树林”、“墙”、“家门口”都是非正式的儿童空间，正是农村儿童通过“活动”在玩耍时间内建构了该空间，使之成为农村儿童空间的一部分，“活动”消失这些被定义的空间也随着消失，具有动态性的特点。

3.3 不同类型农村儿童日常生活时空特征的差异性 3.3.1 留守儿童与父母在家型儿童

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儿童群体的分化，韩嘉玲以“户口性质”、“是否与父母共同生活”为依据，将儿童划分为四类群体：城镇儿童、农村儿童、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并从教育资源、健康资源的城乡差异讨论了城镇化进程中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以及农村儿童与城市儿童在社会资源分配方面的分异^[43]。

调查发现，留守儿童日常生活时间利用在看电视方面的比重更大，并且日常生活空间以家为核心，出行距离基本限定在村庄范围内；父母在家型儿童日常生活中在家中游戏、写作业时间的比重较大，同时父母在家型儿童日常生活空间出行距离更大，周末有随家人到县城的机会。另一方面，留守儿童与父母在家型农村儿童周末时间利用有较大差异。留守儿童周末时间利用特征是看电视时间比重较大，因此留守儿童周末活动空间主要在家庭内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祖辈由于知识水平的限制，对留守儿童在教育、心理健康方面的关注不足，其精力主要集中在留守儿童的日常基本起居与安全问题上。

家庭是儿童最早和最基本的生活环境，也是儿童接受社会化教育的首要场所。儿童时期是人格发展和形成的关键时期，来自父母的关心和爱护以及良好的家庭环境对于他们的个性健康发展影响重大^[44]。留守儿童因为父母外出后，由祖辈对其进行监护，受文化水平及自身健康状况的影响，加之传统“隔代亲”文化心理的影响，祖辈对留守儿童的监护往往处于溺爱状态，看管不严，更多的承担的是儿童吃饱和穿暖的问题，对于教育、心理健康等问题缺乏管教。反映在农村儿童日常生活方面，就表现出留守儿童看电视时间多于父母在家型农村儿童。另一方面，特殊的家庭结构对留守儿童人际交往能力、性格均产生影响，导致留守儿童人际交往能力有较大的局限性，同时，留守儿童在性格方面偏沉静和孤独，不愿意轻易表露内心的想法^[45]。这方面原因导致部分留守儿童周末日常生活主要集中的家庭内部。

在访谈过程中，留守儿童日常表现出较高的心理敏感性，例如根据每日回忆图画，当被问到“昨天，有没有让你伤心的事情发生？是什么事情？”这样的问题，调查对象当中的留守儿童回答有“害怕测考题做的太差，受爷爷的训斥”（访谈对象为女生，11岁，父母在外打工）、“昨天我把同桌的本子给弄湿了，心里很害怕，害怕老师骂我”（访谈对象为男生，12岁，父母在外打工）。通过对留守儿童访谈结果的分析，我们发现留守儿童比父母在家型儿童更加关注祖辈、同学、老师对自己的看法，不会轻易表达自己的想法。谈话中出现“我担心”等习惯用语的频率较高，反映出留守儿童心理安全感的不足。

3.3.2 农村男童与女童

调查发现，女童周末时间结构较男童更丰富，周末日男童时间利用方式有户外游戏、写作业、休息、看电视，相比较而言女童则更多的参与打扫卫生、帮忙做饭等家务活动，另外调查发现“洗头发以及坐在院子里晒头发”成为农村女童周末日特殊的活动内容。男童的校外生活内容、活动范围与女童相比较更丰富、范围更广。男童周末活动地点有广场、院落周边、马路边、街道、朋友家等多种类型，女童则更多的集中在广场、院落周边等空间。由于调查时间在12月份，属于农闲季节，因此本次调查活动中没有涉及到农业劳动等家务活动。另一方面，女童平均看电视时间少于男童，女童周内看电视平均时长在1小时左右，而男童周内看电视时长则在2小时左右，女童夜晚休息时间比男童提前约1小时。周末日女童平均看电视时长为3小时，而男童平均看电视时长为4小时。

社会学习理论从心理学角度解释儿童性别对其日常生活的影响。社会学习理论认为，直接强化、模仿和观察学习是性别角色定型的基础^[46]。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儿童通过模仿、观察获得与自身性别角色相对应的行为知识，因此男童表现出勇敢、独立，女童则温柔、乖巧，性别角色特征导致男童的活动范围、活动内容较女童丰富。

4 讨论与建议 4.1 讨论 4.1.1 系统分析农村儿童发展问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报告把“三农”问题上升到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在现代化进程与乡村社会转型的过程当中，相当部分的农村留守儿童有发展成为乡村“混混”的可能性^[47]，因此农村儿童健康发展是关系到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问题。在社会学、社会工作领域，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把人的社会环境如家庭、机构、团体、社区等看作是一种社会性的生态系统，强调每个人的生存环境应该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体系，即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因素构成的一种功能性整体^[48]（图 7）。农村儿童的日常生活环境受到家庭、学校、村庄环境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分析农村儿童发展问题可以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角度出发，全面认识农村儿童成长与心理健康、家庭环境、同伴关系、游戏活动、学校环境、农村设施环境等因素的相互关系。

儿童日常生活社会环境的微观系统，代表了最直接的儿童与家庭的日常现实，如儿童的家庭、学校或附近居住区的环境。系统内的个人被当作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49]。儿童与童年密不可分，在西方童年社会学研究中，童年被当作是一种社会建构，它表现为社会的一种具体要素，这种要素是结构和文化的^[49]。农村儿童的日常生活正是其童年记忆的具体构成，也是当下正在经历的“童年”，即当下社会的童年。儿童也会受到并未直接参与的环境的影响，例如父母的工作环境、同伴之间相互支持的社会网络。除此之外，经济、媒体、公共政策等宏观系统也会对儿童成长环境造成影响。因此，儿童成长是一个相互影响和适应的互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儿童所涉及的活动范围和所受影响越来越大。农村儿童因为其父母工作环境、社会网络以及国家的农村政策的影响，他们的成长过程表现出不同尺度互动关系的多样性，需要人们采用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进行研究。

4.1.2 社会排斥与农村儿童发展权

社会排斥是指特定的个人或全体被排斥，或者至少他们自己感受到被排斥参与社会生活各方面^[50]，它强调了个人或群体与社会的断裂。社会排斥不单指在经济资源上的长期匮乏，还指在社会关系上、心理上、文化上和政治参与的长期被隔绝^[51]。由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引发的儿童群体分异，使城市儿童与农村儿童在使用教育、医疗、公共服务资源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客观上加剧了农村儿童的社会排斥，剥夺了农村儿童社会公平的发展权。首先，社会排斥强调了社会对农村儿童公平发展权的剥夺，缺乏获得物品以及公共服务的机会，其中就包括对于公共文化、卫生服务资源的匮乏。社会排斥的核心理念在于它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不平等有密切关系。西北地区农村儿童日常生活中缺乏接触公共文化资源的机会，调查中并未发现农家书屋、文化站等已有公共设施与乡村儿童日常生活的关联，显示出这些设施对于乡村儿童的排斥。同时，城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与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的关联度很低，农村儿童基本无法享受城市公共文化资源。其次，社会排斥说明了农村儿童发展权剥夺机制的过程性，最终指向农村儿童的发展困境。第三，农村儿童在尚未发生任何行动之时就非常无辜的成为了社会排斥的受害者，这使得他们从出生之日起就站在起跑线的后方，这些相互累计的劣势使他们在社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52]。社会排斥与农村儿童公平发展权的剥夺，与现行城乡二元公共政策关系密切，国家尚没有把儿童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纳入农村公共政策体系，导致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对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的排斥与隔离^[53]。

4.1.3 非社会性行为与留守儿童日常生活

在儿童社会化发展的研究中，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比较外显、容易察觉。但是，儿童社会化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着一种不容易被意识到的、甚至常常被忽视、并不具有明晰社会化特征的行为，例如儿童社会化发展早期出现的害羞、性格孤僻等，被称为非社会性行为。严格意义上的非社会性行为应界定为：儿童在自己与周围人之间人为地制造某种隔阂，使自己封闭起来，避免与社会接触的行为^[54]。农村留守儿童日常生活反映出的自我封闭特征说明了农村留守儿童非社会性行为方面的问题，这是造成农村留守儿童日常生活封闭单一的心理因素，而不是反社会行为。一般而言，留守儿童的非社会性行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对他人的非社会性问题行为，如孤独感、自闭症；另一类是对自己的非社会性问题行为，如退缩、忧郁、自卑感等。因此，农村留守儿童是值得社会同情和帮助的困境儿童群体。调查中，留守儿童对不小心弄坏同学物品而陷入深深自责与焦虑，担心无法补偿、受到爷爷责罚、感到对不起父母的辛苦，流露出留守儿童日常生活的无助感。应对留守儿童非社会性行为给予关注，因为非社会性行为对留守儿童问题深入挖掘提供了依据，保证留守儿童问题建构不只停留在意外伤害、反社会行为等极端个案方面。

4.2 建议 4.2.1 完善儿童优先公共政策服务体系

提供满足人民需要且能够共享的公共服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要任务^[55]。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 2020年）指出“儿童是人类的未来，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儿童发展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儿童发展，对于全面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针对当前儿童发展面临的城乡、区域间不平衡，基层特别是贫困地区儿童保护和服务资源相对匮乏的问题，坚持儿童优先是我国保障儿童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则。改善农村儿童日常生活状况需要有面向儿童发展的公共政策服务体系来保障，一方面把农村儿童教育、医疗、健康等方面公平发展纳入公共政策体系，出台保障农村儿童公平发展权的政策，从源头上保障农村儿童全面成长；另一方面缩小农村儿童与城市儿童差别化公共服务供给，建立城乡互动的儿童发展政策，完善现行学生素质教育内容，把城乡互动纳入到学生素质拓展过程中，通过城乡儿童发展互动政策破解农村儿童享受城市文化服务设施的困境。

4.2.2 建设儿童友好型乡村社区与环境

据联合国《2016年世界儿童状况：每个孩子都有一个公平的机会》中显示：超过亿万的农村儿童不能享受到最基本的公共服务，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农村儿童作为一个如此庞大的社会群体常常处于空间权利的底层，被传统空间规划力量所忽略。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乡镇文化站建设为基础性工程，行政村一级以村委会、文化广场、农家书屋等为主要公共服务设施，在社一级自然村缺乏应有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供给，我们设计和建造的农村社区公共活动空间基本上是面向成人需求和使用模式的，面向儿童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更是匮乏。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供给不足直接导致农村公共生活的缺失，进而导致公共性匮乏。从公民成长角度分析，公共性匮乏不利于提高农村儿童的国家意识，提升农村儿童的国家认同感，对农村儿童塑造成为具有现代国家意识的国家公民形成了阻力^[56]。因此，建议完善农村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制度，将建设面向农村儿童公共中心纳入社一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体系，将公共性植入农村儿童日常生活，建设儿童友好型乡村社区，在农村形成儿童活动的空间焦点、精神领地，满足农村儿童成长过程中游戏空间的多样化需求。

4.2.3 健全儿童健康发展社会支持网络

农村儿童日常生活时空间特征反映了农村公共设施、社会支持等方面供给不足的现实问题，对农村儿童尤其留守儿童日常生活产生了很多非社会性行为的消极影响，不利于儿童心理健康成长。儿童工作是一种综合社会建设，是通过社会政策立法的方式对儿童需求的满足和权利保障及对儿童发展的支持与保护。在社会政策的指导和制约下，通过政府协调、统整，机构的服务、配合，程序的规范、衔接和制度的完善，来实现保障每一个儿童的全面发展^[57]。完善农村儿童发展社会支持网络，加强政府、家庭、学校、社会团体共有的促进儿童发展的社会责任，共同建立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

4.2.4 关注农村留守儿童日常生活质量

农村留守儿童与其他儿童一样，拥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帮助农村留守儿童，需要父母、社会和政府共同关注和付诸努力^[2]。要从根本上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必须从户籍制度以及教育等其他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入手，消除留守儿童产生的条件^[58]。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解决留守儿童产生的体制机制问题是一个渐进的社会过程。当前，针对农村留守儿童日常生活时空间表现出“看电视时间比重大，活动空间主要在家庭内部”的特征，一是要形成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共识，为农村留守儿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氛围；二是关注与农村留守儿童日常生活密切联系的学校、同伴关系，让学校环境、同伴关系成为呵护农村留守儿童的“快乐源泉”，避免农村留守儿童日常生活环境形成社会排斥，培育农村留守儿童积极的亲社会性行为，关注、避免非社会性行为对农村留守儿童人格发展、健康成长的影响。

致谢: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本文给出的修改建议，感谢甘肃省华亭县河西镇人民政府干事李长泰、河西中心小学教师尉文娟、马家堡小学教师吕红秀对问卷调查工作的支持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