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中西部经济发展较为落后而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乡村旅游迅速发展的同时，其负面效应如环境恶化、贫富差距加大、社会文化冲突加剧等与社区相关的问题逐渐显现。乡村社区是旅游业在乡村地区发展的重要依托，目的地居民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利益群体^[1]。旅游开发结合当地农村社区的建设，使农村社区与旅游开发的主体形成利益共同体，才能保证旅游区与当地社区关系的和谐^[2]，并保持农户生计水平的可持续增长。

已有大量文献对农户可持续生计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3-5]，如可持续生计研究评价^[6]、生计策略与生计资本的关系^{[7, 8]}、贫困地区农户生计研究^{[9, 10]}、不同生计策略及空间差异下的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差异等^[11]。但针对旅游与农户可持续生计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论文主要是对旅游作为农户生计策略的评价和影响研究^[12-16]，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对乡村旅游发展后农户生计资本规模和结构变化的系统性研究较少，更鲜见乡村旅游社区发展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理念来源于对乡村社区自然、经济、社会系统的整体性认识和对可持续发展的关注^[17]。建立保障社区参与旅游权利的长效机制，是实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以及地方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18]。陈佳等提倡通过社区共管旅游发展模式帮助农户提升认知能力，促进乡村旅游社会生态系统和旅游业发展的持续性^[19]。岳要鹏认为社区扶贫合作组织能够增加或优化农户生计资本存量^[20]。郭占峰认为农民合作社在增加农户各种生计资本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与村级行政组织的功能产生了交叉和融合^[21]。厘清农户生计、乡村旅游及社区建设之间的相互影响对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在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开发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3]下，构建乡村旅游影响下的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选择秦巴山区安康市乡村旅游地开展调查，对比分析农户资本规模和结构变化；并进一步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评价乡村旅游社区发展对农户生计资本变化趋向的影响，为制定乡村旅游地农户可持续生计和社区发展的相关政策和实施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秦巴山区是指长江最大支流——汉水上游的秦岭、大巴山及其毗邻地区，地跨甘肃、四川、陕西、重庆、河南、湖北六省市，其主体位于陕南地区，是国家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和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也是国家确立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安康地处陕西省东南部，居川、陕、鄂、渝交接部，南依巴山北坡，北靠秦岭主脊，面积23391平方公里，长江最大支流——汉江横贯全市，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主要水源地和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示范市。全市10个县区全部属于国家秦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但这一地区保留了较为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生态旅游资源丰富，乡土风情浓厚，具有发展乡村旅游的良好基础。2015年全市接待境内外游客2851.25万人次，旅游总收入144.9亿元，占GDP的18.76%；2015年全市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数1140.5万人次，占全年旅游接待总人次40%，综合收入39.92亿元，占全市旅游综合收入的27.55%，乡村旅游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本研究采用结构问卷和半结构性访谈方法对农户进行入户调查以获取实证分析数据。根据当地旅游主管部门及有关研究学者的推荐，选取安康市乡村旅游发展较为典型的汉滨区、岚皋县、宁陕县、平利县一区三县，于2015年6月对调查地农户进行为期一周的预调研。根据预调研情况对问卷进行调整，于2015年7—8月对一区三县的5个行政村进行入户问卷调查，户均访谈时间大约为35—50分钟，调查对象主要为户主或家庭主要劳动力，对于文化水平较低无法亲自填写问卷者采用调查员解释问卷、提问并帮助被调查者填写问卷的方式完成。共发放问卷440份，收回有效问卷412份，有效率为93.6%。与本论文相关的调查内容主要有：①农户生计基本情况；②乡村旅游影响下的农户生计资本数据及受访者感知到的资本变化情况；③社区发展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及旅游收入数据统计见表 1。

表 1(Tab. 1

表 1 调查地农户基本数据 Tab.1 Description of the Surveyed Rural Households

表 1 调查地农户基本数据 Tab.1 Description of the Surveyed Rural Households

考虑调查问卷数据的有效性，本文在数据预处理时进行初步整理与检查，对于缺失值和异常数据进行必要的核对、校正和剔除，并运用SPSS19.0软件，采用Cronbach's alpha系数法对数据信度进行检验，调查样本指标整体cronbach's alpha系数达0.948，调查数据信度良好。

可持续生计框架将农户看作是在一定的脆弱性背景中谋生，在此背景下，家庭或个人资产状况是家庭或个人拥有的选择机会、采用的生计战略和所处风险环境的基础，也是针对农村扶贫和发展项目设计和实施的切入点^[7]。生计资本划分为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物质资本（physical capital）、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以及金融资本（financial capital），生计资本的状况及变化趋势是可持续生计的前提和核心，因此本研究主要从生计资本角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特尔菲法，结合秦巴山区乡村旅游地农户的生计资本结构特征，以函件的方式向10名长期从事乡村旅游及农户生计相关研究的专家学者进行征询，最后确定了生计资本指标层的25个二级指标（表 2），并据此设计25个问题，以李克特5级量表设计问卷，每题5个选项，1—5分别表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中立、同意、非常同意，以表示被调查者对生计资本变化的看法或态度，利用SPSS21.0软件对数据进行描述统计，各指标数据见表 2。

表 2(Tab. 2

表 2 调查地生计资本测量指标、权重及量化值 Tab.2 The Measurement Index, Weight and Value of Livelihood Assets of Surveyed Areas

表 2 调查地生计资本测量指标、权重及量化值 Tab.2 The Measurement Index, Weight and Value of Livelihood Assets of Surveyed Areas

熵值法计算权重由于其可信度较高被广泛应用于相关研究。本生计资本测量指标变量较多，为有效克服指标间信息的重叠，采用客观赋权的熵值法确定权重，具体计算步骤在此省略。

将各项指标均值P_ij和各指标权重W_ij构成加权平均综合标准模型如下：

式中，C_i为农户第i项生计资本指数，反映各项资本水平的高低；W_ij为第i项资本第j个评价指标的权重，其大小反映出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性；P_ij是第i项生计资本第j个指标的均值，反映农户感知到的生计资本变化情况，运用加权求和法测算出各项生计资本变化的量化值（见表 2）。

受调查的412户农户中，收入来源多样化农户占37.2%，主要从事农家乐等乡村旅游业农户占26.5%，单纯务农的家庭只占9.8%，说明调查地农户生计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单纯务农家庭比例急剧减少。乡村旅游收入占总收入80%及以上的农户比例为33%，旅游收入占总收入60%— 79%的为15%，占总收入40%—59%的为22%，总收入20%—39%的为11%，旅游收入不足20%的农户比例为19%，旅游收入已经成为调查地农户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由于生计策略多样化、国家旅游扶贫政策不断出台，农户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得以提升，调查地农户平均人均收入达到10978元，高于安康市农民人均收入7468元的水平。加权求和计算得金融资本值为0.73，由于参与乡村旅游业发展提高了农户的家庭收入和储蓄，政策性扶持资金增加，旅游投资不断增长，金融资本得到较快增加。

物质资本值为0.69，参与旅游业的农户家庭资产增加，住房条件改善，经营设备、物资增加，通过政府出资、村民自筹资金等多种渠道改善了乡村基础设施，乡村通达性不断提高，其中主要客源地到汉滨区、宁陕、平利可通过高速公路直达。旅游发展也提高了调查地的知名度，旅游形象等非物质资产值上升。

人力资本值为0.69，调查地农户家庭人口4人及以上达到调查总量的77%；户均劳动力为2—4人的占总数的78.8%，家庭成员身体状况为健康的达到72%（安康市因病、残致贫的人口约占贫困人口总数的30.9%。数据来源：安康市扶贫局），大专以上学历达到10.5%，初、高中学历达到67.5%，受教育水平高于全市总体水平，宁陕、岚皋等调查点的农户接受乡村旅游经营知识技能培训的机会较多。由于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农村空心化现象较为严重，从事旅游业的青壮年、有技能型劳动力缺乏。

自然资本值为0.75，调查地均位于陕南秦巴山连片特困地区，交通不便、工业发展滞缓等因素导致经济发展落后，但是也保留了较为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旅游资源丰富、开发价值高，空气、水质量优良。秦巴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是许多珍稀动植物的分布区，随着主体功能定位的明确，生态保护理念深入民心，环境保护法规日益完善，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将得到进一步的保护和提升，有利于乡村旅游的发展。

社会资本值为0.56，71%以上农户未参加过农村合作组织等，多数调查地为农户自发、分散经营餐饮接待，经营户之间缺少沟通和合作；而随着旅游发展、经济收入增加，社区居民间的信任度在降低。79%农户表示缺少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等亲友，或者与在外工作的亲友没有联系，社会关系网络连结度低，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少，社会资本处于较低水平。但手机、网络使用普及面广，很多村民希望能够使用各类社交媒体推广乡村旅游。

资本匮乏、应享服务和权利缺失等是导致农户贫困的重要原因，通过社区及农民合作组织等可提高农户生计资本的转化效能，通过集体行动来提升组织成员的生计资本^[22]。乡村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农村居民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旅游业在乡村地区发展的重要依托。社区的旅游获利是影响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23]。为进一步了解秦巴山区乡村社区发展与农户生计资本变化的互动关系，结合社区建设、社区参与旅游等相关研究成果^{[24, 25]}（社区及旅游发展情况调查基本数据见表 3），把乡村社区发展对旅游的重要影响因素归纳为15项（见表 4），拟通过回归分析探讨这些因素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

表 3(Tab. 3

表 3 调查地社区旅游发展的基本调查数据 Tab.3 Descrip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f the Surveyed Communities

表 3 调查地社区旅游发展的基本调查数据 Tab.3 Descriptio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f the Surveyed Communities

表 4(Tab. 4

表 4 乡村旅游社区对农户生计资本的主要影响因素 Tab.4 Key Impacting Indicators to Tourism by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表 4 乡村旅游社区对农户生计资本的主要影响因素 Tab.4 Key Impacting Indicators to Tourism by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通过SPSS21.0进行相关分析发现，由于直接利用回归分析模型可能出现多重线性的现象，首先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使得生计资本的解释变量在降低维度的同时消除多重共线性。对数据进行因子分析适用性检验，KMO=0.867，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卡方值2323.084，自由度为105，显著性水平P=0.0000，适合进一步因子分析。根据变量特征，提取公因子特征大于1的值，共提取3个公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59.93%，说明3个公因子可以反映大部分的变量信息，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得出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根据因子载荷，分别将3个提取因子命名为社区居民的旅游获利程度、社区参与旅游程度、社区旅游发展基础条件。分别将这3个公因子做为回归自变量，生计资本变化趋向作为回归因变量（生计资本结构趋向无显著变化，赋值为0；生计资本结构趋向显著优化，赋值为1，以两种趋向下收入比重来划分），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3个解释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测试结果显示，似然比统计量X= 388.705，拟合度R=0.443，模型拟合度可以接受。3个指标显著性水平P值分别为0.000、0.000和0.003，全部在0.05水平上显著，并对农户生计变化产生正向影响。

由表 5可见，社区居民的旅游获利主要表现在从旅游业中所获收入、旅游收入在家庭全部收入中的比例、社区居民在旅游业中的就业率，及当地旅游是否主要由社区居民经营等方面，其回归系数为0.659，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

表 5(Tab. 5

表 5 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结果 Tab.5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Logistic Model

表 5 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结果 Tab.5 Results of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Logistic Model

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程度回归系数为0.617，其具体衡量指标为居民对社区旅游发展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社区参与旅游机制、农民合作社等社区组织，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度，传统文化和自然环境的保护意识，社区可提供的综合性旅游服务等。居民参与地方发展的决策会影响其对旅游业及旅游者的支持程度和态度，一旦居民参与了社区的各种活动，他们就会更为支持社区的变迁及发展^[26]。而回归分析的结果也说明，农户参与社区旅游发展程度亦对其生计资本有重要正向影响。当地居民参与社区旅游管理、服务与经营，从旅游业中所获收入和就业也是社区与旅游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标志，而旅游与社区一体化发展是实现社区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效益最优化的重要机制^[24]。

社区旅游发展基础条件回归系数为0.571，对农户生计资本呈正向影响。社区旅游发展的基础条件包括社区旅游资源吸引力、区位及可进入性、旅游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水平、乡村旅游品牌影响力等，既是社区旅游得以发展的基础，也对农户选择以旅游作为替代性生计策略发挥重要影响。

（1）由于生计策略多样化、国家农村农业改革和发展政策、扶贫、移民搬迁及旅游扶贫政策的不断出台，农户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得以提升，秦巴山区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旅游业影响下农户生计资本规模得到有效提升，生计资本结构得以优化，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数量均高于全区平均水平，其中自然资本量化值最高，说明秦巴山区具有发展乡村旅游的良好生态资源基础和潜力，政府应通过有效手段引导农户参与旅游发展。五大资本中社会资本处于较低的水平，农户的社会关系网络连结度低，秦巴山区农户多以自发经营农家乐等形式参与旅游发展，农户间合作及与外部联系较少，可以利用的社会资源有限，限制着农户可持续生计水平的提高。

（2）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出社区居民的旅游获利程度、社区参与旅游程度、社区旅游发展基础条件等3项因子，通过二维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3项因子均对农户生计资本发生正向显著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为农户在社区旅游中的经济收益及就业情况，其直接影响到农户生计资本的提升；另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程度、社区旅游基础设施、旅游资源及社区吸引力等也对农户生计资本有重要影响。

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及社区参与理论，提出秦巴山区旅游地农户生计及社区发展建议：

（1）秦巴山区拥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旅游资源，随着当地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应积极拓展农户生计策略，因地制宜扶持农户参与乡村旅游，实现乡村旅游与现代农业、文化创意业、休闲产业、健康养生产业等融合，通过金融扶持、引导社会资本投资旅游业，优化旅游用地政策，制定公益性乡村旅游规划，丰富乡村旅游产品，开展农户旅游经营与服务技能培训，充分利用各类媒体，整合乡村旅游营销，提高社区旅游吸引力和乡村旅游品牌影响力，通过与城镇化、新型农村社区、移民搬迁的统筹建设，提高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水平，降低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障碍，提升农户的生计资本，提高农户自我发展能力和可持续生计水平。

（2）针对农户社会资本的不足，应发挥社区在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组织、政策宣传和实施、程序规则制定等重要作用，加强农户间、旅游经营户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增强社区居民间的信任，通过有效的合作机制降低经营成本；通过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提高农户与外界的联结；吸引在外务工人员返乡从事旅游业，吸引文化、艺术等创意工作者来农村旅游创业、吸引城市居民在乡村候鸟式旅居度假等，扩充社区和农户的社会资源和社会关系网络，提升农户和社区的社会资本。

（3）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程度仍然较低，需要通过社区赋权来保证在旅游开发中处于弱势的农户参与社区旅游的权利^[28]，增强居民参与、分享、控制社区旅游发展的能力，使农户得到较为公平的经济收益，能够作为社区旅游业发展主体，进入社区旅游管理和监督决策与执行体系，广泛参与旅游规划、开发和运营。

（4）秦巴山区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较高，农户参与旅游发展能力不足，分散、自发经营状态下的“农家乐”更容易遭受市场波动、环境灾害等冲击，应通过旅游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以旅游业带动人口、自然、社会资源和各种生产要素在社区内部的重新合理配置，实现社区及农户生计的整体优化和不断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