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保存至今，且地域基本未变，村镇环境、建筑历史文脉、传统氛围保存较好的传统聚落被称为古村镇^[1]。中国文明历史悠久，古村镇遍布神州大地。古村镇类型研究一直是地理、规划、建筑等学界共同探讨的问题，由于研究视角和研究目的的不同，对古村镇类型的划分也大不相同，有的从景观基因角度将古村镇分为江浙水乡聚落、皖赣徽商聚落、闽粤赣边客家聚落、浙南闽台沿海丘陵聚落、岭南广符聚落、湘鄂赣平原山地聚落8种类型^[2]；有的根据聚落形态将古村镇分为点状、线状和不规则面状，或者城垣状、带状和组团状^[3]；有的根据传统功能将古村镇分为农耕型、工贸型、行政型、军事型、交通型、宗教型和纪念型^[4]；还有的根据文化价值将古村镇分为整体聚落型、建筑工艺型、名人故居型^[5]。

地方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视角^[6]，也是文化地理学重要的核心概念，地球表面的每个地理单元都可以称为“地方”^[7]。聚落是人类聚居最基本的“地方”，古村镇则是人类最早生活的聚落，也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居住形式和社会群体。由于“地方”能够储存、唤起和传承记忆，因此古村镇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化石地和数千年农耕文明的结晶，发挥着特有的社会记忆功能。“社会记忆”是康纳顿（Connerton）在哈布瓦赫（Halbwachs）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基础之上进一步演绎而来的，二者均是指“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8, 9]}，但社会记忆更关注记忆的延续性，认为社会之所以建构“社会记忆”，是为了让拥有“社会记忆”的人服从社会秩序^[9]，并开始涉及“权力”问题。近些年，关于集体记忆、社会记忆的研究引起了多学科的关注，除了地理学界较多围绕故事、仪式、纪念性场地、遗产等对象对记忆的过程、结果进行探讨外，还有一些研究围绕记忆和历史的关系^[10]、社会“族群”记忆等内容展开^[11]。记忆本是一种生理、心理现象，起源于心理学研究。英国心理学家巴特莱特（Bartlett）认为记忆的形成是一个主动建构的社会化过程^[12]，并最早引入“图式”概念来阐释记忆理论，提出记忆实质上是一种“图式”的结构化表征，其形成是以事物的重复再现为基础，并受到情感性、合理化、特定情境和各种细节的影响^[12]。巴特莱特将日常生活中的符号元素作为最主要的实验材料，由此可见符号在记忆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社会记忆也正是一定情境中具有社会生产、生活关联的社会群体，通过无形或有形的要素进行历史传承的一种符号化的表现方式。本文试图以空间要素为载体，以山西省为研究区域，基于符号学理论构建社会记忆符号系统，以进一步辨析古村镇的类型及空间特征。

1 古村镇与社会记忆 1.1 古村镇社会记忆的符形

符号学是由西方语言学发展起来的一门科学^[13]。最初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其解构主义理论的基础之上创建的，认为语言是一个表示观念的符号系统，每个符号都有“能指”和“所指”的二重属性。几乎与索绪尔同期，美国符号学创始人皮尔士认为符号的形成是对象、关系和性质的三元结合^[14]，并根据符号所表现的形式、意义和关系的不同而产生图像符号、指示符号和象征符号的三种符号类型^[15]。从符号学视角看，社会记忆是依附于一定社会群体的生活、习惯、情感和信仰而产生的一种趋同性的社会文化符号系统，并作为特定社会群体交际、组织社会的一种符号性工具而得以传承。

从本质上看，社会记忆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表现结果，这种认知目的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群体因具有探求讯息、获取知识等需要，以获得某种意义而产生的。然而知识和讯息等都是抽象的概念，必须借助一定的载体，通过一定的中介才能被认知和记忆。符形是指符号的形体，符号的认知和传承都离不开符形，即符号的能指^[15]。社会记忆作为一种精神化的存在，必须通过社会记忆的符形进行表征，以使过去事件的描述性阐释能存于人们脑海中，从而成为可以被共享和传承的记忆。通常将这种符号的能指实体具体分解为“物质实体”和“形式实体”。对于古村镇这种以人类聚居而形成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特定社会空间，本研究立足于地理学空间视角，将社会记忆的符形分为“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的两种基本实体形式。

古村镇社会记忆的物质要素是指有形的自然或人工事物，主要由自然环境、村落形态、建筑物、构筑物的四个层面组成，是“存放”社会记忆的空间概念。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生产力落后的古代社会，以“山环境”和“水环境”为主体的地形环境对村落选址至关重要。山肥水美，物产丰富，远离水患等自然灾害，生活质量自然也高，因此选择有利于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是村落选址的基础条件；除此之外的环境要素是影响村落发展的主导因素，导致村落发展类型的不同。根据不同类型村落的实际发展需要，古人在尊重自然环境的基础上还会遵循一定的规划思想，将建筑与环境完美结合，创造特有的人居环境，包括体现古村镇整体空间组合关系的村落形态，支撑村落骨架的街巷空间，以及村落空间基本构成单元的建筑物和构筑物等。

古村镇社会记忆的非物质要素是由广大人民群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也称人文风俗，主要包括信仰风俗、民间艺术、历史人物和历史传说，是一个地方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地情之一，也是“储存”社会记忆的人文特色。物质要素的符形可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消失，但人文风俗却很难从世人社会记忆中彻底抹去，会多少留有历史痕迹并以一定方式进行传播。信仰风俗是指社会上长期形成的、民间广泛存在的，具有民众自发性的一种情感寄托、崇拜观念、行为习惯和相应的仪式制度等的总和。民间艺术是劳动者为满足自己的生活和审美需求而创造的艺术，包括民间工艺美术、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和戏曲等艺术形式^[16]。历史人物主要指一些被村民崇拜的“乡贤”、“乡绅”的乡村精英人物或历史名人的人物典故。历史传说主要指历史上或社会上发生的不平常大事情或神话传说等。

1.2 古村镇社会记忆符号系统

属性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性质。社会记忆的符形丰富多样，但很多要素都具有相同的属性，即每个符号会属于某个类属集合。人地关系一直以来是现代人文地理学研究主题与核心，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正是人地关系和谐共处的主要表现，并与社会记忆的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三大影响因素形成了辩证和统一的关系。因此，古村镇的社会记忆要素都从属于人、地、文的三大属性。为表示社会记忆的连续性特征，本文从地脉、人脉和文脉的三方面构建“属性脉”的符号层级。“人脉”是由主体“人”的历史社会关系所形成的，是社会记忆传承的决定性因素。地脉是古村镇所处的山体、水体形态和整体趋向关系的自然环境，以及和道路形成的区位关系，是社会记忆形成的基础因素。文脉则是在自然环境影响下，因为人类各种社会活动的结果，由于自然条件、经济技术、社会文化习俗的不同，而形成古村镇社会记忆特有的地域文化特征。

符号组成系统具有意指功能^[17]。意义是通过符号间的相互作用而得以产生^[18]。符号系统是由一定量的符号要素构成，符号要素间会存在一定的组合或聚合关系，并依据一定的组成规则和模式构成的系统性符号结构。从层次体系看，载体要素是社会记忆符号系统的第一层级“要素体”，第二级是由社会记忆要素组合的“因子层”，第三级是由因子组合而成的“属性脉”，总体构成三级体系（图 1），从而整体形成古村镇的社会记忆符号系统而进入传播范畴，使社会能够记忆并造就古村镇独有特色和明显的地域特征属性。因此，社会记忆的符号系统是由“要素体—因子层—属性脉”三级层次，按照一定关系、组成规则和模式构成社会记忆符号系统，并具有对象、关系和性质的三元属性。

2 研究区域和方法 2.1 研究区域及数据整理

山西省位于黄河中游东岸，北接内蒙古高原，西、南以黄河为界分别与陕西、河南相望，东倚太行山与河北毗邻，共有11个地级行政单元和119个县级行政单元。因东有太行屏蔽，西、南有黄河天堑，北有长城拱卫，山西形成了外河内山式的封闭而完整的地理单元，整体地势环境呈东北高、西南低走势，由北向南以“串珠状”串联起大同、忻定、太原、临汾、运城等多个断陷盆地，以及东部和南部散列的阳泉、长治、泽州等数个盆地。

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山西有着丰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遗存，并保存有大量各具特色的古村镇。根据山西省建设厅的古村镇的普查资料，目前省内现存有历史价值的古村镇共303处（古镇29处；古村274处）：其中国家历史文化名镇（村）40处、国家传统村落129处、山西省历史文化名镇（村）125处、山西省传统村落286处。传统村落的地理坐标借助谷歌地图进行标定，面积较大的村落通常取其质点坐标作为传统村落的坐标。利用ArcGIS10.1对地图矢量化，得到山西省古村镇空间分布图（图 2）。

2.2 古村镇类型划分依据

地理空间的社会性体现在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认知。环境心理学现今主导的具身认知观认为，人类记忆系统的进化使人们更容易记住与生存适应相关的信息^[19]。社会记忆是人们生产和生活活动的认知结果，也是社会发展的层叠形成。劳动分工对人类社会发展起了决定性因素，因劳动分工发展而形成的社会分工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基础，因此社会记忆的形成和发展从本质上看就是社会分工中人们生产和生活结晶的历史演化。

中国古代最早关于社会分工的理论源于管子提出的“四民分业分居论”。《管子·小匡》：“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即管子将一国民众分为士、农、工、商的四种类型，并按照职业特征安排在合适地域进行职业世袭化。这种按照社会分工进行的“四民分业定居论”有效保证了传统社会的劳动技能、劳动力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并为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沿用，对我国古村镇的产生和发展影响深刻。本研究基于中国古代社会分工的基本类型，从社会生产生活的视角将古村镇的性质类型总体分为“士”、“农”、“商”和“工”型的四种，依次是指：因国家、地方军事设防以及村民组织自我防卫需要而形成以军事防御为主要功能的古村镇^①；以农业生产和耕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古村镇；以手工业、服务业等为主要生产方式，以商业活动为主要职能，提供商业交换、贸易场所的古村镇；通过借助工具，以提高生产生活效率为特色的古村镇。

古村镇历史悠久，随着时代发展变迁，村镇社会分工的类型也会有所改变。本文判别古村镇类型，主要根据历史文献（囊括正史、古今方志、碑刻家谱、媒体报刊等等）记载的鼎盛时期特征类型为判断，得到山西农耕型、商贸型、军事型、工矿型的四类古村镇空间分布图（表 1，图 3）。根据社会记忆符号系统的层级性质，属性脉作为最高层次的社会记忆符号体系是决定古村落性质的关键，因此本文主要从属性脉的视角对不同类型古村镇的社会记忆特征进行阐释。

3 山西省古村镇的社会记忆系统 3.1 农耕型古村落

（1）宜农宜居的地脉记忆

“民以食为天”，优质和充裕的耕地是农耕型村落定居发展的重要因素，充沛的水资源也是决定人们日常生活和耕地灌溉的基本条件。“山西之长在于煤，山西之短在于水”^[20]。山西东部太行山脉和西部的吕梁山脉纵贯南北，恒山、五台山、系舟山、太岳山和中条山散列其间，主要农耕区分布在大同、忻定、太原和运城等一系列盆地，且均位于汾河、沁河两岸，因此山西农耕型古村落明显呈现聚集在沿河、地势平缓的地带，由北向南呈珠串状排列，主要集中分布在五大片区：分别是沿汾河流域附近的临汾盆地、太原盆地，沿沁河流域的晋东南的晋城附近，晋东的阳泉盆地，以及晋西的湫水河与黄河交界处的碛口商业古镇附近。

（2）望族乡贤的人脉记忆

农耕型古村落中，名门望族往往会支撑起一个村落的发展，引领村落的发展方向和道德风尚。他们大多会在村中开办私塾以培养家族的进士、大夫等，促使村落向学风气的形成和教育发展。同时，农耕型古村落对当地望族乡贤的善行义举也是不吝赞美和传颂，无论是家谱、宗祠、石碑等的物质纪念，还是故事、传说等代代相传的精神记忆都带有明显的符号特征。如西湾村的《陈氏家谱》中记载陈满琳“卒享路祭殊荣”等善行，为后人所传诵学习，陈氏家族还修建了思孝堂，供奉先人的牌位，用以追思先辈们的孝义品行；湘峪古村落特有的天地会习俗最初就是为纪念本村著名的忠义之臣“孙居相”而设立的。

（3）天人合一的文脉记忆

宗族结构。家庭是传统农耕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单元。农耕型古村镇大多是由同血缘的家庭聚族而居并逐渐形成家族制度下的综合体，进而衍生为村落，因此村落结构形成与宗族发展密切相关。通常宗族后代会严格按照前人经验、风水理念以及宗法礼制的原则，使村落结构定型并呈现出一定规律：空间布局多以家庭为单位集中连片，因地制宜但互相贯通呈不规则分布；建筑布局房门向中敞开，分长幼而居体现宗族孝悌文化；大姓宗族居住建筑一般是村落建筑中艺术性较高的建筑，占据最为有利的地理位置；祠堂是维系血缘关系的纽带和强化村落族亲宗族群体意识的重要空间场所，并且作为村落最高等级的祭祀建筑布置在核心地带；重视寻根祭祖、缅怀先人的仪式，多有逢清明寒食节全族人聚集起来进行隆重扫墓祭奠仪式的习俗。如山西丁村是一个典型的宗族乡村，住宅区分为北院、中院、南院和西北院的四个组群，这些族群分别是丁氏宗族的一个支系，共同形成了村落基本结构；陈氏宗族院落群是西湾村规模最大的院落群，几乎占据了全村主要街巷的整个地块，各层院落既互通互联，又直接通向巷道，院落空间丰富，陈氏宗祠就位于全村主要巷道的入口。

自然崇拜。农耕生活让人们保持着对自然的敬畏，因此祭神在农耕型村落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所谓“无庙不成村”，古代村民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如五谷丰登、家业兴旺、平安度日等）都通过修建庙宇、供奉神袛、祈求诸神等形式得以寄托。这些祭祀建筑尤为重视风水选址，通常在村落四方或一些重要区域建庙宇镇守，如悬空古村将龙王庙修建于村落的一处重要泉眼之上，以求风调雨顺。村落核心位置通常修建规模最大的庙宇作为主庙，进行春祈（春种时祈告许愿）、秋报（秋收时还愿）两次重大祭祀活动。主庙内大多是道家、佛家等多神共处一庙，信奉耕读文化，这正是中国传统农耕时代人们“民神杂糅”、“多神崇拜”的体现。此外，只要是人们相信可以为其带来安全、幸福、财运等精神需求的神明，都在百姓心中占有神圣的力量与威信，如泰山石敢当、门神照壁、土地龛，以及瓦当、屋脊、门额、墀头等多处的吉祥纹样都体现在建筑细部上，寄托着人们对美好、安定、富足生活的向往。

耕读传家。“耕读传家”思想是维系家庭兴旺的重要纽带，在中国农村有着深远影响，曾是中国传统农耕社会家庭单元努力追求的一种理想生活图景。该思想主要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读”的目的在于入世为仕，施善行义。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社会，“以耕养家”、“以读兴家”是科举致仕、中兴门庭、兴家旺族的主要途径，并被列入家族祖训中代代承袭。因此该类型古村落的村民们更亲近自然，在庭院内多有种植花草的习惯，注重子女教育，以求有饭吃、有书读、有官做。

农耕生活。碾盘、磨盘是反映农耕型村落的标志性物件，大多放置在村落空地上，到了相应时节，大家纷纷来到空地磨米、磨面，热闹非凡，如湘峪古村内可见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磨盘。生产力低下的农耕社会，人们通常以大面积播种来换取农作物的更多收成，因此重视土地利用，所以农耕型古村落通常不具备大面积的公共空间，即便有公共广场，也是如打谷场之类与农耕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场所。村落中有着古老历史的景物，如古树、泉眼、古井等容易形成村落公共中心，并被认为是村落风水的保障，如阳泉市辛庄村的千年唐槐，还有村中心的老街也是村民文化和民俗活动的主要场所，见证了古村千百年来的兴衰变迁。

3.2 商贸型古村镇

（1）对外通达的地脉记忆

商品流通离不开交通，交通的发达程度决定着村镇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山西处于东西和南北陆地的交通要道，尽管有东太行、西吕梁、南黄河，但都未能阻止其成为“东拱帝京、西连秦蜀、南通太行、北入云中、雁门”的四达之区。尤其到了明清时期，山西交通贯穿南北，北跨长城接塞外，南下黄河走洛阳，西过蒲津去西安，东出娘子关通京城，素有“中原天府”、“商贾之途”之美誉。四通八达的商业交通网络使山西商品流通渠道更加通畅，也为晋商及其他商帮的长途贩运提供了便利条件，促使沿水陆商道的不少商业市镇开始兴起。

沿河交通的门户地区易形成商贸村镇。古代陆地交通的不发达而使水运交通具有独特优势，因此山西商贸型古村镇大多分布在沿河的外省交通干线门户地区。首先东大门是由晋中太原盆地到阳泉盆地到平定州再通往河北、京师是东向的一条交通干线，使晋东地区出现了小河、大阳泉等一批因经济活动而繁荣昌盛的村镇。其次是沿沁河流域、与河南省交界处的东南门，即从山西各地到晋城，再通往河南、陕西必经沿沁河流域与河南的交界处，将来自边塞、草原等游牧产品、山西煤铁等产品与中国南方盐碱等产品交换，以实现商品流通，因此聚集了如郭璧村、尧沟村等一批商贸村镇。再次是沿汾河流域的南大门，因山西最南端的运城盆地在地形上几乎与关中平原连为一体，母亲河汾河的支流也多集中在此，商货大致由运城盆地开始，沿汾河地堑北上，经临汾盆地而至太原盆地，这使得晋南区成为晋商最为活跃的地区。最后是黄河碛口中转站的西大门。山西濒临黄河，具有西通秦陇、东连燕赵、北达蒙古、南接中原的区位优势，故而边关所需军饷粮草，以及西北少数民族与内地交流物产，主要经过北路杀虎口或者黄河水运到碛口的两条通道至山西再转运销往内地。这两条路线中水路会更快捷且经济，故商人多选择第二条路线。碛口是古代黄河运输船只必须靠岸卸货转为陆运的集散码头，也是据晋中平川最近的黄河码头，上游来的商船把碛口当终点站停船卸货，然后用骆驼、骡马转运出至吴城，再转运汾州、太原乃至京、津、汉口等地；转运而回的骆驼、骡马又将当地货物运到碛口再装船运往西北各地，这种既为起点站又为终点站的枢纽作用，奠定了碛口水陆码头的商埠地位，使以碛口为中心的地区成为连接我国东西部地区的交通枢纽和货物集散地晋商西大门。

中部交通汇集的四达之区。山西中部太原盆地因地处山西中部，四通八达，不仅方便物品转运销往四方，更有利于商人能够方便、迅速地获得生产和供销信息，因此物资流通路线大致以太原盆地为中心向四方发射状分布：西向由碛口至太原盆地转运；南北向经运城盆地，沿汾河北上经过临汾盆地而至太原盆地，再向北沿着汾河故道进入忻定盆地，然后沿御河北达塞外；东向入东阳泉盆地到平定州再通往河北、京师。因山西中交通便利，商业交往频繁，故成就了一批如平遥、太谷、祁县的商贾辐揍之地。

（2）名商名仕的人脉记忆

发达的农耕基础和丰富的资源禀赋孕育出山西富甲一方的商贾和学贯中西的大师，他们独善其身且兼济天下，成为山西永垂不朽的佳话。晋商足迹曾遍及全国，尤其清初时期晋商的货币经营资本逐步形成，不仅垄断了中国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还插足整个亚洲地区，甚至到达欧洲市场。晋商文化的商道，在于用文化力量塑造人心，因此出了不少仕途名人，如周村古镇的范氏一族，还有清代杰出的票房创始人雷履泰，名商高钰、乔致庸、陈三锡等都在全国商界享有盛名。

（3）精致讲究的商贸文脉记忆

繁华喧嚣的商业街。商贸型古村镇通常以一条商业主街为轴线，延伸出若干条次要的街巷，整体构成“鱼骨式”放射状道路结构，主次有序，结构清晰；四通八达的路网和分布其间的建筑群构成面状空间，系统贯通，规整而不失变化；市场、庙宇、戏台等公共空间往往是村民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和供奉香火的重要场所，大多分布在商业主街上并成为重要节点空间。主街上商店鳞次栉比，六大商行通常较齐全并多沿主街分布，如东街村的沿街坐商达上百家之多，经营项目有银器、盐店、当铺、染坊、药店等30余种；有的商业规模大的古村镇至今还保留着以行业命名的街道，如米东村一直都是高平的贸易中心，村内至今仍沿袭有鸡市、板市、牛市等街道名称。

华丽精美的晋商大院文化。家宅是古时人们最重要的财产。晋商发迹后返乡起房盖屋，营建祖宅，造就了晋中、晋南地区的明清晋商大院民居建筑文化：外观宏伟大气，布置规整自由，内部装饰细腻精致、华丽精美，以深邃富丽著称，素有中国民居“北山西，南安徽”之说。明清时期民居建筑有不可谮越的等级限制，各家族光耀门庭的意识只能通过规模的庞大恢宏和装饰的雅致丰富来实现，因此晋商大院的匠人们将丰富的想象力运用到对等级限制相对宽松的建筑装饰中，以寄托对富贵吉祥的美好希冀。晋商大院民居除了按照居住方式进行宅居平面的布置外，建筑形制与社会等级、经济实力也有密切关系，会根据主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权势、尊贵的不同进行梯度分布，这种“院落场”文化不仅体现了传统文化主宰下的传统宗法社会结构和文化观念，也体现了家族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

商业崇拜的信仰风俗。山西经商者尤其信仰关公，不仅因为关羽是山西解州人，更重要的是因为关羽以忠事主、以信接人、以勇立功、以义待友的完美道德形象^[21]，极大满足了商人们对商业道德理想的崇仰与追求，故将关羽作为信义之神来祭祀以希望汲取正气、有效规范商业行为，因此山西商贸型古村镇大多建有关帝庙。平安吉祥和经商发财对于商人来说同等重要，所以常见的还有祈求平安的娘娘庙等。靠水运发展的古村镇，为了祈求风调雨顺、行船平安、商贸繁荣，则多建有黑龙庙。如碛口镇的标志性建筑物黑龙庙，依山傍水、气势雄伟，成为全镇中心的最高点。同时受儒家官本位思想的侵染，晋商注重遵循儒家思想的教导，主要体现在：建筑装饰文化中蕴含着儒家教化内容的传说故事、对联比比皆是；住宅院落不仅中规中矩符合传统礼数，而且讲究尊卑有序，内外有别，等级分明，轴线对称；积极以自己的店铺、商号为名捐赠修建教育机构、祭祀建筑和娱乐性设施等公共建筑；不少商贸型古村镇中还建有贡院、书院，名门望族宅院内通常设有私塾学堂、书房院或参政院等，说明晋商在经商之余仍不忘求得功名仕途，以改变古代商人低下的地位。

3.3 军事型型古村镇

山西既是与大漠草原游牧民族冲突交锋的第一线，也是俯瞰中原、问鼎天下的战略要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

（1）据险扼要的地脉记忆

沿边关隘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导的内陆国家，山的存在不仅决定了风水、气候和自然资源，更是交通体系和防御体系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山西多山，因此多关。关隘型古村镇主要集中分布在山西北部和东部：北部主要沿长城一线分布，如平远堡、新平堡、得胜堡、宁鲁堡、威鲁堡、右卫镇、旧广武、雁门关等都是由古代边塞防御带动兴起的古村镇；东部集中沿太行山一线分布，是古代晋冀豫三省穿越太行山相互往来的咽喉通道和三省边界的重要军事关隘所在之地，如娘子关、天井关村（天井关，又名太行关）等都是重要的军事要塞。

内陆要冲型：绾毂交通兵家必争之地。山西要冲型古村镇主要分布在晋中的沁河中游地区以及汾河流域周边。古时，沁河是南下黄河、到达中原的重要水道，而且这一带历史上冶铁业非常发达，有利于武器建造，因此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建有一些军事型古村镇。战乱年代，因边防重镇的军事堡寨多位于山西北部，而晋南堡垒较少，军备空虚，一旦遇袭，晋北官军鞭长莫及，为自保需要，山西南部出现了一些自发修建堡墙、挖掘护城河、高墙林立、角楼森严的民用堡寨。

（2）战事传说的人脉记忆

军事型村镇往往在民间以独特的方式记忆着一场场惨烈的战争，并以口头传说等方式承载这些古村镇经历的一些史事和人文情怀。这些传说故事和地方习俗，无不体现了人们对战争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爱憎情感。晋东南高平一带就流传有许多关于长平之战的传说，如廉颇忠义勇传说、百姓憎恨秦将传说、赵括大粮山立威传说等。甚至一些地名和村名都是因战争故事而得名，如将廉颇屯兵的摩天岭称为“大粮山”，并还留有“廉颇屯”遗址；三甲村相传是廉颇被迫交出帅印，脱下帅盔、铠甲、战靴之地；屯城村是因长平之战白起屯粮于此而得名。

（3）防御至上的文脉特色

功能完备的城（堡）墙防御。军事型村镇通常防御设施沿城墙呈水平展开，形成“护城河—城墙—院落”的三级构筑体系。护城河是最外围防御工事，按照“宁隔千山，不隔一水”的防御思想以起到迟滞进攻锋芒的作用。第二道防线为城墙，包含城门、雉口、望楼（角楼）、垛堞、马面，敌楼、瓮城、吊桥等系列军事防御设施，不仅使聚落内外空间划分更加明确具体，而且对内以加强居民的心理安全感和社区归属感，对外则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成为军事型古村镇最基本、最直观的符号要素。民堡类城墙（又称堡墙）的形式更加丰富。“中心填土夯筑、底海墁石、外部包砖”式的筑墙方式是明代民堡堡墙修筑的常用手法，但晋南多采用“削坡堑山为墙”的方式，依借人工将山崖开凿成直立的竖壁，利用地势形成堡内外地坪上地面高差，进行“挖窖藏兵”形成设计精巧的藏兵洞，平时可屯粮，战时能藏兵，如湘峪村南段堡墙采用“走廊式”与“串珠式”相结合形成通而不畅的藏兵洞；郭峪村城墙三层共628眼窑洞，又称“蜂窝城”。很多民堡中还设有望楼（看家楼），是层数高于一般居住房屋的单体建筑，多以院落为单位进行修建，位于院落正中、两侧或单侧，既可储藏物品又可观察敌情、防御匪患，丰富了防御层次。总体上，望楼与堡墙，以及堡墙上的瓮堡、堡楼、角楼共同形成点式防御体系。

结构清晰的空间形态。通常军事重镇的用地格局在初建之时就已有了初步规划意识，平面格局严谨，近似方形。主要街道多呈十字交叉型，主街道的交汇处构成了堡城中心，设置烽火台、戏楼及广场形成公共活动场地，周边配置军事指挥所、祭祀庙宇、功绩牌楼等设施，形成集日常活动、军事指挥、宗教祭祀为一体的功能中心，如新平堡、旧广武等都是采用的这种型制。次要巷道纵横有序，与主街多以“丁”字形相交，宽窄各异、方向曲折多样，巧妙地把传统居住与防御功能结合在一起，起到空间分隔、限制敌军侵入的作用。该类村镇区域使用功能划分明确，一般分为军事管理区和居住区。通常居住区通常会选择在南边，军事管理区在北边，并作为军事重地不许建房，因为人们认为军事管理区多县衙、练兵场、火药库，阴气较重，居住会犯凶煞，至今这些片区也鲜有人居住。

自产自居的民居建筑。军事型古村镇，自产粮食是很重要的生存之道，故大多数民居院中或单独设院种植农作物，如右卫镇、旧广武城内很多民居内院还有堆放粮食的习惯。通常院内地面铺转很少，多数院子为黄土地面，院内通常在院子西南角设一露天旱厕。院落正方坐北朝南，其开间通常会占满整个院子的面宽，即正房山墙与院墙合为一体，甚至少数相邻院落的正房会共用山墙，以便节省砖材。

民风尚武的军事崇拜。军事型村镇因军户兵丁多来自大江南北，各种信仰并存，村镇里往往会修建各式庙宇，成为远离故土的士兵们主要的精神寄托。古代战乱频繁，保佑平安、守卫国家是军事型村镇最关键的任务，因此民风尚武，大多建有玉皇阁、真武庙（又称玄天庙）、关公庙，并将其作为主庙以祈求平安，具有守望、庇护、政治等功能含义，是军民的“精神防御”建筑。如得胜堡城中的玉皇阁位于得胜堡的中心位置；有些地方还会专门供奉当时驻兵于此的英雄人物以表达特殊情怀，如长平一带多建有廉颇庙。这些寺庙往往设置在村庄空间轴线的北端或全城制高点，具有较高的形制等级，是军人心中战争胜利的必要保障，现在多作为居民的公共活动场所和精神寄托之地。这种精神防御还会体现在风水、庙宇、装饰性构件或一些特殊构筑物上以祈求平安，如得胜口在建设瓮城后，仍在其南建南阁，同时在瓮城外立照壁，城内多处设立石敢当、壁龛，都有“辟邪驱鬼、保佑安宁”的寓意；得胜堡建有“对门墩”，并无实际用途，只是出于城堡的建设规划和对军事堡垒精神防御的需要而建造的。

庄严朴素的民间艺术。军事型堡寨的雕刻符合军堡的风格，简洁庄严，且多集中在城阁和庙宇上，民宅雕刻则简单明了，以吉祥图案石雕装饰为主，多应用于门楼、门墩、地窖与屋脊，花纹清丽。

3.4 工矿型古村镇

（1）丰富资源环境的地脉记忆

山西自然资源丰富，尤以盐、煤、铁等资源为首。运城的“河东盐”早在西周年间开发利用，战国时期开始发展至唐宋年间开始对外贸易、销售各地。山西煤炭资源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开发，如董安于为赵简子修建“晋阳城”所用的砖瓦和铜柱子都是当时开采的煤炭烧制而成的；宋元时期，山西已成为中国主要产煤地区，至明清时期煤炭开始广泛用做烧制砖、瓦、陶瓷等。此外，山西铁矿产资源更为丰富，除用于日常生活外，主要大量地用于制作兵器和冶铸铁钱。虽然山西全省几乎遍布铁矿产资源^[22]，但以东南部开采为主，因此工矿型古村镇几乎都聚集晋东南。

（2）匠人传奇的人脉记忆

山西东南部的泽州（今晋城）和潞州（今长治）一带古时也称泽潞地区。该地区东有太行、南有王屋，属山地丘陵地带，气候常年干旱少雨，为非宜农地区，但拥有丰富的铁矿资源，尤以泽州之阳城、高平和潞州之长治为最，因此泽潞地区以打铁为业的人很多，手艺精良，还带动了一批专门经营盐铁起家的“泽潞帮”商人群体。这些特色的古村镇大多流传着具有高超手工技艺的名匠故事，如《晋城文史资料》中记载赵家夫妇二人凭借自己在著名的煤铁之乡造就出来的高超打铁手艺，在江苏海安镇广受赞誉，享有“铁匠夫妇”的美誉^[23]。

（3）矿冶文化的文脉记忆

炉旺风顺的信仰风俗。与大多传统型村镇一样，工矿型古村镇的民间信仰也杂糅交织，百姓的泛神崇拜现象普遍。出于对工矿行业保护神的崇拜，除了修建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生意兴隆的白龙王庙、祥佛寺、关帝庙等大众庙宇外，为祈求炉旺风顺、冶铁顺利，该类型古村镇通常还会建造老君殿，或是在庙宇中供奉太上老君（相传其为铁匠的祖师爷）等掌握冶铁业的神袛。

工矿特色的建造形式。工矿特色的古村镇在建筑材料、构件装饰上都具有鲜明的矿冶文化。明代中叶，润城镇冶炼业兴旺，形成多村连片、规模巨大的“铁冶镇”，至今仍保留有许多冶炼文化痕迹，如砥洎城的内墙和许多随处可见的古宅墙面大多是用炼铁废弃的坩埚修砌而成^[24]。另外，居民的很多生活设施也会充分利用铁矿资源，如上庄村炉峰庵（南庵庙）正殿与献殿之间使用铁制品做成有组织排水构件；很多村的民居建筑上还保留有铁制的屋脊、门钉和铺首等。此外，古代社会动荡使得山西一些因铁矿资源而富裕的村镇往往成为盗匪时常光顾的地方，因此村民充分利用矿业资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防御文化，如光村的范家大院有铁丝院八座，是用铁丝织成网，罩在院子上方，网孔极小，连麻雀都无法飞入其中，铁丝上还有大量的铃铛等响器以其报警作用。

匠心独具的民间艺术。与冶铁有关的艺术表演在晋南一带较为普遍，如荫城“干板秧歌”的创作与荫城的铁器制作就有很深渊源：古代打铁时为协调动作和缓解疲劳，铁匠们常常随着铁锤的起落，发出“嘿呦嘿呦”的喊声，形成了一种稳定的调子，后来又慢慢地即兴加些歌词唱出；随着逐渐演化，并经过文人的加工提炼，这些歌调逐渐成为一种民间演唱形式。

独有千秋的冶炼技艺。随着铁矿的大量开采，冶铁手工业在古时已成为山西的重要手工业部门。为了提高生产力，打造更精良的铁制品，山西冶铁技术不断创新，其先进的冶铁技术还在其他区域广为流传，如山西利用焦炭冶铁技术不仅在省内得到广泛应用，而且还传授至省外；还有明代山西创造的“地下上圆炉炼钢法”，晋东南潞安、阳城、晋城等地也均用此法炼钢。

4 结论

通过对山西省303处古村镇的整体梳理，发现这些古村镇虽各具特色，但都归属于地脉、人脉”和文脉特色的三脉属性，并从属于“要素体—因子层—属性脉”的复合性社会记忆符号系统，主要结论为：

（1）农耕型古村镇的“宜农宜居、望族乡贤、天人合一”的三脉属性符号特征明显，大多聚集在沿河、地势平缓的农耕区；村落中的望族乡贤往往会引领村落发展方向和道德风尚；家族血缘关系是农耕型古村镇最主要的社会纽带，村落空间强调自然与人的关系，空间布局、建筑形式、街巷结构等都围绕着自然崇拜、血缘宗亲等关系而产生。

（2）商贸型古村镇具有“对外通达，精致讲究、名商名士”的三脉属性符号特征，大多分布在沿河的对外交通干线的门户地区或是中部交通汇集的四达之区；多流传有名商名仕的事件典故；村镇空间布局通常以一条商业主街为轴线形成“鱼骨”状结构，并散布一些宏伟大气、精致讲究的大院民居；强调关公信仰、儒家教化等商业崇拜的信仰风俗。

（3）军事型古村镇具有“据险扼要、战事传说、防御至上”的三脉属性符号特征，主要沿省界交界处分布重要的军事关隘，而在内陆则大多由村民自发形成军事堡寨；与战争有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传说一直都为人们津津乐道；具有突出的物质性防御文化和精神性防御文化。

（4）工矿型古村镇具有“资源丰富、炉旺风顺、匠人传奇”的三脉属性符号特征，主要分布在晋东南的矿业资源丰富地区；技艺高超的工矿匠人往往被人们乐于称颂；在信仰风俗、建造形式、民间艺术和冶炼技艺上大多都具有独特的矿冶文化特色。

当前学界关于社会记忆的研究颇多，研究对象大多以某个具体场景为案例，本研究尝试以特定区域内的多个样本数据为对象，构建社会记忆的符号系统，解读古村镇的社会记忆特征。由于资料所限，对山西古村镇的社会记忆特征评判会存在一定主观性，因此本文对古村镇的类型判定可能会有一定误差。但这些历史久远的古村镇流传至今，呈现出的景观意向和留给世人的记忆特征确实存有较大差异。本研究试图基于符号学原理，构建社会记忆的符号系统，推导古村镇的核心特色和社会记忆特征，也以此希望在当前“美丽乡村”建设的大背景下，能够挖掘纷繁复杂的古村镇的核心记忆内质，以防规划建设中随意添加文化元素，却湮没了古村镇最核心和最本质的记忆特色。

注释：

① 最初“士”是周以来天子下属的一个贵族等级，是贵族的最下层，但随着历史发展，“士”的含义逐渐扩大，《唐·六典》定义：“凡习学文武者为士”，所以“士”最后演变为在文或武方面只要有一技之长的都可称为士。中国古代战争频繁，为了防御需要，很多村镇古代军事职能明显，军事防守和训练成为一种主导的日常生产和生活方式。基于此，本研究将“士”引申为具有“军事型”特色的古村镇。

致谢: 感谢华中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15）支持，以及苏蜜娥、肖克梅、朱和丽和黄琪同学在该项目中的辛勤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