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愈发关注城市全球化的研究，而世界城市理论则是城市全球化研究的核心^[1]。早期国内外对世界城市的研究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首先，对世界城市的概念进行系列辨析。Geddes、Hall、Sassen先后界定了世界城市（world city）的概念并将之定义为“政治上占支配地位，跨国企业总部、生产者服务企业及国际组织云集，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交通、信息枢纽，人口规模巨大，社会服务完善，工商业、知识经济、创意文化高度发达的城市”^[2]。其次，关于世界城市的体系研究。定性描述世界城市的功能后，学界开始研究世界城市的量化判定方法，如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的中心连接度等，并依此构筑世界城市体系^[3-9]。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地理学界引入世界城市理论，详细综述了世界城市的概念内涵和基本特征，并运用流空间理论构建测度中国城市网络中心性的综合指标体系^{[10, 11]}。从理论引入到体系研究，中国城市全球化研究主题的发展与国际学界一致。

随着世界城市理论的深入发展，Robinson指出，经典世界城市理论过分强调“去国家化”的全球尺度研究，将城市全球化视作完全由经济动力主导、单一化的线性模式，全球化中的城市（globalizing city）唯有依照欧美发达国家世界城市的经验和路径方可推进全球化^[12]。而事实上，历史背景、政权结构和制度环境的差异将使得城市的全球化模式呈现多元化^[2]。譬如，政权结构等级性强的东亚城市，如首尔、东京和新加坡等，国家政府在城市全球化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3, 14]}；贫穷落后的非洲和东南亚依赖国际经济援助实现城市发展，因此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成为内罗毕和金边走上全球化之路的重要主导者^[15]；长期作为殖民城市的孟买和阿克拉须依靠跨国资本才能启动全球化^[16]；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假城市化的拉美城市圣保罗，非正规网络和代工生产是其参与全球化的主要途径^[17]。我国城市发展的历史悠久，改革开放以来自下而上城市化、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以及新世纪以来跨国移民的不断涌入使得中国世界城市的社会极化特征较其他国家更加明显，中国城市全球化路径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Chinese characteristics）^[18]。Derudder等亦指出，中国城市全球化显著受到国家意志的影响，国家政府的统筹发展理念使得香港、上海、北京等世界城市职能得以互补，中国城市间发展关系的协同性强于竞争性^[19]。

纵观国内外研究进展，随着研究案例从欧美发达国家城市扩大到全球南方的发展中全球城市、研究尺度从全球城市网络缩小到单一案例城市、研究内容从世界城市体系的建构深入到城市全球化机制的分析，资本主导下的单一化模式逐步被国家特性作用下的多元化模式取代，国家制度、历史背景和政权结构的差异使得城市全球化路径更加多元。为进一步论证国家特性对城市全球化模式的影响，本文对比分析中德两国世界城市在等级变化、时空变化、人口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动力机制等五个方面的特征，以发现中国世界城市与经典欧美发达国家城市全球化模式的异同，为未来我国城市全球化发展提出建议。

中德两国的发展背景存在相似性与差异性。一方面，两国的经济总量分居世界第二和第四，制造业在两国城市全球化发展中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两国在经济地位上具有相似性^{[20, 21]}；另一方面，中国的政权结构分为中央、省、城市、县（区）、镇（乡）、村等，德国的政权结构由联邦、州、城市三级组成，部分地区介乎州与城市之间设行政专区（regierungsbezirke），城市以下设行政地位等同的城市县（kreisfreie städte）和乡村县（landkreise）。因此，德国与中国的经济地位相似，政权结构同中有异，选择德国为分析参照具有可比性和典型性。

选定德国为参照国后，本文基于国际认可的城市全球化水平报告选择中国和德国的世界城市名单。目前国际上共有六大权威的城市全球化报告，分别为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组（GaWC, globalization and world cities）发布的世界城市排名报告、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发布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GCC，global city competitiveness）、美国A.T. Kearney管理咨询公司测算的全球城市指数（GCI，global cities index）、日本森纪念财团计算的城市竞争力评价指数（GPCI，global power city index）、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文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其中HDI指数高于0.7为高人文发展水平，简称HHDI）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GUC，global urban competitiveness report）。

比较六份城市全球化水平报告，发现GaWC发布的排名报告所涵盖的城市最为全面。为保证中德世界城市样本的代表性及完整性，凸显两国国家特性及城市发展特色，本文以GaWC发布的世界城市排名报告中上榜的中德城市为研究对象（表 1）。

表 1(Tab. 1

表 1 全球六大城市全球化水平报告中的中德城市 Tab.1 The Listed World Cities of China and Germany in the Key Six Urban Globalization Ranks

表 1 全球六大城市全球化水平报告中的中德城市 Tab.1 The Listed World Cities of China and Germany in the Key Six Urban Globalization Ranks

本文收集GaWC于2000、2004、2008和2012年发布的世界城市排名报告中城市排名信息，通过GaWC官网（http://www.lboro.ac.uk/gawc/）、德意志联邦统计局网站（https://www.destatis.de/DE/）、进入排名德国城市的政府网站、《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国际统计年鉴》以及进入排名中国城市的统计年鉴收集两国世界城市的土地、人口、产业（由于2004年产业数据可获取性受限，选择2005年数据进行分析）及总部经济（数据采自福布斯于2012年发布的全球2000家大型跨国企业统计报告“Global 2000”）数据。由于两国产业部门的统计口径不同，本文依可比性原则将第三产业划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商业、交通运输、电信及能源产业，其中商业包括批发与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住宿与餐饮业等3个部门。第二部分为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第三部分为社会公共事业，包括文化、体育、教育、水利环境、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与福利、居民与其他服务、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等8个部门。

纳入GaWC世界城市排名报告的城市依全球化水平由高到低被分为Alpha、Beta、Gamma、High Sufficiency（高度自足）和Sufficiency（自足）5个等级（未特别说明，文中“世界城市”均包括高度自足和自足城市），其中Alpha、Beta、Gamma又被划分为若干亚级，而位于高度自足和自足两个等级的城市被视作“潜在的世界城市”（potential world city）^[22]。新世纪以来，进入排名的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其中Alpha级城市的数量及占比稳定，Beta级城市的数量及占比显著增加，Gamma级城市数量和比重波动明显，高度自足城市的比重持续下降，自足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图 1）。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潜在世界城市和Gamma级城市跃升至Beta级，而鲜有Beta级城市能够跃升至Alpha级，世界城市体系遂呈现出Alpha级城市数量稳定、Beta级城市不断增加、Gamma级和潜在世界城市的数量增加但比重波动的特征。

图 1(Fig. 1)

图 1 新世纪以来世界城市排名信息总体变化情况 Fig.1 The Transformation of Ranking Structure since 21st Century

在全球世界城市体系的总体变化趋势下，中德世界城市排名变化呈现出显著差异（图 2）。第一，进入排名的德国城市数量稳定，2000年为11个，2012年为13个；进入排名的中国城市数量显著增加，2000年为4个，2012年为14个。第二，德国城市的排名稳定，法兰克福和慕尼黑处于Alpha级，柏林、汉堡与杜塞尔多夫处于Beta级，斯图加特与科隆位于Gamma级，莱比锡、纽伦堡、德累斯顿、不莱梅、汉诺威等为潜在世界城市；中国城市的排名上升明显，上海、北京跃升至Alpha级，广州、深圳跃升至Beta级，天津从潜在世界城市进入Gamma级，青岛、南京、杭州、成都、重庆、大连、西安、厦门、武汉等城市亦进入排名。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全球化启动虽较德国滞后，但后续发展迅猛，在更加强调“走出去”的“丝路倡议”引领下，未来我国将有更多城市实现等级跃升，形成如德国城市般“Alpha级城市偏少，Beta级城市居多，Gamma级和潜在世界城市不断增加”的“金字塔型”等级分布结构。

图 2(Fig. 2)

图 2 中德两国世界城市排名变化 Fig.2 The Transformation of Sino-Deutsche World Cities' Ranks

对比不同年份中德世界城市的空间特征，发现德国城市分布相对分散，16个州中有10个分布有世界城市，其中西南地区的世界城市等级普遍较高，如Alpha级的法兰克福和慕尼黑，Beta级的斯图加特和杜塞尔多夫，东部地区除柏林外均为潜在世界城市，德累斯顿亦是于2012年才跃升至Gamma级，这反映出德国世界城市等级分布的空间差异与德国经济格局一致，邻近西欧的西南部城市等级高于靠近东欧的东北部城市。中国城市分布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特征，Gamma级以上的世界城市均分布于沿海三大城市群。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分别呈现“一主（京）一次（津）”、“一大（沪）二小（南京与杭州）”、“广深双核”的空间结构，三大城市群以外亦涌现出青岛、厦门、大连、武汉、重庆、成都、西安等潜在世界城市，反映出全球化要素从三大城市群向沿海其他地区及中西部内陆地区扩散的趋势（图 3）。

图 3(Fig. 3)

图 3 历年中德世界城市空间分布 Fig.3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Sino-Deutsche World Cities from 2000 to 2012

巨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是世界城市的重要表征^[2]。为此，本文收集2012年中德两国世界城市的人口、GDP及总部经济等数据，通过参数检验对比分析中德世界城市的人口和经济规模。由于2012年两国世界城市数量和拥有跨国企业总部的城市数量不同，为减小样本量差异对结果的干扰，本文选择独立样本t检验法，将中德世界城市归为两个总体的独立样本，利用13个德国世界城市和14个中国世界城市的人口数据计算两国世界城市人口规模的总体均值，利用10个拥有企业总部的德国世界城市和11个拥有总部的中国城市的总部经济数据计算两国世界城市经济规模的总体均值，进而比较两个彼此独立样本各项人口、经济指标的总体均值是否存在差异，以减小样本量差异对结果的干扰。研究发现，中国世界城市的人口总量和GDP总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高于德国城市（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为正），但是人口密度、人均GDP和企业总部平均销售额却显著低于后者（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为负）（表 2），说明中国世界城市人口和经济的总量规模已经超越德国，但人均GDP、总部平均销售额等反映经济运行效率的平均指标仍显滞后，未来中国世界城市亟须提高经济产出效率。

表 2(Tab. 2

表 2 中德世界城市人口经济规模比较 Tab.2 The Comparing Results of Democratic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in Sino-Deutsche World Cities

表 2 中德世界城市人口经济规模比较 Tab.2 The Comparing Results of Democratic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in Sino-Deutsche World Cities

进一步计算跨国企业总部在中德世界城市的空间分布，德国城市中慕尼黑拥有的企业总部最多，为7个，排名第二、第三的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分别拥有6个和5个总部；中国城市北京拥有企业总部45个，其余城市仅拥有48个，说明德国世界城市跨国企业总部的数量分布均匀，中国世界城市企业总部呈现出以北京为核心的集中分布特征（图 4）。

图 4(Fig. 4)

图 4 中德世界城市跨国企业总部分布（2012） Fig.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Headquarters in Sino-Deutsche World Cities (2012)

为进一步对比中德世界城市经济职能差异，本文计算4份排名报告相应年份两国世界城市不同经济部门的产业增加值比重，以比较中德世界城市的产业结构特征。为减小本文将中德世界城市归为两个总体的独立样本并作独立样本t检验（具体方法详见3.3）。研究发现，以农林渔业为主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及制造业在中国世界城市中的产值比重历年来均高于德国城市（t值为正，表示中国城市总体均值显著高于德国城市，下同），德国世界城市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高于中国城市（t值为负，表示中国城市总体均值显著低于德国城市，下同），说明我国世界城市仍停留在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阶段。第二，2012年中国城市建筑业比重显著高于德国，反映出快速城市化下我国城市正处于资本第二次循环阶段，实体地域迅速扩张使得基础设施和住房等建成环境的需求量大增^[23]。第三，中德世界城市的商业、交通、电信等服务部门的产值比重无显著差异，说明两国城市流通性服务部门的发展水平相近。第四，德国城市内金融、地产等FIRE（finance, insurance and real estate）部门的产值比重显著高于中国城市，说明现阶段中国世界城市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仍落后于发达国家。最后，中国世界城市社会公共事业部门的产值比重显著低于德国，说明中国城市尚未进入资本的第三次循环，科教文体、医疗民生、水利环境等事业仍较滞后（表 3）。

表 3(Tab. 3

表 3 中德世界城市产业结构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Tab.3 The Results of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in SinoDeutsche World Cities

表 3 中德世界城市产业结构的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Tab.3 The Results of 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in SinoDeutsche World Cities

跨国企业总部经济是世界城市的重要经济职能^[2]。进一步对比中德世界城市不同产业部门的总部经济特征，发现中德两国在“Global 2000”报告中的5个产业（耐用消费品、日用消费品、金融、工业、基础材料）均有至少两个拥有企业总部的世界城市，且中国城市在上述五个产业的平均销售额均低于德国城市，除金融业外其余四个产业的平均市值和平均利润额低于德国城市，耐用消费品、日用消费品和工业的平均雇员量也低于后者，说明中国城市总部经济的发展总体上滞后于德国城市（图 5）。第二，虽然中国世界城市金融和地产业的产值比重低，但其金融类跨国企业总部的平均市值、平均雇员量、平均利润额均高于德国，说明中国城市服务部门中的总部经济作用较弱。第三，虽然中国世界城市的消费品、工业、材料等产业的产值比重高（表 3），但其总部经济指标均低于德国城市，说明非总部经济在中国世界城市制造部门中的作用更为活跃。

图 5(Fig. 5)

图 5 中德世界城市总部经济比较（2012） Fig.5 The Basic Indicators of Headquarter Economy in Sino-Deutsche World Cities (2012)

欲比较中德世界城市全球化动力机制，须先了解两国在历史、自然环境等国家特性上的差异。德国地处中欧，为欧洲各国文明交流与碰撞的咽喉之地，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直至1871年才初次统一。因此，德国州政府具有极强的自主发展意识，各州的财政和司法独立，形成多个以不同产业为主导的经济中心，如金融中心法兰克福，汽车制造中心斯图加特和慕尼黑，文化传媒与游戏软件开发中心科隆，造船及远洋贸易中心汉堡等^{[24, 25]}。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端，东南为大洋，西北为荒漠和草原，国家长期统一，政权结构稳定，文化同质性强。为此，中央政府的发展主导性强，规模以上的跨国企业多为计划经济时期设立的国有企业，企业的核心部门会依行政等级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国家中心城市^{[26, 27]}。因此，结合已有研究及上文分析，本文发现，差异化的国家特性使得两国世界城市的全球化动力机制“同中有异”（图 6）。

图 6(Fig. 6)

图 6 中德城市全球化动力机制 Fig.6 The Dynamic Mechanism Behind the Globalization of Sino-Deutsche Cities

首先，虽然中德世界城市的全球化均受到政府动力的作用，但是在德国往往以城市政府为主导，同时州政府制订规划指导区域发展^[28]，在人才引进、财税、产业、市政、住房等方面，城市政府（如慕尼黑）具有极强的话语权^{[29, 30]}。在中国，政府动力主要由国家政府实现，跨国投资、移民管理、城镇化、非正规等全球化动力均由国家政府主导，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对全球化具有重要推动作用的跨区域大型基础设施均由国家政府统筹建设^[31-33]。第二，德国城市制造业动力（重化工、耐用消费品和基础材料等资本密集型工业）多通过国际组织向新兴工业国输出资本、产品、技术以实现主动全球化^{[34, 35]}，同时德国城市也借助国际组织、跨国资本（如奥地利风投基金）和跨国精英发展新材料（如纳米技术）、新能源（如太阳能）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36, 37]}。相较于此，中国城市制造业动力则更显被动，多依靠国家资本和外来投资代工生产能源、传统材料及日用消费品，近年来制造部门虽呈现技术化和资本化的趋势，但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仍是显性作用最强的经济动力^[38]。第三，德国城市服务业动力多元，除为制造部门提供研发服务的信息技术企业和提供生产者服务的金融业外，医疗保健服务亦通过社会动力间接发挥作用^[39]。中国城市的服务业动力多为金融、电信、信息等生产性服务，社会服务业动力不显著^[38]。第四，依托公共事业部门的社会动力在德国城市中作用明显，且由城市政府自上而下和跨国精英自下而上推动的创意文化在工业基础薄弱的德国城市（如柏林）中的动力作用显著^[39]，而基础设施动力则鲜有提及。中国城市的社会动力以非正规和城镇化为主，且多单向地依赖经济部门创造就业和刺激消费^[40]，较少出现如德国城市般由社会团体向经济部门注资的反向作用^[31]。简言之，德国和中国世界城市的全球化路径存在差异，前者为城市政府作用下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对外联系的主动全球化^[41]，后者为国家政府主导下跨国资本输入与传统工业品输出共同推动下的被动全球化^[38]。

本文对比中德世界城市在等级变化、时空变化、人口经济规模、产业结构和动力机制等五个方面的特征，分析两国城市全球化模式差异（表 4）。

表 4(Tab. 4

表 4 中德世界城市全球化模式对比 Tab.4 The Comparison of Sino-Deutsche World City Globalization Mode

表 4 中德世界城市全球化模式对比 Tab.4 The Comparison of Sino-Deutsche World City Globalization Mode

（1）新世纪以来，进入世界城市排名的德国城市数量、排名稳定，而进入排名的中国城市数量不断增加，排名持续上升，反映出中国城市全球化后劲充足。本文预测，未来将有更多中国城市从潜在世界城市跃升为Gamma级或更高等级的世界城市。根据GaWC近期发布的2016年世界城市排名，广州已跃升至Alpha-级，深圳、成都、天津跃升至Beta级，另有11个城市跃升至Gamma级，11个城市首次进入排名，充分证明了本文预测的准确性。

（2）德国世界城市空间分布均匀，中国世界城市则呈现“大分散，小集聚”的格局，全球化要素呈分散化趋势。然而，随着区域性交通走廊的建设和沪、津、粤、闽自贸区的设立，三大城市群之间及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内陆地区之间的互动联系将更加频繁，区位良好的沿海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经济要素的引力将更强。因此，未来我国沿海地区和沿长江经济走廊是否会形成由世界城市组成的类似于大都市带的世界城市带^[42]，我国世界城市的空间分布是均衡化或是集聚化，如上问题均须进一步研究论证。

（3）中国世界城市人口经济的总量规模大但平均规模小，说明我国世界城市的经济产出效率较弱。此外，德国世界城市总部数量分布均匀，中国世界城市表现出以北京为核心的集中分布特征，反映出政权结构、历史背景等国家特性对人口、经济要素空间分布的影响。

（4）相较于德国，中国世界城市的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及社会服务业发展滞后，而建筑业和制造业产值比重较高，且中国城市服务部门中总部经济作用弱，制造部门中非总部经济活跃，说明中国世界城市尚处于强调建成环境的资本循环第二阶段，未来亟须发展总部经济、高级生产者服务和社会服务。

（5）德国城市全球化由城市政府主导，制造部门通过国际组织主动输出资本、人才和技术，同时研发、生产、社会等服务业动力、市民社会、创意文化等社会文化动力共同作用。中国城市全球化由国家政府主导，依靠国家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生产并出口初级工业品，生产服务和基础设施动力明显，社会动力微弱。在“丝路倡议”引领下，未来中国城市全球化动力是否会从被动变为主动，制造业动力是否会从初级加工消费品转变为深度加工技术密集的高端消费品和资本密集的生产资料，社会服务、研发服务和创意文化等动力是否会增强，如上问题亟待进一步实证分析。

（6）本文对比中德世界城市的全球化模式，认为未来中国城市欲深化推进全球化，可借鉴德国城市的成功经验。第一，要重视高级生产者服务业和科技创新部门对城市全球化的推动作用，依托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我国世界城市经济总量规模和产出效率的“双提升”；第二，须关注城市内部福利制度的建设和市民社会的发展，规避社会分异和就业极化等全球化负面效应^{[1, 43]}；第三，注重创意文化的培育，鼓励结合城市个性、多元动力作用下的全球化模式。

经济地位相似但历史背景和政权结构相异的中国和德国，其世界城市的全球化模式存在差异，说明城市全球化路径是多元的，其中国家特性发挥着重要作用。后续研究可将我国世界城市与美、法、英、日等国家特性相异的发达国家世界城市进行比较，以进一步剖析和解释国家特性对全球化模式的具体作用机制。